鉴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第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这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达成的协议．对进入中国市场各类金融机构规定的资本金最低限额。据报道，在华设立外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200亿美元。二是按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认定，有违规违法记录者不得认定。三是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认定。
第三，对外资银行业务营运的监管。在监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透明度这基本原则。透明度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落实透明度原则，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必须遵循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的—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直到出现支付危机并引致倒闭时监管当局才获知真情况，但这时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资银行业务运行透明度的监管方面必加强外部审计的作用，除采用传统的日常报表分析外，还要求外资银行聘用至少一名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其有关材料在权威报告上．予以公开位之受到法律、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监督。
2英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发展
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维度及工具
（1）逆周期的最低资本要求管理。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管理是针对最低资本要求，让银行在经济繁荣时期积累逆周期资本，在经济低迷时释放逆周期资本，为经济衰退期留足超额资本和拨备。
（2）逆周期的流动性的管理。巴塞尔协议Ⅲ还设计了杠杆流与新的流动性要求以应对顺周期效应，包括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
2、从空间维度上看
（2）系统税收制度。在应对一般的信用创造过程中，除了资本要求外，还可以通过金融交易税或补贴体系。BianchiandMendoza（2011）针对潜在过度借款，提出了一个借款金融交易税或股利补贴体系。在他们的模型中，借款者并不负责将资产抛售对其他机构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内部化，因此，借款往往超过了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水平。为了使借款者的借款规模满足社会最优水平要求，可以通过对债务征收大约1%的状态依存税或提供大约0.5%的股利补贴来实现。
（3）衍生品交易与集中清算。担保债务凭证（CDO）和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些衍生产品的交易基本上脱离了监管，一旦出了问题，清算很复杂。目前的改进措施有两种：一是建立中央对手方（CCP），所有的交易都跟中央对手方进行，对所有的交易进行记录；二是建立集中的清算系统。
三、主要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体系
1、美国稳健型宏观审慎政策体系
（1）改革金融监管法案。2010年7月21日，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这是美国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庞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该法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体系。
（3）对所有大型、业务交叉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稳健监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加强了那些在金融体系的支付、结算环节中占据关键角色，与其他金融机构联系紧密的，具有大型、综合、高杠杆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不仅监管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还监管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证券、保险、金融控股公司。美联储将依据规模、杠杆率和相互连接情况，要求那些破产或倒闭将会给金融体系带来严重威胁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管其是否具有存保险机构）都要接受美联储严格、统一的稳健性监管。
2、英国针对顺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2）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进行宏观审慎监管。新金融监管方案的主要政策有：对金融机构的总杠杆比率设定最高上限；对银行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将实施更高的要求；对交易账户的资本金要求增加并进行严格审查。在对顺周期性的监管上，新的金融监管方案的具体政策有：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机制；在对银行信贷的风险评估上，用“全周期”法取代“时点”法对信贷风险进行评估；抵消在公布账户中的亲周期效应；采用压力等方法加强对流动性的监管。
3、欧盟宏微观结合的监管框架
在宏观监管方面，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C），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建议应采取的措施。其成员由欧盟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组成。在微观监管方面，建立了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包括按金融行业分别成立的三大监管局———欧洲银行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局以及欧洲证券与市场局。ESFS主要负责微观金融机构各方面信息的采集，将可能引起金融不稳定的各种风险和波动情况上报给欧洲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ESRB），ESRB通过对泛欧经济体系内的宏观经济的再判断，具体甄别和判定系统性风险的存在与否和强弱大小，并通过欧洲金融监管系统（ESFS）的信息渠道及时对相应国家和组织机构发出风险预警，对风险进行干预。
首先,要加强信贷风险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贷款的信用门槛。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规定,90平方米以下的首套自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20%;90平方米以上的不得低于30%;对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4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的1.1倍,而且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应随套数增加而大幅度提高,且借款人偿还住房贷款的月支出不得高于其月收入的50%。在紧接着的《补充通知》中明确“以借款人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为单位认定房贷次数”。在次贷危机阴云密布的背景下出台上述严格住房消费信贷管理的措施,表明我国监管层已经意识到了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高风险,显示了监管层切实加强信贷风险管理的决心。
