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将采集的野生谷物撒在地上，让它自然生长，到成熟时用手摘取，这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民族学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云南的独龙族就是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既清除了影响农作物生长的杂草，又可利用带起来的泥土掩埋种子。农作物长大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和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2)
考古学家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和广东英德牛栏洞遗址的1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稻作遗存和水稻植硅石，可能就是属于这一阶段。玉蟾岩遗址发现3粒稻谷，其中1粒是野生稻，其余属栽培古稻，其年代为距今14000年左右。吊桶环遗址的植硅石鉴定结果，表明12000年前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为食物。大约在距今10000—9000年，栽培稻已经出现。牛栏洞遗址的植硅石年代为距今11000—8000年。(3)这3处遗址都没有发现典型的农业工具，可见当时的种植水稻的方式是与上述云南独龙族类似。
与此阶段同步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还有河北徐水南庄头等遗址，以及华南地区的一些洞穴遗址，如广东英德牛栏洞(距今10000年)、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年)等。这一阶段原始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被称为“火耕”或"刀耕火种”。
大约到了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突出的标志是出现了农业工具，反映了耕作方式有了明显的进步。由于谷物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承受日益增多的人口压力。但是天然的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毕竟有限，必须开辟新的耕地。人们除了用火焚烧地面上的野草杂树之外，还要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和刨掘树根，平整地面，以便于播种，使庄稼顺利生长。而这些作业仅凭双手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工具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修正土地的耒耜，以及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农业工具。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栽培驯化，野生的谷物逐步进化，品质得到改良，初步脱离了野生状态，产量相应提高。农业也就在当时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了。但是，当时还不可能会对土地进行施肥，因此种植几年之后，地力衰退，产量下降，就将土地抛荒，另辟新地种植。称之为抛荒制。
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大体上是属于这一阶段。如在黄河上游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距今7800—7300年)，黄河中游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黄河下游的山东省滕县北辛遗址(距今7000多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7868年左右)，淮河下游的江苏省高邮县龙虬庄遗址(距今7000多年)，长江中游的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湖北省宜都枝城北遗址(均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渠南村遗址(距今9700—8200年)、浙江省萧山跨湖桥遗址(早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距今7000年左右)、桐乡县罗家角遗址(距今7100年左右)，等等。
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耜、骨耜、木耒(痕迹)、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一整套农业工具，发现了炭化的粟、黍、稻(籽粒或壳)，属于人工栽培的粮食作物，此外，还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或模型，说明原始农业已经脱离了火耕阶段。特別是耒耜等翻土工具是典型的农具，而整地又是农业生产中的最重要环节，因此这一阶段的原始农业也被称为“耜耕农业”。
二．作物的栽培
农业的产生是以粮食作物的栽培为标志。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农作物标本，说明黄河流域的先民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种植粟、黍、稷等旱作谷物，在5000年前已经种植小麦。而长江流域的先民则早在1万年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黍、稷黍稷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生育期短，喜温暖、抗旱力极强，特别适合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种植。黍稷本是同种作物，农学界一般将圆锥花序较密，主穗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秆上有毛，子实黏性者称为黍；将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的分枝向四面散开，秆上无毛，子实不黏者称为稷。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出土了公元前5850年的碳化黍粒，说明黍在中国的栽培历史也有近8000年，与粟一样古老。在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和山东省长岛县北庄遗址也都发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黍壳。