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900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1904年归国训练新军。武昌起义爆发，与李根源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阴加监视。1915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袁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因病赴日本就医，不治逝世。
有一部影片叫《知音》，描写的是民国初年蔡锷和小凤仙的传奇故事。许多人对于蔡锷的生平事迹，似乎也只知他是反袁护国的将领，影片《知音》中的主人公，少壮派军人加风流浪子。
蔡锷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3人，艮寅为长。其家世代务农。艮寅少年神童，6岁开始入塾受业，7岁便赴试晚清的童子科，一鸣惊人，14岁中秀才。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在此之前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在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后，他东渡日本，入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加入唐才常组织的自立会。
1904年冬，他在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训练新军，对训练新式军队颇负时誉。
机会很快就来了。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云南革命党人也加紧活动，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订起义事宜，蔡锷素孚众望，被推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10月30日重九夜，蔡锷宣布起义，亲率74标和炮标的起义军，进攻省城制高点五华山，并综观全局，调度指挥，粉碎了清军的层层防线，到次日中午，终于克复全城，起义成功。云南各府、州、县也都传檄而定。11月1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蔡锷被公推为都督。
云南独立后，蔡锷立即根据同盟会纲领颁布施政方针，按三权分立原则建立了行政部门军都督府及立法、司法等机关，然后次第进行兴利除弊的工作：撤换贪官污吏，代之以青年知识分子；开源节流，并带头减薪，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60元，仅相当于营长的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同时普及小学教育，开办初级师范，选送优秀青年出国留学。在振兴实业、兴办交通方面也多所措置。经过这番大刀阔斧的兴革，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在光复各省中独领风骚，为云南民族实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思想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也为以后护国战争在云南发起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编写《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保卫西南边疆、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方案。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袁世凯手中。蔡锷曾认为袁世凯能使国家达于稳定富强之境，对他抱有幻想，而为人奸诈的袁世凯对“有才干”又有地方实权的蔡锷却并不放心，于是利用蔡锷想到大地方干大事业的心理，采用调虎离山之计，调其入京。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表面上优礼有加，实际将其软禁。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也让蔡锷感到失望，从此追随老师梁启超走上积极反袁的道路，并商定了反袁计划。之后，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准备发动军事讨袁。不久，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轰动中外。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装出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表面上若无其事，毫不犹豫地在赞成帝制的题名录上签了字，并示以闲暇，优游宴乐，结识了名妓小凤仙，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常常乐而忘返，连公务都搁置起来。这些假象，果然使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上了当，放松了对他的监视。1915年11月11日，蔡锷秘密离京，经天津转道日本，随后蔡锷悄悄离开日本，经上海、香港转赴越南河内，途中挫败了袁世凯几次行刺阴谋，终于在12月19日到达昆明。
事后，人们将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大加敷陈，于是有了英雄遇美人的种种传说。
云南地处边疆，北洋势力尚未达到，更重要的是云南军民富有民主精神，因而，早在蔡锷回滇前，云南即已酝酿反袁战争。蔡锷的到来，使反袁力量有了众望所归的军事领导人。12月25日，蔡锷等人宣告云南独立，并组成护国军，1916年1月1日，当袁世凯在北京接受百官朝贺的同时，云南发布讨袁檄文，誓师讨袁，春城人民欢呼雀跃，争相捐款，踊跃参军。这时，蔡锷的喉结核病已经很重，大家劝他留守，他不同意，说：“反正我的日子也不多了，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
5月14日，蔡锷亲率第一军中路开赴护国前线，进攻四川泸州北洋军主力。蔡锷将指挥部设在与沪州隔江相望的纳溪，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有一次观察地形时被敌人发现，子弹如雨点般射来，他不得不在水深齐腰的水田里躲到天黑。他生活极为俭朴，每天只睡3个小时，艰苦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使他喉病日益加剧，形容憔悴，枯瘦如柴。但他的模范作用和护国战争的正义性，使护国军士气大振，面对数倍于己且饷械充足的敌军，毫无惧色，奋勇冲杀，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云南护国战争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贵州、广西等省也先后独立，反袁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袁世凯集团内部也四分五裂，原先支持他的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他众叛亲离也转而反对他称帝。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袁世凯不得已于3月22日撤消帝制，83天的皇帝梦就这样可耻地破灭了。但他还赖在总统宝座上，并提出实际上是要护国军缴械投降的议和条件。护国军不为所动，逼袁退位。6月6日，一代奸雄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和护国军的炮声中病悸而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年轻的蔡锷很想大干一番，“从头收拾旧山河”。然而，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喉病益加严重，肿痛加剧，声音全失，精神萎顿，饮食骤减，最后实在无法坚持正常的工作，只得电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他的确需要好好休养一下了。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8月底，东渡日本就医。终因医治无效，于11月8日溘然长逝于福冈大学医院，一代军事天才凋谢了，享年只有34岁，临死前他无限慨叹地说：“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几个月前，被视为“护国军神”的他，还在成都东门外锦江南岸的望江楼上写下了一首题为临《望江楼》的诗：“锦江河暖溅惊涛，忍听巴人下里歌；敢唱满江红一阕，从头收拾旧山河。”谁想到，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2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蔡锷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却是惊天动地的一生。他选择了“军事救国”的道路，成为一个为民主共和而战、为祖国富强而战的坚强斗士。正是他亲自发动和指挥的护国战争才使帝制永远不能再行于神州大地，他将以一个反对帝制的斗士的形象永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近些年来，“克隆”成了妇孺皆知的一个时髦名词。哺乳类动物的卵细胞是不可能发育成为一个新个体的，它必须与精子结合（即受精）成为受精卵，才能使之继续发育下去，形成一个新生命。因此哺乳类的这种繁殖方式称为有性繁殖。而无性生殖则是指不经过生殖细胞的结合，由母体直接产生出新个体的生殖方式。