其次,要完善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风险防范法律制度。金融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与理论研究的热点。经济学界广泛探讨了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如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提前偿还风险和利率风险。法学界则重点研究了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主要法律障碍,如资产支持证券性质界定的模糊性、SPV(特殊目的公司)运作模式所存在的法律问题、“破产隔离”与“真实出售”以及实质性风险转让的法律依据等[2]。目前规范资产证券化的主要法律是2005年央行颁布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国银监会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以上法律对信贷资产业务的市场准入和风险管理做出了专门规定,专门设立了“业务规则与风险管理”一章,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参与主体提出了统一的风险管理要求,强调了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隔离和风险揭示问题,要求参与证券化交易的金融机构建立有效的内部风险隔离机制。以上法律属于部门规章,法律层次较低,难以解决现存的一些法律问题。应当借鉴国外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的经验教训,尽快制定专门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处理好外部监管和内控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善我国资产证券化风险监管。
二、加强市场化监管,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
次贷危机表明,要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以存款保险为核心的金融安全网在强调金融安全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经营上的道德风险。也许激励结构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使所有方都明白,即是管理良好,银行也可能倒闭,因为银行业务涉及风险承担的问题。而监管当局将允许那些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倒闭。不幸的是,监管当局不可能做出一个完全可信的、不救助破产银行的事前承诺,但是,可以建立一个增加承诺难度的体制[3]。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也强调监管不能够代替市场约束。
加强市场化监管要求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必须根除金融领域“不破产、无风险”的传统观念,并充分认识到金融破产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第一,可以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第二,存款人的破产观念转变必然带来风险意识的提高,进而自觉对银行通过“用脚投票”等方式来监督银行的监督管理,从而加强市场约束的力量。[4]尽管我国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是自我经营、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企业法人,但是我国的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业破产法》第134条规定:“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目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已进入立法进程。它对于完善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提供银行经营风险的激励具有重要意义。一旦危机发生,它能够为政府干预危机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慑力,同时也有利于确定政府干预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破坏市场约束机制。
三、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分权型多头监管模式,被称为伞式监管+功能监管的体制,实际上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的混合体,监管机构形成横向和纵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5]。这种监管体系存在的明显不足是容易造成重复监管或监管真空,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由美联储作为综合监管的上级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总体监管,其它监管机构负责功能性监管,OCC、FDIC等监管机构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即美国在原有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加强了各金融机构的协调和综合。
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联储以及美国财政部联邦住房局等监管机构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收效甚微。这引发了人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反思,最终引发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革命。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美国政府将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第一,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管权限,除监管商业银行外,还将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第二,新建“金融审慎管理局”,整合银行监管权。把目前由5个联邦机构负责的日常银行监管事务收归“金融审慎管理局”统一负责。第三,新建“商业行为监管局”,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和保护消费者利益。主要行使目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职能。此外,还新建了“抵押贷款创设委员会”和“全国保险管理局”,将抵押贷款经纪人和保险业监管权从各州政府分管逐步收归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美国媒体称,这将是美国自上世纪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次级按揭贷款债券涉及到银行、证券和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如保险公司、投资公司甚至养老基金都是次级债的重要投资者。次贷危机的发生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对投机风险产生了监管真空,最终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爆发。此次金融大改革中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进一步扩大,作为“市场稳定监管者”不仅可以监管银行、金融控股公司,还可以有权监管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其他可能给金融体系造成风险的商业机构。这表明其加大了金融监管协调的力度。另外,减少多头监管者,整合金融监管机构,为协调金融监管清除了障碍。
美国的经验教训警示中国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03年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形成。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成为我国近年来理论和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在立法上,《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在实践中,2004年6月28日,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以制度形式赋予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使命。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的实践效果不尽人意,而且作为重要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主体的中国人民银行被排除在外。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上透露,我国正在尝试建立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以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发展趋势的需要。
另外,我们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的成本意识。不仅要考虑到新增监管机构增加的直接费用以及采取金融监管措施的必要费用,还应当考虑这些措施可能导致的市场损失,这是政府监管替代市场调节的一种机会成本。这是我们过去往往容易忽略的。例如我国是否真的需要建立一个凌驾于“一行三会”之上的机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还是通过扩大中央银行的权力赋予其履行金融监管协调的最终职责这取决于不同监管方式之间的成本比较以及边际监管成本与边际监管收益之间的比较。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协调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这是进行金融监管协调的经济学基础。增设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成本大于通过扩大中央银行权力增加的成本,就成本最小化而言,应赋予中央银行以协调金融监管的最终职责。