在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里，还发现了堆积达1．8立方米的稷穗，是捆扎成束堆放在一起的，也可能是作为种子贮藏的，其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此外，在新疆、青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也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黍稷遗存。它们和粟一样都是当时我国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较晚，目前只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发现麦的遗存，其中最早的是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和大麦的碳化籽粒。距令5000年左右。其次为新疆孔雀河下游古墓中出土了数百粒小麦，距今4000年左右。在新疆哈密市五堡乡克孜尔确卡古墓中发现大麦的植株和穗子，距今3200年左右。看来麦子在新石器时代还不是主要的粮食作物。
蔬菜瓜果原始居民除了食用主粮之外，还要吃蔬菜瓜果。根据文献资料，商周时期我国种植蔬菜瓜果的园圃业已经相当发达，推测其起始年代应有可能早到新石器时代。目前考古发掘中已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葫芦、菱芡、甜瓜子、莲子、桃核、梅核、枣核、栗壳以及菜籽等实物，年代最早可达7000年前。但是大部分都是属于野生植物，看来当时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培育粮食作物方面，同时采集一些野生果实充饥，不可能有人工种植。不过，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曾出土过距今近7000年的油菜籽，在陕西省西安市半坡的一座房子遗址里发现一件小陶罐，口很小，内盛碳化了的菜籽，经鉴定是属于白菜或芥菜的种子。将菜籽装在不易取出的小陶罐里，显然不是为了食用，应该是供来年种植使用。由此可见，我国人工种植蔬菜的历史已有六七千年之久，而白菜、芥菜和油菜的起源地正是中国，至今仍然是民间最主要的蔬菜。
纤维作物及蚕桑原始人最初的衣服是冬披兽皮夏穿树叶，以后逐渐学会利用野生葛、麻的纤维纺织布料制成衣服。当原始农业发展以后，人们在种植粮食的同时也尝试栽培麻、葛等作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人们也从采集野生的蚕茧进而学会养蚕缫丝纺织衣服。这个过程可能要晚于粮食作物的栽培，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才发展起来的。首先被驯化栽培的是大麻。大麻是雌雄异株植物，雌株结的籽粒可食用，古人曾作为粮食，被列为“五谷”之一。雄株的纤维细柔，可作为纺织原料。原始先民可能是在采集雌麻籽粒过程中发现了雄麻纤维可做衣料，从而逐渐加以栽培种植。甘肃省临夏县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四五千年前的大麻籽，新疆孔雀河古墓内出土过4000年前的大麻纤维，辽宁省北票市丰下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麻布残迹，是目前最早的实物标本。另一种纤维作物苎麻是雌雄同株，大约与大麻同时被种植，浙江省吴县钱山漾遗址曾出土了一些苎麻布和苎麻绳子，距今也有4000多年。葛是野生纤维植物，但是在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过6000年前的葛纤维纺织品残片，说明当时原始先民可能已经有意识的加以保护利用，甚至也可能尝试种植它。
原始先民在采集野生桑椹充饥过程中，会发现桑树上野蚕所结的茧，从而逐渐利用野蚕茧丝，继而有意识地保护、饲养，终于将它驯化成家蚕。河北省正定县南杨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过两件5400年前的陶蚕蛹，钱山漾遗址也出土了4700多年前的家蚕丝带、丝线和绢片。可见至少在5000年前，我国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这是纺织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说明黄帝“淳化……虫蛾”的传说并非毫无根据。
三．家畜的驯化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狩猎经验的积累，人们捕捉野兽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有可能将一些暂时不吃的活的野兽或小动物放在天然地洞内或圈以栅栏养起来，以备日后捕捉不到野兽时食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洞养或圈养的野兽也越来越多。天长日久，部分野兽的性情开始渐渐温顺起来，进而驯化为家畜。这样就开始了原始的畜牧业。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与农作物的栽培同步的。从考古资料得知，至少在距今8000年左右，已经开始饲养狗、猪、牛、羊、马、鸡等家禽家畜。
狗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早在狩猎时代，人们就已驯养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进入农业时代，狗自然会有一部分成为肉食对象。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遗址，都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狗骨骼，说明至少在8000年前狗已成为家畜之一。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的狗骨，头骨较小，额骨突出，肉裂齿小，下颌骨水平边缘弯曲，与现代华北狼有很大区别，已具备家养狗的特征。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陶狗鬶造型生动逼真，使我们得见新石器时代家狗的形态特征。
