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刊发《裘锡圭学术文集》评述及新书发布会发言摘录
编按：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题记：
裘锡圭先生是当代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不仅精于汉字学、殷墟甲骨文、战国文字和汉简的考释，也善于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在校读先秦和秦汉古籍以及上古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张涌泉
去年10月22日，我应邀参加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首发式。当时本想以严谨、求实、创新为中心谈一点感想，但由于参加首发式的前辈很多，大家发言又很踊跃，就没能找到机会。不久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来函，称拟设立特别栏目，探讨《文集》的学术内涵，并约我写点东西。裘老师的学术研究涵括文字学、文献学、古代史、思想史、民俗学等诸多领域，而尤以古文字学和先秦秦汉古文献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可谓汪洋恣肆，博大精深。而我的研究兴趣局促于敦煌学和近代汉字，对裘老师的学问，本没有资格赞一辞。不过作为在裘老师身边学习、工作过多年的学生，耳濡目染，对老师的学问也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因不揣浅陋，按照首发式时拟定的提纲，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严谨
二、求实
又如汉字简化的利弊得失，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社会上议论的热点，繁体字回潮的现象也很突出，对此裘老师指出，“从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简化字是优于繁体字的，不管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都有例子”；但“也不能认为简化字全都那么好”，他说汉字简化“破坏了相当一部分汉字的结构，增加了汉字构造的基本单位（部件），增加了本来就已经够多的多音字的数量，不适当地合并了一些意义容易混淆的字”；所以从汉字使用的现实出发，一方面必须“坚持以简化字为我们当前使用汉字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应吸取汉字简化造成的负面教训，“在今后进一步整理或简化汉字的时候不要再出这一类的问题”（卷四页194—195）。既旗帜鲜明地肯定简化字的优点，自觉维护国家当前的语文政策，又敢于直面汉字简化中存在的问题，不曲意阿谀，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诸如此类，不偏激，不武断，一分为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切以学术为依归，以事实为准绳。可以说，“实事求是”是贯穿裘老师全部著作的一条红线。
三、创新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没有了创新，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价值。裘老师的学术研究向以见解深刻且多创新为学界所推崇。如他对汉字的性质、演变、结构类型的思考，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释读，对睡虎地秦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银雀山汉简、凤凰山汉简、尹湾汉简等战国秦汉简牍的校理，对《尚书》、《老子》、《墨经》、《孙子》、《论衡》、《说文解字》等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订，等等，无不旁征博引，辨析入微，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有大量作者自己的发明和创见。下面试举一例以见一斑：
对“以例读书”的重要性，裘老师在《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一文中说：
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在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读方面，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它们能帮助我们解决古书中很多本来难以解决，甚至难以觉察的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而且一种用字方法的启发，有时能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问题。（《文集》卷四页467—468）
作者简介：张涌泉，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刘钊
裘先生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也严格。他培养学生从来都是严挑细选，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以身作则，甘当表率，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裘先生曾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在人品上、学术上两方面都要做好。这是最最重要的。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裘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裘先生就最讲认真。”正因为裘先生树立了在事业上不懈追求的坚定信念，具备了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超凡毅力，同时发扬了始终如一的认真精神，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因此才能超越常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这样的信念、毅力、精神和态度，我想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都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可是说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和裘先生的差距，固然是学问上的差距，其实归根到底是做人上的差距。
