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的概念法律是个现代名词，指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者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家首先用“法”字来代表法律这种特殊社会规范，从而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法律观的主体。而中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也是从法家开始的。法家认为法是以刑为核心的、确定人们财产地位的、由君主或官府制定执行的、所有民众都必须遵守的成文行为规范。
第一，法是民众的行动规则。法家对法的认识总是与“民”、“天下”、“百姓”联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齐天下之动”，即规范和统一天下所有人民行动的一种制度。商鞅说法令是“民之命”，《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把法比作“程式”、“仪表”，说明法所规范的主要是民众的外部行为。
第二，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管子指出，“法制”、“刑杀”、“爵禄”，“三者芷于官者为法”。“法度”是“人主”为了制驭天下而设置的。韩非则明确指出：“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强调法是一种成文的制度，君主制定出之后，由“官府”即国家机构掌握，同时必须公布到“百姓”中去。
第三，法是确定等级名分的制度。古代的“名分”，在法律上则表现为权利的界限和范围，法家则主张以法确定“名分”。包括“定赏分财必由法”，“法之所加，各以其分”，“上有法制，下有分职”。“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即确定君臣上下等级等等。可见，“定分”之法就是地主之法、等级之法。
第四，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法家将法称为“赏诛之法”、“赏罚之法”，赏即赏施爵禄，罚即刑罚制裁。在二者之中，法家偏重后者，认为赏附属于刑，是刑罚的辅助。因此，法家又经常将刑作为法的中心内容：“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认为法是刑的系统化、固定化。
由此可见，法家所认识到的，只是封建法律的外部特征。这种法刑结合的思想，体现了新兴地主反对贵族特权的法律要求。
二、法的性质法家对法律的着述，已经触及到法律的本质。一类认为法律具有公平正直性。如同量长短的尺寸，正曲直的绳墨，称重量的衡石等，如同度量衡一样，作为衡量人们行为是非的客观准则。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解也、角量也，谓之法。”商鞅也说：“法者，国之权衡也”。他们将法喻为度量衡，目的在于强调法的客观性、平等性，试图据此为社会建立客观、公正的行为规范，要求法“不别亲疏，不疏贵贱”。在他们看来，当时奴隶主贵族垄断经济、政治特权，无益于社会发展，白白养活一批寄生虫，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却出头无门。所以，他们认为维护贵族利益的礼不公平，要求代之以公平的法。基于以上的观点，法家认为法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它高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他们称个人利益为“私”，整体利益为“公”，体现这种整体利益的法则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且认为“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因此，为了维护整体利益，法家坚决反对“君臣释法任私”。
一类认为法具有强制性和制裁力。法的表现不是引导式的教育，而是惩罚性的禁令，它是法家之法的一个显着特点。法具有禁止即从消极方面进行强制的功能，这是法与偏重于从正面积极开导的礼在性质上的区别。法令的这种强制性表现为严厉的制裁，其制裁并非道德的谴责或良心的责备，而是残酷的刑罚和赤裸裸的暴力。法家一致主张用“重刑”来“禁奸止过”，以至将法称为“禁奸之法”，“禁奸邪、刑盗贼之法”。
可见，法家之法是依靠君主的权势，按照民情的要求，符合时代的需要，既客观公正又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
三、法的起源法家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认为法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之初没有法律和国家，“人民少而财有余”，人们无须争夺，所以既无“赏”也无“罚”，“而民自治”。到了后来，由于人类自私自利的心理，为了谋得自己的生存，在生活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相互争夺。为了制止混乱，重新组织社会生活，才产生了法律和国家。所以“立禁”、“立官”、“立君”都是为了维持人类生活。他们这种法律起源的观点考虑到人类出于整顿秩序的需要，突破了夏商以来的天命神权、君权神授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四、法律的作用法家重视法律的作用，把法律作为“定分止争”的工具。如果名分不定，任何人都可干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就会出现争执，社会就要出现混乱。为此，必须制订法律来规范限制人们的行为，这就是法律的作用之一。慎到曾比喻说：“一兔走，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这就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在法律观上的反映。另外法律的作用还在于“兴功惧暴”。在当时诸候混战的形势下，为了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实现全国的统一，法家认为法律的作用，就是要保证富国强兵，即所谓“兴功”，利用法律手段来督促民众勇于耕战，并根据其功劳，依法设赏，而不听号召的人则受到制裁。这充分体现了法家思想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惧暴”则主要指压迫被统治阶级，使其不敢反抗，只能听从统治者发号施令。君主利用法律这一工具来驱使民众，使民服从国君意志，稳定社会秩序，富强国家。这就是法家对法律作用的认识。
法家极端推崇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强调法律的权威，主张“以法治国”。这被后世一些学者概括为“法治”。为了替执行“法治”进行辩护，法家提出了以下两种理论：
1、“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人都具有“好利而恶害”或者“就利而避害”的本性，人的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表现在家庭、政治、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如丈夫对待妻子，是“爱则亲，不爱则疏”，不存在“骨肉之恩”；君主与臣民之间，是一种“爵禄”与“死力”的交换关系，毫无“忠义”可言，就是父对于子女，也是“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用计算之心相待”。认为“利”可以使弱者变强，怯者变勇；可以驱使人们上刀山，下火海，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不能以道德论人，必须用利害察人。在“好利恶害”的人性面前，仁义德教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法令赏罚才能奏效。“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小结：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法是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实现的。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