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山头花竟艳，钟声响处落花飘。然而，清风何尝不使花摧折，又岂可恨敲钟人的无情？有人喜欢把枝头盛开的花朵当作白云来欣赏，有人愿意把纷飞飘零的落英当作白雪来怡情。皆因各人的心境不同，因而赏花的情趣亦各异。但花本无心，与此何干？我愿此生为花。
花固可以成为与白云媲美的枝头繁花，也可以成为和白雪争洁的缤纷落英。但是，在我来说，这都不过是逝去的梦，一去不复矣。如今，我岂不是沾满泥土的落花！
啊！半生梦觉思落花。对镜自照，不禁笑道，你的相貌颇不凡，而志气为什么这样颓唐；风度似亦英俊，而才能为什么这样鲁饨；你的身躯徒然高大，而胸襟狭小如豆；行为虽似磊落不羁，奈何感情却如妇人。你终非什么天下的英雄！
啊！无用之人，只有你和我。让我们同唱落花之歌，共奏落花之曲吧！武藏野之花（此为一借喻，以武藏野之花喻艺妓留誉，因宫崎滔天与留香曾有—段恋情），也曾想过要攀折，但是啊！但是……
故乡的山河
我的母亲年逾七旬，依然住在故乡。假如她听到我唱落花之歌，不知将有什么感触！与母亲同住在故乡的妻儿，犹日夕茹苦含辛，维护着其夫其父的旧梦。如果听到我奏落花之曲，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回去吗？市藏和兵吉会怎样想呢？回去的话，故乡的山河又会怎样迎接我呢？
距加藤肥州（加藤清正，系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的武将，事丰臣秀吉1536-1598,领有肥后地方，今熊本县，因此人称加藤肥州）的遗迹银杏城（银杏城即熊本城，在熊本市中央，加藤清正于一六〇一年所建）西北七十余里，沿着漫长的长州大道，走到将近筑后（今福冈县）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小村落，名叫荒尾村，那里民虽贫而纯朴，地虽瘠而形胜。我就出生在这个寒村中的名门，古时所谓乡士的家庭里。人们尊称我为老爷，清晨东眺当年小岱八郎行平（小岱八郎行平，1185年（文治元年）领肥后国下向、小代、筑梅尾城、简狱城）。所居住的城堡七面峰；傍晚隔着惊涛拍岸，直临足下的有明湾，西望肥前（今长崎县与佐贺其之地）的温泉，多良二峰；俯仰之际，每放声高歌，唱出“英雄起处地形好”之句，然而如今竟落魄若此。呜呼！是山河负我，还是我负山河？英雄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
我的家庭
家父在我十一岁时便去世了。他的事情，我虽然记忆不多，但是还依稀记得他曾开设武学馆，传授子弟们剑术。也记得他用马驮着母亲手种的西瓜，挨户送给村中的老者和病人。有时他喝醉酒，便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佯狂起舞，那种使人畏栗的形象还历历如在目前。其中印象最深使我永世不忘的，就是他经常摸着我的头反复地对我说：“要作英雄，要当大将！”每当我的手触及金钱，他便严厉地斥责说：“这是乞丐的行为。”母亲也深受父亲的影响，性格刚强，经常教导我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奠大耻辱。”此外，举凡我的亲戚故旧以及乡老村媪等，也无不极力鼓励我说：“要以哥哥为榜样。”他们所说的哥哥，是指我的长兄八郎（1）。他在明治初年，主张自由民权，浪迹四方，明治十年（1877年）参加了西乡之乱（2），战死于沙场。当时我虽不知道大将英雄是何等人物，却想要当大将，作英雄：并不理解自由民权为何物，却认为自由民权是好事。并且对官兵、官员等凡是带有“官”字的人，我一律目之为盗贼坏人，凡称“贼军”“谋反”者，反视之为大将豪杰。唉！是家庭对我不好呢，还是我对家庭不好呢？使我今天落到如斯地步！
我们同胞一共十一人，八男三女，我是最小的。在这十一个人以外，听说还有一个过继的哥哥，但始终没有见过。据母亲说：父亲本想叫这个过继哥哥继承家业，让自己亲生的儿子，受到一定的教育后，任其自便，不加约束，自己则静观他们的发展，以娱晚年。可是，那个应该继承家业的过继哥哥（3），却又老早弃家离藩，流浪四方，日后参加长州派，在蛤御门的战役（4）中阵亡了。其余的兄弟也大都夭折。到父亲逝世时，只剰下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当时姐姐俱已出嫁，两个哥哥就学于邻乡某私塾，我在邻村某小学上学。我在习字作文的作业中，因滥用自由民权的字句，不知多少次受到老师申斥。但是这个“毛病”却不是老师的申斥所能纠正的。十五岁小学毕业进中学以后，同样的“狂态"依然未改，以致屡遭校长和老师谴责。尤其是饱受同学们的歧视，经常在黑夜中被他们殴打。
