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对当下数字劳动研究的三重困境进行理论反思，进而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为理论框架，立足数字中国实践，发展出一个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相统一，宏观、中观和微观相融合的研究范式作为分析数字劳动的另一种可能。具体而言，我们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笕川村“电商一条街”从无到有的发生和发展为脉络，依托布洛维（MichaelBurawoy）“全球民族志”框架下的拓展个案法③，从数字劳动的生成条件、劳动关系与劳动价值三个分析维度，聚焦美国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何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在与乡土中国的碰撞中被逐渐改造，进而构建数字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劳动论述可能。
一、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僵局”与“破局”进路
（一）僵局：数字劳动研究的三重困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批判传播学界在反思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危机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重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传播学界，部分学者从自主马克思主义（autonomousMarxism）及其“非物质劳动”“社会工厂”等概念出发，发现资本主义对于劳动力的剥削非但并未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消退，反而围绕新型通信技术将众多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纳入剥削逻辑中，造就了“数字异化劳动”这一新形式。④数字劳动由此成为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命题。然而，在全球传播学界数字劳动十余年研究热的背后，是难以找到出路的重复性学术生产。孙萍将这一困境称作数字劳动研究的“卡点”。⑤基于中外学者近年的共同反思，我们将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局限总结为三重困境：概念的混乱、“控制-反抗”分析框架的重复以及语境迁移的不适用。
（二）破局：中国式论述的方法论意义
事实上，我们在引进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时，就曾系统批判其西方中心主义，揭示资本主义中心论的局限性。31然而，国内数字劳动研究虽观照中国数字劳动的新兴主体类型，但总体而言仅捕捉到中国的多重现代性中和西方融合与趋同的面向，从而移植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普遍的数字劳动分析框架，内化剥削逻辑。这种教条主义非但无助于构建中国方法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意义，更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学术内部再生产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学术殖民主义。32换言之，我们需要基于数字中国的实践提出劳动研究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理解本土数字产业中的劳动与劳动者。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助力数字劳动理论，找到突破三重困境的出路。
二、重构：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与方法论
对于数字时代的传播研究来说，突破机械式的“西方理论、中国实践”知识生产困局需要我们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视野下，着重考察源于美国的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在与中国摩擦、碰撞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于破中立，挖掘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论述可能。
有鉴于此，本研究对农村电商开展拓展个案研究，采取结构性因素和内部视角双线并进的路径，从数字劳动的生成条件、劳动关系与劳动价值三个分析维度，展示西方化约式“控制-反抗”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以及美国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何以在与乡土中国的碰撞中被逐渐改造，进而构建数字化条件下劳动研究的社会主义论述可能。
针对传统个案分析面临的特殊与普遍、微观与宏观的问题，拓展个案方法以其既知“一叶”，也知“秋”的特性，让微观与宏观互补、普遍与特殊兼容，因而格外适用于理论探索阶段。40具体而言，本研究在分析个案中的微观经验材料时，将横向的宏观权力结构与纵向的历史动因纳入日常实践的内在逻辑追溯之中，从而实现布洛维所倡导的从个案的田野延伸出去，将整体社会语境当作考察对象的研究目的。41
三、数字劳动的生成条件：电商嵌入乡土与劳动者复归