克隆是英文clone的译音，一般是指生物的无性繁殖系，即由一母体经无性生殖而繁衍的一群生物。
克隆的对象可以是DNA（即脱氧核糖核酸，染色体的主要成分，是所有生物的遗传物质基础）片段，也可以是细胞、病毒、细菌，还可以是动物、植物。在自然界，有不少植物具有先天的克隆本能，如番薯、马铃薯、玫瑰等插枝繁殖的植物。“克隆”一词于1903年被引入园艺学，以后逐渐应用于植物学、动物学和医学等方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就用两栖动物和鱼类做研究对象，首创了细胞核移植技术。美国科学家罗伯特·布里格斯和托玛斯·金用一只蝌蚪的细胞创造了与原版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小小的蝌蚪成为世界上第一种被克隆的动物。
1960年，英国科学家利用非洲爪蟾成功进行了克隆试验。科学家们先用紫外线破坏了爪蟾的卵细胞，然后从爪蟾蝌蚪的肝细胞、肾细胞中取出细胞核，将之放入细胞核已被破坏的卵细胞内。最后，这些卵细胞中有一部分长出了活的爪蟾，这表明克隆成功。
1972年，克隆技术精细到以单个基因复制为单位。科学家将某种特定基因分离出来，将它与某有机体结合，有机体将新基因融入自己的DNA结构后再繁殖，产生出理想基因的复制品。
1986年，英国科学家魏拉德森首次把胚胎细胞利用细胞核移植法克隆出一只羊，以后“克隆牛”、“克隆羊”、“克隆鼠”、“克隆兔”、“克隆猴”等动物相继出现。这些克隆动物的诞生，均是利用胚胎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而获得成功的。
我国的克隆技术也颇有成就。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科学家童弟周就成功地对金鱼进行了细胞核转移。1978年，童第周又完成了用青蛙胚胎进行无性生殖的实验，他首先取出了青蛙卵细胞的核细胞，然后将青蛙红细胞中的核植入这个卵细胞，最终长成了活蝌蚪。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又克隆出兔子，1991年西北农业大学发育研究所与江苏农学院克隆羊成功，1993年中科院发育生物研究所与扬州大学农学院共同克隆出一批山羊，1995年华南师大和广西农大合作克隆出牛，接着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于1996年克隆牛获得成功。
“多利”出生于英国，是英国的科学家威尔穆特博士领导的科研小组创造出来的“杰作”。整个克隆过程如下：
“克隆羊”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其中一只母羊身上取得成熟卵细胞。为了一次实验获得更多的卵，生物学家们利用“超数排卵”技术，通过给成年母羊注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来使母羊的卵巢中一次便会有更多的卵成熟与排放。当卵巢排卵时，科学家们就可以取出这种成熟的卵细胞。
卵细胞由细胞核及细胞质两大部分组成，一般只在80至100微米之间。因此，科学家必须在放大几十倍的条件下，用特制的极细玻璃管刺入卵内，将卵细胞核吸出。这时，该卵细胞便成为一个无核的细胞了，即该卵已无核遗传物质了。
卵细胞核被取出后，下一步就要进行“核移植”，这是多利诞生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科学家们挑出胚胎细胞的细胞核，并将其“装入”另一只6岁母羊的乳腺细胞，形成一个含有新遗传物质的卵细胞。按照传统发育生物学的观点，只有受精卵经过数次分裂而形成的极早期的胚胎细胞才具有“全能性”，即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细胞，它便可以发育成一个完整的胚胎；而成年体细胞是“定向”了的，乳腺细胞只能发育成乳腺组织一样。多利的成功说明，即使“方向已明”的体细胞在一定的条件下，仍然具有“全能性”。
“核移植”完成后，要将这种“核质融合”的卵置于母羊体外培养，在它发育成早期胚胎后（一般待它分裂至4-8个细胞），将它移植至第三只母羊体内，直至羊羔出生。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要对这只母羊进行人工激素处理，使子宫内膜增厚，以便上述胚胎的“着床”与发育。
克隆绵羊“多利”没有父亲，却有3位母亲。这3位母亲和多利的关系如下：科学家首先从一只6岁成年多塞特母绵羊A的乳腺中取出一个本身并没有繁殖能力的普通细胞，将这个细胞的基因分离出来备用。因此，母羊A是“多利”的亲生母亲。
科学家然后取出另一只母绵羊B的未受精的卵细胞，将母绵羊A的乳腺细胞核植入这个卵细胞原先的细胞核。因此，母羊B是“多利”的借卵母亲。
最后，科学家将生长到一定程度的胚胎植入第三只母绵羊C的子宫中，最终经过正常的妊娠产下“多利”。所以，母羊C是“多利”的代孕母亲。
继多利诞生后，世界各国生物学家继续研究出克隆的各种新方法。1998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科学家用成年细胞克隆出50多只老鼠，并接着培育出3代遗传特征完全一致的克隆鼠，实现了克隆的批量化。此外，日本科学家用一个成年母牛的细胞培育出8只遗传特征完全一样的小牛，成功率高达80%。
2000年，美国科学家用与克隆多利截然不同的方法克隆出猴子。科学家将一个仅包含8个细胞的早期胚胎分裂为4份，然后将它们分别培育出新胚胎，但是最后只有Tetra成功的活了下来。与多利不同的是，Tetra既有母亲也有父亲，但它只是人工4胞胎中的一个。
自克隆小羊多利成功后，世界各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有的看作“福音”，有的则视为“祸水”。
对克隆技术持乐观态度的科学家们认为，克隆技术是“一座挖掘不尽的金矿”，它在生产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潜在的经济价值十分巨大。克隆技术可以应用于选育良种上，提高育种质量。如果不使用克隆技术，通常需要10-20代才能得到优良品种，而克隆技术只需要一代就能完成。
克隆技术还可以应用于生物遗传疾病的治疗，对物种的优化、濒危动物的种质保存，对转基因动物的扩群均有一定作用。
反对克隆技术应用的科学家认为，如果克隆动物受到特定病毒或其他疾病的感染，将会带来灾难。另外，克隆技术还会扰乱物种的进化规律，导致性别比例失调等后果，给人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危害。有性繁殖是形成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克隆动物”会导致生物品系减少，个体生存能力下降。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出现克隆人，对人类本身的伦理、发展都带来不可避免的危害。
但是世界上某些科学家和研究机构自多利诞生之日起，就从没有放弃对克隆人的研究。1998年，美国科学家理查德·西德宣布了自己的克隆人计划。虽然该计划马上受到各国的抨击，西德还是在8个月后在波士顿举行的会议上再次提出克隆人问题，声称“复制生物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科学研究”。随后，他在芝加哥附近建立了“克隆人诊所”，并宣称在两年半之内就能够成功诞生克隆人胎儿。
2001年3月，美国生殖科学家帕纳伊奥提斯·扎沃斯和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宣布，数百对夫妇已自愿报名参加培育克隆婴孩儿的实验。同时宣称，最早到2003年便可完成克隆婴儿的试验。
早在现代生物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就曾经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按照自然规律，哺乳动物的繁衍要由两性生殖细胞来完成，由于父体和母体的遗传物质在后代体内各占一半，因此后代绝对不是父母的复制品。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完全打破了这个“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因此，这是生物工程技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重大科学突破。1997年，美国《科学》周刊公布了这一年的十大科技新闻，荣登榜首的就是克隆羊“多利”的诞生。
“七情”是指人的七种表情，就是喜、怒、哀、爱、惧、恶、欲，“上面”就是指七种表情谷晒上块面果度，当然啦，无可能话同时之间块面出现七种表情了。
“七情上面”呢个词一般是形容一个人在大家的面前，表现力非常之丰富，感情多变，做事而且好卖力添。
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光绪进士，授工部主事。1888年至1898年间，曾7次上书光绪，要求变法，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办报纸，鼓吹改良主义理论。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变法维新运动，受慈禧镇压，逃亡出国。此后组织保皇会，反对民主革命。1912年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为国教”运动。1917年参加张勋复辟活动，旋即失败。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的历程比作一组雄浑悲壮的交响乐，那么，戊戌维新无疑是其中最慷慨最激越的乐章，而她的指挥者就是19世纪末叶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康有为。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代簪缨之家。南海西樵银塘乡，又称苏村，附近有西樵山，风景幽美。离西樵山七、八里的简村有陈启源1872年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是民族工业较早的企业。叔祖康懿修，任七县团练。叔祖康国器，是左宗棠湘军的重要将领，与太平军作战，辗转江西、广东、浙江等省，官至广西巡抚。归乡后建澹如楼，藏书万余卷。祖康赞修，连州训导。父康达初，候补知县。11岁父亲去世，随祖父读书，深受程朱理学的熏陶。他年轻时在澹如楼读书，广泛翻阅，达10多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