在我进中学的时期，大哥（5）游学东京，二哥（6）负芨大阪。家中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叫阿仲的忠实女仆支撑着门户。父亲平素不善理财治产，而且怜贫好客，以致到了晚年，弄得家计大乱，几至不可收拾。毋亲以一个女流之身，接管了这样一个家庭，还要设法供三个儿子求学，煞费苦心是可想而知的。有时我回家取学费，发现她暗中使人把被褥蚊帐等物送进当铺，我也不知多少次躲在房中涕泣。克服如此的难关，并使我们得受一定的教育，母亲身心的劳苦，自不待言，而帮助母亲整顿家业的实为村中的长者彦代梦老人。如今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千马继承了家业，至今依然秉承乃父遗志，时刻关怀和帮助我们这个没落的家庭。他不仅是我本人和我家的恩人，而且也是这个世风浇薄的时代中一位不可多得的义人。
中学和大江义塾（1）
12
中学的同学们，每谈到志愿，不是说我要作什么吏，便是说我要当什么官。当官为吏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我却认为官吏都是强盗，是坏人，视之为自由民权的敌人。所以与其说他们讨厌我，毋宁说我更讨厌——不，不如说蔑视他们。可悲的是众寡悬殊，四面都是官军，只有我一个人是贼兵。不仅不能进求一战，还不得不经常退居于防御的地位。并且在教员当中还有两个梳发髻的神风连（2）的余党。尽管他们是温厚诚笃的君子，但在我这胸怀狹窄的自由民权者心目中，觉得受他们的教诲，就如同向敌人求怜乞食一样，非常不愉快。于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我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说服母亲，想从这个环境逃脱出来。逃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位于诧麻原头（3）的大江义塾。在当时顽固守旧的社会中，唯有它别树一帜，鼓吹自由民权思想以培养人材。
他听罢，哈哈大笑道：“一个人岂能没有名誉心呢？人的一切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名誉心。以我来说，全身都是名誉心。”他的确吐露了其情。我听了这番话不胜惊愕，想不到他这样人也竟然如此！因此我又问道：“那么，猪一郎先生呢”他断然回答道：“猪一郎先生追逐名誉之心比我们还要强烈。”这时我脸上可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他似乎有意安慰我说：“不必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劳神！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只要能立大功，扬盛名，则死亦何憾？何必再顾虑其他呢。”然而，这些话并不能安慰我的心。
我想，如果说为国家人民而死，那才是崇高的。如果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死，岂不是一种利己主义吗？是的，他们是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连猪一郎老师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天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我便成了一个独断的推理家。也就是说，我不仅蔑视同学，还蔑视了猪一郎先生。不仅是猪一郎先生，甚至也蔑视了天下的志士和古今英雄豪杰。不久，我反躬自问，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做了检查，发现我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而竟大言不惭,不辨权利平等为何事，而竟放言髙论。于是我的疑问便在一瞬之间，顿然解决。我不过是自由民权的奴隶，较之空弹珠泪、演说自由民权的同窗同学，更为卑鄙可怜。为此，我就不得不以蔑视同学的心情来蔑视自己了。是的，我蔑视自己。结果就颓丧失望，苦闷忧郁，以至于寝食俱废。呜呼！我抛弃了假我，却没得到真我。此心恰似断线的风筝，飘摇于空中，不知所之。此身宛如失群的羔羊，哀鸣于荒野，无所适从。最后，竟至于自暴自弃。以为在这五六十年的浮生中，哪有什么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唯一可做的，是任凭意之所欲，情之所动，了此一生而已。我拿起照别人的镜子自照，却发现了自己的丑相，不知不觉地陷入人生哲学的大怀疑之中。
啊！自暴自弃，是一个人最危险的境地，人到了无所求，无所欲，就会无所不为了。天下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它呢？然而当他走不到应到的地方，取不到应得的东西，胸中便会为一片悲愁所填塞，内心便有说不出的苦楚。以苦逐苦，迷乱自生。迷苦错综，与日俱增。这样最后就会变得自暴自弃，在自暴自弃的内心深处，常会燃烧着悲观的火焰。但当这悲观的火焰在燃烧时，一旦触到真机，反可豁然进入正道。要不然，也就不过烧死以终罢了。因此我说，自暴自弃不一定是致命伤。这正是生死一发的歧路，唯有命运之神在主宰着。