笕川村电商产业前史恰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整合历史轨迹中数以万计村庄的缩影——乡村、城市、全球资本紧密交织、相互碰撞。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笕川村集体经济式微释放出的农村自由劳动力，加入了所属新建镇农民离乡赴外地养殖麻鸭的队伍，由此演绎出“四万鸭农闯天下”这一闻名全国的故事。笕川村外出养殖人数尤为众多，成年村民中超过1500人常年在上海、两广等地从事禽类与水产养殖工作。虽然中国村庄在漫长的历史中始终与都市保持人员流动，但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快速现代化初期阶段，几乎只有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当早年退伍后同样外出养鸭，后又回乡的施颂勤于1992年当选笕川村党支部书记时，他发现阔别已久的村庄集体已然衰落，村集体经济更是入不敷出。
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以施颂勤为首的村两委班子便开始寻求新产业，希望通过振兴集体经济保障村庄发展，进而留住村庄的人口。在浙江省“一村一品”政策下，笕川村选择香菇作为重点打造的农产品类型，主要为村中留守的中老年妇女创造就业机会。改革开放的进程加速了笕川村被整合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随着东亚金融危机时期台湾地区企业将电子设备制造业迁移至大陆，这一超级劳动大军既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积累的源泉”，也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信息产业的组装大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46在这一阶段，尽管“村村通”“宽带下乡”等计划让村庄获得电信普遍服务，但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积累了诸多“债务”，不仅忽略了农村的内生性发展，更是在村庄人口大量流出后，全面掏空了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47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转机，刺激中国在外部权力变动之时，以系统化的行动将出口与投资驱动型经济调整为消费与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48，乡村由此开始成为重要的投资地。在这一背景下，笕川村基于“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洁水）的前置工作及其处于高铁沿线的地理位置，打造了“花海”观光项目。该项目虽在第一年收效甚好，但由于农业“靠天吃饭”的自然特性以及项目本身的可复制性，笕川村再度面临产业更迭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此前的村庄项目始终未能留住出走的村庄人口。随着扭转传统制造业创新不足与培养多元劳动分工逐渐成为经济工作重心，互联网与信息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复苏的关键支点。49在信息基础设施普及的条件下，数字技术的跨地域性为农村人口提供了经营电子商务的可能。2009年以来，经营电子商务的村庄数量持续增多，成为乡村发展的新方向。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将聚集大量网商的村落认定为“淘宝村”。50到2015年，全国形成了780个“淘宝村”，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丽水市早在2012年便动员党政机构率先介入农村电商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成立农村电商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地级市。当国内“互联网＋”扶持政策的红利在2015年下半年达到顶峰时，笕川村几户村民便开始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恰逢浙江省领导到村中视察环境整治情况，提议可以考虑将原本线下供货的商品转为线上销售，促使村委会萌生将农村电商作为未来村庄支柱产业的计划。施颂勤认为，若是电商这一信息时代的新兴产业能够吻合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或许可以促使青年返乡：“农村没有年轻人就没活力，没未来。所以我们就是千方百计找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回家创业、就业。”51
因此，笕川村选中了村庄外围交通便利，商铺正在招租的一条主干道，将其打造为“电商一条街”。初期，虽然村里已有零散的村民尝试电商，但与同县的北山“淘宝村”相比，体量过小难以形成气候，“连快递公司都不屑来收件”52。同时，由于人手不足以及专业知识匮乏，地方政府的商务部门和团委往往难以直接介入农村电商的发展。虽然团委有农村电商工作专班，但是到了县一级就缺乏专人负责，更遑论乡镇一级。
正因如此，数字乡村新精英（也被称为“能人”“带头人”）在农村电商发展中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发挥着上传下达、组织引领的作用。53虽然这类群体在进入数字产业前往往已经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是他们向家乡的流动并非自然发生的过程，通常需要他们具有先富带后富的意愿和社会责任感，更需要地方党委政府的引领与动员。542015年9月，在笕川村“电商一条街”项目初期发展碰壁后，缙云县和新建镇负责电商产业的政府工作人员便开始寻觅人才，最后锚定当时在杭州做文具生意的笕川村女婿朱凯。引进朱凯后，缙云县政府为加大吸引青年回流力度，决定为2016—2018年入驻“电商一条街”的商户提供房租补助，同时借助“熟人带熟人”等滚雪球式的集聚效应，吸引了61户商户入驻，开设网店300余家，旺季日均发件量达8.6万件。网店部分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售卖文具等新建镇特色工艺品或本村、邻村的农副产品，部分依托永康、义乌等邻县货源。不论是电商公司还是规模较小的数字作坊，数字劳动者都以笕川村及邻村的村民为主，多为返乡青年。