1876年，康有为从师朱次琦。朱次琦，新会九江人，又称朱九江先生。朱是广东著名学者，是康有为祖父赞修的好友，父亲达初的老师。朱次琦调和汉宋，重视程朱理学，兼采陆王，又重视史的研究，探求历史沿革。康有为从师三年，思想受其影响。在学习时，他爱独立思考，时发己见。偏喜王学，认为阳明学问活泼有用。他学习期间，便以经营天下为己任，有很大的政治抱负。但渐渐地，他又厌倦了“日埋故纸堆中，汩没灵明”的治经生活，遂弃考据之学，注重经世致用之道。朱氏虽也主张经世致用，却未能给康有为指出一条拯救苍生困苦、生灵涂炭的途径。任凭康有为“上穷碧落下黄泉”，仍是“两处茫茫都不见”。
1878年，康有为离师往西樵山白云洞坐禅两年。康有为在景色秀丽的环境中参悟佛理，探求人生道路，遇着京师回乡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会晤长谈，了解到京师风气和早期维新派的政论，极感兴趣。1879年，康有为接触到《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地球新录》这两本书。西方的文明制度和政俗习惯，开始吸引他的视线。这时候，康氏已家道中落，是没有经济力量远游的。然而被英国霸占的中国领土香港就在近旁，何不到此一游呢？
漫步于香港街头，康有为思绪如潮。40年前，这是中国土地，如今这里已成了外国侵略中国的据点。然而，脚下的道路是如此整洁，两旁的宫室是如此瑰丽，他们的制度是这样的严密。“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这是康有为初游香港引发的历史反思。于是他购买了世界地图和一些西书译本，带回研读。
1882年康有为道经上海，更觉“西人治术有本”。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民族责任心，推动着这个年仅25岁的青年人大购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西书，满载而归。他还从上海订了一份《万国公报》，回到广东，俯读仰思，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
正当这时，中法战争爆发了。广州戒严，康有为只好回乡避难，亲身体察到了侵略者咄咄逼人的嚣张势头。不久，便看到了中法战争出人意料的结局：中国不败而败。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都交织在他的思绪之中，他的心头开始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感，同时，也开始意识到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拯救民族危机，抵御外来侵略，学习西方长处，实行维新改革！
康有为的上书深深刺痛了那帮封建顽固派，他们原已内定把康有为录取为第三名，当主考官得知他是上书领袖，便把名字一笔勾销了。不仅如此，他们还造遥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上书不达，反遭讪笑，康有为并不气馁，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一场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有思想理论做先导。1894-1895年，康有为表面不谈政治，实际上转向维新运动骨干的培养和变法理论体系的建立。
康有为通过讲学，与学生一道研究变法理论。被称为戊戌变法思想“大飓风”和“火山喷头”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这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
清代乾、嘉以降的学术界，“宗学”高踞庙堂，空言性理；“汉学”如日中天，长于考据而鲜言经世，两大学派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护身符，一大批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丧失灵明。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新学伪经考》大胆宣布：自东汉以来的经典，都是刘歆为新莽篡汉而伪造的，与孔子无涉，只是新莽一朝之学，故曰“新学”，曰“伪经”。即使宋人所尊述之经，亦多伪经，非孔子之经。这种论陈学术上并不符合实际，但其政治意义却非同小可。它把历代封建统治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内的一声惊雷，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孔子改制考》则认为：上古茫昧，“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它称，《六经》皆孔子改制之作。《六经》载尧、舜、文王的典章和盛德大业，均无从稽考，实为孔子托古改制之言行，宣传自身政治观点和改革社会之张本。孔子创立“三统”、“三世”之说，所谓“乱世之后进以升平，升平之后进以太平”，社会历史就是这样因革损益，不断前进的。在康有为笔下的孔子已不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孔子，而是托古改制的“制法之王”了。
康有为撰写历史著作完全是为改革政治服务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表面上是历史考证的著作，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理论著作。1898年他又向皇帝呈上一部《日本政变考》。这是一部讲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历史书，而上呈给皇帝，其目的是要中国仿日本明治维新，采纳西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要从政治制度改变才算变法。这便和洋务派的小变区别开来了。
康有为在讲民权时谈到立宪，这是维新派认识所达到的深度，早期维新派讲议院并没有认识到议会的立法权力，说明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浮层。康有为借明治维新史谈政治改革是进步的。但是，全部按语透露着一种思想，就是仍要保住皇帝的尊严、社会地位和威信，而且怕乱，再三叮嘱要渐进，不能骤然实行，步骤不妨多一些。这是他改良主义本质的表现和反映。
1895年春夏之交，云集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正翘首盼望着金榜题名时刻的到来，但不久传来这样的消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楼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前来参加会试的康有为事先探知了条约的全部内容，大为震惊，立即串联同仁起来抵制，舆论界顿时激起了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康有为召集1300名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商讨联名请愿的事情。大家公推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壮怀激烈，操笔挥洒，草出洋洋18000言的《上皇帝书》由各省应试举人联名认同，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坚决反对签订丧权条约。提出“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1300名学子置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不顾，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汇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一幕！封建顽固派却视之若洪水猛兽，都察院拒绝收纳上书，更谈不上代为转奏了。但上书很快在神州大地广为流传，风靡一时。
这次会试发榜，康有为中了进士，授工部主事。这时康有为的志趣已不在功名官位，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维新变法的社会活动中。从此以后，他就不仅是变法理论的导师，而进一步成为维新运动的领袖。
上书策动光绪皇帝变法维新，是他继续不遗余力做的事情。从1888年至1898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反复申述和论证了他的政治主张。就在“公车上书”的同月，他又再次上书皇帝、提出以“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为自强雪耻之策。这次上书到达光绪帝手中，引起重视，令誊抄分送慈禧、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从此维新派开始取得光绪的支持。一个月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四书，首次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这是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表露。
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强迫割地和租借势力范围的狂潮。康有为闻讯，立即赶赴北京，在当年12月和次年1月、2月，又连续3次向清帝上书。他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在康有为的诸次上书中，以此书言辞和内容最为激进，字里行间，跳动着他那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此书当时虽未达光绪手中，但它内容警切，北京的士大夫们辗转传抄，津、沪等地报纸将其公开发表，广为流传。
