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努力争取社会共识却时常碰壁的故事。
某种程度上，做一家行业龙头的掌舵人是“与界限游戏”，而作为学者，则常常需要游刃于“界限内”。“选择做关心公共事务的学者，就需要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的主流，遵循社会主流的流向，但又不失策略地影响其流变，这当然是一种能力的磨练。”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洋发自北京、上海
01
数据的游戏
梁建章快步从走廊经过，身后跟着两位业务负责人，神情严肃。上场会议刚结束，讨论仍在继续。一旁的工作人员悄声告诉我，他对某个项目的推进不太满意。
两分钟后，场景切换。他的新书《创新主义》刚刚上市。书中，这位笔耕不辍的企业家论及了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生命的意义。我们的采访也由此而来。
摆满新书的茶几旁，梁建章放松地斜倚在白色的软皮沙发上，露出标志性的笑容。跟许多互联网大厂的掌舵人不同，这种笑里鲜有机敏和审视。让我想起前一日环球旅讯CEO李超的形容——“慈眉善目”，以及隐于其下的“杀伐果决”。
三年半间，在梁建章的带领下，曾被视为“垂垂老矣”的携程脱胎换骨，完成了对这场混战的肃清。
“成功都有一定的运气成分。我刚回来时，也没有太大把握，不知道自己的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只能尽最大努力。自己做好是根本，过程中如果对方犯一些错误，你可能就赶上去了。”梁建章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时，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他极少回望过往，自认记性不好，但紧接着给出另一种解释，“总想着过去，无非是两种情况：年纪大了，或者创造力不够了。我更多是想未来。”
我们采访的房间对侧是一个名为“莫干山”的会议室。作为旅游服务商，会议室以景区或旅游目的地命名并不稀奇，有趣的是这位15岁考入复旦少年班、20岁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硕士、42岁拿到博士学位的创始人为此设置的一套排列“算法”。
比如“莫干山”位于中国的东部，“莫”字有十画，该会议室就在十楼东侧。一旦熟悉这套逻辑，即便头次到访，也能高效确定会议室的楼层和方位。而如今，随着“全球化”升至携程战略序列的首位，会议室的名称里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目的地。“莫干山”的旁边就坐落着“爱琴海”。
有别于第一次创业是“鼠标+水泥”，第二次创业是“移动互联+一站式服务”，国际化被视为携程的“第三次创业”。这正是梁建章口中“未来”的范畴。
2019年，携程20周年庆典上，梁建章就提出了“五年成为全球最大国际旅游企业”的目标。这一目标背后是这位信仰数据理性的企业家的一连串计算：一般国家入境游对GDP的贡献在1%-3%左右，而中国只有0.3%，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一旦中国入境游有所提升，除了对整体旅游行业的拉动外，外汇收入也能实现30%至60%的增长。
正如当年看似不计股价地投身价格战，实则对自身和不同对手的资金承受能力有着清晰的盘算，以即时调整开战的频率、力度、周期和方向，在全新的国际战场上，梁建章的数据游戏还在继续。
截至目前，携程相继收购了英国航空整合平台Travelfusion公司、印度最大OTA公司MakeMyTrip、英国旅游搜索网站天巡和荷兰在线旅行社集团Travix。凭借着多年深耕，携程在海外积累了愈渐丰富的客户资源、供应链产品和渠道能力。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统计，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到2022年全国旅游消费至少损失16.27万亿元。然而，凭借有效的现金流风险控制、多融资渠道以及海外业务的业绩推升，携程于2022年实现了三年内的首次年度盈利。
此后，随着防疫政策放开，旅游成为各级政府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领域。同时，航班恢复、签证便利化及免签政策也推动了出入境游业务的增长。梁建章是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2024年5月，携程公布其2024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业绩，报告显示，第一季度净营收达1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国际业务增速显著，携程国际OTA平台总收入同比增长约80%。2024年上半年，携程集团的股价飙升近50%，涨幅位居国内互联网大厂之首，市值一度超越百度。
在旅游市场强劲恢复的同时，越来越多互联网公司向酒旅赛道扩张的边界也愈渐纵深，内容生态迸发出的巨大价值也为行业竞合格局带来新的变量。
数字仍在跳动，游戏仍在继续。
02