可以说，源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与生产逻辑，正是在与中国的反复碰撞中，使赋能乡村成为可能：纵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数字劳动体系依旧存在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榨”、城市对乡村的剥夺，但笕川村“电商一条街”作为数字中国的毛细血管，并非仅是被动的客体。在多主体协同作用下，以“淘宝村”为代表的农村电商产业至少为农村人口在数字经济中从消费者到劳动者的角色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恰恰体现了斯迈思所指出的“技术路线的可选择性”。60然而，大多数西方数字劳动研究者正是由于将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绑定，从而否定了现代技术释放解放性力量的可能，既落入了“反技术”的卢德主义的陷阱，又从根本上否定了数字社会主义的可能。
四、数字劳动关系与组织：改造电商“市场理性”的农村社会基础
不少研究指出，乡村产业不仅受外生的牵引因素影响，还被内源的社会基础改造。61具体到农村电商，虽然外生的数字技术改变了劳动过程，但是看似抽象的数字劳动关系，一旦在乡村社会基础上展开，就变成极为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被既存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伦理所调节。
在笕川村“电商一条街”，数字劳动者包含三个纵向层级：一是进入数字产业前已有一定资本积累、经营公司规模较大的数字乡村新精英；二是经营小本买卖或负责经销大户公司产品的数字小生产者，多为家庭作坊模式；三是在前两类劳动者的电商公司工作的数字雇员，如客服、运营、美工等。然而，这三个群体之间的劳动关系无法通过基于市场理性总结的雇佣关系或数字劳动研究中常用的劳资关系进行简单描述。
“电商一条街”的生产网络依靠宗亲、“熟人带熟人”等原有社会关系铺展。数字乡村新精英朱凯的企业作为第一家电商大户入驻后，他随即劝说原本在外从事保温杯电商生意的表弟入驻“电商一条街”：“我表弟本来生意是在家里做，我说你这样收货、发货、招人都不方便，不如来这里。”62在表弟答应后，他又通过动员原有社会关系引入了其他四户电商企业。他从拉动村中闲置劳动力与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开始，进一步扩大至同村邻里之间，推动他们转变为数字小生产者或数字雇员。待“电商一条街”规模逐渐壮大，即使出现了部分非本村劳动者，也大多是同乡、同县人，且往往通过熟人介绍。因此，当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处于高度混融状态时，劳动关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乡村集体便彼此交织、互相作用。
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在发展农村电商产业之前，笕川村的集体经济和新共同体已通过香菇市场、“花海”项目得以发展。而在“电商一条街”的发展过程中，村两委不仅积极引入产业，更在后续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治理作用。例如，当电商产业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者时，施颂勤意识到本地村民有可能欺负外村人，就在村集体大会上多次强调：“其他村人过来是来给笕川做贡献的，这样我们产业才会发展得更好。”67
整体而言，上述发现和学者对乡村社会“前数字时期”的劳动关系与劳作管理的观察基本吻合，即“对于一个地方社会，经济生活本就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总体上服从地方社会的生活逻辑”。68因此，从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劳动关系与组织来看，当数字劳动者不再受制于“工人”的狭窄想象，我们得以在家庭、邻里、宗族、乡村为单位的劳动关系中，捕捉到农村社会自传统农业劳动传承而来的协作性与集体性。这正是温铁军所概括的乡村社会的内部合作逻辑，即“村社理性”。69同时，“组织”在这里的意涵也不再是西方文献中仅为了对抗资本所存在的“劳工组织”70，而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诚然，就农村电商产业链而言，笕川村本地的劳动关系不足以囊括全部。向外延伸，依然还有互联网平台、物流公司这类大资本。随着中国发展模式的调整，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为代表的政策使得乡村产业开始出现数字红利，进一步吸引大资本下场。令人意外的是，笕川村横向之间，市场理性下常见的“内卷化”竞争关系，在被乡村“熟人社会”调和之外，还因外部大资本的挤压加速了内部团结。对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从业者而言，多一户商家并非多了一个竞争者，而是多了一个“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抱团发展规则”：对内抱团，内部不竞争，不卖同款商品；对外抱团，如统一采购包装等辅料，抱团与快递公司谈判价格等；技术抱团，遇到痛点、难点，共同商讨学习。特别是当看到缙云县一度名扬全国的“北山模式”由于缺乏组织性面临衰落，他们愈发重视彼此之间的团结，以及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其中，笕川村“电商一条街”与物流公司之间的集体议价谈判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基于以上材料，不难发现，西方数字劳动研究中“控制-反抗”的劳资关系理论无法囊括经由乡土社会改造后的复杂的劳动结构，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劳动者的关系也仅仅是数字劳动关系中的一环。