康有力的第6次上书，即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从事物发展规律的高度论述变法的必要，从而得出“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的结论。提出“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于宫中”、“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三大急务。这是康有为第一次受皇帝之命提出的变法具体步骤。不久，他又第7次向皇帝上书，着重论述俄国彼得大帝如何学习西方、改革弊政的史事，以供光绪帝借鉴。这些上书连同他呈递的《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等著述，对促使光绪皇帝下定变法决心起了重大作用。
康有为频频上书叩击紫禁城，希望争取皇帝支持，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社会，他奔波各地，宣讲时势，创办报纸，组织学会，以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济中国之变”。在这方面，他显示出极大的热心和非凡的活动能力。仅1895年下半年，康有为就领导创建了维新组织强学会，办起《中外纪闻》等维新刊物。第二年初，上海又有《强学报》、各地维新组织和报刊的创办，多有康有为的支持之功。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事发生后，康有为入京组织起粤学会等诸多学会。特别是在1898年4月，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组织起强国会。社会上维新运动的声势和规模不断扩大，这对于光绪帝实行变法也是有力的推动。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下诏变法，一直到9月21日，史称“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帝特旨召见康有为于颐和国勤政殿。康有为侃侃而谈，详备条陈。光绪帝被他说得不断点头称是。君臣如鱼得水，相见恨晚。这次接见后，光绪帝即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杨深秀等人入军机处任章京担负具体职务，推行新政。以后又特许他专折奏事。这样就便利了康有力为光绪皇帝出谋划策。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充当了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师，光绪帝发布的一系列新政，基本上是根据康有为等维新谋士的改革建议颁行的，其内容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方面。
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在16年间周游列国，转徙于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香港、印度，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他仍抱着“横飞金翅决青岑，不信神州竟陆沉”的信念，在海外继续策划保光绪、倒慈禧、再图变法的活动。1900年，唐才常在上海发起国会，组建“自立军”，准备发动起义。康有为积极参与其事，以为筹饷购械为己任。他申明此举旨在“勤王救上”以救中国。辛亥革命后，1913年回国，他在上海当上了孔教会会长，创办《不忍》杂志，提倡以孔教为国教。1917年到北京，为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帝制而活动，这次复辟帝制几天工夫便被粉碎，康有为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致电尤养毅，要求日本政府从山东撤军，归还青岛。1922年7月，他怒斥湖南省长赵恒惕分裂国家的所谓“联省自治论”。
然而，迷信皇帝的康有为思想渐趋保守，在海外组织保皇会，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论战。尽管在日益兴盛的革命浪潮面前，康有为的思想、行为已失去往日的风采，但从流亡异域到返回国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康有为心里仍始终依恋着自己的祖国。异地的一山一水，一事一物，都会勾起他对祖国的怀念，泛起思乡之情。到了临死的前一天夜里，他在青岛寓所，遥望祖国天空的星斗，为能死在祖国而感到莫大欣慰。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与世长辞，终年70岁。
纵观康有为的一生，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个革新派，站在时代的前列，学术思想上敢于怀疑、立异，提出新看法，促使人们思想解放，推动学术前进，促进政治改革，丰富民族文化。他召唤着时代进步思潮，以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学说摧毁和重构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和暴风雨般的冲击力。同时，康有为又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并不甘心于书斋思辨，更不是止步于清谈高论，而是站在时代前列，投身现实斗争，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家和变法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把解救中国深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改革、维新之上，并为之奔波呼号，呕心沥血，这构成了铺垫康有为历史地位的一块重大基石，也是构成康有为历史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
他不仅在政治上参与维新运动，而且提倡社会上移风易俗。1883年他在家乡南海创不裹足会，女儿康同璧、康同薇率先不缠足，开风气之先；他又提出辫子最好剪掉，机器操作时容易裹缠辫子，发生危险；他还提出长袍不如西装短衣方便；他说跪拜匍匐在地，脑血倒流，不符合生理卫生；应以平等互相尊重观念代替尊卑等级观念，废除跪拜礼节。还有以君纪元，无益人道，建议用圣人孔子出生日纪元等等。
但是，康有为的思想到了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便趋向保守。民国以后，他办孔教会，要人们拜天、拜孔子，说不拜天、不拜圣人，天给人生了膝盖又有什么用处呢？张勋复辟帝制，他大力支持。在后期他是思想与行动充满矛盾的思想家。尽管他后半生逐渐沦为时代的落伍者，但应该说他一生仍不失为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挚爱着华夏之土，却找不到拯救华夏之路。尽管如此，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将其称誉为“先进的中国人”，他说：“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19世纪末叶面对国家的危亡、民族的沉沦，他作为维新旗手，引领时代风骚，这一历史功绩是永载史册的。
1945年4月25日，参加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在旧金山隆重举行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共有282人，还有1700名顾问、专家、秘书和随行人员。这是世界外交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史称“旧金山会议”。
在为期63天的议事日程上充满了激烈的争论和交锋。6月25日，与会代表在旧金山歌剧院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公约》。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们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礼堂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当时在宪章上签字的有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加上共有中、法、俄、英及西班牙文5种文字，因此签字仪式整整延续了8小时。
1945年10月24日，常任理事国中最后一个会员国苏联将批准书交存美国政府。同一天，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交存批准书，使得交存批准书的非常任理事国达到24国，超过常任理事国外46位创始会员的近半数。《联合国宪章》就从这一天生效。联合国也在这一天正式诞生。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基本法，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宪章全面地、完整地确定了联合国的体制和目标，是联合国一切活动所依据的准绳和指针。它由序言和十九章共一百一十一款条文构成。
