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朱熹曾参与南宋乡饮酒礼的改定。从古代乡饮酒礼的演变史来看，这场改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以《宋史·礼志》的记载为主线，将这一史实与《仪礼·乡饮酒礼》以及朱熹本人的《仪礼经传通解》《朱子语类》进行对照分析，并参以《大唐开元礼》《宋会要辑稿》等礼典记载，阐发朱熹改定乡饮酒礼的经学意义和政治内涵。
乡饮酒礼，是上古中国尊贤养老、上贡人才的乡村礼仪，见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周礼·地官·乡大夫》《周礼·地官·党正》等篇。乡饮酒礼的主要功能，汉唐注疏中都有阐明。孔颖达《乡饮酒义》正义归纳为以下四种：
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1]（P1682）
到了宋代，以尚贤为主的鹿鸣宴被进一步礼制化。北宋各州“宾贡”时地方长官也要专门摆设饯行仪式，席中要赋诗唱和，俨然文人雅集。唐代宾贡乡饮酒礼固定在州县学校举行，而宋鹿鸣宴则在学校之外举行（如徐州黄楼）。大致都是知州担任主人，率领属僚，立贡举之人为宾，另邀请当地乡绅，群贤毕集，逸民来会[4]。北宋末年，政和议礼局的札子将鹿鸣宴改名为乡饮酒礼，得到宋徽宗批准“：州郡鹿鸣宴乃古乡饮之意，可止改鹿鸣之名。”[5]州郡的鹿鸣宴，改称为乡饮酒礼，只不过在其基础上掺杂一些养老、射箭之仪，实现了“鹿鸣宴的剥离与‘尊德尚齿’概念的回归”[3]。宋初的《开宝礼》已不得见，据朱熹说，它“多本《开元》，而颇加详备”[6]（卷84P2182）。《政和五礼新仪》基本内容今见于《四库全书》，但并无地方乡饮酒礼的内容。正如申万里所指出，宋代乡饮酒礼存在三种类型：第一，岁末年初由地方官主持，地方儒士、耆旧参加的乡饮酒礼；第二，在儒学、贡院新建成或改建完成之时，为了庆贺而举行的乡饮酒礼；第三，鹿鸣宴，即贡士之时举行的乡饮酒礼[7]。当时人已经意识到，宋代流行的鹿鸣宴与上古乡饮酒礼相比，存在巨大差异：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8]（卷114P2721）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要求和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礼局讨论新礼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9]。这与唐代的“正齿位”之礼基本相同，不过加进了一些新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106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10]。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林保上奏请求制订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8]（卷30P558），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11]（卷13P282）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朝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8]（卷31P585）。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11]（卷13P282）。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以下简称“绍兴礼式”），由国子祭酒高闶制定[8]（P2722），曾被朝廷“镂版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12]（P1759-1761）[13]（P720-72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11]（P282）[12]（P1760）
《玉海》也有类似记载：“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14]（卷73P1366）
这几处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乡饮酒礼仪与唐代以来的鹿鸣宴显然不同。前引王美华将礼式与《开元礼》进行了比较，总结出五个特点，认为“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3]。绍兴礼式颁布后，遭到天下儒生的一致批评：“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8]（P2722）
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但半个世纪之后，即庆元（1195-1200）年间，朱熹对绍兴礼式进行了改革：“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8]（P2722）朱熹对高闶草具的绍兴十三年礼式的批评，部分地见于《朱子语类》：
乡饮酒礼：堂上主客列两边，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对……近年问人则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间此礼又失了。
明州行乡饮酒礼，其仪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仪礼》，只将《礼记·乡饮酒义》做这文字。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边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
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乡饮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仔细。“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礼。[6]（卷87P2265-2267）
“抑崇”是高闶的字，《宋史》有传。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8]（卷433P12857），与朱熹所说“高抑崇为礼官”相合。朱熹对高闶制定的丧礼制度评价并不低（“考得仔细”），但对他制定的乡饮酒礼则斥为“可笑”“疏缪”“不仔细”。为什么？
从上引材料看来，朱熹批评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主要集中在仪式方面，今举几例。第一，他认为，宋人的拜礼，由拜与答拜转变为“交拜”，由同向北面拜转变为对拜，是古礼之失[15]（P295-297）。第二，他批评高闶所定仪式中，不懂“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仪节。把乡饮酒礼完成之后送宾出门外的仪式，称为“拜送”，这引起朱熹的嘲笑。上古礼中，“拜送”又称“拜送爵”，指宾客饮下主人所献之酒时，主人在阼阶对客所行的拜礼，表示感谢宾饮尽主人所献之酒。“拜既”又称“拜既爵”，指主人对宾客饮酒并“告旨”（称颂主人酒美）的回拜，放在整个送宾的环节，更是不类。第三，荐献脯醢环节的疏失。查《宋会要辑稿》，在“主献”环节，有如下仪节：
主人跪，左执觯饮宾，宾拜，一拜。跪受饮釂，主人答拜。拜先兴，执事者右荐脯醢，宾受讫，兴。[12]（P1759）