在本案例中，劳动主体包括快递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外部大资本，数字乡村新精英、数字小生产者等地方小资本，电商公司的数字雇员，以及在其中发挥统筹作用的国家与地方党政机构四大主体。我们发现，电商产业一方面在乡村中被深刻地嵌入伦理、关系等既有的社会基础之中，因此地方劳动关系正如此前嵌入农村社会的工业产业一般，无法按照现代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或雇佣关系对劳工进行生产组织管理；76但另一方面，当面对大资本时，需要地方政府、小资本与民间社会形成团结模式，方有可能破局。同时，由于互联网平台较为特殊的不可触达性，它难以被地方社会基础或村社理性所改造。为应对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资本的挤压，新建镇政府考虑规划电商产业园，打造包括仓储物流、销售平台等全渠道的电商供应链，希望为本地电商从业者创造更为自主的劳动流程。但由于尚未具体实施，本研究无法对其进行经验性分析。
五、数字劳动主体的锻造：劳动价值与再技能化
受政治经济分析思路的影响，已有的数字劳动文献往往仅从经济层面理解劳动的价值，由此来论证资本对从业者的剥削。然而，马克思对劳动概念的理解有人类学、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三个视角，劳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创造物质的价值，还在于人的自我实现以及贯穿其中的主体性建构过程。77因此，继前两部分对宏观的劳动产业以及中观的劳动关系与组织分析后，本部分将进一步从微观层面探讨数字劳动带给劳动者的价值以及在此过程中的主体性建构过程。
除了个体、群体的维度以外，劳动价值还与国家紧密相连。具体而言，国家参与了劳动意义建构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对于振兴乡村的重要内涵。从这一角度而言，乡村特色产业的劳动意义不仅止于个体发展与集体赋能，还意味着每一位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建设者与贡献者。一位曾在杭州、温州就业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身为“农村出来的孩子”，同样应该尽一份力。在辞去高薪工作返乡后，他一边在笕川村从事电商运营以积累资金和技术，一边在寻找农产品销售的商机，希望通过电商把缙云县的香菇、麻鸭、手工面条等农产品“宣传出去，为农村发展做贡献”。85
综合以上三个维度，笕川村“电商一条街”折射出数字劳动之于个体、群体、国家的多重劳动意义。然而，由于发展往往被看作是类属于全球南方的非普遍议题，因此常在欧美主导的学术生产中被搁置，而目前数字劳动研究所形成的标签化批判恰恰遮蔽了数字劳动之于个体发展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的价值的实现和真正的美好生活恰恰是在于从事劳动，而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不劳而获”。86
诚然，西方数字劳动学者也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主体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实现价值已然微乎其微，特别是当“特权精英”使劳动者只重复性地完成流水线工作的一环，这种“去技能化”就成了资本控制与剥削的主要方式。87然而，本研究案例恰恰相反。我们发现，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数字劳动过程正是建立在“再技能化”的基础之上。在所有受访者中，只有四位曾经从事或接触过电商行业。在“电商一条街”项目初期，缺乏相应数字技能的劳动者比例甚至更高。为吸引更多的村民，朱凯提出了“只要一台手机或电脑，其他都由我负责”的创业口号。针对部分希望自己创业但缺乏从业经历的劳动者，他本人或委托有经验的电商从业者以“师带徒”的方式传授技能；针对部分希望先能到他公司积累电商经验的劳动者，他也欣然接受。
然而，随着笕川村电商产业吸引的人员越来越多，政府培训资源犹显不足，而朱凯及其他数字乡村新精英的主动帮扶缺乏系统性，淘宝大学等电商培训学校则属于私人民办，课程费用较高。正当制度性、系统性的培训陷入困局时，2018年末强村公司的出现带来了转机。组建强村公司是浙江省近年来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出的创新举措。88新建镇的强村公司成立后不久，就主动劝说“电商一条街”上培训资源较为丰富的A公司，与之共同创建缙云县创富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面向待业青年、妇女等农村闲置劳动力以及有志成为村庄电商致富带头人的村干部、党员村民、入党积极分子等开展电商技能培训。2022年这一设想正式落地。这一培训机制的形成既能为数字劳动者提供系统、部分免费的再技能化培训，又得以承包原本外包给民办企业的政府培训项目，将经济收益部分回流给村集体和村民。
六、结论：向前看——中国数字劳动论述的应有之义
面对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宿命89，中华民族在继一个多世纪的不懈抗争和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成功走出一条革命道路之后，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中国进行数字劳动研究，必须考量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内在逻辑，必须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不是对接西方后福利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主义”学术话语。
