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立胜（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儒家修身学最早见于《五经》，经历了以培养“君子”为目标的“德性—德行培育”到以“成圣”为目标的“心灵操练”两个不同的时代。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过渡时代”中，儒家修身传统被转化为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的精神资源。当今，我们正在步入另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机之辨”)的时代，如何回应这个“加速化”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如何重新激活儒家修身学资源，是当今建设哲学的“中国话语”必须重视的问题。
儒家拥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修身”传统。这个传统宛若黄河长江，蜿蜒浩荡，奔流不息，惟于高处俯瞰，把握其大转折处，方能了解其大势与脉络。本文尝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代：(1)随着游士阶层的出现，而于春秋战国之际形成了德性—德行培育的时代，修身的目标是“君子”，修身对治的焦点是德性—德行的培育。(2)随着平民社会的到来，而于唐宋变革之际形成了心灵操练的时代，“工夫”(“功夫”)的目标是“成圣”，工夫对治的焦点是“意念”，工夫修炼范围、深度均有重大拓展与深化(“梦”与“生死一念”成为工夫修炼的场域)，静坐、自我书写等多元化、技术化的工夫技术日趋流行，“复其初”工夫论模式取代了先秦的“扩充”与“改造”模式。(3)随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莅临，而于清末民初之际形成了“过渡时代”，“觉悟”(“觉醒”)成为修身的关键词，修身的目标是培育“新君子”(国民、公民)与“新圣人”(“革命圣人”)。(4)当今，我们正在步入另一个“过渡时代”，一个“人禽之辨”的2.0版本(“人机之辨”)的时代，一个如何修身乃至修身是否必要皆成为问题的时代。
一“修身”：德性—德行培育的时代
修身的观念在《五经》中已经出现，如《书经·皋陶谟》《逸周书·周书序》已有“慎厥身修”“修身观天”“修身敬戒”等说法。周公明确地将“天命”与“德”联系在一起，原本“嗜饮食”“不歆非类”的天、神转而成为超越族类、超越世俗物质利益的“飨德”“惟德惟馨”“惟德是辅”的道德神。就此而言，西周政治文化已经具备了“崇德贵民”的人文主义底色。代表世俗的道德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地官传统”逐渐压倒了以神灵祭祀为核心的“天官传统”，与此相伴，礼乐文化之中的仪式意义逐渐内化为德性，“仪式伦理”向“德行伦理”过渡是春秋时代的时代精神。①周人“敬德”观念，诚如徐复观指出的那样，其背后的“忧患意识”具有“道德的性格”。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现象，即周公对德行的重视其根本的目的始终未脱离“获得天命”“守住天命”这一终极视野。“敬德”与“受命”、“德”与政权的“天命”往往绑在一起。对“德”的追求虽不乏真诚与坚定(“厥德不回”)，但其动机却始终无法超越政权的“受命”这一向度(“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②
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对儒家修身思想均有所推进。心—气—形(身)的三联结构则是两人共同的修身路径之预设：以“心”统摄“气”，让德性(“德气”)渗透于人之身体并表现于言行举止、动容语默之中(“见面盎背”“践形”“美身”“有诸内，必形诸外”“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诚于内而形于外”)。⑦固然孟、荀修身的具体方法有异，孟子采取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扩充”模式(developmentmodel)，荀子采取的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改造”模式(re-formingmodel)⑧，二人对“大丈夫”“士君子”的人格亦各有精彩之描述，但究其实质都未超出“君子”这一目标，要之，通过心—气—形的联动而像虫蛹蜕变一般(“君子之学如蜕”)形成新的自我(“君子”)，这是先秦儒学修身传统的共法。
二“工夫”：心灵操练的时代
佛教的兴盛，让有精神追求的士大夫趋之若鹜，“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儒学的复兴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野蛮”政治举措，只会落入“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这一尴尬境地，惟有“入室操戈”、“修其本以胜之”，方是正途。于是阐天道之密义、剖性命之微言、揭成圣之工夫便成了新时期儒学理论建构的主题。机缘到了，《中庸》(天道性命之书)与《大学》(内圣外王工夫指点之书)遂从《礼记》之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经典，而与《论语》《孟子》构成儒家的新圣经系统。⑩而就“成圣”功夫指点而论，堪与佛教具有重复性、窍门性、进阶性的仪式化操作方法的“工夫”论媲美的惟有《大学》之“三纲八目”说。宋明儒不约而同地从《大学》之中择取二、三字作为为学“宗旨”(11)，良有以也。
