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债者当时在这张桌子上吃烧烤，一旁是当时用的炉子。
编者按
法律，你怎么啦？警察，你在干什么啊？
在由意志而不是由法律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正义可言。
美-道格拉斯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
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部份，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个部份，而是整个邪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网站编辑部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办公楼（上），于欢及其母亲曾在这里被催款团伙控制、侮辱，最后酿出了血案。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
法院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近4个月后，吴学占因涉黑被聊城警方控制。杜志浩是吴学占涉黑组织成员之一，被刺前涉嫌曾驾车撞死一名14岁女学生并逃逸。
还不清的高利贷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大工贸”）职工刘晓兰看到三辆没有车牌的轿车进入工厂，是在2016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她预感不妙。
堵门，是这伙人催债的方式之一。此前，他们曾拉来砖头、木柴和大锅，在公司内垒砌炉灶烧水喝。“在当地只有出殡才这样烧水。”刘晓兰说。
位于冠县工业园内的源大工贸，2009年由苏银霞创办，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因公司资金困难，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两次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
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工商资料显示，2012年吴学占成立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网上流传的一封举报信显示，吴学占以房地产公司名义高息揽储，招揽社会闲杂人员从事高利贷和讨债业务。
在山东冠县，不少企业热衷于向吴学占借款。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为了资金周转，部分企业宁愿铤而走险，互相担保向吴学占借高利贷。
案发后不久，冠县工业园区22家企业联合凑钱，给源大工贸送来十多万捐款，帮助苏银霞打官司。“捐钱是因为同情她的遭遇。”上述企业负责人说。
南方周末记者获取的通话记录显示，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随后，她将自己的恐惧和绝望，哭着告诉了职工刘晓兰。
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苏银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被吴学占拦住。多名源大工贸员工证实，工厂多次被卡车堵门，不让员工进出。
“只有死路一条”
第二天，2016年4月14日，催债手段升级。
当晚8点多，催债人员杜志浩驾驶一辆迈腾车进入源大工贸，将苏银霞母子带到公司接待室。接待室内有两张黑色单人沙发和一张双人沙发，苏氏母子分别坐在单人沙发上，职工刘晓兰坐在苏银霞对面。11名催债人员把三人围住。
刘晓兰说，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学着唤狗的样子喊小孩，让孩子喊他爹。”
其间，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刘晓兰看到母子两人瑟瑟发抖，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
让刘晓兰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刘晓兰看到，被按在旁边的于欢咬牙切齿，几近崩溃。
22时13分（监控显示），一辆警车抵达源大工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判决书显示，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22时17分许（监控显示），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期间，接待室内发生骚动。刘晓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出一把刀乱捅，杜志浩、严建军、程学贺、郭彦刚四人被捅伤。
又过了4分钟，22时21分许（监控显示），于秀荣看到有人从接待室跑出来。她和民警一起返回办公楼。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紧接着，第二辆警车赶到源大工贸，警察让于欢交出刀子，并把他带到派出所。于秀荣说，那是一把水果刀，加刀把十几厘米长，平时放在接待室的桌子上用来切水果。
在办公楼门口，于秀荣迎面看到，杜志浩捂着肚子走出来，“他还说了句，这小子玩真的来。我的迈腾呢？”其他人也陆续走出办公楼，开车离开。
杜志浩等人受伤后，自己开车去了冠县人民医院。于秀荣的老伴说，事发后他曾去医院打听，杜志浩因琐事还在医院门口跟人发生争执。