宪章中的第一章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即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是全部宪章的核心。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联合国之宗旨为：（一）、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及依照正义、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的国际争端或情势。（二）、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依据的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三）、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全人类利益性质的国际问题。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全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四）、组成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机构，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
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驰名世界，不仅在于那宏伟的金门大桥，以及前些年在它东南崛起的硅谷，还因为该市是联合国组织的创建地。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的1945年夏天，在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闭幕这一天，50个创始会员国的代表在前一天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这一天，也被国际上定为“宪章日”。宪章所规定的各项原则至今还在全球各个角落传扬，成为鼓舞人类进步的永恒旋律。
《联合国宪章》是建立联合国的最基本法律文件。《联合国宪章》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蓝图，成为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平等，反对强权政治的法律依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不仅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而且已成为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历史证明，只要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就能对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发挥积极的作用。反之，就会损害联合国的尊严和形象，削弱联合国的作用。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坚持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各会员国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
维护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所有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会员。各国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世界上的重大事务，应由各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平等协商地解决。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靠“冷战”、“热战”和“集团政治”的思维和办法都行不通。只有严格遵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国与国之间才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只有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各国才能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
中国是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的发起国之一，也是会议的四主席国之一，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和联合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贯把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自己应尽的责任。中国将一如既往，同其他成员国一道，使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有了这一宪章，人类毕竟具备了可以共同遵守的公理约束，任何强权和非理行为还是受到巨大制约，这对保障世界和平发展确是无价之宝。
如果有人做咗好事而唔俾人知的话，就叫做“阴功”，又叫“阴德”。呢个“功”是指“功德”的意思，而“阴”就是指“做咗好事，都唔俾人知道，遮遮掩掩”咁解。
民间传说，人如果生前做得好事多的话，死后就会有相应的好待遇。原本呢个“无阴功”是指生前唔多做好事，慢慢演变成“坏人做坏事”咁解了。
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是指美国以打击恐怖分子及其庇护者为名，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发动了代号为“持久自由”的军事打击行动。在美军事打击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已被推翻，“基地”组织也已基本上瓦解。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行动是21世纪的第一场重要战争，对21世纪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军事形势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残酷的恐怖事件，它也成为美国发动对阿富汗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美国认定的策划实施袭击事件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拉登就藏在阿富汗。在过去的几年中，拉登这个美国的死对头给美国惹了不少麻烦，美国大使馆被炸，驱逐舰被袭击，都是他的杰作。美国想尽办法打算除掉他，但一直没有成功。执掌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组织对内实行宗教统治，在国际上奉行强硬外交，不给任何人面子。“9·11”事件后，美国立即确定本·拉登为头号嫌疑犯，并宣布即刻采取军事行动，对本·拉登的藏匿处阿富汗施加强大的外交和军事压力。
一、美国炮火瞄准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初，拉登等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对美军进驻沙特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允许“异教徒”军队进入沙特是对伊斯兰圣地的亵渎，是对伊斯兰教义的违背。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是穆斯林世界一切麻烦和危机的根源，美国是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最大障碍。特别是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庇护下，拉登的“基地”组织反美活动日渐活跃，这成为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世人的眼里，塔利班非常神秘。在阿富汗普什图语中，“塔利班”是“宗教学生”的意思，也称为“学生军”。其骨干成员多来自宗教学校或受过培训的阿富汗普什图族难民。塔利班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奉原教旨主义，致力于“建立世界上最纯粹的伊斯兰国家”。塔利班政权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组织结构严密，总部设在坎大哈。
塔利班在其控制的地区，全面推行伊斯兰法，实行极端宗教统治，甚至专门颁布政令禁止电影电视，严格控制娱乐活动，男人必须蓄须，女人必须蒙面，不允许妇女接受教育和就业，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和拉登一样，都非常神秘，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相貌和年龄。1996年9月28日，奥马尔领导的塔利班武装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成立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奥马尔一共有3个妻子，其中一个是拉登的女儿，这多少说明了他与拉登之间的关系密切的原因。