而于《大学》所指点“工夫”中，“慎独”成为“理学”与“心学”共同聚焦的“一环”。与汉唐儒将“独”理解为“闲居之所为”不同，朱子创造性地将“独”理解为私己的、隐秘的心理空间概念，对这个私己的、隐秘的心理活动之“知”并不限于独自一人之“闲居”，即便是大庭广众之下、在与他人共处之际，仍是独知之范畴。而对“一念萌动”之觉察、审查变成为慎独、诚意工夫的关键，这是决定人之命运的“一关”，过此“一关”，方是“人”，否则即是“鬼”。作为工夫范畴“独知”的提出，诚是儒家慎独传统中的“朱子时刻”。儒家工夫遂发生重大的转折，其表现有如下七端：
第二，工夫修炼的广度、深度均有重大拓展与深化。工夫不仅对治人之意识领域，更是深入到无意识、潜意识领域，“梦”成为工夫的场域。“对广众易，对妻子难；对妻子犹易，对梦寐更难”，借梦卜学(“人于梦寐之间，亦可以卜自己所学之浅深。如梦寐颠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梦后自责”“梦中用功”乃至“梦中悟道”等等现象的出现，表明儒家内省工夫之范围涵括了吾人全幅的心灵生活。这不仅意味着反思的广度之扩展，而且同时也表明省察的深度之加深，省思的目光已经深入到人性之幽深晦暗之领域。毫无疑问，这是心灵澄明工夫贯彻到底之体现。
第三，与个体的内省、省察的深化相伴而来的是修行共同体中省过生活。省察之光亦往往存在“灯下黑”现象，见人过易，见己过难，圣贤固会“闻过则喜”，常人却难免文过饰非。陆象山指出：“人之精爽，负于血气，其发露于五官者安得皆正？不得明师良友剖剥，如何得去其浮伪，而归于真实？又如何得能自省、自觉、自剥落？”(12)就此而言，个体性的拯救(“究极自己性命”)离不开修行共同体的集体拯救(“共了性命”)。劝善、省过、疑义相质、师友夹持都需要一种“组织生活”，书院、精舍、盟会之出现均可说是这种共同修身需要的制度化、仪式化之表现。
第四，“生死一念”成为工夫修炼的对象。“未知生焉知死”，先秦修身传统少讨论死亡现象。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行，依二程的看法即是因其以“生死恐动人”，此后人“皆以死为一大事”。刘元城对二程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世间事有大于生死者乎？而此事独一味理会生死，有个见处，则于贵贱祸福轻矣。且正如人担得百斤，则于五六十斤极轻。此事老先生极通晓，但口不言耳。盖此事极系利害，若常论则人以谓平生只由佛法，所谓五经者，不能使人晓生死说矣。故为儒者不可只谈佛法，盖为孔子地也。”(13)王阳明再传弟子王塘南更明确指出“世儒之必趋释氏者，无他，彼以为释氏能超生死而孔子不能也”(14)。而佛教高僧安然坐化乃至豫知死期等等现象更是给理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故在理学家的传记、年谱死生之际的记载中，辞气不乱、安静而逝成为通例。至阳明心学一系“化生死一念”“寻个不叹气的事做”(“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成为工夫修炼的一个重要议题，心学一系“坐亡立脱”“豫知死期”乃至推迟死期的现象亦屡见不鲜。死亡遂成为一种清醒意识，一种自主的事件。(15)
第五，工夫修炼日趋技术化、仪式化、课程化。自宋始，“静坐”既是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格调，更是理学家日常工夫修炼的专门技术。收敛身心、见性悟道、养出端倪、观未发气象、观生物气象、省过讼过，静坐在修炼工夫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另外，书信的往来、问学游记、日记、日谱、自画像等等福柯所称的“自我书写”(self-writing)也是理学修炼工夫的重要技术。(16)
第六，工夫修炼的目标明确为“成圣”。“欲出第一等言，须有第一等意；欲为第一等人，须作第一等事”，成为理学家共同的人生期许。圣人的心性图像充分汲取了佛道两家的“明镜”意象(“圣人用心若镜”、“大圆镜智”)，《论语》中“空”“无”“空空”术语被诠释为圣人心体当空属性。物来顺应、应而中节、过后不留、“心中不可有一物”，圣人心性中之“无”的一面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唐宋变革，中国步入“平民社会”，人皆可成圣、满街皆圣人的信念更是不胫而走。
第七，“复其初”模式(recoveringmodel)是宋明理学的普遍的工夫论模式。(17)这一模式设定“本体”(“明德”“天德”“良知”“本心”)原是自家“天然完全自足之物”，故工夫只是“使复如旧”。朱子说“今之为学，须是求复其初，求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始得”，他更是将孟子的“扩充”话语巧妙地解释为“充满其本然之量”的复初工夫。王阳明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王龙溪则说良知不学不虑，“终日学只是复他不学之体；终日虑，只是复他不虑之体”。无疑，阳明说“良知愈思愈精明”，就此而言，良知亦有一“成长”“充拓”“发展”的过程，但这只是就“良知”当下呈现、实现的“实际状态”而言的，究其实这一“发展”话语最终还是要回复到那原初的完善的本体。
三“觉悟”：“过渡时代”修身的关键词
