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儒家文化自觉文化精神因革损益兼知兼行
儒家文化自觉，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心态。在特定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自我批判时代，由于文化与人生的困顿，一些先知先觉的儒家知识分子往往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对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诞生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些先知先觉者身上呈现出一种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文化创新和文化实践精神，便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形成于孔孟荀，后世儒者基本承袭了这一原点精神并略有创发，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孔子对历史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所彰显的是一种主体自觉精神。孔子深切地体认到“道之不行”的社会责任在于人们自身，是人们的心灵给麻痹了，浸于其中而不知其味。这位儒学的创始人感叹道：“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四章)。“道”就在百姓伦常日用之中，没有哪一刻离开过，就如人们天天饮食，却很少知道其中的“真味”。因此，应积极倡导一种主体自觉精神，自觉卫道，重新发现失落的传统并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其中的深意也在此。在道与人的互动中，人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存在，人是道的制定者追求者和光大者，只有通过主体自觉努力，才能把“道”的文化理想(或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孔子强调:“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深沉的使命感，它从宽广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凸现了主体的历史责任。应当指出，“任重而道远”的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即是以“人能弘道”的历史文化自觉为前提的。
被后世尊的“亚圣”的孟子以私淑孔子门人自勉(《孟子离娄下》)。孟子看到了世衰道微，圣人不作，诸侯放肆，处士横议，杨朱、墨翟的言论充盈天下，决心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身的文化使命，这是一种由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深厚的文化认知所融合而成的使命感，它同样源于主体对文化的自觉。孟子以“先知先觉者”自许：“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孟子试图以先王之道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准则来引导那些尚未觉悟的民众，把他们从“行之而不著也，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孟子尽心上》)的混沌中拯救出来。作为一个孤独的圣者，孟子看到了自身的历史责任和文化使命，他把个体自觉积极转化为一种社会自觉，以拯救那些后觉的众生，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的文化自觉集中体现在他对道的自觉捍卫和解蔽上，在《荀子》《解蔽》篇中，他历数各家各派代表人物仅仅“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认识到道的整体。他指出，墨子为实用所蒙蔽就不知有礼乐，宋子为人之寡淡所蒙蔽就不知道的满足，慎子为法所蒙蔽就不知道法要贤能来贯彻执行，申子为权势所蒙蔽就不知道人和的作用，惠子为虚辞所蒙蔽就不知道要尊重客观事实，庄子为天道所蒙蔽就不知人为的重要意义。这些都只是道的一方面，至于整体的道，既体现常理，又极尽变化，不可能从一个方面去概括它，只有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荀子解蔽》)荀子对孔子推崇，实质是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推崇，这是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和自觉卫道的担当精神。荀子明确提出他的文化使命就是:“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值得一提的是，荀子之后，儒家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精神逐渐演变为一种自觉卫道的道统精神，对道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遂成为儒家标志性的旗帜。
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中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例如，儒家文化自觉被后人称道的多是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和文化实践精神，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精神却常常被忽略，为什么？儒家文化自觉为什么多以自觉卫“道”，回归传统，回归先贤圣王之“道”的文化理想而告终？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囿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及。尽管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儒家文化自觉代表一种成熟的儒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他们既是文化的承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自觉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他们存在的现实理由。在社会转轨、文化转型时期，文化失范和文化重构的时代诉求，更迫切呼唤一种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觉精神，这正是今天我们重提这个话题的时由。总之，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以其独特的使命自觉、理性自觉和实践自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化，自觉承担起历史文化使命，自觉地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化创新，把文化落实为一种生活，一种实践，它们是中国文化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实现自我超越。
[1]《论语集注子罕》
[2]《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3]《礼论乐记》
[4]参见拙文《孔子文化哲学思想初探》，《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6-10页。
[5]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6]蔡仁厚：《孔孟荀心论之比较》，参见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编《孔孟荀之比较——中日韩越学者率儒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7]《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8]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9]《荀子集解》卷十五
[10]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11]《史记》卷七十四
[Abstract]TheconsciousspiritinConfuciancultureisaculturalsubject-consciousnessandculturalspiritwhichwasrevealedintheculturalintrospection，culturalcreationandculturalpracticebytheConfucianintellectuals.Itwascompressedincultureinherrtingandculturecreatingspirit，thewholespiritofculturecognitionandpractice，andthespiritofacceptingancientculturecallingactively.ThesespiritconstitutedtheinnerpowerwhichpushforwardtoaenduringdevelopmentofConfuciancultureeventhewholeChineseculture.Inessence，Confucianculturalconsciousnessisasubjectiveconscious，thatisculture-subject'sconsciousto“Dao”，butearlyConfucianintellectualsaccepted“Dispensation”(“Tian-Ming”)indiffrentdegrees，itnegatedthesubjectconsciousofConfucian，sotheconsciousspiritinConfucianculturehasshownits'self-contradictoryanddualcharacteristics.
