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大会时，由李大钊、王光祈、曾琦、陈淯、康白情、雷宝华等6人提议，将规约第2条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并认为这是由传统士子色彩转变为较具现代知识精英风格的组织构想的体现。[４]临时变更宗旨，似乎不大符合筹备了整整一年的团体的形象，很大程度反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在理想相似的前提下宗旨主张五花八门，无法并轨同步的实情。因此，在变更宗旨后少年中国学会特意发出通告，请各地有不同意见的会员于1个月之内通知学会，在海外的会员可展期3个月。[５]由于学会宗旨尚未确定，机关刊物自然不便高张旗帜，以免出现彼此冲突的情形。
学会及编辑方面的小心谨慎显然不是杞人忧天，上海方面的成员聚会之后，果然提出一项重要意见：
即主张以后月刊中发表文字，宜取绝端慎重态度。现政界及社会普通人物，学识甚浅，不知审别，往往误认研究学术之叙述文字，以为会中之主张文字，又复不顾言论自由，竭其力之所至，横加摧残，甚或危及生命。夫果为主义而见辱，实学者之勇气，固当不屈，但为叙述他人之主义而见残，殊不值也。况吾学会对于政治及社会，纯取学术研究，尚未有主张，若因个人之文字而危及全体之进行，则不若暂时停止与学会存亡有关之言论，专从事于科学哲学人生观群学等，以发阐之，则政治社会诸问题，不解自解，且较有根据矣。即吾学会已有一定主义，亦在积极进行，无取张明旗帜，以召横祸，况尚在研究时期乎？作事有经有权，学会全体之进行事大，个人言论自由，比之较轻，因个人而危及全体，智者不为。社会黑暗既已如此，吾人不得不暂时忍辱，专从事于健全无妄之学术，求得真理，将来确定一种健全无妄之主义，发扬蹈砺，死以继之，则不失学会之精神耳。设创始之初，即遭摧残，固属社会之罪，实亦吾人之不智也。故同人等主张月刊文字，暂时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以求维持学会之巩固，即发阐主义，总注意毋危及学会存亡，审度时势，暂时从权，实至要也。
直到1919年9月15日发行的第3期，《少年中国》月刊终于发表了宣言，赫然写着：“本月刊的宗旨：就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１０]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出版物，月刊只是将学会的宗旨照搬出来，唯一变更的就是将“为社会的运动”改成“为文化运动”。这一改动，看似只是为了适合月刊的属性，但是联系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大背景，月刊在体现自身价值时，也使得学会的整体事业朝着文化运动的方向倾斜。
李大钊的认识多少有些超前，月刊编辑副主任康白情就尚未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气变化。1919年8月5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举行闭会式，请孙逸仙到会演说，主题是“革命党”与革命。在当时的情势之下，这样的话题显然不大受欢迎。康白情认为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以及革命党只能革命，反而说明辛亥以后革命党为何会败落。会后不久，他偶遇孙逸仙，又谈到这一话题，孙还是主张革命是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两人因此产生了些辩论，康白情由此根本怀疑革命党在革命以外无能事。在他看来，革命思想和手段人人具有，革命事业不是某些人的专利，而且革命是人生的手段而非目的，既然旧革命党已成钝器，社会进化又需要革命，所以要创造新革命党。所谓新，即革命之外还能干人生种种正当勾当，具体包括独立生活的技能、浪漫的性质以及广义的“贞操”。有了新革命党，中国才能有所为。8月25日，康白情专门致函戴季陶，表达上述意思，并征询戴的意见。
9月11日，戴季陶反复思考后予以回复，关于革命与革命者的问题做了长篇辨析，尤其是在复函的结尾处，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革命的事业到底是甚么呢？我们所要努力的具体的方法是甚么呢？是不是政权的攘夺？是不是兵力的征服？是不是要掌握财权？不是的！都不是的！”戴季陶用七句话表达了自己积极的答案：一是全人类普遍的、平等的幸福，是革命究竟的目的。二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改造，是革命现在进行的目的。三是中国人民全体经济的生活改善和经济的机会平等，是现在进行目的的理想形式。四是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五是智识上、思想上的机会均等和各个人理智的自由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意义。六是文字及语言之自由的、普遍的交通和交通器具的绝对普及（如注音字母），是造成理智上机会均等的手段。七是“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及手段”，是革命运动的新形式。[１２]这七条，颇有新文化运动纲领的意味。戴季陶关于革命与革命者的长篇辨析，未必能够说服康白情，可是在回信的最后希望康白情和全体觉悟的青年担负起新文化运动的大责任，无疑打动了康白情。从此，康白情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其他同人一起，在各种场合积极鼓动和推行新文化运动。
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少年中国”的新文化如何创造？“须先设想这新文化的内容，做个目标，再研究这新文化创造的方法。我们设想新文化的内容，又须先明白这文化概念的意义（中国人发阐学理与主张，往往不先将概念意义解释明白，所以文理茫昧，易生误会。吾等须改此病）。”尽管这样的毛病主要是清季来自日本的明治新汉语大量逆输入与汉语中文好譬喻的习惯相互作用而日益凸显，而且先定义清楚未必正确，大体把握学理性名词的语义的确是思维行事不可或缺的前提。按照宗白华的判断，“文化是人所创造，不是天运所生，又是时时进化，不是守陈不变。我们创造新文化是可能的事业，是应尽的责任。”文化包括物质、精神、社会三方面，创造新文化，须从这三方面同时进行。“我们要创造中国的新物质文化，也是须从研究科学入手，取法欧西，应用科学法则，依据实际生活，创造适宜中国民生的物质文化，使中国全体国民生计充裕，然后一切精神文化与社会状况才能发展进化。物质文化是一切高等精神文化的基础，非常重要。……若没有物质文化的基础，我们所理想的精神文化是不能尽致发展的。我们现在发展中国物质文化的方法，就是取法欧西，根基科学，还要有创造的才能发阐东方闳大庄丽的精神。”
所谓“精神文化的产品，就是学术、艺术、道德、宗教”。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产品价值很高，但现在不如欧美。“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文化的缺点偏处，这是我们中国新学者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并且也是中国学者应负的责任。因为现在东西文化都有缺憾，是人人晓得的，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会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之以新创造的。这融会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因为中国人吸取西方新文化以融合东方，比欧洲人采撷东方旧文化以融会西方较为容易。以中国文字语言艰难的原故，中国人天资本极聪颖，中国学者心胸思想本极宏大，若再养成积极创造的精神，不流入消极悲观，一定有伟大的将来，于世界文化上一定有绝大的贡献。这是少年中国新学者真正的使命，真正的事业。不是提倡一点白话文字，介绍一点写实文学就了事的。”
宗白华的观念主张与通常所指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所谓“新文化派”的认识不尽相同。说中国精神文化不如欧美，与胡适等人合拍，说要融合中西，就有些歧义，说中国古代精神文化价值很高，分歧更是显而易见，说创造新文化不仅为改造中国所必须，而且为人类社会所需要，可以贡献于世界文化的未来，恐怕无法被认可，至于说中国更适宜融会东西文化，在胡适看来一定是东方文化自大狂作祟。