我已经成了自暴自弃的孺子，站在这最险最苦的境地，我所为何哉？我好上了酒，故到市中去买醉。又思吃美味，故甘犯塾规，到鸡牛肉馆去大嚼。血气方刚，情窦初开的我，倘若当时有点金钱，又有同伴熟悉门路，说不定已经成为青楼买欢的狎客了。但是当时我一个月只有三块钱，连鸡、肉、浊酒尚且不能饱餐，又怎能作北里之游呢？但若要勉强而为，也未尝没有办法，那就是干盗匪去。我既已摆脱了名誉的束缚，且进而冲破道义的藩篱，眼中再哪有是非善恶之分。加以自弃的情绪昂扬，就算做盗匪，于理亦无不可。然而我终能悬崖勒马，回顾过去，这是我稍觉自慰的事。
我原本认为是自由之乡的大江义塾，现在却变成了束缚我的不自由的地方。大江义塾的骗子们，看见我带着酒气归来，便大加责难。那些名誉的奴隶们，知道我出入鸡牛肉馆，更以恶言相向。而我这个自暴自弃的小子也瞧不起他们，不愿在那个环境留下去，于是我便借口学习德文，骗过母亲和大哥，离开了大江私塾，飘然一身，到首都去过流浪的生活。
（1）大江义塾，为明治初年欧化主义者德富苏峰在熊本所设的私墊，广泛俯授和、汉、洋三种学问而以政治为敎育的重心，兴盛时有学生三百名。师徒均以天下国家为已任，充分发扬自由自治的学风。滔天于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八月入学，至翌年三月仍有缴纳学费在学的记录。
（2）神风连，亦称敬神党，一八七六年（明洽九年）在熊本地方组织的政治团体，尊崇神道，排斥外国人，认为明治政府的政治有辱日本国体，掀起暴动，袭击镇台和县属，但不久即被平定。
（3）诧麻原头在熊本市东部，现为熊本飞机场的一角。
（4）德富苏蜂（1833—1937），名猪一郎，熊本人。熊本洋学校及同志社難业，为基督教徒。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创立大江义塾于乡里，早年思想相当西化，受英国曼彻斯特派学说影响甚深。后至东京创刊《国民新闻》及《国民之友》，逐淅转为国粹主义者，唱国权主义，为军阀侵华多所张目。
（5）洪水老师，即德富苏峰之父德富一敬（1822—1914），德富家世代为肥后熊本藩的卿士，在横井小楠门下受汉学，担任大江义塾的汉学教授。
（6）柯布甸（RichardCobden,1804—18￡5）与白菜特（JohnBright,1811—1889），十九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派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要求废除谷物法。明治前半期，在日本显彰二氏的学说者为德富苏峰。
自暴自弃者的回头
成为耶稣教徒
注释
（1）荒木三保彦（1866-1942），熊本县人。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年）入大江义塾，上京后，与溶天一起在中村敬宇所办的同人社学英语及普通学。
（2）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
（3）见同书第五章。
（4）见同书第十一章与第七章。
（5）傳西亚（CharlesH.D.Fisher），浸信会教派牧师，一八八三年夫妇一同至日，在东京进行传敎活动，宜至一九二〇年逝世为止。
（6）小崎弘道（1856-1938），熊本藩士出身。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入熊本洋学校。一八七六年受洗。又入同志社受业于新岛裏，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毕业，为该校之第一届毕业生。上京后，设东京第一教会（其后彼称灵南坂教会），后又与植村正久等设基督教青年会，被推为会长。又发行《六合杂志》，一八八六年设番町教会，滔天即于此受洗。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二年曾任同志社总长。终身为灵南坂教会主持人。
（7）早稻田专门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大隈互信下野后在东京早稻田创立，其后升格为早稻田大学。滔天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曾入该校英语科肄业。
（8）人见市太郎（1867-1924），熊本县人，曾入大江义塾，在苏峰创设民友社之时，出力基大。民友柱为日本最早宣传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结杜之一。
（9）番町教会，小綺弘道创立的教会。
（10）浸信会为新教宗派之一,否定幼儿洗礼，主张全身浸礼为哇一正当的洗礼。日本浸信教会由美国J.Goble,N.Browfl和英国W.J.White等传教教师合流而組成。