四、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受损失的不仅是美国的金融机构,欧洲与亚太地区的金融机构也损失惨重。实际上从遭受冲击和损失的程度看,欧洲的金融机构远甚于美国的金融机构,甚至有市场人士认为这一次次按风波实际上主要是由欧洲的金融机构为美国的金融风险埋单[6]。难怪欧洲央行会率先对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加市场流动性。中国亦有不少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如共汇出109亿美元资金的银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纷纷遭遇净值缩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会影响人们对国内金融市场的预期,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机构及监管层应当谨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稳步有序地推进金融开放。
为了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协调与合作的机制主要包括信息交换、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机管理、确定合作的中介目标以及联合行动[5]。如为了控制次贷危机的蔓延,美联储与全球主要国家央行联手行动,向金融系统注资,以增强市场的流动性,引发了全球股市的积极调整。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证监会国际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并且与许多国家或地区签订了金融谅解备忘录,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善于利用金融监管合作机制,获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要求就某些具体目标采取联合行动以更好地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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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来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地发展。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具体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投资人的利益。
（一）实施金融监管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实施金融监管是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如果失去调节、监督、控制，会偏离正确方向，形成破坏性竞争或垄断，从而影响整个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避免过度竞争，有必要对金融业实行监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向着适度竞争、规范竞争的方向发展。
（三）实施金融监管是正确贯彻国家货币政策、认真执行金融法规制度的需要
无论是在贯彻落实国家金融、货币政策方面，还是在实施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的过程中，随着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执行国家金融法规制度难度的不断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很难只依靠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协调，大量的金融关系以及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很难只依靠司法机关来调整和评判，还必须辅之以金融监督管理，使金融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活动等符合国家货币金融政策意图和金融法规制度的要求。
二、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
（二）金融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
完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就必须深入到金融机构内部的组织、结构、观念、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起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以达到规避风险（包括经营风险、业务风险、非系统性市场风险等）、维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对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认识，金融机构的各级管理人员要充分认识内控建设的重要性，把它作为经营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常抓不懈，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助于金融机构内控机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发挥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应着力于打破现有的银行业垄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实现银行运作机制的转换，推进产权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制度，生发出市场对银行监管的力量，通过实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将国有商业银行改造成为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商业银行。
最后，完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分配机制，金融机构应将引入竞争机制作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点，实行中层干部公开竞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员工内退制度，通过竞争上岗、岗位交流、末位淘汰，实现员工与岗位、能力与需要的最佳结合。引入有效的激励和处罚机制，在内部控制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要坚持奖惩分明。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鼓励金融创新和加强风险监管。金融监管当局要对金融创新进行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指导以及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适当放开对金融创新业务的限制，除了对一些超出目前监管水平的业务创新进行限制外，应鼓励银行机构进行业务创新和加强风险管理。配合金融机构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监管当局应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评价标准与办法，在日常监管中，将银行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作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对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的监管；实现从机构性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转变；要根据各金融机构不同的现状实施差别监管，监管部门要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体系，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实行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的市场退出；实现工作重心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完善金融监管人员素质体系。