关于现在青年学者创新文化进行的方法，宗白华的看法与《新青年》同人近似，“就是先于各种自然科学有澈底的研究，以为一切观察思考的基础，然后于东西今古的学说思想有严格的审查，考察他科学上的价值，再创造一种伟大庄闳根据实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作我们行为举动的标准，不是剽窃一点欧美最近的学说或保守一点周秦诸子的言论，就算是中国的精神文化。我们还要刻苦的奋斗，积极的创造，数十年后，中国或者才实现一点新精神文化的曙光。照现在的现状，实在还无精神文化可言（学术艺术道德无一足称）”。由于欧学输入未久，“不但真正科学没有发展，就是科学严格的法则，客观研究的精神，还未曾深入中国新学者的脑经〔筋〕，中国遗传的文人头脑尚未曾改作科学头脑，提倡新学的还是偏于文学方面，于科学方面无所发扬。一班青年也还是欢迎文学的多，对于科学没甚趣味”。虽然作为过渡现象不能深责，但是以后要加以改良，“对于一切学术事理，皆要取纯粹客观注重实证的态度，基础西方科学严格的精神，利用东方天才直觉的能力，发阐世界真理，建造新学术、新艺术、新伦理、新宗教，以造成中国的新精神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宗白华的新文化运动不限于思想启蒙，而着眼于“社会文化”。“社会文化SocialeKultut就是社会一时代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社会状况时时变迁，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也时时革新。世界各国的政治自独夫专制改成君主立宪，又由君主立宪进成民主政体，数十年间变更已多。世界经济组织亦正在大变动中，未知所届。我们中国号称民主政体，本是极合世界政治潮流。但是有名无实，国民的言论自由都不能发展，真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贻笑世界。”究其原因，是中国人道德智识程度不够。“因为中国民族愚惰懦弱，所以才产生这种专制独断的军阀官阀。如果国民有独立自治的天性，崇尚自由的思想，威武不能屈，利害不能动，深知世界潮流，了解民主真谛，军阀官阀一定不能生存在这二十世纪的中国。我们少年中国少年对于中国政治没有别的方法，还是从教育方面去促进国民道德智识的程度，振作国民独立自治的能力，以贯澈民主政体的真精神。”实行这些老生常谈，目的还是要革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组织。
总之，中国现代青年奋斗创造的最后鹄的，“就是建立一个雄健文明的‘少年中国’。这少年中国的肉体已经有了，就是这数千年老中国的病躯残骸，我们现在只要创造一种新生命新精神输入这老中国病体里去，起死回生，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出现了，但是要快快着手，莫待老中国断了气，就为难了。我们创造这新国魂的方法，就是要中国现在个个青年有奋斗精神与创造精神，联合这无数的个体精神汇成一个伟大的总体精神，这大精神有奋斗的意志，有创造的能方，打破世界上一切不平等的压制侵掠，发展自体一切天赋才能，活动进化，不是旧中国的消极偷惰，也不是旧欧洲的暴力侵掠，是适应新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１３]让全体青年奋发有为，给旧肌体注入新精神，创造新国魂，就是创造新文化，就是创造适应世界新文化的少年中国精神，这不仅使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与原有的少年中国精神合为一体，而且让少年中国精神更加与时代合拍。
本着坐言起行的方针，少年中国学会一方面让所有成员充分发表意见，一方面陆续开展各项事业。鉴于《少年中国》只能登载学理性文字，关于应用科学的佳作不能发表，而且没有实际调查的记载，经会员提议，又创办了《少年世界》月刊，专载各种调查及应用科学文字。《少年世界》宣称：“本月刊与《少年中国》月刊不同的地方：《少年中国》月刊注重文化运动，阐发学理，纯粹科学。《少年世界》月刊注重实际调查，叙述事实，应用科学。”[１５]报导的消息包括学术世界、劳动世界、学生世界、妇女世界、华侨和民族自决运动，调查包括学校、工厂、农村、出版界等。
蔡元培的希望，期于长远，王光祈等人的“新生活”，直接的目标还是为具有新思想实行新文化的青年提供社会支撑。1920年12月10日，王光祈致函恽代英，特意提到“近来文化运动，有许多青年受其感化，亟谋脱离家庭。然社会黑暗实较家庭为甚，故不能不组织互助团体，以图自卫。一面反对腐败之家庭，一面抵抗黑暗之社会，此亦为组织工读互助团动机之一”。恽代英则主张能力未充之前，须委曲求全于家庭，不可轻易脱离。王光祈不以委曲求全为然。[２３]恽代英的看法却是：“不委屈求全的，不定是好少年。因为怨望别个是最容易的，反躬自省是最难的。不反躬自省的怨望别个，大概是一般新文化少年共通的病，我看他们究竟软弱，究竟浮浅。”不委曲求全，就不能刻苦，不能过团体生活。[２４]
三、以运动收文化之效
少年中国学会设总会于北京，计划在全国各地及海外有会员5人以上之处设分会。先后成立的有成都、南京、巴黎分会，上海虽筹备却最终未能成立。据说东京也成立过分会。[２６]此外，在武汉、长沙等地，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也相当活跃。
文化运动是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的基本运动，学生做文化运动，更应当做一种文化运动的根本运动，即一方面加重自己的研究工夫，一方面普及文字的势力范围。首先要了解新思潮是什么，文化运动是什么，现代学生的新责任是什么。“我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地域上要求普及到全国各地；在势力上要求影响到各个平民”。第一希望全国各省、县、乡的学生，都要负担文化运动一部分的责任，推广识字。第二希望出版的书报门类很多，用极浅近的文字，适应一般稍识文字的人，增进他们的知识，引起他们的同情。“果能这样做去，我相信文化运动定有很好的成绩。文化运动果然收效，一切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都容易解决了。”[２８]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大部分自己就是学生，所以学生与文化运动的话题，他们正是主角，在各地新文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1919年9月17日，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理事会，康白情提议：“吾人此后唯一之天职，在乎尽力于文化运动。国人懵懵，酣睡未醒，犹赖吾党先觉登高疾呼，砭其痼疾，而国人脑质之贫弱，血清注射之余，尤须加以滋养。由前之说，则宜有关于批评之出版物为血清运动。由后之说，则又宜有关于学术之出版物为滋养运动。”会议决定创办中华民国学生联合总会月刊，于1920年1月1日出版；总编辑由理事会礼聘一人，公推康白情担任。[２９]另一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许德珩则任《全国学联日刊》总编辑。
10月，北京各校学生会改组为常设组织，26日，北京大学学生会评议部在该校法科大礼堂首先召开成立大会，主席方豪致词称：“吾人以后救国之根本方法为文化运动，欲使国民人人悉能为共和国之健全分子，以实行真正的平民政治，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达，此学生永久机关组织之所由来也。”同学代表许德珩讲话亦“谓学生会以后之急务为文化运动。（一）社会的。（甲）平民学校；（乙）平民讲演；（丙）发行日刊。（二）国际的。办理通讯社以流通国内外之消息。”[３０]方豪虽然不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与北大中的多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交往甚密，以文化运动为根本方法，也与少年中国学会合拍。
北京大学学生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少年中国学会关系密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中，北京大学毕业及在校学生占比不少。曾琦出国后，于1919年7月1日函告周太玄、李幼椿：学会的进行，“有润玙（王光祈）在京主持，将来润玙或赴南洋，还有守常（李大钊）、愚生（陈淯）、守和（袁同礼）、（黄）日葵、楚僧（许德珩）诸友，现在又新加入易克嶷、康白情、孟寿椿、徐彦之诸君，皆北京大学最优秀分子，必可商同办理一切”。[３１]可见北大学生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
后来《申报》专文介绍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新潮社、新知编辑社、哲学研究社、中国社会学会，称它们“皆所以策文化运动之进行，继续‘五四’未竟之大业，而其因缘牵合，殆无一不与北大发生关系焉”。[３４]实际上，北京大学的学生组织从事新文化运动，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更为直接。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北大学生有的就是北大学生小团体的骨干成员，如黄日葵是《国民》杂志编辑，康白情、徐彦之是新潮社干事，孟寿椿更是一身二任。他们同时活跃在各种团体中，将不同组织的宗旨办法相互传导。