（11）公理会，亦为新教教派之一。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由美国外国传道会社派遣的宣教师D.C.Greenc夫妇传到神户。其后J.D.Davis至日本，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区域展开传教事业，但未形成为一教派。至新岛襄在京都创立同志社，在Davis的指导下，始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成立公理教会。公理会和同志社均主张独立自治精神，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出身于此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故育者甚众，成为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思想的变迁和初恋
（1）亨利佐治(HenryGeorge,1839—1897)，美国的社会思想家。认为贫富悬殊主要由于土地价格的不受控制。指出贫困的基本原因，乃由于土地私有制下，地主阶级不劳而获。故主张社会改良之道，在对土地课以高率的单一税。一八七一（明治四年）年出版了OurLandandLandPolicy,一八七九年又出版了ProgressandPoverty，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一八八〇年以后，移居纽约，大力宣扬其学说。又曾渡英国，对英国费边社的成立有过影响。一八九七年病死。明治二十年代后半，一部分日本的社会思想家认为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土地私有，鼓吹土地社会主义。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安部矶雄介绍了亨利佐治的社会学说，视他为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与圣西蒙、傳立叶、马克思等人并列。
（2）克鲁泡特金(PeterA.Kropotkin,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与巴枯宁同为共产革命的祖驱。一八七二年参加第一国际，从事国际社会主义的活动，曾数度被捕，晚年客死伦敦，著有《面包的掠取》(TheConquestofBread)《互助论》(MutualAid),《一个革命家的回忆》(MemirsofaReuolutionist)声。
（3）海老名牧师，原名海老名弹正(1853-1937)，柳河落士的长男，与小崎弘道、横井时雄等同受业于同志社新岛襄之门下。毕业后在东京、京都、神户等地传教。以杂志《新人》为基地，大力宣传神道化和武士道化的基督教，为明治、大正期(1868—1925)日本基督教有力的领导人之一。
（4）美以美派，又称美以派(MethodistEpiscopal)，美以为首文字的音译，又称卫理会，为JohnWesley和CharlesWesley兄弟所创立，是英国国家教会的一支。一八七三年(明洽六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美以派教会依牧师开始在日本传教。
（5）即藤岛勇三始(1866-1894)，出身于黑田藩的士族。十四岁入向阳社(玄洋社前身)，十九岁入同志社。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入东京专门学校。曾因“秘密出版事件”入狱。一八八九年获特赦出狱。一八九一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与金玉均、朴泳老交好。后又得头山满资助，拟至满蒙地区活动调査，行前咯血，二年后死去。
（6）佐藤龙藏，滔天同乡，长崎律师协会会长，余未详。
（7）铃木力(1867-1926)，福岛县人，号天眼。一八九O年(明治二十三年)，与北村三郎、佃信夫合办《活此界》，主张发扬日本精神，对外扩张。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为《二六新报》主第。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担任《东洋日出新闻》的社长兼主宅。为天佑侠的骨干。
（8）则元由庸(1862-1931)，熊本市人。明治时朔(1868-1912)的政界要人。先后为政友会、政友本党、民政党的重要成员，七度当选国会议员，
（9）本城安太郎(1860一1918)，福冈人。一八九四(明治二十七)年受川上操六之命，至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均为日本军部的情报人员。为黑龙会的成员。
（10）白米伯，喜姓名为口下部正一(1852—1913)，熊本县人，与樽井苏吉志同道合，为一大陆扩张主义者，跟玄洋社人有往来，一八八四年赴上海筹设东洋学馆。
（11）马骨男，未详。
（12）前田下学(1859-1933)，肥后人，前田案山子的长男、滔天妻津知之兄。幼弟前田九二四郎(号南天子)，为滔天第二次暹罗之行时的同伴之一。