另外，为了规范监管行为，实现金融监管连续稳定，我国必须遵守入世的承诺，参照国际准则，加快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与国际金融法规接轨的金融法律体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强监管部门政策透明度。政策调整应向金融参与者公示，以保障每个金融市场参与者对当局政策变动的知情权；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披露体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充实信息披露内容，根据金融业具体活动的特点，加强会计信息、统计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监管资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础条件。此外，针对从事混业经营的金融集团，监管部门还应对其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的内容以及需要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做出尽可能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使我国金融机构对混业经营需求日益增强，政府对分业经营的限制开始松动，开始尝试逐步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或为混业经营预留空间。混业经营已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就为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金融监管何去何从？
1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1.1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1.2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模式的缺陷
（2）可能产生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当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涉及多个金融市场时，分业监管的模式使得同一金融机构虽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经营，但却面对不同的监管者，缺少统一金融监管的约束，故在决策时缺乏全局利益考虑，容易滋生局部市场投机行为。因此，综合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不匹配可能产生一些跨市场的金融风险。
（3）致使金融创新乏力。在分业监管模式下，由于各个监管者都选择直接管制的监管方式，对所监管范围内的市场风险过于谨慎，对所有创新产品进行合规性审查，强制金融机构执行其规定的资本要求，从而增加了金融监管的社会成本；而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研发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又需要背负沉重的创新产品审查成本，则抑制了金融创新的动力。
2金融监管模式的国际比较分析
2.1美国模式
在混业经营前提下，美国仍然采用分业监管模式，既没有合并各监管机构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也没有设立专门针对混业经营的监管部门。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下，美国仍然采取机构监管的方式，集团下属的银行子公司仍然由原有的(联邦或州)主要银行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从总体上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督，《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美联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伞型监管者”，从整体上评估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必要时对银行、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同时，该法案规定当各具体业务的监管机构认为美联储的监管措施不当时，可优先执行各监管机构自身的制度，以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在协调性和兼容性方面，要求美联储、证券管理机构与保险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与合作，相互提供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各附属子公司的财务、风险管理和经营信息。美联储在履行监管职责时，一般不得直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应尽可能采用其功能监管部门的检查结果，以免形成重复监管。
2.2德国模式
2.3英国模式
英国的混业经营采用了金融控股集团模式。英国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多为经营性的控股公司，且一般经营商业银行业务，而证券、保险等业务则通过子公司来经营。同时，英国的金融控股集团内部有较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以防止各业务的风险在集团内部扩散。英国的监管体系已由分业监管过渡到统一监管。1998年，英国整合了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由其统一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00年又颁布了《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从而实现了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2001年12月1日，FSA依照《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正式行使其对金融业的监管权力和职责，直接负责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FSA也获得了一些其前任监管机构所没有的监管权力，例如关于消除市场扭曲或滥用、促进社会公众对金融系统的理解和减少金融犯罪等。
2.4日本模式
日本战后5O多年的金融监管体制一直是一种行政指导型的管制。大藏省负责全国的财政与金融事务，把持对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督权，大藏省下设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银行局对日本银行、其他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各类民间金融机构实施行政管理和监督。证券局对证券企业财务进行审查和监督。国际金融局负责有关国际资本交易事务以及利用外资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这种监管体制的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大藏省在监管中经常运用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干预。1997年，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取消了原来对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日本颁布了《金融监督厅设置法》，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证券委也从大藏省划归金融监督厅管辖。1998年末，又成立了金融再生委员会，与大藏省平级，金融监督厅直属于金融再生委，大藏省的监管权力大大削弱。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2001年，大藏省改名为财务省，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监管的职能也分别归属给财务省和金融厅。金融厅成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从而形成了日本单一化的混业金融监管体制。
3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的建议
3.1我国的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
通过国外模式的分析比较，笔者认为德国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管当局，下设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实行一种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相互独立，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能范围较为明确，有利于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同时各部门之间可以形成一定的竞争，从而有效地提高监管效率。其次，由于三个监管部门统一在一个监管当局下，因此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能够同时对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从而避免出现监管的真空和重叠，同时也有利于根据金融市场的变化在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监管资源。再次，我国金融混业的主要形式，即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集团混业、个人分业”的特点，而德国模式下的监管机构设置与这种金融机构设置相对应，因此其监管效果会更好。最后，这种混业监管模式的建立是将我国现有的三个监管委员会进行整合，不需要重新设立或撤销机构，既能减少现行体制下机构和功能重复设置导致的资源浪费，又使得改革的社会成本最低。