少年中国学会本身的活动以文化为中心，两种月刊之外还编辑出版了一套丛书，成都分会出版了《星期日》周刊，《少年社会》则与南京分会关系密切。在海外的会员创办了巴黎通讯社，并准备于1920年筹办成立美洲通讯社。此外，一些会员在各地参与主办学术刊物，或是成为主要撰稿人。宗白华主持的《时事新报·学灯》，于1919年8月开辟《新文艺》栏。其他形式主要有学术谈话会和演讲会。按照学会规约第23条，一地有会员3人以上者，即应组织学术谈话会。南京分会率先实行，每月一次，北京取其经验，与常会合并办理。还在筹备期间，少年中国学会就计划举行讲演会，因会员散居各地，无从聚集，改为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中开辟“名家讲坛”，请名人撰文代替讲演，先后有章太炎、胡适、梁漱溟等讲述。[３５]学会成立后，讲演会不定期举行，1920年4月21日午后3时，请李石曾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讲演大会，报告《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到者约六七百人。[３６]后续还拟请任鸿隽讲演。1920年5月8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的常会上，由执行部提议，以名人讲演为本会重要会务，应每月举行，以益学识。经多数通过，决定以后每月必须举行一次。[３７]
少年中国学会一开始就明确不与其他团体结党，唯一的例外是与觉悟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人道社共谋改造事业的团体大联合。[３８]1920年，北京大学组织的游日团于4月28日离京赴日，作宣传及视察之事业。[３９]游日团正式成员4人，即康白情、徐彦之、孟寿椿、方豪，另由黄日葵（北大预科同学）任翻译员，除方豪外，均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且都是学会执行部重要职员。游日团虽由北大派出，同时又受学会执行部委任，“以少年中国学会代表名义，接洽其种种新文化运动团体，作相当的宣传”。[４０]该会还在美国设中美书报代售处，不含营业性质，课余做三种事：一是有条理地介绍美国书报，以便国人做系统的学术研究。二是使国人能廉价购书。三是“输出国内最近出版之书报，以便华侨及留学生注意于国内新文化运动者之购阅”。[４１]
湖北的恽代英觉得，“文化运动现在在学生界情形很好。虽然出版物有些滥杂重复，然而这既是必有的现象，而且许多少年从这里很可以练习他做事的能力同品性，害少而利多，为什么不鼓励扶助他呢？但是，除学生的文化运动以外，还有市民文化运动与乡村文化运动。这两种以市民文化运动更要紧，因为他直接对于政治同社会有关系。我的意思，这市民与乡村两种文化运动，因为对手程度较低，所以办法与前不能完全相同，宜注意事实，不宜注意理论”。[４２]为此，他准备出版《市民旬刊》，重要新闻简单写出，散发为主，教社会不满于现在的状态，以为革新的动机。
在健学会之前，毛泽东等人已经组建了新民学会，曾经参与其事、已经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就如何开展文化运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学会办文化运动本为应有之事。我们既不为浮游于大码头的文化运动，则根本上的组织和训练，比之出报、出杂志更重要。现少年中国学会（此会在四川本地无根据）专以办文化运动为事，我以为好，但是我们的须更进一步。”“我以为我们于文化运动，大可仿照李石曾贴邮花的办法。”具体而言，新民学会宜办三种邮花：“一种贴于男女师范学校，其法在办好会中学术演讲会及以个人与师范生之优秀者往返。一种贴于各县各乡的小学校，其法以上之联络师范生为根据，俟他们返乡办学校，即可实行。或择现任各处之小学教员通信及介绍书报启发之。一种贴于现行之各出版物上。此三种邮花，皆可济会中经营之穷。（因会没有钱）而其作用与自办差等。”现在中学以上的文化运动各处都已迸发了，新民学会宜着重注意小学文化运动以外劳动的文化运动。办法一是小学计划成，同时应筹划劳动教育。二是鼓吹各种合作运动，消费组合、贷借组合要紧。三是出一些小册子（仿新生活）。四是好小学能设法多收农家子弟更好。五是约聚会友中的兄弟亲属讨论，启发一下。[４５]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等人的视野较一味向西的胡适等《新青年》同人有所改观。因为在一省范围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的毛泽东和胡适一样，否认已经有新文化，只是理据有所不同。他在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断言：
胡适主张的新文化在泰西，毛泽东眼中的新文化则是新俄，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向往苏俄社会主义的志同道合者为数不少，人数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也不在西式民主主义的笼罩之下。
文化书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种，半月刊二种，季刊二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４７]为了扩大新书报的影响，毛泽东还积极推广读书会，认为形式很好，应从自己做起。“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４８]
文化书社正式开幕于1920年9月，为了推广新出版物于全省各县起见，最注重开设分社，“欢迎各县同志在各县城及各市镇（凡能通邮之处）开设分社，分销本社各种新出版物。即用某地文化书社之名开设（如平江文化书社、浏西文化书社）”。[４９]计划75县各设分社一处，每分社有社员10人，总共就有750人。“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书社与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的印书馆图书公司以及新式书社建立联系，销书160余种，杂志40余种，报3种，供不应求。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刺激，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以学界为多，《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也不少。青年为多，壮年以上次之。已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成立7处分社，此外还设贩卖部7处，并且正计划组织编译社、印刷局。[５０]
[１]详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
[２]房芳：《“新文化”如何成了一种“运动”——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中心的探究》，《学术月刊》2009年第1期。
[３]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第15-19页。
[４]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页。
[５]《本会通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43页。
[６]《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37-38、41页。
[７]王光祈：《“少年中国”之创造》，《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1-6页。
[８]宗之櫆：《我的创造少年中国的办法》，《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47-49页。
[９]《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第49-51页。
[１０]《〈少年中国〉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
[１１]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第1-3页。
[１２]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建设》第1卷第3号，1919年10月1日，第2-5、29-30页。
[１３]宗白华推动新文化的主张皆出自宗之櫆：《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15日，第2、6-11页。
[１４]王光祈：《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画》，《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1、6-8页。