2012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首发式”上，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裘先生1952年进入复旦，如果从这一年开始算裘先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话，到2012年正好60年。《文集》共6本，平均10年一本，非常的了不起。”这番话道出了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勤奋，说得非常好。
我们希望裘先生能永葆学术青春，为学术界撰写出更多的范文。
《文集》既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其中折射出一个纯粹的学者一心向学的扎实脚步和真诚做人的清介风骨。在当今虚假泛滥、伪劣横行的学界和汲汲名利、浮躁喧嚣的社会中，如何保持学者本色，救学术之衰颓，怎样提升做人底线，挽良心之既倒，可以说《文集》都是最好的参照。在此我愿意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共勉。
虞万里
经学、史学、语言学，古典学或国学，与一般的文化、思想或哲学略有不同，前者要在领域内被公认为大家、大师者，除自身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对学科有前瞻性的远见和创设新的理论外，还必须有极其丰硕而具体的成果，亦即解决过某些尖端领域中大量的实际问题。清代的戴、钱、段、王如此，近代的章、王、陈、顾等等莫不如此。环顾当今学界，能兼具学养、功力、识见而作出令人嘱目的成就者已不多见，而裘锡圭先生却无疑是其中之一。
煌煌六大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下简称“文集”），其精义创见已播在人口，学术价值将载于史册，毋庸饶舌。所需揭橥者，现今七十至八十岁上下的学者，蓬勃的青壮年时代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相始终，至文革结束，已年届不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光已消逝不复。及至科技发展，计算机普及，却已知天命而近耳顺，时不我待，与新科技不免暌违隔阂，所以一生的著作，全凭笔耕。三百万字大著作，在一般学者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已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观其内容多为甲骨、金文、简牍等语言文献之学，讲究证实，摈弃捣虚，又增加无限难度。在生活安定物质丰富计算机普及的现在和今后，学者的资料检索靠一键而得，撰文只是敲键而无臂酸的经验，或许也会有数百万字的成果。姑不论相等的著作不同的价值，即使同样的字数，相比用一支笔在动荡年代，靠一张张资料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的著作，其毅力与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弇陋疏浅如我，虽没能遍览这部大著作，但就从所读所习的字里行间，已使我看到了一个严谨不苟、精进不已的大师形象。
自，《说文》：“鼻也，象鼻形。”自为鼻是常识，但传世文献绝无本义用例。《辞源》和两部《汉大》皆缺书证。先生揭出甲骨卜辞已有“贞，有疾自，唯有”（《合》11506）一条，即用本义。（《文集》4—48）
金、金石，此两条《辞源》释义，《文集》已有论述。而《大词典》“金”第一义项“金子”用《书·舜典》：“金作赎刑。”与《辞源》相同，都是受孔传影响，唯《大字典》另作解释，不用《舜典》书证。《大词典》“金石”的第二义项“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刚强，心志的坚定、忠贞”，也用《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作书证，系从《辞源》改写而来。先生谓黄金和白银硬度不高，荀例似应指铜。（《文集》4—199）
不惠，《辞源》列①无恩情，②不顺，③愚笨，三个义项。《大词典》列①不顺，②不仁德，③不聪明，愚笨，④谓白痴，四个义项。《尚书·君奭》有“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一句，其中“不惠”显非两部词典之义项所能包容。孔传释为“我不顺若此多诰而已”，将“惠”释作“顺”，是与其释《康诰》“惠不惠，懋不懋”为“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一致，但确实与句意不符。先生根据卜辞“叀”（惠）与“惟”对用之例，如：惟庚。不惟庚，惠丙（《合》5775）；惟甲，不惠丁（《合》248），认为“惠”与“惟”“应该是一对音、义皆近的虚词”，“不惠”犹“不惟”。《大词典》收“不惟”条，则“不惠”条下应补“不惟”一义项，并以卜辞作书证。（《文集》4—408/409）
商赉，此词出于《尚书·费誓》：“我商赉汝。”《辞源》和《大词典》皆不收，殆惑于孔传“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之解，不认为是一个词。但两书皆在“商”单字“计量”义项下以《费誓》为证。先生谓“商”在殷周金文中常用作“赏”，这从清末学者方浚益、刘心源提出后，得到于省吾、杨筠如等人的赞同。“商”通“赏”，则“商赉”即“赏赐”，此词应该收录。《大词典》编纂时，方、刘之书少见，而于氏《尚书新证》和杨氏《尚书覈诂》时作参考，但却一时失检而失收。（《文集》4—408）
势施，《淮南子·说林》：“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又《泰族》：“轮员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注《淮南》者多家，而于此皆无解说。先生揭出武威汉简《仪礼》多将“设”字写作“埶”，“埶”、“势”常互换，则“势施”即“设施”。“埶”又与“执”相混，《礼记·内则》“少者执床与坐”，施设床不宜用动词“执”，显然也应是“设”。“势施”和“执床”两部词典应收而皆不收，原因很可能是难以确切解释，或因字面改换后不认为是一个词。揭明了“势”、“执”与“设”关系后，“势施”和“执床”似应立目作解。（《文集》4—467）
以上所举，有可以追溯本义、纠正释义，有可以补书证、补义项，也可以增加通假义、增立新词目。所用仅是先生《文集》中所考订的随手摘录几则而已。缘此推想，考古发掘之实物和甲金简帛文字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古代语言和历史的认识，也可以大大完善古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三十多年前，先生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和前瞻性的识见，呼吁词典要吸收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而事实上，三十多年来的古汉语词典编纂，仍然很少借鉴、应用考古成果。清儒在考释经典和古代字书时，无甲骨、金文和简帛的依凭，但他们百计参考《说文》古文、籀文和汉隶字形，现在大量的实物文字摆放在眼前，又有学者丰硕的研究成果，却仍然充耳不闻，闭门造车，不免显得可惜而遗憾。学术成果若只局限在学者的视野中，是无法进入一般读者范围的。只有当它融入、体现在词典的释义中，才容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也能使我们的古汉语词典更加准确完善。兹值两部词典修订的契机，借先生《文集》出版的机会，重提古汉语词典编纂中借鉴考古成果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2013年7月8日时将赴烟台参加《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工作会议