从数字劳动理论的角度，本文并非旨在对既有研究或剥削分析框架进行全盘否定；置身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方位，“控制-反抗”理论依旧保有对接、映照中国当下重要现实的珍贵价值。我们亦认识到，无论是其比邻义乌，坐落于浙江这一数字大省以及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地理条件，还是缙云县早就有以北山村为代表的电商产业，以及笕川村早在电商前史便已通过香菇产业、“花海”等多个集体经营性项目激发出其公共性，进而奠定共同体经济的既有基础，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案例都有其特殊性。但是，本文个案的意义既有关乎于整全性的意涵，即弥补了拥有多重现代性的中国，乃至于世界常被遗忘或选择性忽略的面向；更在于其前沿性，即个案特殊性的意义恰恰在于准确把握其在当下现实矛盾中的独特价值，而在一定条件下，本文个案的特殊性或将由此走向普遍。这也是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范式转型之价值所在。
以笕川村“电商一条街”为代表的农村电商不仅对于全球市场经济而言是具有逆向性的，更是主动的、有共同体性质的劳动。这意味着，在构建数字劳动的中国式论述之时，首先应该破除想象中的、局限性的、后视性的西方男性白人劳动者形象。本研究发现，劳动主体至少包括快递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外部大资本，数字乡村新精英、数字小生产者等地方小资本，在电商公司从业的数字雇员，以及在其中发挥统筹角色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村庄治理者，因此简单的“资本／工人”二分法根本不足以涵盖中国的数字劳动主体。同时，在乡土社会既有基础的改造下，劳资关系同样无法描述乡村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高度混融前提下数字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乡村集体彼此交织的状态，劳工组织更是与本就内化于以家庭、乡村为单位的集体，协作性劳动中的组织意涵大相径庭。甚至，若机械地移植化约的剥削逻辑，可能得出劳动者剥削小生产者、小生产者剥削父母、群众剥削地方政府与国家的荒唐结论。
数字劳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打造不仅关乎劳动概念的社会主义化，还关乎知识生产的社会主义立场自觉。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科学实践观的系统论述，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产党、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有机结合93，都在提醒我们应进一步省思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即当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得以为数字劳动者群体发声，甚至代言时，应以何种学术立场进入？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基于数字产业新工人群体的批判性分析或其倡导的工会模式与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工人群体维护了自身权利。然而，这些指向劳工组织或干预性政策的新法治意识形态举措大多将公民权利话语中的提高工人薪酬、改善劳动环境、争取福利待遇看作主要诉求，却绕开中国革命历史和当下的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斗争。而这既是经历过中国革命的广大劳动者与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劳工、后殖民国家底层民众的根本区别所在，又是自觉知识生产的学术立场问题，即学者是否应当推动现实走向“倒退式”或“向后看”的西方福利主义目标。94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而言，受自主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在推动数字劳动议题的形成过程中是自觉的。他们在没有国家政权作为根本保障的基础之上，发现“西方工业无产阶级”日渐离开历史舞台后，制造“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关联资本主义”等无穷无尽的词汇用以批判，或是转而投向自主马克思主义的怀抱，有意无意地将希望寄托于数字劳工，希冀他们成为信息时代的革命先锋——从《赛博马克思》95到《全世界知识劳工会团结起来吗？》96，再到福克斯的一系列述著，西方批判传播学学者蔚为大观的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议程与导向。然而，看似进步的西方左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群人或某几个企业就能联合完成的目标，而是整个社会、所有劳动者的共同建设目标；基于“奇点”的小群体、碎片化抗争或平台合作主义、数字公地等社团主义主张看似激进，实则共享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逻辑，而事实上，“只有当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成为全民的目标和社会整体的实践，才有可能存活和成功”。97
③MichaelBurawoy,JosepphA.Blum&ShebaGeorgeetal.,GlobalEthnography:Forces,Connections,andImaginationsinaPost-ModernWorld,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
④ChristianFuchs,“DallasSmytheToday-TheAudienceCommodity,theDigialLabourDebate,MarxistPoliticalEconomyandCriticalTheory,”TripleC,Vol.10,No.2(2012),pp.692-740.