[１５]《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1日，封底。
[１６]《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发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49-50页。
[１７]本社同人：《为什么发行这本月刊》，《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20年1月1日，第1-2页。
[１８]《会务消息·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1920年6月1日，第63-65页。
[１９]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2页。
[２０]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3-45页。
[２１]王光祈：《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42页。
[２２]蔡元培：《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第1页。
[２３]《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15日，第64页。
[２４]《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15日，第69页。
[２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66页。
[２６]《会务消息·南京分会会员与杜威教授之谈话》，《少年世界》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第63页。
[２７]杨贤江：《学生与新思潮》，《学生》第6卷第10号，1919年10月5日，“论说”，第60、66页。
[２８]杨贤江关于学生与文化运动关系的讨论皆见《学生与文化运动》，《学生》第7卷第4号，1920年4月5日，第1-5页。
[２９]《学生联合会总会消息》，《申报》1919年9月22日第10版，“本埠新闻”。
[３０]《北大学生会评议部成立》，《申报》1919年10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
[３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第41页。
[３２]《京津学界慰劳请愿代表记》，《申报》1919年11月12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３]市隐：《北京通信·都门教育界近况》，《申报》1919年12月11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４]静观：《都门文化运动中之四结社》，《申报》1921年1月12日第6版，“国内要闻”。
[３５]《本会特别启事》，《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1919年5月1日，封里。
[３６]《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55-57页。
[３７]《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报告》，《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第63页。
[３８]《附录·改造联合宣言》，《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65-67页。
[３９]李永春、史飞：《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北京大学学生游日团》，《民国研究》总第26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４０]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诸同志》，《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74-75页。
[４１]《中美书报代售处缘起》（1920年11月1日自美国寄），《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第56-57页。
[４２]恽代英：《民国八年日记》，《恽代英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8-349页。
[４３]恽代英：《利群书社》（1920年10月），《恽代英全集》第4卷，第250-252页。
[４４]《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191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364-366页。
[４５]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页。一些论著指蔡和森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应误。
[４６]《发起文化书社》，长沙《大公报》1920年7月31日第6版，“来件”；同年8月24-25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长沙《大公报》第7版“新文化运动”栏全文刊载，文字略有不同。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499页。
[４７]文化书社同人：《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1920年），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0页。
[４８]文化书社同人：《读书会的商榷》，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1页。
[４９]《分社简章》，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48页。
[５０]《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2期（节录），1921年4月，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57、59-60页。
（下）
四、新文化的真精神
内容宽泛还会造成套话、空话甚至假话。郑伯奇比较去年胡适的《问题与主义》（《太平洋》第2卷第1号）说问题变成主义的次第和主义的危险性，觉得与柏黎所说“一度由意识构成的假定，次第固定，因而记忆之，叙述之，以传其说，或以传说或艺术之力，使之成了多少永久的环境的一部，但是因此等事实，被人误解，错误谬见就发生了”的意思相符，希望一般人相信此说，“给我们‘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作个指南，使我们‘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能生出一种特色，换句话，就是成为创造的，不作抄袭的”。[４]
内容决定形式，宽泛的内容导致新文化运动的形式有些随心所欲。恽代英致函全体会员，特意强调：“我们应该看清我们的目标，知道我们最大的任务在甚么地方，我们今天为这最大的任务应该下怎样的预备工夫，这样我们才是有力的社会活动团体。”有鉴于此，包括罢课、游行等学生运动，应该暂时不做。[５]恽代英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在有的会员看来，运动形式的滥用现象已经相当严重，“现在学生开口就是爱国，讲到爱国就是群众运动，讲到群众运动的办法，第一件就是罢课。这个实在是大大的心理错误，应当赶快纠正。《民国日报》里无射君曾经做过一篇《罢课的研究》，他以为罢课有三个目的：（一）力争外交，（二）推翻黑暗势力，（三）文化运动。我以为他的话是拟于不伦。”罢课未必能把外交力争转来，“讲到推翻黑暗势力，那就是说群众运动了。群众运动的别名就是革命。我固然承认现在绝对有政治革命的必要，不过假使真的要有大革命，小小学生罢课决不是有力量的导线”。至于用罢课的方式讲文化运动，更是可笑可哭。[６]