美国认定的“9·11”袭击事件策划人本·拉登对世人而言更为神秘，他出生于富裕之家，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界大亨的18个儿子之一，曾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了一阵子，但这份工作并未能令这个年轻的穆斯林理想主义者感到愉快。20世纪80年代初，拉登加入了数以千计阿拉伯青年的行列，前往阿富汗，对抗1979年以来占领阿富汗的苏联入侵者。一开始，他参与为圣战者兴建军火库、医院和道路的工作，但他也参与战斗。1989年，当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之际，拉登返回沙特的家乡。然而这时候所发生的事，令他感到震惊。1990年当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时，沙特国王法赫德拒绝了拉登所提供的军事援助，转而向美国求援。拉登无法接受50万美国士兵踏上沙特的神圣土地这一事实，于是前往苏丹，支持其他穆斯林战士。
1996年，苏丹要求拉登离境，拉登被迫来到阿富汗后，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和训练营地，誓言要绝不妥协地对美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直到它撤离阿拉伯半岛和整个穆斯林世界，为1998年拉登在阿富汗正式创立了国际伊斯兰恐怖集团“基地”组织，并训练了1万多名圣战分子，建立起了由近3000名阿拉伯人组成的核心部队。同时，在全球编织了庞大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活动网络，广泛制造恐怖活动。因此，9·11恐怖事件发生后，虽然美国尚未找到确凿证据，但美国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拉登为首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所为。在阿富汗，塔利班掌权后，拉登的势力更是得到迅速扩张，成为美国的强大对手。因此，美国下定决心寻找机会除掉拉登和塔利班势力。
美国总统布什随即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布，美国已开始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训练营实施军事打击，打击的目的是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军事力量。布什称，美国要求塔利班政权交出本·拉登和其他恐怖分子，但遭到塔利班的拒绝，塔利班政权将对拒绝美国的要求付出代价，布什说，在对恐怖主义的打击中，没有“中立区”，这次打击不是美国要发起的。他说：“我们将赢得胜利。”
开战后，美国把主要兵力全用到了旨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和摧毁拉登的“基地”组织的行动上。尽管阿富汗塔利班的防空力量非常弱，但美军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行动中仍然把夺取战场制空权放在首位。对阿富汗军事打击的第一天，美军首先使用AH-64“阿帕奇”直升机和MH-53“铺路洼”特种作战直升机，对位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附近的4处防空导弹和预警雷达站实施了攻击，为作战飞机进入阿富汗境内进行空袭开辟了空中走廊，同时，美军使用“战斧”舰射巡航导弹和AGM-86C空射巡航导弹对阿富汗进行了远程攻击，然后，美从迪戈加西亚岛和从本土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的B-1B、B-52和B-2远程重型轰炸机以及从位于阿拉伯海北部海域的美海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深入阿富汗境内进行了空袭。在以后的几天里，美军平均每天出动30架次左右的飞机对阿富汗全境的目标进行空袭。空袭的目标主要是塔利班的战斗机基地、雷达站、机场、地空导弹基地等。至10月13日，美军宣布已经掌握了阿富汗战场的制空权。
要彻底推翻塔利班政权和摧毁“基地”组织势力，仅靠空中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在掌握制空权后，美国便开始协助反对塔利班的北方联盟和东部联盟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实施大规模的地面进攻。10月31日晚，美军使用近10多架B-52和B-1B远程重型轰炸机对阿富汗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以南的塔利班阵地开始进行开战以来最猛烈的地毯式轰炸。11月1日凌晨，北方联盟的军队在美军的空中掩护下向驻守在马扎里沙里夫以南达拉苏地区的塔利班阵地发起进攻，从而开始了美军部队和北方联盟对塔利班联合实施的立体攻势。
在北方联盟对塔利班进行地面进攻时，美军还派出了特种作战部队充当北方联盟的顾问和指导。为了配合北方联盟在马扎里沙里夫的地面作战行动，美军甚至使用了威力强大的集束炸弹和重达1.5万磅的巨型炸弹。11月9日，北方联盟在美军空袭的支援下，终于突破塔利班的防线，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马扎里沙里夫是反塔联盟在美军支援下攻占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从此以后，阿富汗战局发生了急剧转折。几天之内，北方联盟就占领了阿富汗北部的大部分省份。11月13日，北方联盟攻占了首都喀布尔。至11月14日，反塔联盟已经占领了阿富汗全国领土的80%，塔利班仅剩下北方的昆都士和南方的坎大哈两个重要城市。
11月15日，北方联盟的军队包围了昆都士。11月19日，北方联盟的军队在美国空中支援下，向聚集在昆都士的近一万人的塔利班武装发起了猛烈攻击。美军出动轰炸机重点轰炸了昆都士郊外的哈纳巴德机场附近地区。在美军的猛烈轰炸下，驻守昆都士的塔利班军队曾一度提出向联合国投降。但由于在昆都士的外籍武装人员不同意投降，塔利班与北方联盟的谈判破裂。美军很快恢复并加大了对昆都士的轰炸。
11月23日，北方联盟向昆都士周围的汗阿巴德、普勒班吉和达什特阿拉奇等三处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美军多次出动B-52轰炸机对塔利班的阵地进行轰炸。11月25日，北方联盟的一支约12000人的军队进入昆都士，正式接管了阿富汗的这个北部重镇。坎大哈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大本营。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指挥部就设在坎大哈。
当天，美两栖攻击舰“佩勒利乌”号上的海军陆战队第15和26远征旅的1500名人员开进坎大哈西南大约60英里处的比比特拉临时机场，并在该机场建立了一个前方基地，以配合南部普什图部族武装向坎大哈进攻，并防止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成员从坎大哈逃跑。此举也是美军第一次向阿富汗境内派出大批地面部队参战。12月7日，守卫坎大哈的塔利班军队决定向普什图族武装投降。
12月8日，即将出任阿临时行政当局主席的哈米德·卡尔扎伊的部队占领了坎大哈，但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不知去向。12月9日，塔利班控制的最后一个省阿富汗东南部的查布尔省宣布投降，这标志着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彻底结束。
三、大规模搜剿行动为了彻底消除隐患，美军开始了旨在搜捕奥马尔和拉登的大规模的搜剿行动。
实际上，11月20日，美军就已经开始了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的大规模搜剿行动。美军在协助反塔联盟对昆都士和坎大哈进行地面进攻的同时，其作战飞机也在对阿富汗山区的“基地”组织营地、洞穴、坑道进行不间断轰炸。美侦察机一直在严密地监视“基地”组织的活动情况，一旦发现“基地”组织出动，便立即实施空中打击，11月14日，美军飞机炸死了“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主管军事行动的穆罕默德·拉提夫。
为了搜捕本·拉登，美军还向阿富汗境内增派了特种作战部队的小分队。11月下旬，美军又开始使用“全球鹰”无人侦察机来寻找本·拉登。自11月20日开始，美海军舰艇还加强了对巴基斯坦海岸的巡逻，以防止本·拉登从海上逃跑。自12月9日塔利班政权被彻底推翻后，美军就把军事行动的重点完全转移到搜剿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势力上来。
自2002年1月14日以后，美大规模的持续空袭作战行动基本上停止，但美军每天仍然保持一定数量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在阿富汗上空进行监视性飞行，一旦发现“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残余军队的目标就立即进行空中打击，有时为配合地面部队的搜剿作战行动，美军还出动大批作战飞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坎大哈被反塔联盟占领后，美军认定本·拉登藏在托拉·博拉营地。
从11月9日开始，反塔联盟的军队在美空中打击行动的配合下开始向托拉·博拉营地进攻。美空军的B-52、B-1B等远程重型轰炸机连续多天对托拉·博拉山区进行猛烈的轰炸，有时每隔30分钟就轰炸一次。为了加大空袭效果，美军飞机曾投放了BLU-82巨型炸弹以及一种弹头上含有裂变物质的集束炸弹。在对托拉·博拉山区进行清剿的战斗中，美军派出特种作战部队的突击小分队直接参加对一些洞穴的攻击行动。美军对托拉·博拉营地的清剿作战一直持续了20天，至12月29日大规模清剿行动基本结束。
2002年3月1日，美军联合多个国家的军队以及阿富汗武装又在帕克蒂亚省加德兹城南部的阿尔马山区展开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残余武装的“蟒蛇作战”清剿行动，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和挪威的200多名官兵和阿富汗地方武装数千人也参加了这次行动。美军在“蟒蛇作战”行动中之所以派出大批的地面部队，主要是接受了上次在托拉·博拉清剿行动中的教训，由美军来切断敌“基地”组织成员的逃跑路线，并使阿富汗军队全力对“基地”组织发动地面进攻。在这次作战行动中，共有500至800名“基地”组织的成员被打死。此后，阿富汗战争便基本上结束了。
