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喻发胜；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喀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唐彪；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鲁文禅
内容提要“普遍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原理，其科学性在互联网时代从技术层面得以进一步验证。“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表征在历经“语言联系”“器物联系”与“能量联系”之后，在当今时代凸显为“信息互联”。以“普遍联系”为哲学基石重新考察“新闻起源”“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新闻学核心命题，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普遍联系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哲学基石实践价值
从学科发展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1]且当今时代由于“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存的制度”，[2]新闻学和新闻业均遭遇严峻挑战，因此有学者提出“重造新闻学”这样一个对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命题。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是为了更好地引领整个新闻学科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科学性、先进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3]整个新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应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汲取营养，以壮根基。
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曾深刻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4]“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当今时代，网络社会崛起，“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5]恰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现实回应，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新闻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应以这一重要哲学原理为基石进行“重造”。“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6]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即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且“重造新闻学”之“根本”。
一、“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凸显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7]，“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8]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普遍联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具有奠基石作用。
（一）“普遍联系”思想的演进路径：“联系的一般观念”-“特殊联系思想”-“普遍联系学说”
“普遍联系”思想的澄明经历了“浑沌直观的联系一般观念”“个别分析的特殊联系思想”“整体把握的普遍联系学说”三个历史阶段。[9]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代，“联系”思想处于“浑沌直观”的“一般观念”状态。中外先哲大多以其“天才式的直觉”看待“联系”，如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10]；赫拉克利特“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11]等等。当时的“天生的辩证论者”大多将自然界看作“包括一切的整体”[12]，万事万物的种种联系与互相作用皆属“不言而喻”。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古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各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观的结果。”[13]“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14]
文艺复兴前后至18世纪下半叶，以“个别分析”为特征的“特殊联系思想”渐成。笛卡尔、斯宾诺莎、卢梭、狄德罗等人运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将统一的自然界分解为不同领域，分门别类进行探究，“并不笼统地否定事物之间的联系，而是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进行考察，以自己的‘特殊’联系见识否定古代的联系一般观念”。[15]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联系观虽然是对古代“浑沌直观的联系一般观念”的否定，却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人类“从了解部分到了解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16]，当其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必然会出现对这种否定的再否定。
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肇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以“整体把握”为特征的“普遍联系学说”最终产生。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率先从总体上考察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尤其是黑格尔，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试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17]但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黑格尔却将“普遍联系”视为“绝对理念”，从而将世界的“现实联系”颠倒为“幻想”“虚构”“造作”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当时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革命性成就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整体联系观”批判地继承，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联系观”，亦即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学说。
（二）“普遍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哲学原理”
19世纪中后期“现代自然科学”脱离“自然哲学”，“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18]特别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细胞学说”三大标志性科学的发现直接为“普遍联系”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来说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9]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形而上学哲学的片面化、绝对化，使“普遍联系”升华为真正“科学的哲学原理”——“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的东西，在我们这里是严格科学的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的结果，因而也就具有确定得多和明白得多的形式。”[20]
由此可知，普遍联系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和本质属性，“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21]具体来说，“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不仅具有客观性、多样性和条件性，还具有普遍性。“联系的普遍性”是指任何事物内容的不同部分和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在的结构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处于一定的联系之中；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任何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交互作用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作为人类生命活动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实质上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联系形式，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社会中人与人的一切现实联系的基本方式和途径；同时事物的普遍联系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是通过中间性的联系和过渡性环节而实现的。[22]