“多面手”的难题
“现在已经达到了你对企业家理想状态的定义吗？”在采访中，我这样问梁建章。
他自谦“仍有空间”，而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家也不会像他这样涉足如此广泛的领域。他欣赏自己旺盛的好奇心，也从不打算将其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
多年以后，出于对更多不同挑战的回应，已然财务自由的梁建章选择在38岁时赴美攻读经济学博士。在斯坦福，他师从彼时刚从政府回归学术界的爱德华·拉泽尔（EdwardLazear）。这位曾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商学院教授早年间曾提出“企业家是多面手”的理论。其研究发现，在MBA中选择多个领域课程进行广泛学习的学生，相比选择单一领域课程者，具备更高的创业倾向。这与梁建章的自我认知不谋而合。
博士后阶段，在拉泽尔的推荐下，梁建章得到了跟有“人口经济学鼻祖”之称的加里·贝克尔合作研究的机会。在美期间，梁建章最主要的学术成果在于提出从人口角度研究创新的新视角。研究从日本出发，最终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中国。
在具有全球化企业经营经验的梁建章看来，当前中国的创新力能匹敌美国，产业的升级程度和产业链的完整性能全球居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才最多、市场最大。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人工智能，使用的人越多，训练数据越大，算法越好，流程就越优化。一旦人口规模减半，产业不断缩小，优势就会不断丧失。参考日本的现状，社会老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崩溃，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可能依然富裕，可一旦庞大的中老年人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缺乏人脉和话语权的年轻人得不到足够的历练，积极性就会受到打击，整个社会的创业和创新活力都会大打折扣。
自此，梁建章的人生生出了新的枝蔓。他把“推动人口问题的解决”视为己任。人口经济学家也成为企业家之外，他最受公众熟知的身份标签。在他眼中，二者并非南辕北辙，而是指向同一种积极的入世哲学，“企业家是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创新，学者是理论想法的创新，本质都是去实践创新想法，为社会留下正面遗产。”
不过在可以迁移的共通能力之外，二者的区别也足够明显。某种程度上，做一家行业龙头的掌舵人是“与界限游戏”，而作为学者，则常常需要游刃于“界限内”。
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梁建章显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做企业注重行动结果的“有效性”。梁建章给出了类比，“你不是光提一个创意就够了，还要想着如何推广落实。就像企业生产一个产品，如果没人用，那肯定是不成功的创业。”
如果说“能否全球化是企业创新力的试金石”，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则给了梁建章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磨练和施展创新力的舞台，背景是一个越发宏大、长远且不确定的未来。
然而，对于“不期待”背后的复杂，这十几年来，梁建章并非没有体悟。
在梁建章看来，10年前，大部分人会认为人口少是好事，如今至少在学界和精英阶层，已经有半数人意识到人口少是有问题的，“只是光意识到还不够，还应当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这恰恰是挑战所在。”
能否带领企业成功穿越数个经济周期，考验着企业家能否在不断涌现的关键决策点上不犯大错。一旦明确了方向，全集团便只有一个共同目标，然后全力以赴，排除万难。
“一旦确认了这是正确的逻辑，他就会非常坚持。如何把这个对的逻辑落实下去，接下来考验的就是我们团队的能力。”冯晗介绍说。
这是梁建章更为驾轻就熟的角色。事实上，他的许多人口建言都被舆论贴上了“激进”的标签，比如“二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全免”、“二孩家庭，房贷利息减半，三孩家庭全免”、“取消中考，缩短中小学学制2年”等等。每次谈到这些“非常大胆前卫”的建言，他的眼神里都是“确该如此”的诚挚和确信。
他承认这背后的差异，“企业当然我的掌控力很强了，但在人口政策方面，你的研究和想法确实有创新，但要想出台乃至落实这些政策，就必须通过传播，让你的理念成为相对广泛的社会共识。这当然困难了许多。”
▲2020年4月，梁建章在湖州安吉直播宣传当地旅游产品。安吉是《卧虎藏龙》的拍摄地，梁建章特意尝试了电影中的古装扮相，也开创了新冠疫情期间“老板亲自下场直播带货”的风潮图/受访者提供
03
“何不食肉糜”？
姚洋与梁建章的结识源于三年前一场充满火药味的隔空辩论。