（13）巴枯宁(MichaelA.Bikunin,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早年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及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后又受蒲鲁东(Proudhon)的无政府思想的熏陶。一八四八年段领导巴黎的工人革命运动，又支援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后被奥地利政府逐回俄国，流放至西伯利亚。其后因解放农奴而获救脱出，经日本辗转至欧美，继续从事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一八六四年于伦敦结识马克思，一八六八年加入第一国际，随后因背离马克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被逐岀第一国际。晚年疾病统身，昔日的同志与弟子多离去，过着孤独的生活，卒于瑞士。著有《神与国家》（GodandtheState),《第一国际的政治》(PoliticoftheInternational）等书。
（14）宫川辰藏（1838—1946），与宫崎滔天同乡。滔天曾作他的保证人，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二月入大江义塾。与民藏友善。其后又加入土地复权同志会，是尺八的名手，号如出，死于静冈。
建立了根本方针
二哥不仅是我暗夜中的明灯，也是指示我一生进路的指南针。我们对宗教的见解相同，对社会的认识也一致。也就是说“要先给面包”这个意见，是我们一致的结论。但我在还来不及想出如何给面包的方法之前，便彷徨于恋爱的歧路上。这时，二哥却一直向前猛进，取得了最后的结论。他认为给面包的方法，古人业已道尽，社会改造论，土地处理法案等，均已陈腐。要之，实在于如何付诸实行，而实行之道，唯有靠“武力”一法。他观察社会的现状，担心俄国有一天会用野蛮的暴力，蹂蹒人道，剥夺民权。因此，他主张为了维护民权必须依靠武力。也就是说，无论进而向世界广布人道，或者退而维护人权，武力的基础是必要的，而且是当急之务。那么在什么地方奠定这个基础呢？
于是，他的宿愿——中国问题又复活了。他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搅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我们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最后决定先由我单身到中国去熟习语言风俗，二哥作好一切准备，随后再来。我又遵照二哥的意思，去和大哥商量，便从长崎返冋故乡。
有一天晩上我和二哥商议前途冋题。在谈话中二哥对我说：“兄弟同时从军，为前人所戒，这可能是看到人情的脆弱而说的。我们仗义行道，本不该有这种错误想法。但如果再得一好友参加，庶几可以弥补万一的缺陷。”我赞成他的意见，便推荐友人吞宇君（清藤幸七郎）（1），征求二哥的意见。
他拍手说道：“好！以他的聪明和才干，同我们共事，不仅可以弥补我们的缺点，对大局也很有裨益，你去见他谈一谈！”吞宇当时正在东京。我立刻前去见他说出心中的计划。他拍膝表示赞同，一席谈话便作了决定。于是我与吞宇约定，大家不如先后归乡，待我筹妥旅费，便同他先去上海。吞宇是一个血性男儿，一旦决心到中国去，便意气激昂，不能静候时机故到来，他单身先赴长崎，学起外国语言来。而我的旅费好久未能筹妥，在日复一日的迁延之中，我竟患病住进医院。在住院时期，我的未婚妻暗中前来看护。我虽心怀大志，却困卧病榻之上，不免时时发出人生不如意的慨叹。但是，有些晩上，却反希望病体拖长。这和不在恋爱中的朋友的迫切心情相比，缓急悬殊，岂止千里。
进入梦想中的中国
不久吞宇君从长埼归来。他说：“我不到中国去了。请解除盟约。”问其原因，他说：“我在理想信念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就是在道路上同你们有了根本的差异，不能一同共事。”接着他又发挥其能言善辫的口才，说明了他转变的过程。他驳斥了唯心的有神论的虚妄，论述了物质主义的合理性，什么优胜劣败主义，什么快乐主义，完全根据唯物论的立场，作了一场今是昨非的议论。胸怀狭窄的我，本没有聆听他那种议论的雅量，但始终未发一言相争，认为这是人事的无常。我带着大哥给我的旅费，孤剑飘然，奔向了长崎。