2016年12月15日，聊城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庭审中的争议点在于，是故意杀人还是故意伤害，以及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目前，于欢已提出上诉。他的上诉代理人殷清利仍继续主张，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他还认为，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张贴在源大工贸门口的布告显示，受聊城市公安局指派，2016年8月3日，东昌府分局将冠县“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摧毁，首犯吴学占已被抓获，迅速查清了吴学占等人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公安机关鼓励群众举报，并呼吁在逃人员主动投案。
聊城警方内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源大工贸一案是吴学占涉黑案件的一部分。
死者杜志浩出生于冠县斜店乡南史村，因在家中排行老三，被人称为“杜三”。
这名女学生的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肇事当天杜的父母来给她送过东西。她后来收到了中间人给的28.5万元赔款，但自始至终没见过肇事者一面。“交警说抓不到人。我一个农民能怎么办呢？不然他得坐监狱，他要坐监狱也就不会死了。”
“辱母杀人案”细节还原
：于欢被“杵”后反击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3月26日，记者来到“刺死辱母者”案发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图为案件当事人于欢。记者梁波[详细]
在经历6小时的煎熬后，23岁的于欢拿起水果刀，刺向纠缠许久的催债者。这些“不速之客”最终1死3伤，而于欢本人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聊城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血案之由是母亲苏银霞的债务纠纷：苏银霞此前曾为维持公司生产，借了100万元高利贷，月利息10%，但无力偿还。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通过梳理判决、采访有关法律人士发现，在这6小时里，这对母子先被催债者监视——母子走到哪儿，催债者跟到哪儿，连去吃饭也被跟随、看守；后来，母亲被催债者用下体侮辱、脱鞋捂嘴，而在警察介入4分钟即离开他们所在的办公楼之后，纠纷再一次延续。面对无法摆脱催债者的困局，于欢选择了持刀反抗。
案发前：母子被催债者“走哪儿跟哪儿”
血案是2016年4月14日晚上10点多发生的。不过，案发前大约6小时，苏银霞所任法定代表人的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大院已不平静。
据判决认定的公司多名员工证言显示，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大约10名催债人员来到公司办公楼前，“现场乱哄哄的”，有一名年轻女子在大喊大叫，“苏总和对方互骂”。
这些上门者并非全是债权人。按判决书的说法，他们当中仅有一名1987年出生的女子称借给了苏银霞100万元，这是判决认定苏银霞此次借款的全部数额。据媒体报道，此前一天，母子已把唯一的房子抵押给放贷者，于欢的东西也被拖了出来。
此次“对阵”没有结果。苏银霞与于欢最终回到一层办公室，催债人员则坐在外边的台阶上。晚上7点左右，催债者在楼前摆起了烧烤炉，一边吃烧烤一边喝酒。
苏银霞母子去伙房吃饭已是晚上8点多的事情了。当他们走出办公室，两名催债者随后跟上，轮流看着他们。
“他们往哪里去，我们就安排人跟着。”喊来多名催债者的男子李忠在证言中称，他们讨账时没有打苏银霞母子，但是“骂了他们两句”。
在于欢姑姑于秀荣的回忆里，苏银霞母子在伙房待了大约1个多小时，此后回到办公室。
事情的走向很快改变了——在一个名叫杜志浩的男子晚上8点多开车到公司大院之后。他留着小胡子、长头发，身穿白色半袖，是第11名也是最后一名到场的催债者。
母子遭催债者下体侮辱、打耳光
苏银霞母子那时还待在办公室内。11个人围着他们，主要与苏银霞对话并要求还钱的，是杜志浩、李忠。
这场从傍晚开始的催债“闹剧”，终于发展到了顶峰——有公司员工及家属见办公楼“乱哄哄的”，便急忙前往，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发现苏银霞和于欢面前，“有一个人面对他们两个，把裤子脱到臀部下面”。
脱裤者是杜志浩，判决认定的催债者张书森的证言显示，此时，杜志浩正把自己的裤子和内裤脱到大腿根，把下体露出来，对着苏银霞；杜志浩还把于欢的鞋脱下来，在母子面前晃了一会儿，并扇了于欢一巴掌。
另有多名催债者也陈述了类似说法，还称杜把鞋往苏银霞脸上捂。他们均表示，杜和苏银霞吵了起来，杜“嘴上带脏字了”“说的话很难听”。
在20多分钟里，苏银霞母子遭受着下体侮辱、打耳光、言语辱骂。“后期他们相互推搡起来。”如此场面令一同被困的公司员工马金栋感到事情不妙。他跑出办公室，让同事赶紧报警，“他们开始侮辱霞了”。
监控显示，晚上10点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办公楼。
目击者称于欢被椅子“杵”后反击
民警进了一层办公室。苏银霞、于欢急忙反映被催债者揍了，催债者则否认。
多名催债者证言显示，民警当时表示：你们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
民警并没有在屋内停留太久。监控显示，晚上10点17分，部分人员送民警出了办公楼。这距其进屋处理纠纷刚过去4分钟。
于欢试图跟民警一同出去，催债者拦住了他，让其坐回屋里。没有民警的办公室再度混乱。
接触过一审案卷卷宗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任何一方都证实了，此时催款者确实有动手的行为，“这一点，当事双方都有一致的描述”。
于欢供称，有个人扣住他的脖子，将他往办公室方向带，“我不愿意动，他们就开始打我了”。
事后的司法鉴定显示，于欢未构成轻微伤，造成的伤势是：在其左项部可见一横行表皮剥落1.1cm，结痂；右肩部可见多处皮下出血。
按照催债者么传行的说法，他们当时把于欢“摁在了一个长沙发上”。
一名公司员工家属则看到，有催债者拿椅子朝于欢杵着，于欢一直后退，退到一桌子跟前。他发现，此时，于的手里多了一把水果刀。
“我就从桌子上拿刀子朝着他们指了指，说别过来。结果他们过来还是继续打我。”于欢供称，他开始拿刀向围着他的人的肚子上捅。