猪猪是从野猪驯化而来的，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广西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发现了9000年前的家猪骨骼，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的猪骨骼，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一件7000年前的陶猪模型，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而山东省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5000多年前的陶猪鬶，其形态则属于典型的家猪。在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量最多，而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经常以猪作为随葬品，说明猪已成为财富的象征。可见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已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羊羊是从野羊驯化而来的。羊一直是北方居民的主要肉食对象。因此北方的遗址中发现的家羊遗存较南方为多。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出土过一件陶羊头，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也出土过一件陶塑器盖把纽，呈羊头状，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过羊骨骼。在南方，最早的发现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陶羊，其形态属于家羊。看来，至少在7000年前，羊的驯化已经成功。到了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各地已普遍养羊，因此，各地的遗址发现羊骨骼也较多。
牛作为肉食的牛，主要是黄牛。耕牛则包括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它们各有其野生的祖先。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出土过黄牛的骨骼，河姆渡遗址出土过牛的残骨和牙齿，半坡遗址也出土过牛的牙齿，江苏省邳县刘林遗址还发现30多件牛的牙床和牙齿。说明牛的驯养早在8000年前就已开始，至6000多年前，南北各地都已饲养黄牛。水牛的饲养在南方可早到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16个水牛头骨。江苏省吴江县梅堰遗址也出土了7个6000年前的水牛头骨。在北方，山东省的大汶口、王因遗址，河北省的邯郸涧沟村遗址，陕西省的长安客省庄遗址，都发现过水牛骨骼。可见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牛已经生活在淮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了。
马马的驯养比较晚，在我国一些较早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未发现马的遗存。我国家马的祖先是生活在华北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蒙古野马，最早驯养马的也应该是这一地区的先民。目前只在半坡遗址发现2颗马齿和1节马趾骨，未能肯定是家马。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000多年)，如山东省历城市城子崖、河南省汤阴县白营、吉林省扶余市长岗子、甘肃省永靖县马家湾等遗址出土过马骨。
鸡鸡是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的。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发现原鸡的遗骨，西安半坡遗址也发现原鸡属的鸟类遗骨，说明原鸡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有分布，各地都有条件加以驯化。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山东省滕县北辛等遗址都有家鸡遗骨出土，说明家鸡的驯化年代可早到8000年前，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都已饲养家鸡，成为主要的家禽。
总之，古代所谓的“六畜”(马、牛、羊、鸡、犬、猪)在新石器时代都已经驯养了，除了马较晚之外，其它畜禽驯养的历史都早到七八千年前，远远超过传说中黄帝“淳化鸟兽虫蛾”的年代。
四．农具的创造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完全模仿野生谷物的生长过程，当时最主要的生产环节是播种和收获，靠双手来进行。后来人们逐渐使用石刀、蚌刀等工具来收割，用石磨盘来加工粮食。因而最早的农具是收获和加工农具。稍后，进入火耕阶段，人们用石斧、石锛来砍伐荒地上的树木再放火焚烧，因此石斧、石锛也可视为农具。再往后，人们为了平整土地修治沟洫，创造了耒耜，农史上称之为耜耕。耒耜开始是木质的，后来又增加了骨耜、石耜(铲)、石锄、石钁瘖等农具，加工农具也增添了杵臼。在原始社会末期，还发明了木犁和石犁等耕地农具，为犁耕农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简要说来，原始农业的生产工具是以木、骨、石、蚌质材料制成，按生产环节划分，大体上可分为整地农具、收割农具和加工农具三类。
1．整地农具
石斧、石锛还可作为武器、狩猎工具和手工业工具，并非纯粹农具。真正的整地农具有耒、耜、铲、锄、钁、犁等。
耒耒耜是最古老的整地农具，《易经·系辞下》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说明耒耜最早是木质的。耒是从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的尖木棍发展而来的，在木棍的下端安一横木，便于脚踏刺入土中，以后下端从单尖发展为双尖，提高了挖土功效。因为耒是木质的，不易保存，故发现很少。只在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过耒的使用痕迹。如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的窖穴壁上都发现有木耒挖土后留下的痕迹，刃部都做双齿形。(4)其年代距今五六千年。但从民族学材料来看，木耒应是在原始农业初始阶段就已使用，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耜耜是从耒演变而来的。在单尖木耒底部绑上一块动物肩胛骨，或者将木耒的底部加工成板状刃，就成了骨耜或木耜。用耜翻土的面积比耒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因此被普遍采用。浙江省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和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就出土很多近7000多年前的骨耜及少量的木耜。湖南省澧县城头山遗址也出土6000多年前的骨耜。(5)