在长崎候船三日。启碇前两天，制粪社时代的前辈白米伯忽然来访，他说“仅仅为了些许金钱，闹得我男儿好汉的体面受损。想借你的全部旅费，通融一天。”我立即答应。然而至期他却未能履约归还，无奈唯有多等了一个星期，又一次误了行期。我的心虽早已驰向异国的天空，但却是一筹莫展。如是者闷居旅邸，怏怏地又过了另一个星期。白米伯终于只携来了三分之一的借款，说道：“先用这笔款坐船到上海去，过几天一定将其余的款项电汇给你。”又拿出一封信托我带绐侨居上海的宗方小太郎（1）。我相信他的话，便搭“西京号”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中国大陆！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进，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瞻望低徊，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流下眼泪。船抵上海，投宿于常盘旅馆。这正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五月，我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
我本想尽可能避开日本人杂居的地方，到上海附近的乡村去蛰居潜修，所以迫切地等待着白米伯的汇款，但是却杳无音信。于是便采取持久之策，搬到一家小公寓里，宗方君帮忙为我请了一名中国教师，开始教我华语。同时我连发数函催促白米伯，但始终没有一纸回音。有一天宗方君来访，对我说“从你带来的信里可以看出，白米伯借你的那笔钱早已花光。”又说，“我想你囊橐已空，何不到学校里来和我同食同住。况且白米伯在信中也曾这样嘱托我。”所谓学校指的是“日清贸易研究所”（2），宗方是该所的教员。我果然被白米伯欺骗了。
这个欺骗，对我实在是个很大的打击。接受宗方君的好意到学校去寄食，对我目前来说虽是最好不过，但是，当时我认为那个学校的校长荒尾精（3）及其一派是侵略中国的集团，又是和我们主义不同的集团，因此不愿寄居他们的篱下，便婉言谢绝了宗方君的厚意。但是怀中旅费已所余无几，前路茫茫，又无计可施。最后决定折返长崎，向白米伯强讨欠债。于是我便搭船回国。解装于琼浦的客舍后，立即去访白米伯。不料他竟不在家。家人吿诉我说：“在你动身的第二天他便到东京去了。”这可以说是滑稽透顶了。我寄食在一个开白灰店的同乡友人〔宫川辰藏〕（4）家里，乘怒连拍数电向白米伯责问。回信说得很好，却不见实物寄来。这样等了五十余日，我终于不得不悄然返里。过了几天，白灰店的主人来信说，“从东京汇来了钱，但我已花光了。”焦灼的盼望，竟以这样的一场滑稽剧而了结。
（1）宗方小太郎(1864-1923)，为明治大正期大防浪人的指导者之一。肥后人，少从草野石濑习汉学，其后又受佐佐友房的恩陶，有志于中朝的冒险事业。一八八四年随佐佐友房赴中国，于上海学习华语。其后受荒尾精之招，留在北京主持乐善堂的北京支部，又协助日淸贸易研究所的设立。甲午战争之际，受会往芝罘、威海卫、旅顺等地收集情报。其后在汉口经营《汉报》（汉字报），又与井手三郎等在福州设《闽报》，策应台湾总督府在福建的扩张活动。从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七年(明治三十七至四十年)间，又任上海东亚同文馆的监督。他学识深，长于文，巧于诗，连讨厌支那浪人的著名学者内藤虎次郎，也相当尊重他。
（2）日清贸易研究所，一八九〇年九月创立于上海，以岸田吟香所经营的乐善堂上海支部为所址。这是日本在华经营各项事业的人材养成所。由荒尾精动议，而得松方正义、黑田清隆、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次官桂太郎和退役将校根津一等人协力办成，故实际上乃为日本政府向中国扩施的政策服务。创校时全校有教职员与学生二百余人。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有八十九名毕业生。在甲午之战时，毕业生均担任了通译等军事要员之职。一九〇一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
（3）荒尾精(1858—1898)，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设者，支那浪人的先驱者。号耕雲，又号东方斋，讳义行，出生于尾张琵巷町。苦学入外国语学校修法语，又从芳野金陵习汉籍。受西乡隆盛征韩论的影响，有志于大陆扩张。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入陆军教导团，越二年，选拔至士官学校。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朝鲜壬午事变起，而谒陆军卿大山岩，向其献大陆扩张之策。同年冬，任少尉官，在熊本任内从御幡雅人学中国语。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为参谋本部支那课勤务，翌年至中国各地从事调査。一八八九年（圏治二十二年），以大尉职退役，设立日淸贸易研究所。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在台湾设立绅商协会，欲推行怀柔政策，后病死于台北。
（4）参看《思想的变迁与初恋》一章，有关宫川辰藏的注释。
[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译者：林启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