么传行回忆，于欢当时说“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攮死你”，杜志浩往前凑了过去，于欢便朝其正面捅了一下；另有3人也被捅伤。
催债者急忙跑出了办公室。晚上10点21分，闻讯的民警快速返回办公楼。
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成最大争议
经过司法鉴定，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造成死亡，另两名被刺者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一名系轻伤二级。
2016年11月21日，于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罪名成立，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这已是从轻处罚之后的结果。该院给的理由是，被害人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不当方式讨债引发，具有过错。并且，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对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的律师辩护意见，法院没有采纳。法院认为，虽然于欢当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
北京刑辩律师王甫认为，“派出所处警”与“非法侵害继续”并不冲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警是否让于欢认为他已经安全。而在本案中，警察离开办公室后，还有人拉于欢坐下，把他往墙角杵，加上之前的一系列事情，在愤怒和纠缠之下，于欢产生的认知会影响其行为，若仅说“羞辱停止了就不能防卫”也是有问题的。
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看来，于欢应当构成正当防卫。需要注意的是，首先，其被讨要的债务系非法债务；其次，于欢遭到了不法侵犯，11个人对其进行“非法拘禁”，甚至用下体对其母亲进行侮辱。
目前，家属已委托律师上诉。二审代理律师殷清利表示，他们将于3月27日与法院沟通阅卷事宜。
公司及苏银霞的负债情况严峻
民警为什么到办公楼4分钟后就离开了？按照判决书认定的说法，于欢的理解是民警“去外面了解情况”，苏银霞则认为民警是“到门厅外边问怎么回事”。此后，母子试图跟民警到门外。
不过，于秀荣及家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民警是准备离开公司，并且发动了车。在公司员工阻拦、僵持的时候，办公室内发生了血案。
曾有多年从警经历的律师王甫认为，警察的行为是有瑕疵的，“因为警察到场之后，应该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在这个前提之下才开始调查”，而在本案中，警察把被告人、被害人同时留在了现场。
于欢的二审律师表示，他们准备先起诉派出所不作为的行为。
判决书写明，两名民警、两名协勤人员分别出具了处警经过和有关情况的说明，民警也用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案发当晚的处警情况。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视频。
据媒体报道，苏银霞因涉嫌另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正在接受调查。接近苏银霞的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苏银霞目前尚未被起诉。
记者注意到，山东源大工贸公司及苏银霞的负债情况同样严峻。
在血案发生之后，2016年10月，山东源大工贸及苏银霞等被申请人，被法院裁定冻结570万元存款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2016年11月，山东源大工贸公司被判决偿还808万元，苏银霞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12月，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苏银霞等人亦被判决偿还他人100万元。
如何熬过经济困境，与于欢的自由问题一样，摆在了苏银霞一家面前。
附一：于欢案一审判决书全文
附二：山东受辱母亲为儿陈情书曝光：
儿子是激情自卫
3月26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来到“刺死辱母者”案发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在公司传达室的于欢姑妈于秀荣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关于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杀人事件情况说明》的打印材料。
苏银霞的陈情书：
延伸阅读
声音:党报评辱母杀人案：
当亲人受辱是忍受还是抗暴？
今天,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
母亲被索债者当面凌辱,儿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简单的描述,凸显的是此案引来舆论哗然的原因:当一个人或其近亲正在遭受难以忍受的凌辱时,奋起反抗造成一定后果,司法应该如何认定这一行为
舆论的强烈反应提示我们,应该正视此事发生之时的伦理情境,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更多考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样的伦理情境,让很多人在讨论这一案件时,不仅基于法律来做出自己的判断。
他们考虑更多的或许是,当至亲之人遭遇侵害时,自己能以怎样的方式去保护他们当巨大的凌辱降临在自己或者亲人身上时,是忍受凌辱还是挺身抗暴当处于无法逃脱的困境中时,要如何维护自己与亲人的尊严