摘要：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它是某一社会政治主体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日本和韩国同属于汉文化圈，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文化上存在着同质性和差异性。
关键词：文化政治文化儒家文化汉文化圈
文化作为国家实力的一种，在冷战后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众所周知，国家实力是由诸多方面构成的，但归纳起来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部分：一是物质，二是精神。毫无疑问，精神的主体部分就是文化。关于文化的定义，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美国人类学者克拉克洪和克罗伯在《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里，总结了从1871年到1951年这80年里所有关于文化的定义，共有164种。作为人类学鼻祖的泰勒是现代第一个界定文化定义的学者。他认为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他作为社会一份子所习得的任何才能与习惯，是人类为使自己适应其环境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努力的总成绩。但是他的这个定义遭到了很多的批判。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不断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在张骥的《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一书里，他把文化分为五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政治哲学或思想，第二是意识形态，第三是政治文化，第四是国民心理，第五是宗教文化。政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它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部分，它深刻的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结构。一个国家的政策和体系总是受到政治文化的影响。
日本和韩国在历史文化发展上比较相似，都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影响，同属于汉文化圈。传统上两国都是主张儒家文化。
一、日本的政治文化的特点
日本政治文化的起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本土生成的传统文化；二是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三是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文化。简而言之，日本的政治文化既有东方的一面，也有西方的一面；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开放的一面。东、西两大文化在日本长期交流融合，使其政治文化纷繁多样。
神道教是日本政治文化里一个重要的方面。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因为神道的古老性，它对日本政治文化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现在的神道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体系。明治维新之后发展成为日本的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它确立了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神”，它是忠诚于日本皇室的，因为受到日本民族主义者的吹捧。神道教对日本民众影响很深，直到现在仍然广泛存在于日本社会中。二战期间，神道教被法西斯操纵和推崇，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蒙蔽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二战只有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神道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皇集权和法西斯体制被废除，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建立了议会内阁制，实行了普选，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的发展。
二、韩国的政治文化的特点
我们知道，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在李氏朝鲜的时候被纳入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又依附于中国，政治文化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韩国近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又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于是形成了具有多元特点的政治文化。韩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基督教文化；二是西方的自主民主的价值观。
韩国政治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互相交织。当代的韩国人受到传统和西方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韩国是一个讲究等级辈分的国家。这是受儒家文化所影响的。儒教文化在韩国是传统思想文化主流，也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成为了韩国人民普遍的一种政治思维模式。随着二战的结束，韩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许多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也随之传进韩国。这样就形成了传统的等级观念和西方平等自由思想的共存。韩国民众的政治心理就具有了双重性特点。
三、日韩政治文化的异同
日本和韩国政治文化的相同之处首先在于，日韩两国在政治文化上都是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对于社会的凝聚和统一有较好的帮助；其次，日本和韩国都被认为是东亚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东方式现代化模式，它的四个特征在日本和韩国身上都一一体现；再者，日本和韩国在其政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都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因为在他们的政治文化里都是传统和现代并存的；最后，日本韩国都同属于汉文化圈，并且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
但是日本和韩国政治文化上仍然是有不同的地方：首先，尽管日本和韩国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两个国家所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日本对于中华文明并没有全盘照搬照抄，而是选取对其有利的加以改造和使用，从而形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日本文化。而韩国较之日本更为彻底和全面的接受了中华文明；其次日本和韩国的历史发展并不相同，不同的历史也发展出不同的政治文化。日本走的是一条侵略扩张的道路，而韩国是被侵略和扩张的。历史上日本为了追求自我认同，一方面采取排外的方式。而韩国在与日本长期接触中，韩国人民脑海里一直印有日本人的形象，这种历史沉淀使得韩国无法完全站在历史之外看待与日本的关系。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意识构成了韩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追求独立、追求自主。这成了韩国在追求自我认同时最先考虑的问题；再者，日本的神道教、武士文化、耻感文化以及集团主义使得日本从上到下都是统一团结的，而韩国作为一个曾经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国家，从内心上来说是个自卑的民族，民族的要强和敏感脆弱，使得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也更为谨慎敏感小心。