一、关于甲骨分期断代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时代》一文除了论定历组卜辞属于武丁、祖庚时期以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创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时代》指出，历组卜辞跟宾组、出组卜辞同时，但文例、字体却与宾组、出组卜辞有比较大的差异，这跟时代因素无关，很可能是因为分属不同的占卜官署(《文集》第119页）。又说，历组卜辞出现晚期的字形，在早期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宾组卜辞不用它们罢了(《文集》98页）。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在解释卜辞所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类组差异”上仍具指导意义。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时代》一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裘先生对甲骨分类断代的总体认识。
二、甲骨文字考释
上引两个例子表明，裘先生在释读甲骨文字时，高度重视卜辞辞例对待考文字的限定作用，常常根据待考文字在具体卜辞中的意义来锁定释读方向。正是因为从辞例出发，大大增加了考释的可信度。
这种方法，本质上就是语言学的方法。
第三，重视待考文字所处的类组。裘先生是较早具有甲骨分期分类观念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充分运用分期分类的理论考察处于不同类组卜辞的文字形体，揭示出前人未加注意的文字现象，成功考释出一批未释字。
又如“罝”字异体的释读。他认为三、四期的“”“是从‘网’‘疋’声的一个形声字，结合字形和辞义来看，应是一种田猎用网之名(《合》10207一例似用为动词或人名）。这个字跟《尔雅·释器》‘兔罟谓之罝’的‘罝’字大概是一字的异体。‘且’、‘疋’二字的韵母在上古都属鱼部。‘且’是清母字，‘疋’是生母字，声母,,的读音在上古也相距不远。‘疋’、‘足’本由一语分化，‘足’是精母字，声母跟‘且’就很接近了。所以‘罝’跟‘’是一字异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据此，裘先生认为“”与第一期常见从“网”从“兔”的“”字是一字异体，表示同一个词，皆当释作“罝”。
三、卜辞语言研究
《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以下简称《戠》)跟《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以下简称《异》)二文也是运用语言学观念成功进行卜辞语言研究的范例。
我们从《戠》、《异》二文得到有益的启示是，研究卜辞中具体一个词的用法时，应该仔细归纳该词在全部甲骨卜辞中的用例，着重分析它的语法功能，进而推求它在卜辞中显示的语义指向，然后再根据语音线索指认相当于文献中的哪个词。
《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一文运用详实的卜辞材料对古汉语中极为重要的介词“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研究，讨论了如下问题:一、卜辞中有没有用为动词的“于”；二、“位移动词+于+处所词”结构中“于”是动词还是介词；三、卜辞所见介词“于”的虚化程度；四、卜辞中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这几个问题裘先生解决得都很好。尤其是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更是圆通精彩。裘先生指出：“在介词‘于’产生之前，后来可以用‘于’引介的、表示行为的对象或处所的词语，无疑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跟所从属的动词相结合的。加介词‘于’的格式产生后，旧的格式也仍然使用，就形成了‘于’字可加可不加的现象。”
四、以卜辞材料研究商史
这段总结已经把商代农业现状的方方面面都点到了。
必须指出的是，《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收录的《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诸文也是利用卜辞材料研究商史的杰作，诸文对商代社会的性质、阶级组成、职官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甲骨文卷》进行了简单的评述，限于学力，可能并不到位，甚或有理解上的错误，请裘先生和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2年10月22日
※刘钊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出版公司联合举办的《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今天在这里举行。首先，我代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裘锡圭学术文集》是裘先生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裘先生学术思想、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学术贡献的集中体现。通过《文集》，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裘先生对中国古典学的全面把握，对古典学中文史哲各领域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精深研究；尤其是通过《文集》，我们会深切地领略到充满整个《文集》中的那种严谨、平和、踏实和细腻的学术风格，而这些恰恰是在当今浮躁空疏的学术界不多见的。所以，我们编辑《文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黄德宽教授：
※吴振武教授：
※李学勤教授贺信：
※陈炜湛教授：
裘先生的这本文集足以代表中国当代古文字学界的水平。裘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广，研究问题之深，在当代我们同辈学者中间，很难找出第二个来。在当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要研究古文字，要研究甲骨文，不可不读裘先生的文集，不可不了解裘先生在这些方面做出的贡献和他的学术观点。
※刘雨研究员：
※杨忠教授：
高校古委会成立将近30年，在这将近30年的过程中，裘先生对高校古委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古委会的许多重大决定几乎都要征求裘先生的意见，而裘先生从来都不敷衍，从来都是很认真地思考并且提出他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他对古委会的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他都尽他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帮古委会做了许多工作。