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
换句话说,在很多人看来,于欢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更是一个伦理行为。而对于判决是否合理的检视,也正显示出在法律调节之下的行为和在伦理要求之下行为或许会存在的冲突,显示出法的道理与人心常情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罅隙。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看,回应好人心的诉求,审视案件中的伦理情境、正视法治中的伦理命题,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也正是因此,转型期中国的法治建设,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视这些人心经验,正视转型时代保护伦理价值的重要性,从而把握好逻辑与经验的关系、条文与人情的关系、法律与伦理的关系。
思考：于欢案”引争鸣，这堂法治“公开课”我们应学到什么？
（原题）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启示：张明楷：奇怪的正当防卫
(刺杀辱母案重点启示1-9)
2017-03-27法务之家
作者：张明楷，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节选自：《故意伤害罪司法现状的刑法学分析》，转载请注明出处！
前言：我国刑法学尚未形成所谓学派，现今国内刑法学者之间的争论也还不能成为学派争论。张明楷教授对刑法学具体知识点的精细研究，至今几无学者可与之比肩，其研究成果也很好地指导了司法实践。张明楷教授的理论功底深厚，此文可见一斑。（小编按：文末张教授所言从诸多判决中得出的判决"逻辑"，是否应该以之反思当下热议案件呢！）
误区：将正当防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正当防卫不成立犯罪，是家喻户晓的法律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能够准确适用刑法的规定。在本文看来，我国司法机关将正当防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情形相当普遍，其中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
（一）将典型的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第一类（最典型）情形是：乙与甲基于某种原因发生争吵，乙先对甲实施暴力，甲还手将乙打成轻伤。对于这样的案件，司法机关基本上都认定甲与乙是相互斗殴，进而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例如，2012年4月5日9时许，被告人陶某在某市场摆摊卖药，徐某到其药摊试药后，拿起一盒药未付钱就离开，陶某追上徐某欲讨回药品时，双方发生拉扯打斗，徐某将被告人陶某所戴耳麦打掉在地，陶某则一拳打在徐某面部致其倒地受伤。后周围群众报警，陶某在现场被抓获。经法医鉴定，徐某受轻伤。某法院认为，被告人陶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在起因上，被害人徐某未付款而拿走被告人陶某的药品，且在争执过程中殴打被告人陶某，被害人徐某对矛盾激化负有明显过错，量刑时可对被告人陶某从轻处罚。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陶某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按协议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陶某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于是，判处被告人陶某管制一年。在本文看来，类似这样的判决，都不妥当。陶某的行为并非故意伤害，而是正当防卫，理由如下。
其一，徐某的行为属于不法侵害，对此没有疑问。一方面，作为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并不限于刑法上的不法侵害，对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法侵害，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这是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的通说。判决书在事实查明部分使用了"双方发生拉扯打斗"的表述，似乎旨在说明二者属于相互斗殴。可是，一方面，不付钱就拿药离开本身就是非法的；另一方面，判决书在事实查明部分以及量刑说理部分，都清楚地说明徐某在争执过程中对陶某实施暴力。既然如此，就应当允许陶某对徐某的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如果否认陶某此时有正当防卫权，就意味着陶某只能逃避或者忍受徐某继续殴打。然而，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正不得向不正让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陶某对徐某反击，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陶某何罪之有？
其二，防卫行为当然是足以造成或者已经造成不法侵害者伤害乃至死亡的行为，否则不需要通过正当防卫使其成为违法阻却事由。例如，被害人遇到小偷时，突然大叫一声"有贼"后，小偷逃走的，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被害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因而根本不需要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再如，在乙使用木棒殴打甲时，甲夺下木棒的行为，原本不符合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同样不需要通过正当防卫否认甲的行为构成犯罪。易言之，防卫行为与伤害乃至杀人行为在外表上是相同的，否则，正当防卫就不可能成为违法阻却事由。既然如此，司法机关就不能认为，凡是造成不法侵害者伤害的，就不是正当防卫