清末民初是中国“天崩地裂”的“过渡时代”。用列文森(JosephR.Levenson)的话概括，这个过渡时代就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8)由传统“天下”视界下的“中国”向现代“世界”视界下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之转换、由“道出于一”向“道出于二”再向另类的“道出于一”(实则“道出于西”——先是“欧美之西”，继而是“苏俄之西”)的过渡(19)，由传统的天人合一、天—地—人存有的连续之道向“物竞天择”“与天争胜”的“新天道”的过渡，牵涉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充满着满汉、古今、中西、新旧之纠结与紧张。这个大变局涉及政治制度、经济与社会生活、文化理念与价值观念各个方面的转变，这是一次全盘性的、结构性的转变。这个空前未有的转变反映在思想层面，便是各种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出、各种“主义话语”的竞相登场。这一变局在本质上可概之为“中国现代性问题”。
四另一个过渡时代的到来：修身会终结吗？
五结论
近代以降，传统的“天道”被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新天道”所取代，修身首先意味着“觉悟”，即从传统的旧天道(日用伦常的人间秩序)中摆脱出来，从“存有的大链条”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一个现代主体自由、自主觉醒的过程，一个“脱人伦”、离家、出家的过程，人生的意义是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之中完成的，“意义”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找”出来的。现代人生在根本上是筹划、设计、规划的人生，带有强烈的“人工性”，而不是“自然性”。
注释：
①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页。
②李巍：《从语义分析到道理重构——早期中国哲学的新刻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08-109页。
③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236、246-247页。
④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⑤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⑥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107、120-126页。
⑦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3年修订二版。黄俊杰：《“身体隐喻”与古代儒家的修养工夫》，《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⑧PhilipJ.Ivanhoe,ConfucianMoralSelfCultivation,PeterLangInc.,InternationalAcademicPublishers,1993.对孟、荀修身路径之最新阐述可参彭国翔《“养气”与“尽心”：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学术月刊》2018年第4期)、《“治气”与“养心”：荀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学术月刊》2019年第9期)两文。
⑨功夫、工夫一词语义之演变参林永胜：《功夫试探——以初期佛教译经为线索》(《台大佛学研究》2011年第21期)、《反工夫的工夫论——以禅宗与阳明学为中心》(《台大佛学研究》2012年第24期)两文。
⑩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收入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第113-158页。
(11)刘蕺山云：“《大学》一书，程朱说‘诚正’，阳明说‘致知’，心斋说‘格物’，盱江说‘明明德’，剑江说‘修身’，至此其无余蕴乎!”见黄宗羲：《师说》，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页。
(12)陆九渊：《陆象山全集》卷三十五，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第303页。
(13)马永卿辑、王崇庆解、刘安世著：《元城语录解》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8页。
(14)王塘南撰：《友庆堂合稿》卷六，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89页。
(16)理学文献中著名的《定性书》即是程明道与张横渠切磋工夫的书信。阳明再传弟子胡庐山(1517-1585)每日将自己全天的活动加以检点，且记录在案以自箴而自验，去世后门人检其遗文，得一密笥，“启之，册不盈尺，皆手书，名曰《日录》。每岁一帙，日有书，时有纪，自卯至寝，自几微念虑以至应对交接，工夫纯疵，毛发必书，即梦寐中有一念盭道者亦书”。(郭子章：《先师胡庐山先生行状》，张昭炜编校：《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998页)关于儒家自我书写修炼传统请参Pei-YiWu,TheConfucian'sProgress:AutobiographicalWritingsinTraditionalChina(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一书。
