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在最初发展时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成为统治者，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多少年来都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结束封建制度，因此无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给我们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仅根据中国长久的封建历史，而且根据总的世界情势。毛主席这样写到，在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后，毛主席接着说，在1917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改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连在一起作了分析，说明了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整个世界革命性质的改变，因此，也就决定了革命策略的改变。
毛主席接着分析了在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将更加依赖苏联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帝国主义，及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这个新的范畴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这种殖民与半殖民国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着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他说的完全适用于80年后的今天。他这样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了解了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年后中国的土地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后取得的成绩，它是为社会主义铺路，它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我们也同样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80年之后，落后国家的“英雄好汉”们即使是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自称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还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是由地主和资本家结成的，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与农民紧密的联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统治，土地改革将几亿的农民从暴力的、残酷的、极端剥削的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中国的土地改革无论从土地和人数的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般从上到下的将土地分发给农民，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经过一场发动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在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参与的运动中，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他们世世代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来自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农民在意识型态上发生了跳耀性的变化，这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未来农业集体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现代化上的分歧
从革命开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人与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发展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尚未真正开始，取得革命的胜利，少数的产业工人必须要和中国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中国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世代代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革命战争中，农民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用他们的生命来支持革命。没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英勇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参加了武装斗争后，普通农民变成了革命战士，在反帝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的国民党作出英勇奋战，取得胜利。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革命战士成了共产党的中坚干部，他们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后农业集体化，以及集体化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内对土地改革没有争论，因为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结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别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革命之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
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农业必须要现代化是没有争议的，共产党内的分歧在于如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由刘少奇所代表的共党产党员主张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在有了工业基础之后，他们认为只有到中国能够生产足够的钢材，和掌握了制造农用机械的技术后，中国农业才具有现代化的条件。虽然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产力永远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张批评为机械唯物论，也就是说机械唯物论者认为提高生产力当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这样的看法批评为“唯生产力论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们不同，他认为当落后的生产关系妨碍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像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时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制度)，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土地改革之后，毛主席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进可以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私有的生产关系为集体所有，把生产规模扩大，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很多，他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试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国发动革命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帝支持的国民党，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军事力量的对比，谁能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可以战胜他们毛主席看到在农民参加了革命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已经成为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对农民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从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组织的能力和他们的战斗决心非常佩服。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与地主对抗，当然他们也会有能力和决心组织起来改造他们的生产条件，全心全力地，为改进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经过集体化，农民完全可以克服作为小生产者对他们的局限。
（三）集体化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农村集体化从合作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1958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由约15到30家农户(1962年平均24.9户)组成，是三级所有制中最基层的一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拥有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每个生产队由组成的农户选出他们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负责筹划每年农作物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和产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生产队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缴付国家税，再拿出一部份作为公积金(交给公社用来添加农具和其它的投资)，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给公社用来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从收成中给每个人留出口粮(按年龄和工作强度来决定)，最后剩下来的部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出工的日数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给参加生产的人。在生产队之上是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一个村的大小。1962年每个大队平均有7.9个生产队。再上层就是人民公社，约一个乡的大小。1962年平均每个公社有9.4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有比较大型的农机，供给大队的队员使用，大队还有用来为谷类加工的机器(像脱谷机和磨粉机)和一些便利队员的设施(像缝衣机等)，大队还设置了猪和各种禽类的畜养场，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队办了自己的工厂。人民公社则是农村主要的行政单位，它负责管理农、工、商和所有社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为贫困和没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还有自己的民兵，负责自卫。人民公社负责向生产队和大队收税，缴税给国家，负责用公积金购买较大型的农机和修建各种农田基本建设。一般较大型的灌溉建设，人民公社无法负担，因此，由国家与人民公社合作，国家负责资金，人民公社提供劳动力。
（四）工农联盟的新物质基础：农村集体化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解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解放战争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参与武装战争。战争胜利完成解放后，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毛主席说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满意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这个新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关系，在发展农业和农村下，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劳动人民紧密联盟下，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成联盟。集体化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增加了农业生产。如果没有集体化，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次经历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富农、中农和贫农，那么工人要跟谁去联盟呢除此之外，在集体化之前，只有富农家里有多余的粮食，他们将粮食卖给城市里的粮商，因此，造成富农和粮商之间联盟的机会和条件。为了防止农村富农和城市粮商之间的联盟，中国政府在1953年时，成立了粮食和棉花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统购统销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农民收购粮食和棉花，再将它们供给工业和消费者，这样就堵死了富农和城市商人之间的联盟。中国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社会主义路线取得胜利。难怪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为地主和富农叫冤。