3.2建立适合我国混业监管模式的途径
（2）构建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银行业风险监管框架。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中国作为国际清算成员国，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按照《新协议》的要求，针对《新协议》的原则和监管框架及时采取措施，以适应国际银行业监管发展的需要。
（3）转变监管理念，加快监管创新。一是要调整监管目标，二是将监管重心转移到新业务、新品种的监管上来；三是监管手段要创新，改变目前金融监管“救火队”的现状，实现专业化的监管；四是加强金融立法的创新，一方面对中国现行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清理，另一方面，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规范。
（4）注重金融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和尊重监管的专业性。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相当复杂，是最体现技术性与专业性的领域。金融监管专业化是必然选择，其运作离不开强大的专家体系。因此，选拔专业监管者必须极度看重专业能力。在机构、人员设置上摒弃“官本位”。
（5）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由于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出现金融机构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存款保护制度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两种制度的存在，才能将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从而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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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澳大利亚:双峰式金融监管体制。澳大利亚金融监管机构是以双峰监管模式展开的，由审慎监管局主要负责对储蓄存款、保险和养老基金进行监管，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维护市场诚信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阻止人为操纵市场以及不公平竞争等，维护市场的稳定。澳大利亚的这种监管模式的优势首先体现在，一方注重风险的检测和管理，另一方注重监督行为的披露，通过金融信息交流与披露机制，有效地联结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又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给消费者权利以足够保护。同时这种模式中两方机构各自的监管职责分工明确，对于可能的共同监管领域由于部门因素产生的交叉、真空现象予以良好的规避。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机制，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是对统一监管和分业监管两种模式总结基础上的一种改进模式［4］。但是这种双峰监管的模式也有其先天性的不足，首先这种模式依旧没有解决出现重复监管的情况下造成的管理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的问题。其次也不能很好地平衡双峰之间的利益格局问题。
二、我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所存在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本土金融监管体制的路径选择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加快，金融风险在中国发生的概率逐步提高，伴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金融产品所占比重日益增加，混业经营已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由于我国只是处于混业经营的初步发展阶段，整个混业经营的体系构建深度和广度都不足，因此中国要实行统一监管有着重重困难需要克服。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健全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已成一种必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防止监管越位，又要防止监管真空，同时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稳步地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转型，避免突然的监管模式变动所带来的动荡，充分立足具体国情，寻找出一条符合我国本土金融业发展的路径。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四、按国际惯例发展和监管我国离岸金融业务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是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离岸金融市场自成体系，按长期形成的惯例运作，熟悉、掌握和顺应这些国际惯例是开办离岸业务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从国际离岸金融市场的变迁过程看，其具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是在监管上逃避管制。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结果。逃避管制是离岸金融市场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离岸金融市场创新和发展的最大动因。没有管制就没有放松，就没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离岸市场。只要在岸业务存在着准入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和外汇管制，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应的离岸市场以逃避这些管制。管制与放松是离岸市场存在的一对主要矛盾，二者的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理论：任何管制都会引发一种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会产生一个自由的离岸市场。任何试图将离岸市场纳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违背离岸市场逃避监管的客观本质，将被实践证明不切实际或得不到预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场制度下，可以理解对离岸业务的税收、外汇、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态度，但试图沿用在岸思维，将离岸国际商业公司和离岸金融业务纳入在岸统一管制的做法将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五、我国离岸金融监管模式比较适宜的选择是从内外严格分离型或隔离型适时向适度渗透型变迁
监管模式的不同会导致运作模式的不同。我们按下表对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离岸金融市场及其相应监管模式进行了分类：
“内外分离型”模式严格区分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离岸与在岸资金严禁自由往来，是将离岸市场分离出来单独监管的一种模式。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银行的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不得相互抵补”，是一种“隔离型”监管，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分析这种“分切”式、“隔离型”监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从理论角度看，只要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之间存在着综合成本和综合收益的差异，这种隔离仅能是非常态的、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内外资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动和相互渗透则是常态的、绝对的；从实践角度看，根据商务部有关课题分析，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打击逃套汇一直是外管部门经常性任务。在我国，相当部分的资本外逃在实质上是在岸资金通过非法渠道向离岸市场转移(不一定通过监管范围内的离岸账户，大量的境外银行、境外账户可让这些资金在境外合法隐身)。因此，我国现行的内外严格分离型的监管模式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讨。