(17)在儒家中，这一模式当然可上溯至李翱的《复性书》。阮元在《塔性说》《复性辨》两文中指出，佛教“有物焉，具于人未生之初，虚灵圆净，光明寂照，人受之以生，或为嗜欲所昏，则必静身养心，而后复见其为父母未生时本来面目”，此“物”究何名耶？无得而称也。“晋宋姚秦人翻译者执此物求之于中国经典内”，发现《庄子》中“性”字本是天生自然之物，“《骈拇》《马蹄》之喻最为明显，庄子曰：‘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谓之蒙蔽之民。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是庄子此言复性谓复其自然也。晋人读考庄者，最重自然，故与佛所谓性相近也，李习之《复性书》之复初，则窃取佛老之说，以乱儒经，显然可见也。”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59-1060、1061页。其实《淮南子·淑真训》已将儒家的圣人之学与复其初联系在一起了：“是故圣人之学也，欲以返性于初。”高诱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无不善，而情欲害之，故圣人能反其性于初也。”
(18)[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19)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
(20)[法]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法义》，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73页。
(21)[德]施密特：《政治的概念》，沈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22)王汎森指出刘师培《伦理教科书》已经意识到要让人民有公德，就要成立“完全社会”、推行“社会伦理”，而要成立完全社会就要有“党”。见《从“新民”到“新人”》，王汎森著：《思想史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页。
(23)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9页。
(24)张灏指出，家庭伦理在梁启超那里尚未成为国民发展的障碍，这可能与他受到日本忠孝一体的观念影响不无关系。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25)马镜泉等点校：《马一浮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53页。
(26)[英]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27)蒋介石与阳明学之关系，见黄克武：《蒋介石与阳明学：以清末调适传统为背景之分析》，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台北：台北稻香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28)张灏：《五四与中共革命：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辑刊》第77期。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年十一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30)刘健清编：《中国法西斯主义资料选编》(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5年印行，第109-110、117页。
(31)冯友兰：《当前的几个思想问题之一：新旧道德问题》，《三松堂全集·中国哲学史补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11页。
(32)杨天石：《王阳明》，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三十年代在江西围剿红军时期，就亲自编订了《王阳明平赣录》一书，期望对“今共匪蟠扰之地”(“昔阳明平贼之地”)所开展的清剿前途有所补益(见蒋委员长编：《王阳明平赣录》，上海：青年与战争社，1933年，“序言”，第4页)。王任叔以“剡川野客”为笔名于1941《大陆》第1卷第6期发表《王阳明论》一文，径斥王阳明“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统统归纳到皇帝老子底‘心术至上’里面去”，并明确指出，王阳明治理南赣汀漳所推行的十家牌法，在“剿匪时代”，武汉南昌一带也着实奉行过。无疑，王任叔在这里深刻揭示了现代政治之中“国家”、“民族”与“心术”捆绑在一起的情形。
(33)[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35)[美]米切姆：《一种工程的生活是否值得人类去过》，《哲学分析》2019年第2期。
(36)陈少明：《儒家伦理与人性的未来》，《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37)[美]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38)[法]皮埃尔·阿多：《伊西斯的面纱：自然的观念史随笔》，张卜天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