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汹涌的舆论对司法提出批评，一种惯常的论调便浮出水面，那就是舆论会绑架司法。
舆论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对于认为舆论绑架司法的人，我想问：有哪一个热点案件，是舆论导致了冤情，令案件的处理背离了正义的原则呢？是聂树斌案、格吉勒图案，还是念斌投毒案、赵作海案，甚或佘祥林案、天津老太贩枪案？假如没有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那么在司法领域中，权力之手是会伸得更长，还是有所收敛？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要约束权力，舆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法治不是普法教育，不是天天今日说法，夜夜法制节目，单方面要求百姓知法守法是刻薄寡恩的法家，而非以限权为己任的法治。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对一切权力的限制。
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刑罚最为可怕，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和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流，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相比随时可能被滥用的刑罚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其实微不足道。
法律人应该足够的理性，但是理性必须受制于良知的约束。圣雄甘地说，有七样东西能够毁灭人类，一种是没有道德原则的政治，一种是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
1942年1月20日，柏林郊区，万湖别墅，漫天飞雪，第三帝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召开了一场会议，史称“万湖会议”。在这场会议中，纳粹出台了针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法”，与会者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各国屠杀犹太人的分配清单，德国人以其特有的理性和严谨在这座风景秀美的别墅中勾圈划点，精心策划，分配指标，杀人居然精确到个数。与会的15人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而且大部分是法学博士。会议持续了九十分钟，最终导致六百万犹太人的生命终结。
作为法律人，我们接受了太多技术主义训练，拥有很多的法律知识。但是，如果没有良知的约束，法律技术主义比法盲更可怕，这种技术主义惟权力马首是瞻，为权力的需要提供各种精致的论证，充分奉行领导的看法就是“根本大法”。
法学是一种关于权利与义务的科学，而权利和义务与道德规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如何定义法律，法律在原则上都不能超越社会良知的约束。刑事惩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在道义上是否值得惩罚，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利就此发表看法，这不取决于他的职业、他的学历、他的财富，而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拥有理性和良知的人。
如果刑法问题只有法律人士才可以发表见解，如何保证这少数群体不会受到权力的收买呢？在纳粹德国，就有许多法律学者以学术的名义，将犯罪与道德完全剥离，视犯罪为一种“疾病”，罪犯也就成了“病人”，当犯罪和疾病被等量齐观，那么专家就可以将任何让政府不爽的行为冠以“疾病”的名义对其实施强制性的“治疗”。对此，“病人”以及民众都无法质疑，因为专家使用的是“治疗”、“疾病”等专业概念，对于这些专业概念，普罗大众根本没有发言权。
马克思韦伯早就预见了这一切。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尾，他发出了先知般的预言：“纵欲者没有心肝，专家没有灵魂”，这不幸成为了事实。当我立志以学术为业，我就要不断地告诫自己应当知道将灵魂安放何处。
无可否认，舆论有可能为某些势力所利用，西太后般对义和拳的利用在历史屡见不鲜。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一再提醒人们警惕多数人的暴政，并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悖论，如果不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民主将会被其自身所摧毁。
但是，托氏又很高兴地发现，在美国，对抗这种问题的最有效武器就是法律界，“当美国人民任其激情发作，陶醉于理想而忘行时，会感到法学家对他们施有一种无形的约束，使他们冷静和安定下来。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学界对抗民主的最醒目工具。”
没有感性的理性是冰冷的机器，没有理性的感性则是狂热的激情。法律人应当平衡理性与感性。既要超越舆论的偏见与盲目，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也要尊重舆论的感性表达。
法律承载着人类共通的道德规范，理应尊重每个个体的尊严，通过正当程序让正义在每个个案中得到践行。如果一种舆论为人所蛊惑利用，突破人类基本的道德良知，践踏个体的尊严，法律必须超越这种偏见。
但与此同时，作为理性的法律人，我们需要舆论去唤醒我们的感性，以免良知在技术主义的深渊中沉睡不醒。
愿我们可以不嘲笑、不悲叹、不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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