其四，不管是否要求防卫意识，都不能将上例认定为相互斗殴。换言之，司法机关不可将防卫行为与防卫意识认定为斗殴行为与斗殴意识。在上例中，徐某先动手殴打陶某，并且当时徐某仍在现场，陶某基于徐某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而向徐某反击时，司法机关凭什么认定陶某只有斗殴行为与斗殴意识，而没有防卫行为与防卫意识呢？如同防卫行为当然包含了伤害行为一样，防卫意识当然可能包含伤害对方的意识。但是，在这种场合，防卫人并不是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是认识到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是保护法益所必要的。换言之，这种伤害对方的意识，是制止不法侵害的意识，而非一般的故意伤害的意识。
其五，即使司法机关认为正当防卫的成立需要防卫意识，而在难以区分行为人当时是出于斗殴意识还是防卫意识时，也应认定为事实不明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必须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因而不能将陶某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前面的分析，足以说明本案武某柱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而不是相互斗殴。因为武某某先动手对武某柱的妻子实施暴力，这是一种不法侵害，而且没有停止不法侵害，武某柱为了保护妻子的合法权益，当然可以对武某某实施防卫。本文推测，司法机关之所以认定武某柱的行为构成犯罪，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武某柱与武某某的父亲存在矛盾，于是将二人的行为认定为相互斗殴。但是，这样的认定并不妥当。双方有矛盾时，并不意味着任何一方存在不法侵害。更为重要的是，双方有矛盾时，并不意味着双方在发生暴力冲突时必然是相互斗殴。双方有矛盾时，其中一方杀害另一方的，成立故意杀人罪。基于同样的理由，双方有矛盾时一方伤害另一方或者对另一方实施暴力行为时，就属于不法侵害，另一方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所以，武某柱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而不成立故意伤害罪。
前面列举的几种情形，在旧中国与国外都会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不会认定为相互斗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型故意伤害罪的现象？从表面上看，由于对暴行的防卫表现为向对方施加暴行，对伤害的防卫也会表现为伤害对方，所似，对暴行、伤害的防卫在外形上如同相互斗殴，而不像对抢劫、强奸的防卫那样容易被认定。不过，联系前面的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真正的原因。
第一，一些司法人员习惯于认为，当公民面临不法侵害时，应当报告单位或者司法机关，而不能随意伤害对方；当公民面临紧迫威胁时，也只能报告单位或者司法机关，而不能做防卫准备。这种观念显然不当。
第二，一些司法人员习惯于认为，只有"单纯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才是正当防卫，如果超出单纯制止的范围，就属于相互斗殴，成立故意伤害罪乃至故意杀人罪（参见后述内容）。
第三，一些司法人员习惯于认为，只要双方在事前与被害人有矛盾、争吵等，后来双方均动手攻击对方的，就是相互斗殴；斗殴行为导致他人轻伤的，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是这种认识并不妥当。
第四，一些司法人员习惯于认为，相互斗殴是非法的，斗殴过程中造成他人伤害的便成立故意伤害罪。但是，如后所述，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相互斗殴并不是非法的。更为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将防卫人的即时反击都视为相互斗殴，而不考虑谁先动手实施暴力行为，诸多的判决书也不写明谁先动手实施暴力，只是用"相互斗殴、相互打斗"等描述一笔带过，甚至将明显的防卫行为描述为相互斗殴。
第五，近年来，随着被害人的过错逐渐规范化地成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为了顺应这一做法，司法机关便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被害人的不法侵害，当作量刑中的被害人过错考虑。前述几类案例均表现为将被害人的不法侵害当作量刑情节，而没有当作违法阻却事由。
针对上述将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普遍现象及其原因，本文主张确立如下规则：在一般性争吵过程中，先动手对他人实施殴打等暴力行为的，属于不法侵害，后动手反击（殴打）者造成前者轻伤害的，应认定为正当防卫，而不应当认定为相互斗殴，更不应当认定后动手反击者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反之，在一般性争吵中，先动手殴打者造成对方轻伤的，则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这一规则体现了正不得向不正让步的法律精神，既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法益，也有利于预防故意伤害案件的发生。
（二）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