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是新世纪人类展开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一场很奇特的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对阵最弱的武装，美国用的是侦察卫星、战斗机、巡航导弹、激光制导炸弹等最先进的武器。塔利班却只有一些破旧不堪的“武器”，力量悬殊可见一斑，其结果是很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运用的战法，他利用外交获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得到了国内的一致支持，联合了阿富汗北方联盟。美国用战斗机空袭，由北方联盟去打地面战，派遣特种部队辅助作战，从而减少了美军最怕的人员伤亡，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过，尽管塔利班政权已经被推翻，“基地”组织也受到重创，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已经宣告结束，但奥马尔和拉登及其支持者的一系列针对美国人的行动让美军心里总是不踏实，美国已经被拖入了一个巨大的泥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延续着这场战争。
斯蒂芬·霍金于1942年1月8日（这天刚好是伽利略逝世300周年纪念日）出生于英国牛津。他的父母本来住在伦敦北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是一个生养孩子的好地方，因此来到了牛津。他8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了伦敦以北20英里外一个叫圣奥尔本斯的小镇上。11岁时，斯蒂芬上了圣奥尔本斯学校，后来去了牛津大学，这也是他父亲的母校。斯蒂芬想学习物理学，他父亲则希望他学医，最后父亲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进入物理系就读。
在三年工作量并不巨大的学习之后，他获得了一等自然科学荣誉学位，之后进入剑桥大学研究宇宙学，当时牛津大学还没有宇宙学这个专业。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一名研究员，后来成为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的教授。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患了卢伽雷氏症，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使他永远成为轮椅的囚徒。他不能发声，只能靠一种语音合成器以正常人十分之一的速度与人“交谈”；看书必须依赖于一种翻书页的机器。然而庆幸的是，他的脆弱的脖颈正好能够支持起他的天才的头脑。
鉴于他的卓越成就，从1979年开始，他担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这个职位是1663年根据亨利·卢卡斯的遗嘱和遗赠所设，第一个担任此职位的人是伊萨克·巴柔，1669年伊萨克·牛顿也曾担任过这个职位。
霍金共有12个名誉学位，在1982年获得了高英帝勋爵士头衔以及在1989年获得了大英帝国荣誉爵士头衔。他拥有众多奖章和荣誉头衔，是皇家学会成员，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现在斯蒂芬·霍金享受着充实的家庭生活（他有三个孩子），继续着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同时周游世界发表演讲。
一种是以人择原理来解释的叫作紊乱边界条件的宇宙起源。就像著名的一大群猴子敲打打字机，大部分敲出来的必是废话，但纯粹的偶然也许会使它们敲出一行莎士比亚的短诗。类似地，在宇宙开端的多种无规则可能中，我们刚好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滑一致的区域里，才有可能使我们这样复杂的人类存在。
人们将力分为四种，即引力、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并已通过所谓的“大统一理论”（GUT）将后三种力统一起来，而将引力也包括进来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这一工作的难度在于广义相对论是一个“经典”理论，它没有包含量子理论的不确定性原理，而其他的部分理论又非常基本地依赖于量子力学。所以必须是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虽然还存在着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但从目前人们研究的“弦理论”中已看出成功的希望。
人们对于霍金的景仰，还来自于霍金对科学的执著精神和对生活的勇气。霍金20岁时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该病将导致瘫痪，医生甚至预言他还只有两年的寿命，然而霍金却创造了奇迹。尽管如今他只能坐在装有马达的轮椅里，依靠一个电脑发声合成器，以正常人十分之一的速度与人“交谈”，生理上他寸步难行，智慧上却一跃千年，跑到几十亿光年之外，那宇宙的边缘。他同其他科学家一样，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执著的探索精神是生命的最大动力。
霍金所说的一切不可能都是绝对真理，他是一个探索者，在不断探索新的事物。他不仅推崇数学作为最严谨的形式逻辑的威力，更处处引证实际观测结果作为理论可信的基本条件。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无论如何，科学的力量在于凡是未经实验验证的东西就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在任何一种理论被实验或观测事实多次重复地证明之前，它是不可能为科学界所承认和接受为一种科学理论的，不管提出这种理论的是何许人。
科学永远不会标榜自己“无所不知”。重要的是，人类必须思考，必须继续不停地思考。人类必须努力拓展知识领域，但有时人们确实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我们不知道知识的边界在哪儿，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起点在哪里。
“掕光黑”是好平常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战国的形势就在一个“掕光黑”的时段，突然间改变晒了。是点样一回事啊？听我慢慢讲。
以前讲过，魏国的大将庞涓俾孙膑围魏救赵伏击咗一场，输到一扑一碌，十三年之后，庞涓又带兵攻打韩国，韩国亦都好似赵国咁样向齐国求救，齐王亦同上次一样，派田忌同孙膑带兵去救，田忌问孙膑“应该点打啊？”孙膑就话“又是打伏击咯！”田忌愕晒，“乜话？又用呢一笼啊！庞涓会识穿的喔！”孙膑就笑笑口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庞涓无话唔上当的。”田忌听到点晒头，就话“俾你安排一切了。”
孙膑于是指挥齐军直攻大梁城，注意，是开封果边的大梁，引得庞涓大军返转头，孙膑又叫士兵快哋走，庞涓望过去，齐军连队形都散晒，再派人清点一下齐军留下的军灶，推算一下齐军的人数，第一日有十万，第二日只有五万，第三日剩下三万，庞涓唔冧到，呢啲正正是孙膑哄佢入搭的计谋，佢就话“齐军怕晒我地，逃兵已经过半了，剩下的果啲，我带十万精兵去同佢地送终啦！步兵唔使跟来了。”
庞涓带住十万人全速前进，追下追下就来到马陵道，庞涓在地图上就好熟悉呢个马陵道，知道呢一片丘陵只不过几十里地，前后都唔乜嘢坡度，唔是打伏击的理想战场，但是佢唔知道孙膑唔止是只睇地图，佢行过呢度，觉得正好是打伏击。佢叫人将一棵树刮咗树皮，写咗几个字，两边就埋伏咗一万个弓箭手，叫佢地见到大树边点起火把的时候，你就对住火放箭就啱了。火光就是命令了。
再讲返庞涓，佢行行下就觉得，果山势竟然比预计的要险得多多，心里面已经打个突，即刻下令骑兵加快速度，呢个时候已经是“掕光黑”了，佢睇见前面大树有字，就叫卫兵点起火把来睇睇，原来果八个字是咁写的“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火把一照，一万支箭就将庞涓成班人都变晒箭猪，全部碌晒地上，蛇无头不行，魏国十万精锐大军就俾齐军当豆腐咁切。呢个咁的“掕光黑”所发生的事，竟然将吓吓霸霸的魏国打败，整个战国的格局就变晒了。
是了，有啲军事知识的发烧友会讲，呢个故事，同八路军打日本仔的神头岭伏击战咁相似的呢？唔错，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相隔两千年的两场伏击战，真是可以前后相辉映。
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杜黑凭借创新的头脑、敏锐的时代感与职业意识，预见到了飞机应用在军事上的广阔前景，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空军军事思想。他对空战的推崇、空军的重视等一系列想法如晴空霹雳，炸响在欧洲各国的上方，推动了它们各自的空军建设跨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格局，使战争由平面转为立体，为战争插上了一付高飞的翅膀，跃入了富有革命气息的三维空间！
自古以来，人类都对自由飞行于蓝天充满了无比的期盼和热切的渴望，当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把第一架飞机送上天空时，人类便开始不断拓宽自己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为战争开辟了新的领域。