四、结束语
日本和韩国两个国家一衣带水，并且拥有同样的文化根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个国家更容易产生亲近感，但由于两国之间政治文化上的这些相同和差异之处，直接影响到了两国文化中的评估标准和认知标准，从而影响到两国看待问题的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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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骥．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北京：九洲出版社
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种文化。在这些文化之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毋庸置疑地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并得以推广。本文以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为例，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社会变化的影响，并对高中生吸取儒学精髓为我所用提出要求。
一、孔子与“仁礼”之说
二、孟子与“仁政”学说
三、荀子与“性恶论”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五、宋明理学与儒学新发展
宋明时期，理学的出现与逐步成熟，使儒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是理学的开创者，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在理论上肯定了自然的生存发展，同时也要禁锢、压制甚至否定人的感性自然要求。这里的“人欲”，指的是一切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欲望，“天理”是作为普遍规律无处不在的。在朱熹的“理”的世界里，道德行为具有法规似的普遍性，在整个伦理行为中，具有普遍的使用规律。同时，“格物致知”则成为达到道德意识的必由之路。朱熹重视“三纲五常”，认为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就是要设法“正君心”。因为只有君心正，纲常才得以正，百官才得以正，然后才能国治天下平。王阳明发展并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并建立了系统的心学理论，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致良知”，“知行合一”。王阳明的“心”，在这里是说纯道德本体意义上超越了的心。这实际是把一切道德归结为个体的自觉行为。王阳明的心学强调感性的倾向，并由之导向自然的人性论。对此，高中历史必修三教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以武侠文化为切入点,通过中国式侠客出神入化的武功和行侠仗义的个性,来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这种留学生喜欢的方式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喜欢上汉语,喜欢上中华文化,以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一、武侠文化的内容
武侠武侠,有武有侠。
侠,是指仗着自己的力量帮助被欺侮者的人或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重于侠,轻于武。一个侠客,侠义为先,武艺为次。例如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世人公认的大侠是陈近南。行侠仗义,武功高强,是侠客的典型代表。江湖上流传着"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这样的赞誉。相对而言,主角韦小宝就要渺小的多。韦小宝油嘴滑舌,武艺不精,出身妓院的他按理来说应该是一个猥琐小人,和大侠这个称号毫无关系。但是,他凭借着对皇帝的忠,对朋友的义,靠着不出卖,不背叛等一系列优点,成为了金庸笔下最独特的一个侠客--小人之侠!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侠客精神的重视!
追根溯源的话,中国的武侠精神应该来自墨家的"兼爱"精神,他们倡导牺牲自己,福/！/利他人的做法。战国时期就有了侠客这一社会阶层的出现。《五蠹》中记载"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说明当时侠客的社会功能和知识分子相近,都为社会鸣不平,推动社会进步。
到了汉代,武侠精神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史记》中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是对武侠精神的概括,更说明了中国人重侠的情结!
现代法治社会的不断完善,使得个人恩怨和社会矛盾都能合理的解决。但是武侠精神依旧存在,只是内涵变化了一下。现代武侠精神以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为标准。
二、武侠文化传播意义
1.武侠文化的教育意义。中国的武侠文化包含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一系列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武师们尤其受到儒家文化"仁"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视武德。其表现为仁,义,礼,信,勇等方面。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和善友好,不恃强凌弱的美好品德。金庸先生笔下的很多侠客都有着这些传统的文化底蕴和传统美德。例如郭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救世的情怀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可谓儒家之侠;又如杨过,身怀绝技,却不欺凌弱小,到最后隐居山谷去追求个人的幸福,这是道家之侠;再如萧峰,慈悲为怀,为了宋辽和平,自己甘愿一死,这是佛家之侠。但是由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多留学生认为的武术,就是以击倒对手为目的的一种单纯的格斗技术。如果通过对外汉语教师的正确讲解,就可以使得留学生了解武术的本来面目,并且理解、吸收其中的中华文化,这是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
2.武侠文化的激励效果。李小龙,成龙,李连杰这三大功夫巨星,把中国的功夫片带到了西方,让外国人了解了一些中国功夫。随着《卧虎藏龙》在奥斯卡取得成功,"功夫热"在世界范围持续升温,外国人的好奇心又被点燃,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兴趣。如果把对外汉语和武侠文化结合起来,可以增加教学的趣味性,还可以利用人们崇拜偶像的心理,去激励留学生学习中国武侠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播。
3.武侠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的形象。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一些不负责任的国家却大肆宣传中国。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华武侠文化主张的是谦和,礼让,以武会友的原则。其深厚的内涵清晰的展现了中华民族"中庸"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民族,自古以来就不喜欢穷兵黩武的扩张,而喜欢和平友好往来。因此,武侠文化这种有着深厚底蕴的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