笔者收集的资料表明，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大量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判决。本文难以在此详细讨论正当防卫限度问题，只是略举几类案件说明故意伤害罪的司法现状。
第一类：过分要求手段相适应，导致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特别明显的是，只要不法侵害者没有使用刀具等凶器，而防卫人使用了刀具等工具，造成不法侵害者伤害的，就以防卫过当为由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其一，造成伤亡才需要通过正当防卫排除违法性，单纯制止不法侵害而没有造成伤亡的行为，原本就不符合任何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根本不需要适用正当防卫排除违法性。反过来说，正当防卫对不法侵害的制止，表现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刑法》第20条第一款的表述是"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
其二，在三名不法侵害者对被告人宋某一人拳打脚踢，宋某遭殴打蹲在了地上时，宋某"顺手"从摊位上拿起一把菜刀反击，是一种适当的防卫行为。在这种场合，要求宋某只能"赤手空拳"对三名不法侵害者拳打脚踢，而不得使用菜刀，实际上意味着宋某只能忍受三名不法侵害者的拳打脚踢。因为在一般情形下，一个人对三个人的拳打脚踢，不可能制止三个人对一个人的拳打脚踢。换言之，在三名不法侵害者对宋某一人拳打脚踢时，宋某使用菜刀砍、抡就是有效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根本没有超出"制止"的本意。况且，在当时，除了三名不法侵害者对宋某拳打脚踢外，还有孙某、薛某二人在场（从判决书中看不出二人是否实施了拳打脚踢行为）。如果要求宋某不使用菜刀，就意味着宋某不可能制止不法侵害，意味着正只能向不正让步。但这样的结论，不可能被人接受。
其三，诚如法官如言，被害人多处部位受伤，说明宋某对被害人不只砍了一刀。可是，宋某并不是在不法侵害者停止侵害后追赶不法侵害者，进而砍伤不法侵害者，而是在不法侵害者一直对宋某拳打脚踢时砍伤不法侵害者。只要不法侵害仍在进行，宋某当然可以继续防卫。不考虑不法侵害者是否仍在进行不法侵害，而要求宋某只砍一刀的做法，明显不当。如前所述，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更为严重的暴力才能制止对方的不法侵害，而不可能通过比对方更为轻微的暴力制止对方的暴力侵害。所以，以超出"单纯制止"为根据认定宋某防卫过当，有悖生活常识。
其四，在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时，不能仅将不法侵害者已经造成的侵害与防卫人造成的损害进行比较，还必须对不法侵害者可能造成的侵害与防卫人造成的损害相比较。这是因为，不法侵害者可能造成而没有造成的侵害，正是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的结果。所以，仅从法益衡量的角度来说，只要防卫人造成的损害没有明显超过不法侵害者可能造成的侵害，就不可能属于防卫过当。在本案中，三名不法侵害者虽然"手无寸铁"，但他们对宋其的拳打脚踢，显然可能造成宋某轻伤乃至重伤，本案宋某的反击仅造成其中二人轻伤，就不能认为其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退一步讲，即使宋某的反击行为造成不法侵害者重伤，也不应认定为防卫过当。
第二类：误解《刑法》第20条第一款与第三款的关系，认为只要不法侵害不属于《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防卫行为造成了不法侵害者伤亡，就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例如，2004年9月23日下午，程某在为朋友搬家的过程中，被害人刘某酒后伙同他人来找程某的朋友要钱。当时，刘某在门口一见程某，张口就骂，并用拳头打程某。程某被迫还手。刘某的同伙见程某还手，即用砖块、木板对程某进行殴打。情急之下，程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刘某等几人捅伤。后经法医学鉴定，刘某腹部被程某捅了两下，刘某的损伤已构成重伤。某法院审理后认为，程某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重大损害，故判处程某有期徒刑二年。宣判后，法官做了如下说明：本案的不法侵害者不属于正在行凶，不能适用无限防卫，应按一般防卫来权衡。"程某在遭受刘某等人无故殴打的不法侵害时，为自己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属正当防卫；但程某在防卫过程中，用水果刀捅了被害人刘某两下，致其重伤，并致多人受伤，其造成的损害已经远远超过了防卫行为的强度。综上……本案被告人程某防卫过当，其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伤害罪惩处。"[41]可是，法院的判决与法官的说理，难以被人接受。
诚然，本案中刘某及其同伙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的无限防卫的前提条件，即不属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正当防卫时不得造成他人重伤。众所周知，与紧急避险不同，正当防卫所造成的损害，可以大于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害。例如，针对严重伤害的行凶实施防卫造成不法侵害者死亡的，防卫人所保护的法益（身体）就明显小于生命。尽管如此，仍然可能成立正当防卫。再如，身体法益明显重于财产法益，但是，防卫人将正在盗窃的人防卫至轻伤乃至重伤的，同样可能成立正当防卫。这是因为，不法侵害者因其自身实施不法侵害行为，使得他处于被防卫的地位，其利益的保护价值在防卫的必要限度内被否认，换言之，不法侵害者的利益实质上受到了缩小评价。[42]所以，即使不法侵害者的行为仅可能造成轻微伤时，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造成轻伤的，或者即使不法侵害者的行为仅可能造成轻伤时，防卫人对不法侵害者造成重伤的，也不应当轻易认定为防卫过当。所以，不可认为，只要造成重伤，而不法侵害又不属于正在行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就属于防卫过当。