中国农民在长久历史上并没有集体合作耕种的经验，集体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领导，包括共产党坚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国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农村的干部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不久之前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农村干部，从来没有过带领农民进行集体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们对贫穷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关怀，他们凭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尽他们所有的力量来组织农民，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再一次完成历史给予他们农业集体化的使命，在集体化完成后，这些基层农村干部，继续带领农民与自然搏斗来发展农业。
农业集体化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建立起关系，即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农联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业化程度尚低的中国，虽然在解放后，产业工人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但是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还是占少数，而农民则是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劳动人民才能取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可能和胜利。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照顾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只有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的剩余要投在哪里不再靠市场来决定，而是靠国家的计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配社会的剩余资金。在第一次五年计画(1953-1957)中，可用的剩余资金稍向工业倾斜，就造成农业对工业原料供给和对都市消费供给的紧张。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指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出中国虽然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工具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发展了轻工业和农业才能保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工人和农民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毛主席写了《十大关系》的论文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就是虽然重工业的发展重要，但是不能过分注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十大关系》说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也就是虽然最初的工业发展要向农业吸取资源，但在取得一定的发展后，资源必须要投向农业，在计画经济下，国家可以特别注重对农业所需的工业品的投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维持着彼此支持的密切关系，农业的生产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工业品的市场，为都市人提供生活资料。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需的工业产品，主要的有化肥、杀虫剂、除莠剂、各种农机和发电，以及灌溉的各种机械。国家计划逐步提高对这些农用工业产品的投资，并且逐步降低这些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购买。到后来农村工业发展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将比较过时的机器转给农村的工厂使用。在此之外，国家更逐步提高在农业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因为建设大型水利系统，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坝等，费用庞大，集体无法承担，都是由国家投资。国家掌握着工业生产剩余的全部，这些剩余就用来投资在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农业及的发展与农村的建设。从表一中的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如何用实际的资源分配来巩固工农联盟。
表一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几个经济指数
从表一的数字可以看出，从1957年到1978年，当在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之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增加(也是实际数量的增加)，国家在重工业的总投资中农业机械的投资比例的增加(实际投资数额也增加)，在国家的总收入中农业税所占的比例下降，在国家的总支出中农业的支出比例升高(实际支出数额也增加)。另外，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价格指数上提高，也就是减少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交换价格上的剪刀差。这些数字都表现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发展有了初步的进展后，国家把在经济发展初期从农业所抽取的剩余，以各种方式回馈给农业。
另外必须要提的是，工农联盟并不止于经济上的范畴，更包括了农村的教育、保健、和文化。取消都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取消三大差别的目标之一。这一点将在另一节中作解说。
（五）集体化下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
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可以归纳成下面几点：
1.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因为中国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农户平均土地仅0.2公亩。在约占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产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尽一切人力来增强土地的生产力，提高每亩土地的产量。不仅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常常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使修建各种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发展农业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艰巨工作。
据一位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若斯基(ThomasG.Rawski)的调查，中国农民的工作日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3]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建设解决了集体化之前农村隐藏失业的问题。一般落后国家都有隐藏失业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隐藏失业，而是因官方无法统计这样的失业)也就是可以参与生产工作的人数，远远落在总劳动力之下。这样的失业问题，在落后国家无法解决，使得没有工作的农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谋生，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不发展和都市挤满了贫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结果。农业不发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利润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资，投资不足，就缺少就业机会，才有农村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大量投入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之后人民公社和大队办起来的五小工业，解决了农村失业的问题。事实上，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不但充分就业，而且在农忙时，有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得暂时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协助农民播种或是收成。
2.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量提高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四百万吨的粮食，仅占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
3.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社队办工厂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的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但是毛主席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进口)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必须要利用大型的企业，也要利用中型的企业，也要利用小型的企业。在技术上不但要利用新的进口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农村的社队办的工业就是“两条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4.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生产队负责计画和执行每年的生产和分配，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筹划和安排所有关于生产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为了保证所有队员的食物需要给每个社员留下口粮，不管队员是否劳动，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继续劳动的，还是小的还没达到劳动年龄的，都可以分得口粮。扣除了口粮后，生产队需要扣除交给国家的税，之后留下为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资的公积金和为队员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据社员一年出工的日数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来进行分配。
因为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断地增加，还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产量低的限制下，生产队在扣除了各种项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和比较贫穷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须支付的项目后，可以根据工分来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个工分所能换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体现多劳多得的结果。譬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体力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为每个工分所值很低，这两个付出的劳动量差别相当大的队员，他们的收入差别却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分配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报酬。这的确是在生产力低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困难，因为多劳不能多得，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使得一些人动脑筋，想要在别的方面多赚点钱，比如把生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说明了走资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