铲铲是考古学家根据出土器物的形态类似今天的铁铲而予以命名的，实际上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铲就是耜，根据质地分有木铲、石铲、骨铲等。是原始农业中的主要翻土工具之一。铲的刃部有的较为平直，有的较为尖锐。前者称为铲，后者一般称为耜。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木铲。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都出土过8000年前的石铲。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普遍出土石铲。晚期的石铲除了通体磨光之外，有的还在铲的上部钻孔，以便于捆扎木柄，提高铲土效率。
锄、钁锄、钁是和耜、铲不同类型的掘土工具。耜、铲是直装木柄插地起土的农具。锄、钁是横装木柄由上向下掘入地里向后翻土的农具，耜、铲使用时是边起土人边往后退，用锄钁挖土则是边挖边向前进。一般是将器身较宽平呈长方形的称为锄，将器身呈长条形的称钁。它可能是从石锛演变而来的，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其历史较耜铲晚。目前出土的石锄、石钁一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只有6000多年的历史。
犁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一些遗址中出现了新式农具石犁，如浙江省杭州市水田畈、上海市马桥遗址都出土过石犁。(6)这种石犁平面呈三角形，上有穿孔，使用时是安装在木柄上，用人力牵拉前进。石犁是连续运动的农具，与耒、耜、铲、锄、钁等断续运动的农具不同，可以大大提高起土效率。虽然石犁在原始农业生产中还没有普遍使用，但它为犁耕农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收割农具
谷物成熟后，人们最早是用手直接摘取，后来才发明石刀、蚌刀、陶刀、石镰、蚌镰等收割农具。
石刀早在采集经济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蚌壳、石片来割取野生谷物的禾穗，以后就发展成为石刀和蚌刀。早期的石刀呈长方形，后来出现了半月形石刀。在石刀上部穿孔，系上绳子套在手指上，就可割取谷穗。目前在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都有石刀出土，如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都发现很多距今8000年的石刀，说明他们的历史非常古老。
陶刀在仰韶文化时期。北方的一些遗址中也发现利用陶片制成的陶刀，形态与石刀类似，这可能是黄土高原缺乏石材的缘故。
蚌刀蚌刀则多是利用蚌壳磨制的，形态不像石刀那么规整。但由于蚌壳取材容易，坚硬锋利，故被广泛使用。在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出土，其历史之悠久并不亚于石刀。
石镰石镰的刃部有锯齿，需安装在木柄上才能使用，由于有锯齿，比石刀锋利，不但可割取谷穗，还可收割禾秆，因此成了原始农业中最重要的收割工具，其历史也非常古老。裴李岗遗址、磁山遗址都出土了8000年前的石镰。尤其是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制作得非常精致，数量也不小，也可反映当时粮食生产已有较大的规模。
3．加工农具
原始农业的加工农具主要是石磨盘和杵臼，其功能是通过碾磨和舂打使谷粒脱壳，取得米粒，以便于食用。
石磨盘人们最早是将谷物放在石块平面上，再用一块石头来回碾磨，使其脱壳，后来逐渐将下面的石块加工成长方形，用一根圆形石磨棒在上面来回磋磨。裴李岗遗址出土很多石磨盘，制作十分工整，在磨盘下面琢出4个短柱形足，使磨盘放在地面上不易移动，便于加工谷物。磁山遗址也出土类似的石磨盘。可见这种带有4个短足的石磨盘至少在8000年前就在黄河流域流行。大约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石磨盘逐渐被杵臼代替。
杵臼最早的臼是在地上挖个坑，铺上一张兽皮，将谷物倒进去，用一根木棍舂打，使谷物脱壳。那根木棍就叫杵。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杵臼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距今近7000年。从民族学材料看，原始居民也应该会使用木臼，即将一段树木中间挖空倒进谷粒，在用木杵舂打。但目前未发现实物。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一种器壁很厚的圆形陶器可能就是陶臼。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开始用石头凿成石臼，用石杵舂打，坚固耐用，又便于移动，其加工谷物的功效远胜于石磨盘，逐渐取而代之，一直成为后世的主要加工农具。
总之，考古资料告诉我们，中国的原始农业产生于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至8000年前左右，黄河流域已经产生了粟作农业，长江流域以及淮河流域的稻作农业也具有一定的规模。被驯化栽培的谷物有粟、稻、黍、稷、麦等；种植的蔬菜有芥菜、白菜或油菜，可能还有葫芦等；作为纺织原料的作物有大麻及苎麻；驯养的家畜有狗、猪、羊、牛、马、鸡等，还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制造石、木、骨、蚌质的农具，其种类有整地农具耒、耜、铲、锄、钁、犁，收割农具有刀、镰，加工农具有磨盘和杵臼。这些成就，表明原始农业的生产力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为原始文化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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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文华：《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农业考古》1999年1期。
(2)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131页，文物川版社，1983年。
(4)《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75年第5期第283页。《庙底沟与里桥》第2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5)罗家角、城头山骨耜资料请参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技出版社，1994年)及《文物》1998年3期。
(6)《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101页。《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1期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