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献宾之后，有司进献脯醢，然后宾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脯醢（这是“祭先”的环节，即把脯醢抓一点置于在豆间，表示不忘造物先祖）。朱熹批评高闶没有读懂《仪礼》中的“祭先”环节，绍兴礼式中只剩下执事者进荐脯醢，宾径直享用脯醢。“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绍兴礼式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仪礼》中宾的“左执爵，祭脯醢”，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这些错误相当严重，朱熹的批评在所难免。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8]（P2722）
此段300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乡饮酒礼式、绍兴十三年高闶乡饮酒礼式、朱熹庆元年间乡饮酒礼式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祭祀先圣先师，传统悠久，见于《礼记·文王世子》。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17]（卷21P670）。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祭先圣先师之礼[18]（卷9P181）。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共享祭祀。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绍兴礼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先要去拜祭先圣先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在《仪礼》《礼记》和《开元礼》中，它与乡饮酒礼本来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式只字未改，完全加以继承。《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19]（第24册P4032）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2）《仪礼》和《开元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省略之。（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别酬之）。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参与。（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定为“酒三行”，主、宾、介、众宾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只饮两个循环。（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扬觯致词”仪节。它安排在旅酬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
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睦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教诲，毋或衍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12]（P1760）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2]（P608）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扬觯致词”环节，就由唐代正齿位礼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均设在乡饮酒礼末尾，通过司正训辞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劝勉参加的乡党们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道宣教仪节。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记》说，正音雅乐演奏之后，有一个“道古”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宋人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无疑与其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
朱熹平生最重礼学。正如钱穆所云：“朱子于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20]（P112）然而朱熹绝非食古不化的腐儒，其制礼重在通今和实用，他改定的乡饮酒礼式也体现了这两大特点。
一是“礼时为大”[6]（P2275）。朱熹说“: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6]（P2185）他多次谈及乡饮酒礼无法完全复古：
乡饮酒礼，向来所行，真成强人，行之何益！所以难久。不若只就今时宴饮之礼中删改行之，情意却须浃洽。[6]（P1009）
乡饮酒礼，节文甚繁，今强行之，毕竟无益，不若取今之礼酌而行之。[6]（P2226）
其简化古礼的总体策略，就是“取今之礼酌而行之”[6]（P2226）。这与他对冠、婚、丧、祭诸礼的改革同理合辄。“士相见礼、乡饮酒礼、射礼之属，而今去那里行？只是当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6]（P2285）钱穆概括说：“朱子修礼经，事若稽古，实欲通今。”[20]（P165）
二是“通变实用”。他认为，上古礼制即使在当时也不可能完全实行，必须代有“通变”，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6]（P2205）。对于乡饮酒礼，只要根据礼义制定一个“尊卑隆杀之数”，便可通行：
如乡饮酒之礼，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后世太无制度。若有圣贤，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杀之数，使人可以通行，这便是礼。[20]（P2205）
钱穆说：“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20]（P113）那么，朱熹制定的庆元礼制是如何“变通”而“实用”的呢下面仍以僎的身份变化加以说明。
如上所述，僎（遵者）系指在朝廷出仕的官员，他们参加本乡之乡饮酒礼并非常制，只是北宋政和修礼时，才使他成为与宾、主、介并列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加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但表述却有所不同：
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位于东北。（绍兴十三年礼式）
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朱熹庆元礼式）