郑伯奇试图打破的“含混”与“笼统”，首先体现于“新文化”的模糊性。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一周年之际，新加入学会的武昌文华大学学生陈启天在1920年8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上发表《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指出：“‘新文化’，这三个字，在现在个个人已看惯了，听惯了，说惯了；究竟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现在的时髦，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究竟运动的是什么新文化？这个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释出来，那不但不能消除反对派的误解和疑虑，就是赞成的人，也惝恍不明真相，终久不能得什么好效果，甚至于厌倦，自己抛弃了。所以我们爱想的人，都有这个‘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的疑问，很望那些提倡新文化的学者说个明白才好。然而，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只有胡适之的《新思潮的意义》一篇，较为切要。他说‘新思潮是一种批评的态度，重新估量一切事件的价值。’又说‘新思潮在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可以稍解我们的烦闷了。”
新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人人以新文化运动家自居，可是新文化究竟是什么，却无人知晓，连提倡者也说不清道不明。更加可笑的是，陈启天以为胡适是新文化的提倡者，殊不知此时的胡适并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甚至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运动”。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写于1919年11月1日，刊载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此时的胡适并不赞成“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即使借用其说新思潮的意思，也不可能全面恰当地覆盖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陈启天虽然认为该文说明新文化是什么较为切要，还是清楚地看到彼此有别，明确指出，胡适的“这个新思潮的意义，似乎偏重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不能算文化的完全界说。思想和方法，固然在新文化里面占很重要的位置；而人生和社会方面的新倾向，也是新文化里面的一种真精神。所以我解答这问题的意思，分两方面：一、是人生的新倾向；二、是思想的新方法；合起来，才是新文化的真精神。”问题是，新加入的这一方面，刚好是胡适旗帜鲜明地自外于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所在。
关于思想的新方法，陈启天认为可分为两项：一是由垄断到解放。中国思想界久为儒家垄断，成了枷锁，很难解脱。自从胡适等提倡“事事要问他一个为甚么”，于是批评的精神到处可见，婚姻、家庭、丧礼、社会、妇女、男女共校等问题，都是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而来，就是从解放和批评的思想生出来的。这是新文化改造人生的初步，以后的变动，从此发韧。二是由迷信到科学。中国社会的思想界几乎全是迷信，种种神奇鬼怪，谣传无根，总有人信，有人说。学术界也多是“想当然”“莫须有”的论调，无缘进化。欲救这种毛病，只有科学思想。科学思想要有实据，有理由，有系统。换句话说，要根据事实归纳通则出来，再去实验。“总之，新文化的真精神，有人生的几种新倾向，可以产生新教育、新学术、新文艺、新道德、新制度出来，有思想的几种新方法，才易产生新教育、新学术、新文艺、新制度出来”。[９]
陈启天的新文化，与胡适的新思潮在普及与提高、启蒙与运动两个关节点上并不合拍，他开出的良方也未必得到普遍认可，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却无疑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普遍的困惑，因而引发相当广泛的讨论。新文化的旗号展开已经一年，新文化运动也在各地风起云涌，可是居然所有的人都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整体而言可谓各行其是，具体而论却难免懵懵懂懂。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下，集合了不满于现状、迫切希望改变却怀抱不同预期的各式各样的人群。
少年中国学会内部同样有着类似的困扰。恽代英对于新文化运动因精神笼统模糊带来的负面作用痛加针砭，斥责“在这种杂志狂的所谓新文化潮流中，确实有些人，因要出风头而做文，因要做文而读书”。而道理上应该是为读书而作文。此外，“在这新文化运动中所产生的优秀青年，以我所见的，很觉得有一个应矫正的习尚”，便是过于讲卫生或美观，成了变形的奢侈。更为严重的是，“一般少年耳食了些自由解放的名词，只知看社会黑暗的一部分，全不看他光明的一部分，又只知责备人家，全不知责备自己，于是家庭还没有过分的压抑，自己已经有了过分的怨望。这样的人，简直是假借反抗恶家庭的名，向父母闹少爷公子的阔派。我常说谈无政府主义的少年，十个有九个不切实际，谈新思潮的少年，十个有七八个不切实际。因为这样的人，每每只知骂政府，骂资本家，骂旧学家，骂父兄，今天说人家怎样压制他，明天说人家怎样拘束他，全然不反躬自省，问问自己算甚么人。我自命是信得过新文化的人，但是我真不愿看这样不堪的新文化运动，彼此谬习互相鼓荡，牺牲了许多有希望的少年。”[１０]批评得如此严厉，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流弊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倡行者自身尚且莫名所以，反对者方面更加不知所云，“试看那些主张尊孔的人，有多少是能知道新文化的意义来反对新文化运动呢？谁不是因为他们所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准，忽然受了攻击，所以想极力扑灭他们的仇敌，救护他们的标准呢？所以说，崇拜伟人的心理，变成模仿做伟人的心理，就是保守的心理”。[１３]
如何解决混沌不清的乱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开出了不同的药方。苏甲荣主张将“文化运动”改称“教育扩张”，以求名实相副。其理据是：“我以为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教育扩张，若杂志之定期的与丛书之不定期的种种出版物，若平民教育演讲团，若平民夜校，那有一样不可以说是教育范围内的事呢？文化运动四个字容易令人偏想到杂志上去，而把其余较实际的事情丢了，所以我以为以后的文化运动不如用教育扩张四个字来替代他。”初民的时代无所谓教育，只有生活上无意识的模仿与遗传，也无所谓文化。而有意识的选择即为教育。“教育之功用不外两个：消极的传授保存过去所汇集的经验，积极的利用过去的经验以创造新文明。文化是教育的产物，教育的目的，就在获得较高的文化。以质言，要使文化提高，须得把教育改善，增大他的能力；以量言，要使文化普及，须得把教育扩张，增多他的途径。”
针对胡适引发的新文化运动提高与普及的争议，苏甲荣认为：
现代德莫克拉西精神之德莫克拉西化，不但政治的权利要普及民众，所有艺术、科学、思想、以及一切完善的组织制度也应该共同享有，文化不是级阶的，教育自然不能不扩张。从前教育的责任在官与师，现在教育的责任在一切的人。……已受教育正受教育的尤其有教育未受教育者的责任。中国的青年，到“五四”后才觉悟他们这种的责任。
现在有一个很容易令人误会的争论：提高与普及。不是提高便可普及，也不是只管普及不必提高。提高是自身的事，普及——宣传——才是运动。文化是动的进步的向上的，虽然也有时停滞或退后起来，然从古到今，比较总是进步的，不是自今天起才说文化要提高；可是从前文化虽也一天一天的提高，然总是人类一部分的文化，智识阶级中的文化；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提高与普及是两件事，向上是文化的动性，不向上便不见得是文化。我们若是当那些把新名词从嘴里囫囵吞下，没有消化，又从肛门整个排泄出来，或是只从眼底经过指头钞过的作用，是真的文化运动，那么，文化自然不会向上；岂但不会向上，简直没有文化可言。所以我们不可不把文化运动认清，宣传附加的条件是了解，不是提高。了解什么便可以宣传什么，高是无限度的，要是说必提高才可以宣传，不知要高到那〔哪〕一点才可以宣传，而且提高与宣传也不是可以分离的，要是提高的不管宣传，宣传的又是另一部分人，那么，宣传永远都是那些囫囵吞下整个排泄出的作用了。