姚洋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2021年6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揭晓后不久，在被媒体问及对人口和老龄化问题的看法时，他提到梁建章一个月前引发热议的建言——“生一个娃奖励100万元”。
姚洋在彼时的采访中直指这是一种“何不食肉糜”，“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6亿人一个月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财力去做这件事情。”
据姚洋回忆，新闻稿发出后，梁建章主动联系到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只是谁也没能完全说服谁。三年过去，两人已是好友，但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姚洋仍反对以财务奖励来促进生育的主张，“中国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倘若实行这一政策，城市的生育率不一定改观多大，但农村地区大概率会拼命生。实话说，国家也没有财力去做这件事。”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梁建章亦主动提及“100万元”的建言，否认是某种“市占策略”，“这并不是夸大其词，确实要发100万元才可能把生育率提高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当然不是一次性，可能每个月发一点，发个十几、二十年。”
至于“钱从哪里来”，梁建章认为，未来中国的基建和工厂建设需求趋于饱和，完全有能力从超额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中拿出10%（即10万亿），以现金、购房补贴、所得税或者社保减免等形式投资给未来的小孩。他会从投资回报率角度论证，“在银行或企业体系里发钱，可能导致空转，要把钱投向真正需要钱的，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才能起到经济的作用。”
他随后发布的报告称，调查得到了37%的回复率，其中“不认为中国人口过多”和“支持全面放开生育”的占压倒性优势。他也附上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反对观点，比如“中国人口总量过剩，但技能短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通过提升人口总量来提升技能出现概率，而是以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现有人口的质量，目前更快捷应对潜在的养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方法是以当前人口创造更多财富，而非尝试制造更多人口，否则将有可能面临老龄化和高少儿抚养比的双重夹击”。
《南方人物周刊》曾联系到两位与梁建章展开过公开辩论的经济学家，试图了解抛开观点的差异，单从学术辩论角度，梁建章是不是个好“对手”？但均被婉拒。
学术观点相左虽常见，也不乏有人因此而疏远或记恨，可那次风波后，梁建章和姚洋之间的学术交流反而增多了。在呼吁教育改革方面，两人的观点高度一致。让姚洋颇为感怀的是，当他需要为自己担任理事长的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募集博士创新项目的经费时，梁建章爽快地捐赠了100万元。“不比许多企业捐款都是分年捐，最后都烂尾了。携程的捐款两周就到账了。”
康奈尔金融学教授黄明曾下过一个判断——“梁建章可能成为中国最纯粹的经济学家之一。”排在第一位的理由就是“他有钱”。
无论你是否认同黄明的结论，梁建章都是中国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站得高，有看得广阔而深远、不易被名利裹挟的一面，但其所在的阶层和身份落差也可能带来某种由距离感产生的遮蔽。
如何跨越？保持开放的视域外，选择合适的研究合作者是一条路径。
与出生在上海、1980年代初就开始用电脑写程序的梁建章不同，黄文政在江西景德镇长大，亲戚朋友中许多是居住在中小城市或农村的草根阶层，对大众生活有更直接的体验，视角“更接地气”。
合作这么多年，黄文政很少看到梁建章有丧气的时候，无奈还是有的，更多是因为部分公众对其发声动机的曲解。有网友为其扣上“砖家催生”的帽子，甚至解读为“资本家担心韭菜不够割了”。一旦进一步叠加对携程产品和服务的某些不满，这种情绪便会更加复杂。
04
变与不变
就在我们采访前不久，2024年5月底，上海市卫健委公布了最新的生育分析数据：2023年上海全市总和生育率（注：总和生育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为0.6。这一数据甚至低于韩国的0.72，而韩国被认为“可能成为全球首个消失的国家”。
上海是梁建章的家乡，也是携程总部所在地。这个数据显然比他预想的更严重，或许也让他更被刺痛。