（三）“普遍联系”的科学性在信息时代从技术层面进一步得以验证
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这一范畴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诞生以来不仅在指导人类社会实践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其自身的科学性也不断得到检验。当今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的技术原理、新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大数据技术等从多个维度进一步验证了“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科学性。
１、互联网的技术原理与“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一脉相通
互联网中数以亿计的计算机、电脑、智能手机等能得以准确、高效地“互联”，其底层逻辑源于“分布式通信”（DistributedCommunications）“包切换”（PacketSwiching）与“TCP/IP协议”这三大技术原理。
２、以“互联”为特征的新媒介技术的运用成为“普遍联系”哲学原理的鲜活注释
３、大数据技术的“关联关系”使“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在数理层面得以验证
“大数据”（BigData）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26]“大数据之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nberger）认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让数据“发声”，以“发现和理解信息内容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27]，亦即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关联分析“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28]]。“数”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标尺、分析世界的逻辑工具，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万物皆数”[29]，罗素说“数学即逻辑”[30]]。数学凭借其严密、抽象的公理系统，描述、验证事物的结构（存在数量）和关系（存在变化），结构与关系存在关联，数据也便存在关联。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描述、数学建模、数理推断等方式，人们可以揭示传统技术在微观、具体、局部层面难以展现的抽象特征，从而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隐而未现的“关联关系”。大数据作为当代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使“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在数理层面进一步得以验证。
二、互联网时代“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突出表征为“信息互联”
“每个事物（现象等等）的关系不仅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一般的、普遍的。每个事物（现象、过程等等）是和其他的每个事物联系着的。”[31]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联系除了物质、能量的转换，还得益于作为“非物质存在”的“信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32]，信息是“人化世界”中与物质、能量并列的哲学范畴。“信息互联”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通讯技术造就的、迄今为止“人化世界”中最为高效的联系方式。此前整个自然界“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释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33]；现在“信息互联”则使人化世界完全按照人的意志以“网络社会”这样的体系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人化世界的“普遍联系”以非物质存在的“信息”为中介
马克思指出：“实践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43]“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指人“复写、摄影、反映”世界的能力[44]，而人类“复写、摄影、反映”客观世界需要借助符号，因此人又被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正如卡西尔所指出：“依靠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我们也就到达了进一步研究的第一个出发点……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45]人类正是通过符号对“自在世界”进行编码，亦即“信息化”。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成为“自在世界”向“人化世界”转化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普遍联系”在人化世界的四次革命
回顾人类“人化”自在世界的历史，普遍联系迄今大体经历了四次革命：“语言联系”革命、“器物联系”革命、“能量联系”革命与“信息互联”革命。四种联系并非后者取代而是不断与前者叠加、融合，且在不同时期有各自突出的表征。
“器物联系”是指承载文字等符号的器物（中介物）通过传递方式实现的联系，开启“人化世界”相互联系的“传递时代”。“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惟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50]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亦即口语的符号，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呈现与传递。古埃及的莎草纸、两河流域的泥板、古印度的贝叶棕、古希腊的羊皮纸等；古代中国的龟甲兽骨、岩石、青铜器、简牍、绢帛与植物纤维纸等都曾是文字符号的物质载体。这些“器物媒介”力求突破时空束缚、补偿“口语联系”之不足。同时，人类通过驯化马匹、建造车辆、修筑道路、修建驿站等方式组成以“器物”为主体的信息基础设施，以传递“承载文字符号的器物”来实现信息联系。在“器物联系”的革命中，文字作为“符号的符号”保持相对稳定，不断“被革命”的是各类器物本身。
“能量联系”是指人类的交通与通讯系统以蒸汽热能、电能等能量为驱动而实现的更为广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到“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51]]火车、轮船等属交通系统；电报及后来的广播、电视等属通讯系统，两者的大发展都极大地推动了“人化世界”的普遍联系，而背后的核心力量来自于十八末和十九世纪以来人类对新能量的发现与广泛运用。近代科学的“能量”概念由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于1807年首先提出，19世纪上半叶以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能转化为功的定量测度的方式，标志着人类的能量观念和能量思维方式从原始猜测性的思辨水平上升到了一般科学认识的境界。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提出“力线”和“场”的概念，认为空间不是空虚的而是布满磁力线的“场”[52]。1844年，塞缪尔莫尔斯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拍发人类历史上第一份电报，宣告“闪电式”传播模式诞生。电报的出现使“话语被转化为电子脉冲，即摩尔斯码的点和横杠，然后穿过网络最终发往各地。”[53]信息流动从此不以“器物媒介”在物理空间的位移为前提，从而开启“人化世界”相互联系的“传播时代”。
“信息互联”是迄今为止最具颠覆性的联系革命，一方面表现为高度“信息化”，一方面表现为高度“互联化”，且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自人类发明言语之时就开始了对“自在世界”编码（也可称为初级阶段的“信息化”），从口语到文字、从图像到影像、从VR到AR，符号作为信息的编码工具沿着“抽象－形象－仿真”的路径演化，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生产效率越来越高、储存空间越来越小、检索越来越便捷、传输速率越来越快、保真程度越来越高。其间，现代数字化技术使传输信号由模拟状态转变为数字状态是一次颠覆性变革，促成人类的“数字化生存”[54]。数字化技术更利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从而使“人化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诞生与普及使“人化世界”进入互联时代。互联网的诞生与迅猛发展不仅源于“分布式通信”理论、“包切换”原理与“TCP/IP”协议，还得益于由“终端设备、结点设备、通信链路”等组成的硬件系统以及由“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管理软件”等组成的软件系统的不断更新、迭代。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人化世界”进入到随时、随地、随人互联的状态；方兴未艾的物联网正使“人化世界”的范围不断拓展，并进入“泛在互联”的时代。
以“高度信息化”与“高度互联化”为特征的“信息互联”是目前为止“人化世界”最为深刻、最为彻底、最具颠覆性的“联系革命”，“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thenetworksociety）。”[55]