郑伯奇则将目光集中于少年中国学会自身，他致函会员同志，提出对于会务的4条不满，除会员分散各处、联络较少、社会事业着手太少、全由分会中心主义做事之外，主要就是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过于集中在大都市。“这算是现在我们‘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大缺陷。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各团体的所在地和活动范围，不外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各商埠，全然陷于集中都会之弊了！……我们中华民国现在还没进步到商工国。还只是一个农国，所以新文化运动只集中于都会是不行的，最要向地方分散，至少应于每省有一二个中心地。少年中国学会地方方面除过成都分会便没有了，很希望诸兄注意向地方方面发展。”虽然学会规定会员5人以上可以组织分会，可是现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都在都市，会员为求学的便利，只有向都市集中，规定没有实行的机会。各人向本地征求最纯洁的青年，最信得过的朋友，又碍于5人以上介绍的规定。
为了促使组织向基层地方发展，郑伯奇提出应该先试寻一个圆通的办法，既然会员们对于本地的“新文化运动”事业无不热心，“我们只回家去联络同志，征求纯洁的青年来组织地方的‘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来作地方的新文化事业的活动；这团体的宗旨和团员，须力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不冲突（至少要不背‘少年中国’精神），我们可以拿他作少年中国学会的副团体，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准分会。以后大家觉得他的精神和行动都可与我们学会一致，他的分子很纯洁，我们便可以介绍他的团员入会，承认他们的团体为分会。这法子如果可行，不仅于少年中国学会发展上很好很便利，恐怕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有很大的好影响；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是——应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良好团体的原故。”此外，学术谈话会不应废止，科会研究专门，谈话会交换知识，“文化运动千头万绪，从事者须得常识充足的人，才可期易于见功。就此看来，听自己不研究的东西，不见得无趣，不见得无益，并且学术谈话会还可以请会外名人演讲，并其他增进知识的事业”。[１５]
杨贤江（署名江一）也看到新文化运动的状态不佳，却予以《潜进？消灭？》的积极判断，在他看来，“一年前的文化运动，到了现在，好像已在停顿了。这个好像的停顿，究竟是潜进呢？还是消灭呢？”从种种事实上看，是在潜进状态。另一方面又有“学荒”，杂志不能按期出版，或稿件不足。再过几年或几十年，由潜进的工夫而再显现的文化运动，一定“很有意识很有实力”。[１６]
五、标明本会主义
为了让标明主义的理据更为充分，李大钊专门写了《自由与秩序》一文，他说：
为了落实标明主义的建议，北京总会于1921年6月17日举行谈话会，主要讨论“本学会应否采用某种主义”的大问题。北京的部分会员“很感觉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与沪宁同人见解颇有不同”。实则北京方面也不一致，共有四种意见：“（一）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质言之，这问题只是‘本学会能否为社会主义的团体’这个问题。（二）本学会不是无主义的，创造少年中国就是本学会的主义。所谓少年中国，固不是国家主义的少年中国，也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少年中国。我们应就我们的社会环境，改造顺应时代，适合我们生活的进步的理想少年中国。现时最流行的主义，在一般主义中，容或为吾人比较的表同情，然吾人不能以自己所不能全然赞同的别人的主义认为自己的主义。（三）人类社会的生活决不是一种主义所能够概括，现成的主义多得很，也不是个个全不同互相背反的，我们不能采用一个主义而且没有这必要。然为会员入会标准起见，就一般主义中定一最低及最高限度，也未尝不可。（四）不愿我们学会也变成了空谈主义挂招牌的团体，深愿我们同志能够养成实事求是的实际改造家，才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点希望。”[２０]为此，学会需要研究一切主义，以形成自己的主义。
邰爽秋的看法凸显少年中国学会进退维谷的两难。在他看来，本会成立的根据，一大半建树在盲目的热忱上。“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愤于现今社会之黑暗，乃欲作一种有组织的结合，以创造少年中国。至于少年中国是样什么的东西，他们并没有想到”。直到去年暑假后，南京方面同人才产生疑问：会员理想不同，如何在一种旗帜下做创造的事业？他当时建议调查各会员的理想少年中国，统计看主张德莫克拉西、社会主义、波尔希微、安那其的各占多少，然后定出共同的理想少年中国。南京同人担心引起分裂，以为不如不标“公同主义”为妙。“苟欲以解决少年中国之主义为解决少年中国学会主义之前提，则吾会必立肇分崩之祸”。至于学会如何结合，他开始提倡以学为结合的要素，继而接受恽代英所说学术之外的事业也重要的意见，主张以学术、事业为共同结合的要素。可是他并不认为由此可以解决学会面临的难题，于是，学会的前途只有四条路：一是解散。二是照旧，结果奄奄无生气，等于无形解散。三是照恽代英的提议，及早筹有组织的分裂，将来分道扬镳，各树一帜。四是照他本人所说，将道德要求取消，只要能在学术事业上做贡献。[２２]
少年中国学会的主义之争从来存在，之所以成为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笼统模糊到了不能延续下去的地步。王光祈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专门谈了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的联系及分别，充分表达出明确主义可能导向政治活动的深切担忧。他说：“吾国近三十年来之改革运动，在历史上可称道者有三，一曰戊戌变政，二曰辛亥革命，三曰新文化运动。戊戌辛亥两次之改革运动，其形式虽有所不同，而其精神则皆为政治改革。换言之，即如何将政权夺到手中，然后利用政治权力，以实行其大规模之改革是也。凡相信政治改革者，有两种根本观念：（一）欲改革社会，非取途政治不可。（二）官僚万能。由前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政治运动，由后者之观念所演出者，为贤人政治。故当时党人所攻击者为满清政府，所欲得者为政治权力，所醉心者为日本维新，所从事者为军事政治。三十年来党人之思想及行为，不过如是而已。”辛亥革命推翻清朝，革命者得志之后，进步、国民两党明争暗斗，贪赃枉法，眼光短小，举动乖张。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毫无效果：
有识之士，莫不群相告曰：昔日各党所抱政治改革之理想，至今日可谓破产殆尽矣。吾人不能再以毕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阴，为争夺政权而谋改革中国之用。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虚想。……舆论既趋于社会改革，而一般有志青年，对于政治活动遂群起而贱之。三年以来，所谓新文化运动者，即由政治改革而进为社会改革之一种表现也。果能循此以进，努力奋发，民族清明之气，不难计日而复。曾几何时，一般参与新文化运动之青年，乃将三十年来之教训，尽行忘去，所有新文化运动精髓之社会改革，一笔推翻，所有从前政党之迷路，皆一一照旧再走，所有中国一线生机，遂从兹断绝。呜呼！以胡适之先生之不否认现代政治组织，犹且宣言二十年内不作政治活动。而今日提倡社会主义之青年，乃主张加入旧政界，此诚可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王光祈所说，应该两看，如果以胡适的尺度为准，连社会性的新文化运动也要避开；而多数提倡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要以政治革命推翻旧政界而不是加入其中。王光祈断言：有人说加入旧政界，是为了实现吾之主义。只要有益于民，于义何伤。其实难免同流合污。“三十年来所得之教训，吾辈必珍之贵之。从前是政治改革之失败，今日是社会改革之代兴，吾辈与旧日党人不同之点在此，新文化运动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亦在此。所以吾辈必抱定宗旨，从事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其实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文化运动进行革命，要同时达到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目的。换言之，社会性的文化运动是走向政治革命的过渡，而不是根本排斥政治革命。
王光祈如此决绝，的确在少年中国学会与政党乃至原来的《新青年》之间划出明确分界：原来《新青年》限于精神革新，少年中国学会则通过文化运动将新思潮传导到社会各个层面，通过举办各种社会事业实现社会改造；政党兼营政治、社会两种事业，少年中国学会则以社会事业为目的，排斥和拒绝任何夺取或利用政权的政治活动。如此，则社会运动无论如何都不是走向政治革命的过渡通道。