过去几年，在他所能掌控的“王国”内，他一直在做着各种鼓励生育的尝试：在计划生育政策还未放开的2015年，携程已经开始为员工提供“零”利率的社会抚养费（注：又称“超生罚款”）贷款；2018年起，携程又宣布为中高级女性管理者提供冻卵等生育福利，最高享有200万元的资金支持和7天的带薪假；2023年起，对入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为止。
在携程，因为创始人的支持，至少怀孕的女员工不会像在许多其他互联网大厂一样如临大敌。然而，职场对于女性职员及求职者的性别歧视仍广泛存在且根深蒂固。梁建章自己也强调，如果政府不为企业买单，一味地提倡生育只会加深企业对女性的歧视。他也多次澄清，认同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作出符合自身客观条件的选择，自己不是在催生，而是建议政府要出政策让更多的年轻人想生、能生、敢生。
只是，年轻人买单么？
也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点评，“虽然理解他的逻辑，但因为梁建章把生孩子这件事当作一项任务，所以不喜欢他。”这当然有碎片化传播的影响，但也实然地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对于促进生育政策的反感，认为专家们“迫切的诚挚”背后与当年刷遍街头巷尾的标语无二，仍然是“只见人口不见人”。这是一种对经济学家的常见指摘——“经济学的逻辑总是把人视作资源在做各种数据和模型分析。”
同为经济学家，姚洋对此并不陌生，“我们的确不会太考虑年轻人的情感、社会属性等，那些是社会学者的专业领域。经济学家只能从我们自身的专业领域来提出政策建议。如果什么都说，相当于什么都没说。政府最终采取什么政策，会综合听取各个专业的学者建言。”
在姚洋看来，也正是因为涉及不同领域，类似人口这样的综合问题的解决过程才异常繁复而曲折。“要提振生育率，不做比较大的调整，很难见效。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个切口都很难。直接发钱吧，发少了不够，发多了财力又不行。住房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住房，大家连婚都不结了。教育就更不用说了。”
姚洋和梁建章均主张“取消中考，普及高中教育”，在制度上给孩子减压，避免毫无必要的重复刷题过早地消磨孩子的创造力。可建言刚提出，便引发了不少教育领域学者的反对。
“其实任何领域都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从外部切入，更多看到的是制度的问题和后果，但内部专家能列举出一百条理由来反对改革。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做久了，思维就容易固化，会被这个领域现有的结构所左右，会不知不觉地为现有的制度安排辩护，强调这套制度形成的背景、合理性、改革的困难程度。”姚洋表示。
梁建章曾经的同行者中，有些已经转换了研究志向。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曾于2021年和梁建章共同撰写《中国人太多了吗？》。2023年，他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已经远远错过了最佳时机，“生育是个人意志（的问题），（不是）机器想开关就开关，想拧龙头就能拧龙头。一旦观念转变，你想放也白放，政策就不起作用，现在的事实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然而，梁建章始终认为，只要观念转过来，尽快落实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是可以提高的。“根据他国经验，每增加GDP的1%用于补贴，会使生育率提高约0.1。”而他能做的，就是“花很多力气去传播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加入携程22年的王韦了解老板的性格，“他在认知上是非常坚定的，除非你能在逻辑上说服他，否则他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改变。”王韦在携程担任高级副总裁，分管政府目的地的合作。
事后，那位“没被接招”的地方领导最终还是采纳了梁建章的建议，在后者提出的方向上做了大量的投入和探索，如今已有了不错的成效。不过，王韦还是会常常提醒梁建章，这类场合总有更圆融的做法，比如可以先有所回应，后续再加以引导，继续磨合细节。“政府和企业所处的位置不同，要考虑的方面可能更多，有时候在企业看来很容易决策的事情，到了政府层面就会遇到一些难点和痛点，但只要大家方向是一致的，无非就是细节上如何处理。”
在王韦看来，学者和企业家在梁建章身上并没有明显的切换，内里始终是对数据的敏感和对逻辑的严苛。两种身份之于他，都是不断理解和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路径。
这个过程中，他在变，比如在与政府的沟通中，他也渐渐学会消化差异，然后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把话题拉到同一个平面；比如在新书《创新主义》中，他开始超越经济视角，从哲学层面探讨生育和创新之于个体的意义；他也没变，坚持在该量化的问题上绝不含糊，拒绝曲线表达，“假如我算出每人每月应该发3000元，我不会说先发1000元行不行。”