三、“普遍联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有学者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构分为三个阶段：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党报范式”阶段、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的“新闻事业范式”阶段、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生产范式”阶段。[56]上述划分是基于政治、经济演进的特征而非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演化的逻辑。媒介技术与媒介形态演化是影响新闻学范式革新的重要力量，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建构始于印刷媒介（报纸、期刊等）为基础的“报学范式”、继以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等）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学范式”，目前正向以互联网媒介为基础的“互联网范式”转型。“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可为这种转型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使新闻起源、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核心命题更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一）“普遍联系”的哲学观指导人们科学认识“新闻起源”这一元命题
将人及其实践活动置于“关系”之中进行考察是“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和典型体现。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6]“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67]人不能脱离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才能生存；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才能摆脱动物的生存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正是由于人必须与自然、与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系，方才催生了对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信息的需求。“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8]所以，新闻真正起源于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共同活动和社会联系”[69]。
（二）“普遍联系”的哲学观促使人们重勘“新闻”的定义
随着媒介技术的演进、特别是媒介技术引发“传-受”关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引发社会关系）变革——亦即传播范式变革，既有“新闻”定义作为“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实有重勘之必要。当今时代，以“分布式通信结构”为典型技术形态、以“互联”为突出联系特征的各种网络新媒介，颠覆了既往广播、电视时代“点对面、单向度、撒播式”的大众传播范式，传者单一主导、受者被动接受的旧的“传-受”关系被彻底改变，“新闻”事实上已由“传者主导”转向为“传-受者共导”。因此，学界对于“新闻”的定义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新闻本源观的同时，还应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普遍联系”观，正视受众对“新闻”的定义权，充分认识到“新闻”不仅是传者与（新闻）事实“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传者与（新闻）文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且最终是传者与受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哲学思想为指导，科学认识网络社会传者与受者的关系、重新定义作为“历史概念”的“新闻”，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
（三）“普遍联系”的哲学观促使人们重思“新闻价值”的内涵
新闻价值是“关联”新闻实践活动的两个主体（传者和受者）及新闻实践活动的两个客体（新闻事实和新闻文本）的重要范畴，无新闻价值之“新闻”即非“新闻”。新闻价值还深刻反映并影响所处时代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形式”——“如果从观念上考察，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81]因此，人们无论在实践维度还是理论维度都不得不高度重视“新闻价值”这一范畴，其在新闻学科体系内的重要性不逊于“新闻”本身。
1690年，托比亚斯·朴瑟将“新奇的征兆、怪异的事物、政府的更替、战争的发生与和平的实现等”视为“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并要求将此类事件“单独挑选出来公开报道”[82]。1830年，普利策强调记者应采集“与众不同的、有特色的、戏剧性的、浪漫的、动人心魄的、独一无二的、奇妙的、幽默的、别出心裁的，适于成为谈资而又不致破坏高雅的审美观或降低格调的，尤其不能损害人们对报纸的信任”的事实作为新闻。[83]此皆实践层面判断新闻价值之代表。我国学界关于新闻价值有“素质说”（指事实所包含的足以构成新闻的各种素质）、“标准说”（指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体用来衡量新闻的标准）、“功能说”（指新闻传播后所取得的社会效果）、“源流说”（既包括事实足以成为新闻的各种要素，也包括新闻传者参照什么标准选择新闻事实、新闻受众根据什么判断接受新闻信息、新闻信息产生什么社会效果）等多种定义[84]。现行主流教科书大多将新闻价值定义为“事实所具有的、满足社会与公众对新闻需要的要素的总和”，并强调“这些要素通常指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85]。
在既往新闻学研究中，我国亦有学者指出应重视“普遍联系”的哲学原理，如王中提出“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93]；童兵提出应“从事物联系的普遍性考察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性”[94]。但总体而言“普遍联系”哲学原理在新闻学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都未获应有重视，甚至“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仅作为政治原则或特殊形态予以‘安置’的心态”和“‘离开马克思’的趋向”[95]。面对当今网络社会“万物互联”的客观现实与发展趋势，重归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基于“普遍联系”哲学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范式转型实属必然之需。
四、“普遍联系”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6]以“普遍联系”哲学原理为基石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不仅具有“解释世界”之价值，亦具有“改变世界”之价值，具体而言：有利于更科学地诠释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变革；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媒介技术进化所引发的传媒变局；有利于更科学地指导当代新闻实践的“范式”转型。
（一）有利于更科学地诠释“联系革命”导致的社会变革
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注意到“交往革命”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巨大推动——“近五十年来，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而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97]“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98]梁启超也敏锐地觉察到报纸、报馆致使整个世界宛如“万国比邻”——“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99]麦克卢汉则发现广播、电视的高度发达导致寰球恰似“小村庄”——“这种新兴的模式消除了地域的界限和文化的差异，将人类带入了非常融洽的环境之中，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地球村由此而产生。”[100]上述观点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对不同范式的“联系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革有着深刻阐述。
（二）有利于更透彻地理解媒介进化引发的传媒变局
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在其“人性化趋势”（anthropotropic）理论中将媒介进化的深层动因归于“人性化”选择——“我们就是媒介种类的环境。可以说，媒介的进化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我们人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105]国内有学者据此将媒介进化的动因归为“生物动因”：“媒介技术的发展是人类作为生物不断进化的一个方面，同人类及其他生物一样，媒介技术的进化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106]