曾琦同样不赞成当下即从事政治活动，他说：“二十世纪民权时代之改革事业，必待社会群众之觉醒，奋兴而协力合作，非如昔日君权时代之改革事业，可挟政治上绝对的权威以行之。故即抱政治改革之目的者，亦当先从社会事业着手。”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7月1日，五四运动尚未发生。曾琦自称当时即赋诗道：“共作百年计，耻为一世豪。”他自己的解释是：“所谓百年大计，首在文化运动。”[２４]只是曾琦抱持国家主义，不能绝对反对政治改革，先从社会事业入手，很有些排斥其他主义的算计。
王光祈之前即对7月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提出过动议，其中第4条便是“本会主张社会活动，反对政治活动，为本会精神之所在”。[２５]不过王反对政治活动的态度，引起不同意见，1922年8月11日，左舜生致函曾琦，表达异议。为此，王光祈于10月2日复函解释道：“（一）我们所反对之政治活动，其意义专限于‘做现在的官吏议员’，此外一切政治活动，我们皆极赞成。（二）我们赞成革命运动，但是须分为两种进行，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文化的，而且非先有充分预备工夫不可。……总之，不先在一般平民身上用一番深厚工夫，无论你从事政治活动，或是从事武力革命，皆是没有基础的，即或成功，亦不能持久的。”[２６]这一解释与之前所说明显有别，如果仅限于当前从政做官，与目前的腐恶政治划清界限，防止青年劳而无功甚至不可避免的堕落，而非一概而论地将政治活动与社会事业截然分开，绝对排斥政治改革。没有这样的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事业将会失去奋斗目标，更加陷入茫然与困扰。
因此，当陈启天建议学会的宗旨于科学的精神之外增加民治主义的精神，或民治Democracy的精神时，就特意说明，科学的精神是方法，民治的精神是态度，社会活动——不含参加现状政治是做事的范围，少年中国是理想的目的，实现目的在社会活动中，其要在急于筹办共同事业以寄托共同精神。据此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第1章总纲第2条本学会宗旨，修订为“本科学与‘民治’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２７]“民治”的加入，在文化与社会之外一定程度增加了未来走向的政治联想。
强调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与社会上流行的新文化运动有所不同，其实只是为了表达对于后者的不满，因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3月19日，王光祈致函本会参与苏州会议的同志，声称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在理论方面，则为采取西洋科学方法，整理本族固有文化，由此以唤起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亦可称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在实际方面，则为从事各项社会事业，增进精神物质幸福，由此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丰富生活（亦可称为民族生活改造运动）”。[３０]用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和民族生活改造运动来取代语义不清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王光祈在不标明主义的前提下，使少年中国运动内涵相对明确的努力。
与一般新文化运动的西化取向有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拥护“中国人生观”，反对“民族宗教化”，提倡“民族性教育”，拥护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阐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何谓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王光祈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古代的“礼乐”，由此养成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要用西洋科学方法整理培植古人立礼制乐的本意，唤起中华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西洋人的根本思想在于科学方法，所以哲学、科学、美术非常精深博备，人生观自然卓绝一世，无可与敌。中国虽然有根本思想，唯独最缺乏精密的科学方法，所以哲学、科学、美术不能发达。必须采用西洋科学方法来整理我们民族的根本思想，造成“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只有‘少年中国运动’是我们青年唯一无二的应走道路！什么是‘少年中国运动’？便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与‘民族生活改造运动’，由这两种运动，以完成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３１]
王光祈刻意将少年中国运动与一般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或许因为时过境迁，记忆受环境因素影响出现混淆，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前的新思潮混为一谈，才使得少年中国学会推进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思潮的差异变成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分别。只是王光祈的本意应该是新文化运动可以告一段落，而少年中国运动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惜事与愿违，标明主义引发了会内的主义之争，各执己见，互不相下，非但没有达成一致，统一意见，反而最终导致学会无形解体。
六、止步于社会活动
王光祈过世时，与之熟悉却并未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郭有守说：“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团体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中坚份子。若愚（即王光祈）是这运动里典型人物。”[３２]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与新思潮的分别在于后者仅限于思想启蒙，那么前者就是要再前进一步，通过社会运动来向大众传导新思想，通过社会事业实现社会改造。鼓吹新思潮的一部分人，如《新青年》以胡适为代表的多数，担心社会运动引发群众性的骚乱，其中一些人如胡适更担心社会运动势所必然地会走向政治运动，因而有意自外于新文化运动，希望将新青年拉回思想启蒙的轨道。
王光祈等人不仅不畏惧社会运动，而且要以社会运动将新文化传向城市与乡村的广大劳动民众，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改造社会。这既是对新思潮局限于思想启蒙层面的突破，也是对五四风潮由短暂冲击转向持久深入的扩展。可是，少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有意约化宗旨，原来各执己见者松散联盟的纽带，随着运动的深入，变成妨碍进一步发展、达成一定目标的羁绊。李大钊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症结，提出标明主义的建议。而标明主义，就出现“社会活动应包含政治活动与不包含政治活动之争”。[３３]少年中国学会面对的难题是，标明主义必然导致分裂，仍旧模糊笼统又难以为继。之所以左右为难，除了各自的主义有别、不能强求一律以外，更主要的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于政治和政治活动的排斥性观念。
王光祈等人的观念在当时的有志青年中，相当普遍。辛亥革命以后，政治腐恶，社会凋敝，令青年们对于政治乃至政治运动深恶痛绝。问题是，当新文化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文化运动和社会事业都难以为继。就像前文刘仁静所指出的，政治专制腐败，言论又不自由，渐进式改良的空间很小。所开创的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只能起到启蒙和动员民众的作用，很难直接改造社会，奠定良好政治的基础。少年中国学会组建工读团热极一时却无疾而终，就是明证。况且理想的政治乃至社会绝无可能在旧制度之下实现，政治革命只有在夺取政权之后才有可能达到理想境界。