无论在绍兴礼式中，还是在朱熹礼式中，僎的身份已与《仪礼》大不相同，他们不必是在外地为官的本乡士绅，而固定化为主人（州、县长官）的同僚。在《宋会要辑稿》所见的绍兴礼式中，出现了七次“僎从”的规定：（1）肃宾时，“主人出次，僎从”o；“主人入门左，僎从”o。（2）序宾时，“主人先升阼阶，僎从”；“相者引主人……酌酒，如释奠仪，僎从”。（3）主人献酒时，“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4）介酬众宾时，“主人就席，僎从”。（5）送宾时，“相者引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向，僎从”。在朱熹的庆元礼式中，其送宾环节也特别标明了两处“僎从”，显然，对僎与主人的身份关系，朱熹的设计与绍兴礼式并无不同。不难想象，在以上场景中，僎的周旋揖让、兴坐跪拜基本上都随着主人（知州军、知县）的礼仪动作在进行，仿佛成了主人的随从或相赞。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为乡大夫，僎是“乡人为卿大夫来观礼者”，后者是临时前来的观礼者，而且地位要高于主人。与之相较，宋人乡饮酒礼中的僎，不仅角色被固定化、法理化，而且地位也大大“矮化”。何以如此？这必须结合宋代的地方政治制度才能予以说明。
宋代的地方职官分为州（府、军、监）、县两级。县一级地方官吏，主要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知县为主吏，由中央派出。州一级地方官吏，除知州外，每州还设“通判”一职，以分割和牵制知州的权力。北宋前期，通判具有实权，州一级政府文件，必须通判签署才能生效，“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21]（卷7P182）。宋初设通判，只是临时差遣性质。宋真宗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加强，知州普遍文人化，通判以文监武的职能自然趋于弱化。于是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部分地方知州和诸司奏辟通判，即自己选拔通判；二是通判添差制度化，即领取虚俸而不任实事的虚冗通判，得到合法认可。孝宗淳熙六年规定：“自今宗室、戚里、归正官等，应合用恩例添差通判，每州共不得过一员。”[12]（P4304）由此，通判数量大大增多，地位下降，实际上已下降为知州的副贰地位，因此宋人普遍称通判为“倅”，即“副贰”之称[22]。明乎此，便会理解，朱熹的庆元乡饮酒礼式中，为什么把绍兴礼式的“僎，州以通判”，改为“僎，则州以倅”。
宋代地方职官员额增加，再加上添差、奏辟泛滥，官员数量更加庞大了。北宋末年，已是“员多阙少，自倅贰以下多添差”[8]（卷380P11715）。南宋时期冗官更多了，绍兴年间，“上自监司、倅贰，下至掾属、给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员，一务之中，监当六七员，数倍于前日。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禄，所以重困生民”[8]（卷160P3755）。《文献通考》统计宋代官吏人员：
祖宗时，内外文武官通一万三千余员。……绍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合四选，凡三万三千一十六员。庆元二年，京朝官如绍兴之数，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十员，通四选凡四万二千有奇。盖五年之间所增，仅九千余员，可谓官冗矣。[23]（卷47）
庆元二年（1196），正是朱熹定礼的年代。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中，很多人虽然官阶职级不低，但却空享虚俸而无实职，他们如何参与地方政治生活呢？换言之，他们如何彰显自己的存在呢？州、县定期举行礼仪活动，便是既体面又符合他们身份的重要内容。
据政和二年议礼局札子，乡饮酒礼参加者为“提举学事司、知州军事、当贡者、州之群老以及本州属官”[5][8]（P2721）。知州或知军，是乡饮酒礼中的主人，如果在学校举行，则由提举学事司担任主人；贡士或当贡者是宾；州之群老、州学教授，充当三宾或众宾。那么，僎由谁来充任呢？政和议礼局札子的表述为“本州属官”，《宋史·礼志》的表述为“应赴乡饮酒官”，这与绍兴礼式的“州以通判”、朱熹庆元礼式的“州则以倅”，完全可以呼应互证。
朱熹本人在朝廷和地方都曾任过职，例如任过同安、漳州地方官，也做过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使，在书院和州县参加的乡饮酒礼应不在少数。他自然明晓南宋乡饮酒礼具体实行过程中，主人（知州、知县）与僎（州通判、县丞或县簿）的身份高低。一方面，对于僎的角色被降低为“本州属官”的现实，他在庆元礼式中予以认同，而且通过“倅”字的一字之改做了肯定。另一方面，“倅”包括通判，但涵盖范围比通判更为广泛，在这个意义上，他认可了当时大量添差闲职都可以参与乡饮酒礼并充当僎的事实。
朱熹改定乡饮酒礼时，已至其人生晚年。经过“庆元党禁”，朱熹告官还乡，着手《仪礼经传通解》的撰作。而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乡礼》三卷则是他最早审定的文本之一。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他都非常重视乡饮酒礼。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具有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等特点，反映了南宋地方官僚制度的现实，是南宋地方添差、奏辟之类冗官骤增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1]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大唐开元礼.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王美华.唐宋时期乡饮酒礼演变探析.中国史研究，2011，(2).
[4]祝尚书.论宋代的鹿鸣宴与鹿鸣宴诗.学术研究，2007，(5).
[5]郑居中.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御笔指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94.
[7]申万里.宋元乡饮酒礼考.史学月刊，2005，(2).
[8]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9]罗浚.宝庆四明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周扬波.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宁波大学学报，2019，(5).
[1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宋会要辑稿.刘琳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3]汤勤福，王志跃.宋史礼志辨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14]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7.
[15]皮锡瑞.经学通论.吴仰湘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
[16]杨华.僎的“复古”与乡饮酒礼流变.中国经学，2018，22(2).
[17]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19]朱杰人.朱子全书.上海，合肥: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20]钱穆.朱子之礼学//朱子新学案:第4册.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22]罗炳良，范云.宋代通判制度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