六、WTO过渡期临近条件下我国离岸金融监管的若干政策建议
(一)银行监管部门应重点加强离岸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和离岸银行的风险监管。在市场准入方面，要将所有实际正在开展非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并纳入监管范围，无论是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合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机构，如从事非居民业务，就应一并纳入监管，对未获牌照的机构应勒令停止从事离岸业务。要疏理政策，对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均实行国民待遇，“一样的牌照，一样的政策和待遇”应成为公平监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执行方面，不能让内控不健全、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经营机构进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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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国际上，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如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加强金融监管，规避金融风险，使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明斯基认为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特征，所以金融体系风险大，动荡不稳定。克鲁格曼认为货币供给是导致金融动荡的原因，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是货币政策不协调。从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看来，金融体系中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有必要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本文将讲述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论述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及有效的监管措施。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的爆发启示我们，正是由于人们对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才使经济遭受重大损失。鉴于金融体系存在着脆弱性，金融监管当局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方法，防范和减少金融体系风险的产生与蔓延。所以金融监管是有必要的。
1.1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分为事前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在金融交易发生之前，贷款人可能害怕由于对借款人的情况了解不够而遭受损失，两者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在金融交易发生之后，借款人可能用贷款人的资金从事风险更高的业务，以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体系的运行是缺乏效率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完全了解，监管要付出成本，以及借款人向贷款人提供信息的真伪难以辨别，使得贷款人的利益和风险受到影响。相对于零散的投资者，金融中介有相对的优势处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这种优势业只是相对的。金融中介监管作用的发挥也受储蓄者对金融中介的信心以及金融中介对借款人监管的效率两个条件的制约。
1.2金融主体的非理性
在金融市场上金融主体绝大部分是有限理性的，一旦其决策失误，就会遭受损失。在日常经济生活中，金融市场的主体可能会盲目跟随主流，就像羊群中的羊一样，这就是“羊群效应”，也是金融主体非理性的表现之一。在金融市场上，人们常常对市场上的信息会忽视。当市场受到某些不良因素的影响时，人们往往不敢根据信息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投资决策怀有侥幸的心理状态。正是由于市场主体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判断，就加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使金融市场变得复杂而动荡。因此就更加需要对市场进行监管。
1.3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性
利率、汇率、股票的价格是很容易变化的。一些国家为了不受国际上的因素的影响采用固定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当他们所采用的固定水平难以维持下去时，就蕴藏了极大的金融风险。有些国家采用的是浮动利率和浮动汇率制，不对其限制，这样就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过渡波动，过渡波动也会使金融市场受到冲击。而且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当一方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多方的价格也会受其影响而产生波动。所以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就可以看出危机的传染力度。只有事先采取措施，才能防止危机的发生。
2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形成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对金融机构的准入、经营以及退出进行监管。王兵、胡炳志认为，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不是一种有效监管，而只是一种存在诸多缺陷的权力监管。石全虎认为，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化程度还不高，金融体制和企业制度还不够完善，因此银行监管制度也存在一定缺陷，使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打了折扣。我国的金融体系确实存在很多缺陷。
2.1我国的金融体系缺少新的金融监管理念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对金融机构的运作管理过多，致使金融机构缺乏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这对金融业健康地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质量差，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为了剥离不良资产，我国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但还是有很多新的不良资产产生。由此看来我们的监管方法还是落后的。所以我们要用新的理念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尝试用新思路来管理我们的金融市场。让金融机构变被动为主动，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
2.2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金融市场缺少约束力
由于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所以各个金融主体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因素。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金融市场运行非规范化，市场上就会产生很多非公平的交易和不正当的竞争，经济主体的利益遭受损失，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虚假信息、做假账。我们应从法律上保证经济主体的利益，使金融市场在良好公平的环境下运用多种手段，提高盈利水平，应对国际竞争。
2.3信息披露不完全，信息公开性差