就历史发展进程而言，从《新青年》的新思潮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文化运动与社会事业，实际上近代中国的革新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新思潮主要是向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启蒙，新文化运动则是通过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学生影响城乡民众，改造全体国民，并且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少年中国学会的标明主义，是为了推动革新运动再进一步，进入政治运动乃至政治革命的阶段。三个阶段构成完整的连续性发展链条，显示历史很难实现无条件的跳跃，也不可能止步于既定阶段。
蔡和森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毛泽东等人关系密切，其看法或许受后者的影响。而毛泽东最初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后来则对该会不肯标明主义深致不满，认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不如干脆解散。相比之下，《新青年》虽然也经历分裂，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即投身社会运动，举办各种社会事业，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新文化运动同步，并且很快就投入政治革命，在其带领下，《新青年》最终由主张社会主义一派获胜。按照历史进程，新思潮（包括新文艺、新文学等）激发了五四运动，学生的爱国运动催生新文化运动，而以文化为形式的社会运动推动政治革命；按照逻辑顺序，则是思想启蒙导致社会运动，社会事业受限，再进而转向夺取政权以改造社会的政治运动。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到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而不是从思想启蒙跨越社会运动直接进入政治革命。尽管少年中国学会整体上未能实现最后的转向，但部分会员经过新文化运动走向政治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党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应该成为历史叙述中浓墨重彩的篇章画卷。
[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15日，第56-62页。
[３]《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1920年3月15日，第183-184页。
[４]郑伯奇：《新实在论的哲学》（1920年4月18日京都），《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48-49页。
[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1920年5月15日，第67页。
[６]恽震：《学生运动的根本研究》，《少年中国》第1卷第12期，1920年6月15日，第17页。
[７]余家菊：《什么是革命的最好方法？》，《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36、40页。
[８]郑伯奇：《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15日，第64-65页。
[１０]恽代英：《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下）？》，《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8、14、17页。
[１１]《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61、66-67、70页。
[１２]王光祈：《旅欧杂感》，《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15日，第34页。
[１３]刘衡如：《保守之心理》，《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15日，第25页。
[１５]《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15日，第59-61页。
[１６]江一：《潜进？消灭？》，《学生》第8卷4号，1921年4月5日，第3-4页。
[１７]《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一）北京方面的报告》，《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58页。
[１８]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1921年1月15日，第1页。
[１９]《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15日，第63-64、66页。
[２０]《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北京总会方面》，《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1年8月1日，第82-83页。
[２１]《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1-6页。
[２２]《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10页。
[２３]王光祈：《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少年中国》第3卷第8期，1922年3月1日，第4-6、9、12页。
[２４]曾琦：《政治运动之前车与社会活动之先导》，《少年中国》第3卷8期，1922年3月1日，第14、18页。
[２５]《少年中国学会问题》，《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28页。
[２６]《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4卷第2期，1923年4月，第1页。
[２７]《少年中国学会规约修正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第61页。
[２８]张闻天：《生命的跳跃——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1923年9月，第2-3页。
[２９]王光祈：《社会活动的真义》，《少年中国》第4卷第10期，1924年2月，第2页。
[３０]《会员通讯》，《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第1页。
[３２]郭有守：《若愚在蓬庐》，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1936年12月，第28页。
[３３]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45页。
[３４]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第28页。
[３５]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45-47页。
[３６]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50页。
[３７]舒新城：《哭王光祈兄——一位未见面的朋友》，王光祈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王光祈先生纪念册》，第51页。
[３８]张闻天：《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少年中国》第4卷第12期，1924年5月，第3-7页。
[３９]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1926年），《蔡和森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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