在本案中，被害人刘某一方有多人，在刘某用拳头殴打程某，程某被迫还手时，刘某的同伙即用砖块、木板殴打程某。刘某及其同伙的行为，是明显足以致程某伤害的行为。在这种防卫人一人面对多人不法侵害的情形下，程某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刘某等几人捅伤，并致刘某重伤的行为，完全在正当防卫的限度之内。此外，案件事实表明，只有刘某一人被捅成重伤，其他不法侵害者"受伤"显然是轻微的伤害，但这种轻微的伤害，不能作为认定防卫过当的根据。
第三类：忽视抓捕过程中新的暴力侵害，仅将防卫行为及其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人先前的不法侵害进行对比，导致将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例如，2003年8月30日上午9时许，被害人曾某在某村涂某的住处窃取现金后，被涂某发现并追赶，曾某连忙逃跑，后被林某发现，曾某即跑至岐下山躲藏在草丛中。林某即协同村里群众同往岐下山寻找，被告人杜某闻讯也驾驶一辆货车与被告人陈某、黄某赶往岐下山。后曾某被村民发现，林某等人即上前抓捕，在抓捕过程中，曾某持匕首反抗，被告人杜某、陈某即用手中的长刀、镀锌管打中曾某背部、头部，之后曾某向虾塘方向逃跑，林某等人随后追赶，曾某逃至九区虾塘附近，见无路可逃，便跳进虾塘中，后被人救起并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技术鉴定，死者曾某系头部及右背部创伤后溺水死亡。一审法院认为，两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盗窃嫌疑人曾某虽被群众抓捕后持有匕首反抗，但其当时并未对具体对象实施不法侵害，且围捕群众多达二三十人，曾某与围捕群众间数量悬殊较大，双方所持械具对比其危害性也远远小于群众方。其掏出匕首只是在起威胁作用，抗拒抓捕，故被告人实施正当防卫的条件并不存在，正当防卫的辩护意见不成立。于是，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七年、杜某有期徒刑六年。[43]
然而，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其一，《刑事诉讼法》第63条（2012年修改后的第82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一）正在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二）通缉在案的；（三）越狱逃跑的；（四）正在被追捕的。"所以，即使犯罪行为已经结束，公民都可以将犯罪嫌疑人抓捕扭送至司法机关。其二，在公民抓捕扭送的过程中，不法侵害人使用暴力反抗的，属于新的不法侵害，公民当然可以进行正当防卫，此时绝对不可以认为防卫不适时，因而不能否认存在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如果不法侵害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269条的规定，则属于事后抢劫，公民更加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甚至可以进行无限防卫。其三，围捕群众多并不意味着防卫人数多，如果两位防卫人不对曾某使用暴力，就不可能抓捕扭送曾某。所以，仅以人数多少为根据判断是否存在正当防卫条件，明显不当。其四，曾某是因为无路可逃，而自行跳进虾塘中溺水死亡。这一死亡结果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既然如此，就不可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昨天被一宗“男子刺死辱母者”案刷屏。被告人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曾向地产公司老板吴某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有17万的欠款无法还清。于是，催款人带着11人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对债务人极尽羞辱，甚至有一个叫杜志浩的人还脱下裤子，掏出生殖器在苏银霞脸上蹭。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人报警。
我们可以说这些被捅死伤的讨债者本身存在过错，罪有应得，我们也可以说于欢是被逼无奈，是血性男儿，甚至可以说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过于死板。据我所知，还有的国家法律会对“虽无现在危险，防卫人因暴行惊恐下当场杀伤歹徒”网开一面。
但是，中国目前的刑法框架下，这个故意伤害致死的罪名很难改变。如果正当防卫的情形不能成立，可能要做防卫过当的辩护都不大可能。这个判决的量刑，却值得商榷。
我手上有几个案例，可以就故意伤害致死的量刑比较一下。
2【案例2】一起因为因为追讨债务而引发的故意伤害致死案件，被害人欠被告人6000元钱，多年不还，经被告人多次催收，被害人仍然不还钱并骂被告人，且被害人扬言：“我不还钱给你又怎样”面对态度嚣张的被害人，被告人在被激怒的情形下向被害人捅了一刀。由于被告人的妻子长期生病，急需钱治疗，被告人才多次到被害人家催收欠款，然而被害人态度恶劣，有偿还能力而拒不还钱，使被告人无法忍受，做出了错误的举动。而且，抢救不得当和不及时是造成被害人死亡一个重要原因。被告人通过亲属，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各项经济损失，可视为其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法院最后判处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上诉。