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对金融监管的作用时非常明显的。准确、及时、全面地获取和处理各种信息对于金融业的监管和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它是对金融业实施有效管理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市场公开原则的集中体现。因此，一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程度应与该国的市场化程度相适应。鉴于我国经济目前所处阶段，信息的公开程度是很差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披露不完全，有的甚至做假账。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金融机构的报表数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监管当局的分析就会有一定的误差，所以其提供的信息缺少参考价值。因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也成为金融发展和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
3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措施和建议
3.1改进监管方式，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照西方的监管制度，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的监管体系要形成一套责权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管。金融机构应该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建立内部监控制度，为了实现金融机构的安全性，充分发挥各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在加强金融机构自律监管的同时，发挥行业互律组织的监管作用，防止不正当的竞争，规范金融行为，实现外在约束和内在自律的统一，使金融机构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把经营风险降到最低限度。按国际化标准建设。建立符合国际要求的监管制度和监控指标体系，培养一大批监管专家，按经济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淡化地方政府干涉，提高监管效率。以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
3.2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等，初步建立了金融法制框架。但当前金融法规还存在着前瞻性不强，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等问题。某些重要领域还处在空白阶段，如基金法、期货法，是有待加强的金融监管重点。从而为制度化、规范化金融监管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制定的法律细则要具有可行性。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没有可操作性，那就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修改法律，对不适用的法律条款进行修改和删除，以及增加新的法律条款。我们还要加大金融执法力度，对于违规违章的操作要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处理。金融监管部门要忠于职守、整顿纪律。提高金融队伍特别是管理层的素质。为金融业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金融体系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3.3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建设，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金融市场的主体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对其经营决策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衡量市场发达程度的标准。加强信息披露可以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这对金融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经营效率也产生了强大的市场约束力和推动力。同时，通过收集、评价和金融机构的经营和信用信息，增强了信息的透明度，也为金融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有效的信息载体。在这种金融市场参与者了解信息的市场机制下，经营状况优良，信用水平高的金融机构比较容易获得和拥有广泛的客户；而资产状况差，信用水平低的金融机构难以拓展市场，并有可能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最终将退出市场。
1戴国强.商业银行经营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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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兴亚.建立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0（10）
第一，监管部门过于频繁进行重复监管，可能造成监督矛盾日益激烈的同时还降低了监管工作的实质效用。与此同时，过度的监管调控还可能致使监管加大冲突频率。全国的金融机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组织、证券部门以及各保险公司都已实行了监管，所承担的相应职责分别是通过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承担。此类监管的模式都因金融控股企业的产生受到了巨大冲击。在各监督机构目的、标准体系，以及操作方法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各个监督管理部门活动存在很大偏差，倘若金融控股企业只受单一机构监管，单一监管机构的监管者自愿接受其它监管者所负责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小。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各不相同，也可能致使监管冲突发生。
第二，各监管部门之间因监督目的各不相同，则难以在彼此之间进行协调，调节性能与效率不高。关于金融监督的问题，银监会、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都是同一个水平。假使一家金融组织同时经营各项金融业务，比方说既从事银行业务，同时又开展保险业务或者证券业务，如果某项金融业务产生了风险，如何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带头，选择哪家监管机构最终进行决策等实际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第四，很难对金融行业的创新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开始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金融革新，促使金融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但是，金融创新却开始与金融监管放松同时发生；风险管控与风险监督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金融创新，导致风险管控与监督滞后。例如发达国家的一些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速度与风险监管速度发展不一致而造成。分析金融工具创新之所以难于被监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金融工具创新是从零开始的过程，现创段开发出对创新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定和体制难以从一开始就做出科学合理的预测，警惕并加以防范；
(3)因金融机构自身责任所致，监管当局未将金融工具创新的风险管控纳入直接监管范围，综合以上各种原因，金融工具创新作为金融机构进一步调整金融杠杆率的有效手法同时，也是金融监管过程中需攻克的困难。
二、我国金融行业监管体系面临问题的解决对策
第一，对各监管组织的权利与责任要准确落实，加强沟通与合作以及组织之间信息交流，强化监管协调作用，各个监管机构彼此配合，协同合作。不断改革与完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联合会议体制”。遇到重点难点监管问题集体协商，以实现各监管部门最终统一建议，进行科学、有效的决策。
第二，将现阶段对金融机构监管的重点调整为功能监管，实现联合监管计划成为一个统一整体。
第三，合规性监管及风险性监管方法两者结合，视风险性监督为全局引导并带动合规性检查的发展。对银行与金融机进行合规性与风险性等级评价，设立信用等级制度，使银行与金融机构对其运营与风险程度判断以及管控迈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