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如“民为邦本”“革故鼎新”“开放包容”“以和为贵”等，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价值支撑，为中国法治实践提供了借鉴。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其中就包括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因此，探讨“以和为贵”精神在当前我国法治中的呈现和现实意义，具有一定价值。
“以和为贵”精神概述
“以和为贵”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常挂在嘴边的概念，也是深刻在骨子里的价值追求。“以和为贵”源于《论语·学而》中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可以理解为：礼的使用，以达到和谐为可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珍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礼的产生、礼的功能本质在于定纷止争、在于达到一种“和”的状态，反之，如果缺少了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的状态也难以实现。
“以和为贵”精神在我国法治实践中的呈现
就法治领域而言，“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追求。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曾指出，西方人健讼，遇到纠纷习惯上法庭解决，而中国人却截然相反，“以和为贵”的精神，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的调解制度恰恰是“以和为贵”精神的呈现。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源于中华民族“和为贵”和“息讼止纷”的传统美德。
调解与和解不同，需要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有调解职能的第三方的介入下，依据法律和社会道德，以说服教育的方式，协助当事人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解决纠纷的非诉讼司法活动。我国当前的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政权的调解制度，主要由四种调解方式组成。
一是人民调解。我国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隶属于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并在基层人民法院、政府指导下工作。人民调解制度起到司法辅助的功能，是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诚信”意识的培养和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长效机制的形成。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5日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次从司法解释上对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作了明确的规定，确保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并通过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实现。
四是仲裁调解。仲裁调解是指仲裁程序启动后在仲裁员的主持下，平等双方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合同纠纷或非合同经济纠纷的一种方式。仲裁调解有利于当事人互谅互让，维护双方经济关系，可以满足高效率处理纠纷的需求。
“以和为贵”精神对我国法治实践的现实意义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流中，“以和为贵”精神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实践不断演变创新，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是“以和为贵”精神的传承与践行者，并将之创新应用于法治建设实践中。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注重调解、调判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的伟大实践，体现“为民、利民、便民”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秉持“矛盾不上交”理念，努力创新发展社会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新征程上，社会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大量社会纠纷和司法资源短缺给诉讼造成巨大压力，而调解制度作为“以和为贵”精神在法治领域的重要载体，能有效缓解前述问题，且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培养人和人之间的友善关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