蔗糖的发展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及民俗文化传承与演变的历史。
唐朝时期，中印制糖法的交流既为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改进了印度的制糖工艺。
明清时期，中国制糖工艺世界领先，在全球市场处于输出地位。
中国人食糖用糖的历史十分悠久，生活中较常见的糖共包括蜜糖、饴糖、蔗糖、果糖等几类，用途则广泛涉及烹饪调味、副食、医药及节庆礼仪等。在各类糖中，蔗糖作为一种“中西合璧”的产品，其发展历程同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蔗糖为镜，可以照见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及民俗文化传承与演变的历史。
甘蔗原产热带，于公元前传播、种植于印度及南洋地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南方就已开始种植甘蔗，常见的食用方法为榨取“柘浆”直接饮用，或作为水果生啖。后来，人们也尝试对蔗浆做粗加工，即以曝晒煎煮去掉蔗浆中的部分水分，制成浓度较高的“蔗饧”。
《三国志》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吴国的孙亮在交州进献的甘蔗饧内发现鼠屎，掰开后发现仅有表面湿润，内里则干燥未湿，因而断定鼠屎是不久前才被投入饧中。可见当时的“蔗饧”乃是一种稠厚的糖浆。若是进一步冷凝，这种粘稠的蔗饧倒也可以固结为赤褐色的糖块，因其形色似石，味甜如蜜，得名“石蜜”。不过，传统的煎煮曝晒法所能去除的水分毕竟有限，因而这种粗制糖块含水分大，极易溶解，看似“坚强似石”，实则“入口即化”。
唐代以前，在不产甘蔗的北方，人们要想品尝石蜜的滋味，就得依靠沿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外国使团和西域胡商。他们带来的“西极石蜜”产于西域，因经过高超的脱水处理而呈干燥的饼块状，不但易携带、易储存，而且滋味品质都优于南方粗制的蔗饧。
据史传记载，魏文帝曹丕曾怀着炫耀之意，向吴国皇帝孙权赠送5饼“西国石蜜”，并且声称即便是南方的龙眼荔枝等鲜果，也比不上这西国石蜜的滋味。比起“外强中干”的南方蔗饧，饼块状的西域石蜜当然更像“石”一些，但它也并不是始终都能保持坚固的石饼形态。在沿着丝路辗转颠簸的运输过程中，这种石蜜有时会被撞碎，碎末形色很像沙土，因而也被称为“沙糖”，但这种粗糖粉末与后来的结晶状沙粒糖并不是一回事。
唐朝，中外制糖工艺开始交融
在唐朝贞观时期，唐太宗有感于西域蔗糖干燥易储，食用方便，希望中国也能够生产出这样的糖，遂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向印度摩揭陀国派出一支留学生使团以学习制糖技术。待他们学成归来，唐太宗又诏令扬州进献甘蔗，试炼12年后，成功制出了品质远胜于西域石蜜、颜色黄白的好糖块。
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从印度请来10位制糖专家，利用“竹甑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这种印度沙粒糖的梵语名称是“sarkarā”，时人音译为“煞割令”。自此，天竺制糖法在中华神州落地生根，为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经济收益，而印度的制糖技术也在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获得富有想象力的改进与完善，为中国在世界蔗糖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北宋时期，四川一带的匠人凭借“窨制法”，造出了一种异常细腻、净白的结晶糖霜。苏轼有诗云：“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黄庭坚也盛赞糖霜“胜于崔浩水晶盐”，并以“我舌犹能及鼻尖”的俏皮诗句，极言糖霜的美味。
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随着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制作技术的推广，糖霜在满足南方本地用糖需求的同时尚有富余，适逢宋元时期航海技术与海上贸易规模飞速发展，并且含水低、纯度高、质地轻细的糖霜，也十分适宜于大宗远途运输——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于南方的糖霜在此时不但乘船北上，哺育北方省份，而且也漂洋过海，向南销往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等南洋国家，甚至到达波斯、罗马等地。“中国糖”这一朵小荷，由此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与此同时，中国沙粒糖的制造技艺也在不断优化。据史籍记载，在北宋时期，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曾向宋朝廷进献一种“白沙糖”。按照当时的衡量标准，糖色越白，说明所含杂质越少、制造技艺越精湛，可见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地区的炼糖法比较先进。元朝崛起后，中外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一些阿拉伯制糖人来到中国，将他们的“树灰炼糖法”传授给了福州糖工，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白糖的质量。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福州人能大量炼制“非常白的糖”，数量多到惊人。这种大规模、高效率的白糖生产，对于提升中国糖的国际竞争力、激发进一步技术革新，是很有帮助的。
明清，中国制糖工艺世界领先，扩大输出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在以往制糖技术的基础上精益求精，发明出“黄泥水淋脱色法”，生产出洁白如雪、颗粒晶莹的精制蔗糖，其中最为雪白细腻的被称为“西洋糖”，令人联想起《红楼梦》“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中，宝钗赠予林黛玉的“洁粉梅片雪花洋糖”。这“西洋糖”与林妹妹所吃的“洋糖”，显然不是指从外国进口的糖。毕竟，此时中国人已凭借手工脱色技术，在世界蔗糖生产领域占据了领先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是输出而非输入。此处的“洋”字，实际是表明这种白糖已达到出口标准，是最优质的糖。此时的中国“西洋糖”，出口的目的地也较以往更多、航线距离更长，不仅包含占城、暹罗等东南亚“老主顾”，还覆盖了日本、波斯湾及欧洲多个国家。在这些地区，物美质优的中国糖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的白糖与脱色技术在明代传入印度孟加拉，此后在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几种印度语言中，白糖均被称为“继尼（cīnī）”，意为“中国的”。“继尼”与唐代的“西极石蜜”“煞割令”遥相呼应，分别在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见证了千百年来中外各国因蔗糖结下的缘分，以及彼此间互通有无、愿结友好的恒久心意，也见证了中国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古人于充满探索、精益求精的蔗糖制造历程中展现出的开阔胸怀与精进精神，在古老丝路重焕新生的今天，仍可成为烛照文化传承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