（三）有利于更科学地指导新闻实践的“范式”转型
互联网诞生前，人类的新闻实践大体分为两个阶段或两种范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实践”与“作为职业活动的新闻实践”，前者通常被称为“前新闻业或非新闻业”，后者被称为“新闻业”。作为“前新闻业或非新闻业”的“新闻”是“黩所先习，欣所新闻”[116]，是“新闻妙无多，旧学闲可束”[117]；是“尔来有何新闻，皆望密报”[118]；是“敢问街市上有甚新闻么？”[119]等等。“新闻业”得以架构、成形与19世纪以来诞生的现代印刷、交通和电报等“传散技术”密切关联，正如尼克拉斯·鲁曼所说，就是因了这样一些“传散技术”，才建立起大众媒体运作的结构性形式框架，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分门自立[120]。从此，新闻业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流，而是形成一种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封闭性运作。这种运作体系的特征是以预先设置的框架，构筑成自己独有的新闻编制流程和传递范式；以特定的筛选标准、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还有特定的展示方式和样貌，[121]让拟想中的新闻和言论，成为媒介呈现的产品。
由于决定“新闻业”的“传散技术”被传者垄断，报刊杂志作为“新闻业”的代表，不仅其威力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并因之确立自己独尊的地位，而且还确立了数百年难以撼动的新闻实践范式——“报学范式”。虽然切特罗姆称“电报标志着传播第一次从传递中分离出来，并开创了电子媒介的时代”[122]，但“报学范式”与后来依赖广播电视特别是广播所建立的“大众传播范式”在通讯结构上是“同构”的——“‘大众传播’这个新术语，就有了一个最初的和范式意义上的具体参照，并生成其基本含义：大众传播不是指传播来自于大众、在大众之中或者与大众一起，它表示传播向外散发，从一个中心信源射向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大众或者受众。”[123]“报学范式”与“大众传播范式”在通讯结构上的“同构性”是报纸与广播、电视虽相互竞争又共荣共生的根本原因。
“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129]“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逻辑起点和奠基石，至今依旧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面对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颠覆性信息技术革命，“紧紧扣住媒介技术、传播形态和学科的关系，以新的基点、新的思路来筹划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已属当务之急。”[130]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普遍联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既是一种传统回归，也是一种理论创新；既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向“互联网范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又能增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对当代新闻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1]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不尽的哲学滋养与理论源泉；同时期待我国学界、业界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回归马克思主义，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实践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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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第1期。
[2]〔美〕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9页。
[5]〔美〕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人类之网》，王晋新、宋保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5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2页。
[9]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0页。
[10]老子：《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页。
[1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30页。
[12]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0页。
[15]徐必珍、李怀君：《普遍联系新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6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09页。
[22]参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1页。
[24]“包切换”被保罗·巴兰最初命名为“分布式可适应信件块切换”（distributedadaptivemessageblockswitching），几乎同时提出这一理论的英国物理学家D·W·戴维斯（DonaldDavies）在咨询了专业语言学家，并详细对比了“块”（block）、“单元”（unit）、“部分”（section）、“节”（segment）等单词的区别之后，最终选择了“包”（packet），所以“包切换”实际上是沿用戴维斯的命名。参见郭良：《网络创世纪——从阿帕网到互联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44页。
[27]〔美〕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9]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皆数”观点认为抽象的数是万物的本源，世上一切事物都表现为数，承认并强调数学的对象是抽象的思维对象，与实际事物有区别。但同时该学派认为数仅指整数。参见武锡环、郭宗明编著：《数学史与数学教育》，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30]罗素有“逻辑即数学的青年时代，数学即逻辑的壮年时代，青年与壮年没有截然的分界线。故数学与逻辑亦然”的名言。参见莫绍揆：《数理逻辑初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9页。
[31]《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32]〔美〕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第113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38-539页。
[34]刘进田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38]《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
[39]《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40]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4页。
[41]黎鸣：《恢复哲学的尊严：信息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42]肖峰：《重勘信息的哲学含义》，《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44]《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0页。
[4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
[47]〔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北京：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1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2009年，第533页。
[49]参见崔林：《媒介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50]〔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4页。
[52]参见邬焜：《物质思维·能量思维·信息思维--人类科学思维方式的三次大飞跃》，《学术界》2002年第2期。
[53]〔加〕戴维·克劳利、保罗·海尔：《传播的历史》，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54]参见〔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1页。
[5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9页。
[56]齐爱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
[57]〔美〕卡斯珀·约斯特：《新闻学原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58]〔日〕杉村广太郎：《新闻概论》，王文萱译述，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第1页。