3【案例3】两被告人怀疑受害人盗窃，在没有真实凭据的情况下即追打被害人，用木板击打被害人头部，致被害人死亡。二被告人于案发后主动投案，归案后及在法庭审理中如实供诉自己的犯罪事实。二被告人的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法院最终判处二被告一个七年有期徒刑，一个六年有期徒刑。
8【案例8】江西黄飞龙黄飞虎兄弟因债务纠纷，密谋砍杀被害人张某，指使多人手持砍刀，对张某进行连续砍杀。在砍杀前，黄飞龙让黄飞虎约被害人到茶楼，在砍杀过程中，黄飞龙用枪逼迫多人回去砍杀，指使死者身上伤口多达60多处，大出血死亡。黄飞虎次日被抓，黄飞龙藏匿两个月后被发现，持枪拒捕，与警察对射，被抓后拒不认罪，未对死者家属进行任何赔偿，更未取得谅解。九江中院一审判处黄飞龙死缓，黄飞虎十五年有期徒刑。该案被告人手段之残忍，后果之严重，以及毫无从轻减轻之情节，却得以免死，在当地引起巨大争议。九江检察院以量刑过轻为由提出抗诉。
在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故意伤害致死案的量刑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被害人是否有过错、出否初犯、手段是否残忍，是否认罪悔罪，有无自首，是否积极赔偿，是否取得谅解，都将影响最后的量刑。其中有一起是在10年以下量刑，该案的两名被告人因被害人是一个盗窃惯犯，而怀疑家中失窃是被害人所为，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形下追打被害人，用木板击打头部，指使其死亡，后自首投案，加上积极赔偿，取得谅解，所以从轻减轻，罚当其罪。而案例8，是前不久震惊江西的砍杀60到致死案，手段残忍，没有任何从轻减轻的情节，而且开枪拒捕，按照刑法应该处以死刑，却被判死缓。该案与案例7对比，明显量刑过轻。本案被害人辱其母，过错比较明显，也比较严重，于欢的自首没有认定，但积极赔偿的情节存在，有无认罪悔罪不清楚，手段残忍给两颗星是比较其他致死一人的后果而言还有多人被刺伤。但判无期显然过重，对比其他案例，以10年左右量刑比较合适。
我个人认为，从社会效果角度考虑，于欢二审得到轻判，应该符合大多数人的期待。
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文/刘昌松（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于未认定的理由，法院称于欢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这一理由难以说服笔者。
所谓防卫的紧迫性，法条用语为“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因为这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而本案中，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该条规定在理论上又称无过当防卫，意思是防卫措施再重，哪怕导致防卫对象死亡也不为过。本案中被告人于欢当时确实未面临“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因而他不能采取“无过当防卫”的措施，否则要承担防卫过当的责任。因此，于欢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欢的行为成立防卫过当，理由是成立的；而法院不支持的理由难以服人，不法侵害人是否使用工具侵害，法律更没有作为限制防卫的条件。
尤其是本案中的被害人还采取极端手段严重侮辱被告人母亲，肆意挑衅被告人于欢的心理承受极限，而报警之公力救济又未能解除自己和母亲被限制自由、被侮辱的状况，防卫的正当性就更不存问题（只是致人重伤死亡过当了）。
其二，警察出警只是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即走开涉嫌渎职。
于欢的家人报警，是因为亲人的人格受到严重侮辱和人身自由受到侵害，希望警察出手解救，而《人民警察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职责。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当然很好，但出警不处警，只丢下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不禁不能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反而会助长违法犯罪者的嚣张气焰。
其三，对于高利贷行为只有超过一定范围的利率不受保护的法律后果，不足以遏制其伴生的此类违法犯罪行为。
虽然10%的高利贷月息（年利120%）远远超过国家法律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超过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但所谓法律不予保护，是指债权人通过法院主张高利贷本息时，高出4倍利息部分法院不会支持。但高利贷者从来不寻求法律保护，而是凭拳头要账，还很少不成功的，因为放高利贷者往往同涉黑性质的人员相联系或者本身就是涉黑人员。
这便提示，仅仅靠民事手段来制约高利贷行为远远不够，难以遏制其伴生的违法犯罪现象（如本案），有必要将高利贷行为规定治安违法，严重的规定为犯罪，加大监管力度。
【解局】辱母杀人案：
对司法失去信任才是最可怕的
平静的周末，被一则出离愤怒的新闻打破了。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司法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
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最新进展：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调查于欢故意伤害案
根据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