两次世界大战为杜黑的空军军事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一战期间空军的协助参战，带给了杜黑很大的思考空间。虽然在一战中，飞机的数量有限，性能低下，作战规模也不大，但其发挥的作战威力却不容忽视。然而各国由于忙于战事，都还没来得及系统地总结空中作战的经验教训，没有形成系统的空军学术思想。这就为杜黑的空军军事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朱里奥·杜黑（GiulioDoubet，1869-1930年），意大利军事理论家。1921年他写成的《制空权》一书，全面宣传空军致胜论学说。这一学说奠定了现代空军军事理论的基础，带来了传统军事理论的又一次革命。后来又著述了多本空军军事著作，从不同侧面对他的空军军事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补充与完善。
杜黑提出飞机用于军事必将引起战争的革命，导致传统战争样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空中战场将是未来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场。
飞机在行动和方向上享有高度自由，这样空中武器就扩大了进攻的优势，缩小了防御的优势，它能以闪电般的速度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快速结束战争。而在地球表面上的人们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去干扰、打击在空中自由飞行的飞机。凭借这些优势，空军必然成为一个在战争中能在其他军种以前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
尽管杜黑突出了空军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杜黑主张仅仅通过空军就能单独赢得战争。相反，他认为陆海空三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获得最大的胜利，陆、海、空三军应相互协调，三军按某一定比例保持某种合理的配置。其中，空中力量应给予最高值。
最关键的是，杜黑提出空军要获得战争的胜利，必须“夺得制空权”。所谓“制空权”是绝对制空权，不是相对制空权，它指的不是高度空中优势或航空兵器的优势，而是指既能阻止敌人飞行，又能保护自己飞行的这样一种态势。
掌握制空权的人往往占有极大优势，可以保护自己整个领土和领海免遭敌人空中进攻，同时也可以保证自己积极主动进攻敌人的领土。所以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还得接受战胜者强加的任何条件。
因此，一旦发生战争，为了保证国防，就必须利用最有效的手段夺取制空权，这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充分必要条件。
那么如何夺取制空权呢？杜黑一再强调只能通过空中进攻，只能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只有具有足够力量的独立空军才能确保国防安全。
具体地说，空中进攻就是力争把敌人的飞机消灭在机场上和工厂里。它最大的优势就体现在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自由地选择攻击目标，并集中优势兵力，突然给敌人以猛烈打击，从而最大限度地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夺取制空权。
另一方面，杜黑之所以如此重视用空中进攻来夺取制空权，还因为他认为通过空战是无法夺取制空权的。如果使用空军在空中寻找敌人，那将会劳而无功，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失败。
所谓“独立空军”，就是组成能够夺得制空权的空中力量的所有航空兵器的总体。
一支独立空军的构成包括最大限度的轰炸力量和与敌人实力成比例的空战力量。其主要成分永远是轰炸机和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
成为一支合格的独立空军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夺得制空权，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二是夺取制空权后，有力量摧毁敌人物质和精神上的抵抗，这是必需条件。一旦具备了这两个条件，那整个战争的结局就将决定性地取决于独立空军的力量了。
独立空军夺取制空权最有效的方法是摧毁敌机于地面，这道理与想要打下空中飞翔的鸟，却去袭击它在地面上的巢和蛋的事理如出一辙。
对于防空问题，杜黑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反对把防空作为战略问题来考虑，他认为防空应只限于那些能减小空中进攻效果的做法。
防空方式无论是空中防御还是地面防御，在他眼里都是不足取的。
如果采用空中防御方式，就必须到处设防，随时准备抗击大群的敌航空军部队。但飞机仅仅是出色的进攻武器，并不是优良的防御武器。利用飞机来防空显然是无用的。
从战争经济性角度来考虑，会发现防御行动将迫使防御一方必须投入比实施攻击的敌方要大得多的资源，大到防御一方无法承担的程度，这无疑是对战争经济性原则的违背，也是无效的。
至于地面防空往往劳而无功。为了建立这样的防御，不知要投入多少资源和精力，耗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架飞机。但飞机甚至根本不用起飞和飞行，仅靠它的潜在威力就可以牵制住所有这些资源和人力了。显然，也是无效的。
因此，真正有效的防空只有采取进攻的方式将敌人的空中力量摧毁在地面上，才能真正削弱敌方空中力量的进攻力量，阻止敌人的空中进攻。未来战争只能是“用进攻来防御”。
杜黑还提出了军事航空后备力量建设的思想。为了国家安全，他建议国家应该促进民航的发展，作为空军的后备力量。民航活动本身就是储备国防力量的一种手段。在战争期间，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尽可能迅速转换为战争工具，努力建成一支在国家需要时能改造为强大军用空中力量的强大民航。
他也主张发展各种民间航空活动，如举办航空比赛、飞行表演、竞争、航空展览等，以吸引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
给人更大触动的是，杜黑从方法论的高度强调了必须从一个新的角度探索未来。他认为死守着过去的陈腐的东西不放对于未来的建设没有任何益处。胜利从来都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变化的人敞开大门的，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后才去追逐的人敞开的。而在当今这个战争形式快速变动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争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因此，杜黑呼吁成立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培养一批与时代同步的军事人员。
杜黑的空军军事思想如同创世纪的高亢乐声震醒了地面上的人群，穿梭于宇宙的高空，刚劲有力，雄浑奔放。
他首次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空中战争和制空权的理论，有从战略高度来研究空军使用的方法，也有具体对建设空军的精辟见解。这对世界各国空军建设和军事学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上半叶，英国、苏联、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等相继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空军或强大的陆军航空队，空军构成中轰炸机所占比重也大幅度增加。
杜黑所强调的有关空军建军的诸项原则和各种观点，尤其是对制空权下的定义被世界大多国家所承认、采纳。德国于1921年就将夺取制空权思想，以及为夺取制空权必须建立强大的轰炸机部队以发起猛烈进攻，集中兵力进攻敌国国土的空军等思想，明确写进了自己的战斗条文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闪电战理论以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军事指导思想都不难从杜黑的理论中找到思想渊源。
二战后，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以战争中，杜黑的理论都得到了不断的运用和验证。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主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连续轰炸了38天，尔后地面部队仅进行了100小时的战斗，战争就结束了。这被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认为是“空军第一次单独赢得的战争”。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进行了78天的不间断地轰炸，甚至连地面部队都没有出动就基本实现了战略企图，又一次显示了空中力量的威力。
直到今天，杜黑的空军军事思想也不失其现实意义。如关于制空权的战略重要性的思想、力求歼灭敌机于地面的思想、三军协同作战的思想、发展民航，建立空军后备力量的思想、以及克服旧观念、研究未来战争新特点新趋势的思想等等。
当前，国际局势日趋纷繁复杂，我国空军建设任重而道远。在我国空军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杜黑的基本空军思想无疑是值得我们利用的“他山之石”。
杜黑的军事思想中也不乏缺点，如过高地估计了空军轰炸的威力，过低地看轻了陆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正是杜黑的空军军事思想的影响才有了人类战争翱翔于高空的态势，才描绘了人类战争走向立体化的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