[59]郝雨、杜友君：《新闻学概论当代教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60]张宗厚、陈祖声：《简明新闻学》，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61]吴高福：《关于新闻起源问题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62]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
[63]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64]童兵：《理论新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4-15页。
[[65]]朱占春：《人大制度新闻概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1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
[69]《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70]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载陈建云主编：《中外新闻学名著导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0页。
[71]王中：《论新闻》，《新闻大学》1981年第1期。
[72]宁树藩：《新闻定义初探》，《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5期。
[73]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0页。
[74]徐宝璜：《新闻学》，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75]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新闻战线》1979年第1期。
[76]《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77]《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78]《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44页.
[80]《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4页.
[81]喻发胜：《文化安全：基于社会核心价值观嬗变与传播的视角》，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82]参见《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83]〔美〕斯旺伯格：《普利策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380页。转引自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2页。
[84]参见《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85]《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86]〔美〕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9页。
[87]《新闻学概论》编写组：《新闻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89]]参见〔德〕尼古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48-49页。转引自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0]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92]〔美〕史蒂文卢克斯：《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导论第13页。
[93]王中：《王中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2页。
[94]童兵主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读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
[95]齐爱军：《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的知识演进路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7期。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页。
[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页。
[99]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第100页。
[100]刘荣、廖思湄主编：《跨文化交际》，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101]〔加拿大〕罗伯特·洛根：《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10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9页。
[103]参见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04]喻发胜：《网络时代舆论功能的回归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网络实现》，《华中人文论丛》2011年第2期。
[105]〔美〕保罗·莱文森：《手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06]赵雪波、张璐：《媒介进化的生物动因、技术本质及规律》，《现代传播》2018年第11期。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7页。
[108]〔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著，斯蒂芬妮·麦克卢汉、戴维·斯坦斯编：《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页。
[109]〔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01页。
[110]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79页。
[111]杨巩：《中外农学合编》（卷12），清光緖三十四年刻本，第362页。检索自爱如生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库。
[112]喻发胜、黄海燕：《“联接力”：新旧媒体盛衰转变的关键——兼论传统媒体转型的根本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11期。
[113]崔林：《媒介进化：沉默的双螺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12期。
[114]“经济人”概念来自亚当·斯密（AdamSmith），又称“理性-经济人”“实利人”“唯利人”，指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参见李永彬：《从“经济人”到“道德人”——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哲学》，《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第6期。
[115]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16]根据笔者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的查询，最早用“新闻”来指代名词见于《弘明集》中的“玄化东流以慈系世众生，黩所先习，欣所新闻。”
[117]苏轼：《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四部丛刊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29页。
[118]陈著：《本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6页。
[119]赵升：《朝野类要》（卷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120]参见〔德〕尼克拉斯·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鲁贵显审定，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第25-26页。转引自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1]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2]〔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黄艾禾译，左宇校，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2页。
[123]参见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24]〔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125]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26]喻发胜、张振宇、黄海燕：《从传播到“传联”：一个新概念提出的学理依据、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新闻大学》2017年第2期。
[127]参见〔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128]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1期。
[129]《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130]黄旦：《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10期。
[1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