⑤孙萍、廖文钰、陈欣欣：《关于平台、劳动与媒介研究的历史回溯与理论思考》，载《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5期。
⑥［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周延云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VincentMosco&CatherineMcKercher,TheLaboringofCommunication:WillKnowledgeWorkersoftheWorldUniteCambridge:TheMITPress,2008。
⑦TizianaTerranova,NetworkCulture:PoliticsFortheInformationAge,London:PlutoPress,2004.
⑧［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⑨赵月枝：《〈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⑩同注④。
11AntonioAloisi,“CommoditizedWorkersTheRisingofOn-DemandWork,ACaseStudyResearchonaSetofOnlinePlatformsandApps,”ComparativeLaborLaw&PolicyJournal,Vol.37,No.3(2016),pp.653-690;J.Berg,M.Furrer,E.Harmon,U.Rani&M.S.Silberman,DigitalLabourPlatformsandtheFutureofWork,TowardsDecentWorkintheOnlineWorld,InternationalLabourOffice,2018.
12AlexRosenblat&LukeStark,“AlgorithmicLaborandInformationAsymmetries:ACaseStudyofUber’sDrivers,”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10,No.3(2018),pp.3758-3784.
13SunPing&ChenJulieYujie,“PlatformLabourandContingentAgencyinChina,”ChinaPerspectives,No.1(2021),pp.19-27.
14XiaBingqing,“RethinkingDigitalLabour:ARenewedCritiqueMovingbeyondtheExploitationParadigm,”TheEconomicandLabourRelationsReview,Vol.32,No.3(2021),pp.311-321.
15同注⑥。
16夏冰青：《数字劳工的概念、学派与主体性问题——西方数字劳工理论发展述评》，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8期。
17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18AlessandroGandini,“DigitalLabour:AnEmptySignifier”Media,Culture&Society,Vol.43,No.2(2021),pp.369-380.
19同注⑤。
21同注16。
22ChangwookKim&SangkuLee,“PoliticisingDigitalLabourthroughthePoliticsofBody,”TheEconomicandLabourRelationsReview,Vol.32,No.3(2021),pp.382-398.
23XiaBingqing,“LabourAgencyintheFutureofWork:Shenzhen’sMakerCommunity,”TheEconomicandLabourRelationsReview,Vol.33,No.3(2022),pp.484-501.
24孙歌：《寻找亚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5页。
25MarkGraham&FabianFerrari,DigitalWorkinthePlanetaryMarket,Cambridge:TheMITPress,2022.
26姬德强：《“困在系统”之外：一个数字平台研究的国家理论》，载《编辑之友》2022年第10期。
27关于论证剥削需要满足的三个基本要素，见ErikOlinWright,ClassCounts:ComparativeStudiesinClass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
28［瑞典］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文森特·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17年版，第260页。
29［英］格雷厄姆·默多克等（编）：《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传播驿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页。
30DanSchiller,CrossedWires:TheConflictedHistoryofUSTelecommunications,FromthePostOfficetotheInterne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23.