比如说，裘先生是我们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组的成员。项目评审的时候，裘先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评审过程中，不光是要求严格，而且对青年学者非常公允，都是从提携和鼓励的角度来评定年轻学者的深浅。又比如说，古委会曾经委托裘先生主持古文献学教材的编写，他是真正的主编，从确定选题到确定一个一个的撰稿人，开过很多次会，跟大家一起商量。撰稿人的稿子交来以后，裘先生又自己审订，自己看稿子，花了他很大的心力。我想现在的很多主编都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说，我们高校古委会有一个刊物，经常有一些青年学者的投稿——假如是有关古文字或者出土文献的——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会请裘先生帮我们看一看、审订一下稿件。像裘先生这么一位大家，这么繁忙的工作，但是对于青年学者的稿件都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裘先生为人的正直、宽容、纯真，为学的求实、求真、不发陈言，一直是使我们感慨和乐道的。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裘先生都是我们的楷模。
※李伯谦教授：
另外，我还想讲一下裘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做出的贡献。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不同学科，其中古文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很关键的一些观点的确立和认可都是听了裘先生的意见。比如说山西发掘的寝孳方鼎，“隹(唯)王廿祀”，过去是这么考释的，裘先生说不对，应该是“曰”字，所谓“廿”应该释“曰”，是“唯王曰祀”。这样一种观点，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的，是裘先生提出来的，有的先生认可了。我想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尽管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方面，裘先生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朱凤瀚教授：
裘先生非常谦虚。1995年我出了一本写青铜器的书——《古代中国青铜器》，寄给了裘先生，以向裘先生请教，后来裘先生给我回信，信上面竟然说“这本书可以弥补我青铜器知识方面的不足”。我拿到信后，感到非常震撼，我觉得裘先生这样一个大家，不仅是给我回信，而且如此谦逊，很令人感动。我认为一个人做学问，不但学问好，同时人品也要好。裘先生这种高尚的风格、风度，在当今的学者中是尤其要提倡的。
※王恩田研究员：
※王辉研究员：
※胡平生研究员：
这两点，我非常地佩服，裘先生学术的敏感，学术的沉稳，实事求是，他的厚重、他的学术的品格，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裘先生的为人的信条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一点也成为他的学术成就、学术造诣的基石。
※顾青副总编：
裘老师是中华书局的学术顾问，也是我们的首席专家，同时担任我们《文史》杂志社的主编。裘老师这么多年来对中华书局的工作，我总结了八个字，一个是尽力帮助，第二个是严格要求。在这中间，我们中华书局上下对裘老师的感谢，可以说是不用多说的。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裘先生一直是中华书局的一面镜子。当我们作一些决策的时候或者作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裘老师对这件事情会怎么看。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尺。我们在很多工作过程中，有时候会犯一些错误，有时候会避免犯一些错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裘老师这面镜子在照着。
※裘锡圭教授：
首先感谢来参加会议的嘉宾，包括领导、同事、朋友。首先我感到很惭愧，听了刚才好多先生的发言，我感到自己是没有说的那么好，当然这个是对我的鞭策。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首先，从校内讲，我当然是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上一届的和本届的校领导，我们非常感谢学校里的各个行政部门、尤其是对我们关系密切的，像人事处、文科科研处、复旦出版社，他们的领导和同仁对我们的一些很具体的支持。从校外讲，我们非常感谢市里面的，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很感谢国家的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以及高校古委会关心和支持我们的这些朋友。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兄弟院校的、香港台湾的高校的以及美国高校的先生和同仁。我们也非常感谢像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等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先生和朋友。我们也很感谢出版界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中西书局以及杰申排版公司，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还要特别提出来，非常感谢为我们中心设立了翟立奖教基金的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这个基金对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教师队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次来的先生，有些年事已高，有些有着非常繁忙的公务，还有一些是不远千里而来，对他们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地感谢。
最后，允许我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对我们的中心同仁表示我衷心的敬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是出不来的，这次会议更加如此。我对我们的全体同仁以及为编校这个文集、开这次会付出艰辛劳动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也包括我们中心的研究生，他们对我这个帮助，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任攀、李霜洁会议录音整理稿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