5.初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一些发展上，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都取得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保障了农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时从公益金里和在国家的援助下，农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市与农村在医疗保健的资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医疗保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时中国全国只有二千六百所医院，到1978年时，中国医院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医疗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广东一省为例，三分之二的医院病床、70–80%的政府医疗经费和60%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在居民占20%的城市。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在广州是1:600，在广东的农村是1:10,000。文革时，大批医疗人员下乡，他们在农村训练了大批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她)们了解一起生产的队员的状况，队员生病时，他(她)们可以识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医治，可以送到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更严重的病就送公社或县级医院。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30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面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提供服务上，即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在集体时代农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进是另一个奇迹。韩东屏对社会主义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这样的叙述。他说，“1949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乡山东为例，结合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村考察的结果写道，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他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七十五万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来初中扩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文革中他的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韩东屏更说，他的村到了1973年之后，农村的高中已经免费了。[8]
（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建设
在农业集体化后的20年中，农民辛苦地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土地，他们收集人和畜类的粪便以及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加以处理用来做有机肥。这是一项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亩产。中国农民还将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国的灌溉系统。平整土地是为了给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治理灌溉系统则是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中国农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国极有限的可耕地变成高产田和稳产田，为农业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广大道。农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被资产阶级污蔑为“大锅饭，养懒汉”。
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提高了农业耕种机械化程度，大幅减轻了农民最辛苦的挖土、播种和收成的工作。人民公社的20年里，土壤的改善、新品种的培植和其他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中国农业的亩产量翻了一倍，实现了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达成的粮食自给自足，大体上不再依靠粮食进口。中国的集体农业建设虽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当初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周恩来总理鼓励农民学习大寨的精神，把中国所有的农田都建设成高产稳产田，也就是说不但亩产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统后，农民可以抵抗自然灾难，稳定农业生产，中国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但是到资本主义改革时，高产稳产田还只占农田的一半。其实完成另一半农田的高产稳产，应该只需十年到十几年，因为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机械，可以帮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的农村建设不仅不再向前进，反而急速地向后倒退。
下面这个表可以显示出集体化所带来的农业现代化的成绩：
表二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的现代化
表三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机械年增长度
在下一页，托马斯接着说，前三种机械的总合，以土地平均马力来说，已经超过日本1955年每公亩0.69马力的机械化程度。
（七）农业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
中国的走资派有他们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计划，人民公社成立后，走资派就不停地用各种伎俩来破坏集体农业。他们提倡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三自”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自负盈亏。“一包”是指由个体农户直接与国家订合同来包产到户，也就是个体农户在与国家所订的合同中，向国家承诺缴纳一定的农产量，如果生产超过这个定额，多余部份归农户，即所谓多产多得。走资派认为这样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产量不能达到这个定额，农民得自己补上。
在集体化下，为什么农民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原因是农民可以利用自留地来种植一些蔬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这些产品可以卖掉或者留着过年过节时自己吃。在生产力发展尚不足时，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如果他们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换来的产品，多过于在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工分，他们会很情愿地利用自留地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自留地的废除要等到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超过农民在自留地劳动所获得产品，到那时农民就会愿意放弃他们的一小块自留地。但是如果将自留地扩大，再配合自由市场的扩大，那就只会鼓励农民将更多的劳动力用在他们的自留地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作为商品到自由市场去卖。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继续不断地扩张，最后就会导致集体生产的解散。
资产阶级当政以后，终于在1984年如愿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不得不记起来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毛主席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再实验吗”[9]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后，毛主席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
我们对毛主席的远见不得不佩服，在他过世后，他所有的预料一件件地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毛主席这段话不但说明了，在中国小农生产无法发展农业，无法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如果在农业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业的发展就无法得到保障。这个事实不但适用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适用于第三世界，说明了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无法现代化和不能持续发展的道理。
改-革-开-放40年后，所有人都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正在面临极为严重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停滞、农田基本建设荒废、种田无法维持生活、年轻劳动力不得不离开亲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钱回来养活家里的老小。六千万中国农村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和祖父母留守农村，在他们成长的年月里，通常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与父母见上一面。六千万是个多么庞大、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个数字的背后，更是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以及这些儿童未来如何面对他们身体和心理所受到的创伤。农村的资源被不断地抽走，其中最宝贵的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年轻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纪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没有子女在旁协助，还得照顾他们的孙儿孙女，他们家庭分散了。过去在战火燃烧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个年代，是战争将家庭分散的苦难强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今天并不处于战争中，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70年的和平，凭什么中国人还是要遭受家人分离的痛苦这难道不是残酷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吗这么多少年儿童所受到的创伤不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奇迹”的另一面吗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体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位一体”的严密统治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地位，且城市与乡村极不对称的称状况日趋加剧。
[1]见苏星：“土地改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经济研究1965年第七期，24页。
[2]见ShiBing,“MoreinputstoPromotingAgriculturalDevelopment,”ProblemsofAgriculturalEconomy,1(1987)8.,同时参考：AlexanderEckstein,“TheChineseDevelopmentModel,”inChineseEconomyPost-Mao,ACompendiumofPapers,(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78,88
[3]ThomasG.Rawski,EconomicGrowthandEmploymentinChina,AWorldBankResearchPublication,,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1979,有关农民每年工作日的资料在第7页和第8页。
[4]孙晓军所指的三个维度是：(一)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对工业化资金积累的贡献，(二)前30年农田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三)前30年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成就。
[5]这个参观队从北京出发经陕西、河南、到东部无锡和上海一代到广州。(见xi页地图)
[6]TheAmericanRuralSmall-scaleIndustryDelegation,RuralSmall-scaleIndustry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1977,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
[8]韩东屏，《中国的农村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未来的思考，来自莹烛察今公众号：2019-7-17，人民食物主权转载。
[9]民族复兴网，MZFXW.com,2019-06-3
[10]牛若峰：《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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