31赵月枝：《〈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赵月枝：《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与局限》，载［英］格雷厄姆·默多克等（编）：《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
32同上。
33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这一分析框架最早由赵月枝与查克拉巴蒂（PaulaChakravartty）提出，后由赵月枝基于中国实践不断得以阐发。PaulaChakravartty&YuezhiZhao(eds.),GlobalCommunications:TowardaTransculturalPoliticalEconomy,Washington,DC: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8；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载《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1期；赵月枝：《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21期；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34吕新雨：《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Z1期。
35潘毅等：《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36赵月枝：《从全球到村庄：传播研究如何根植乡土中国》。
37房冠辛：《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一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载《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3期。
38如沙垚、李倩楠：《重建在地团结——基于中部某贫困村乡村直播的田野调查》，载《新闻大学》2022年第2期。
39如周浪：《另一种“资本下乡”——电商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与机制》，载《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2期。
40关于拓展个案方法，见MichaelBuraway，TheExtendedCaseMethod:FourCountries,FourDecades,FourGreatTransformations,andOneTheoreticalTradition,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niaPress,2009。
41同注③。
42汪向东：《我国电子政务的进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载《电子政务》2009年第7期。
43孙萍：《“乡村性”的概念重构——数字时代的淘宝村建构》，载《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1期。
44赵月枝、沙垚：《被争议的与被遮蔽的：重新发现乡村振兴的主体》，载《江淮论坛》2018年第6期；赵月枝、张志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数字经济》，载《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9期。
45关于数字劳动者的分类，见赵月枝、张志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数字经济》。考虑到“数字劳工”可能会与常用的“劳工”概念混淆，因此不再以“数字劳工”称呼被电商企业雇佣的数字劳动者，而改称“数字雇员”。
46HongYu,NetworkingChina: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Economy,Urbana，Il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17.
47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载《读书》2005年第7期。
48同注46。
49同注46。
6256，2023年11月17日访问。
53房冠辛：《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一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李裕瑞、常贵蒋、曹丽哲、龙花楼：《论乡村能人与乡村发展》，载《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0期。
54同注44。
55黄斌欢：《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59曾亿武、蔡谨静、郭红东：《中国“淘宝村”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载《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3期。
60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61付伟：《农业转型的社会基础：一项对茶叶经营细节的社会学研究》，载《社会》2020年第4期；周飞舟：《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68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69温铁军、董筱丹：《村社理性：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72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页。
74同注38。
76付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乡村产业及其社会基础——以浙江省L市偏远乡村来料加工为例》。
77曹天予：《ICT革命与非物质劳动——当代社会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载《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1期。
79MarkBanks&DavidHesmondhalgh,“LookingforWorkinCreativeIndustriesPolicy,”InternationalofJournalofCulturalPolicy,Vol.15,No.4(2009),pp.415-430.
81郝龙：《“弹性”跷跷板：乡村女工的双重劳动与扶贫车间的可持续发展》，载《妇女研究论丛》2023年第1期。
83张淑华、徐婷婷：《当代乡村女性的网络空间生产与角色困境——以豫中乡村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1期。
86唐爱军：《马克思劳动观及其现实意义》，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3期。
87同注11。
8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90邵占鹏：《规则与资本的逻辑：淘宝村中农民网店的型塑机制》，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91［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92［意］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第64页。
93赵月枝、吴畅畅：《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政治传播》，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94同上。
95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Champaign:the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
96VincentMosco&CatherineMcKercher,TheLaboringofCommunication:WillKnowledgeWorkersoftheWorldUnite
97曹天予：《ICT革命与非物质劳动——当代社会形态话语斗争的主战场》。
98DanSchiller,ZhaoYuezhi,andChanSzeLai,“ExploringtheIntersectionofCommunicationandLabor:ADialoguewithDanSchiller,”forthcoming.
99列宁：《伟大的创举》，载《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