AI的出现让创新成为哲学问题
——对话梁建章
05
智能时代，
人类必须掌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新书书名是“创新主义”，你个人对创新最大的焦虑体现在哪里？
梁建章：创新不能靠焦虑，对不对？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创新都是核心竞争力，但也没什么好焦虑的，就是尽量地去跟，跟上技术和产业的变化趋势。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像个小社会，创新不可能完全自上而下，而是要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和机制，这样各个部门的员工才能有条件和动力去尝试微创新。环境好了，自然会有一些好东西冒出来。
南方人物周刊：这两年对你冲击最大的技术创新是AI么？
梁建章：是。不过从实际运用来看，当前大家可能对它存有过高的估计。此前，互联网搜索引擎，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出现不久，便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应用，但这轮AI热潮至今都没有孵化出一个足以匹敌移动互联网数量级的应用。
对人类来说，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或经济层面的概念，也应当是智能时代人类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如果把创新也让渡给机器来做，人的特性很可能面临被替代甚至消亡的风险。所以，人类必须掌握创新的方向盘和最终决策权。
06
提出正确的问题
比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这也是你提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之一。
梁建章：对。当前我们还会有一些专业技能性工作，赚钱也不少，但未来很可能都会被替代掉，人类的价值就在于能解决一些机器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人类未来只剩下创新这块自留地，就需要以创新为原点来改革整个教育体系。虽然教育要以创新为导向是个老话题，但人工智能的出现让教育不变不可。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一个七岁的女儿，AI带来的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你的教育观？
梁建章：虽然创新宏观上看应该由人来做，但其中某些步骤可由AI代为执行。机器可以模拟人，但它并不是人。智能时代的这种分工意味着，提出正确的问题会比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更重要。前者要求我们对人类群体自身有更深刻的理解，能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将其连结。这就很像创业，最关键是找到你要解决的问题，想明白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用，是不是一个能解决人性需求的事情，怎么赚钱。
当下，从事创新的群体可能只占社会总体的个位数，再过一代人，可能会到10%-20%。虽然直接参与创新的依然是小部分人，但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自动化的发展使部分工作需要的人力投入减少，更多的人力就可以用来创新，推动社会更加富裕。当然，这也对人的整体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南方人物周刊：AI对社会的塑造相较于移动互联网，有哪些不同？
梁建章：移动互联网能帮助二十多岁的人去颠覆五十多岁的。AI则倒过来。有了AI的协助，五十岁的人可能不再需要二十来岁的助理。所以，AI工具不仅对于较初级阶段的专业性及创新性工作有替代作用，也更加放大了更高级别的研发人员、创意人员、企业家等的能力，这对于年轻人的发展可能起到抑制作用。但长期来说，也不会一直是这个趋势。
另一个影响是，年轻人的受教育周期被拉长。直到现在，大学生实习还比较普遍，不仅能有一些收入，也能提前接受一些职业技能培训，未来这部分工作可能也被AI替代了，学生就不得不继续提升学历，扩充知识面。
07
现在创业环境不能算“差”，
更难的是“20后”创业时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看待人口分析角度和框架的局限性？
梁建章：在一些不存在规模效应或者存在规模负效应的行业，人口多的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可能差不多。人口规模也不是影响创新的唯一因素，其他因素包括文化传统、制度、政策等也非常重要。
短期波动当然会有，不过长远看，人口肯定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缺乏移民的国家。中国GDP同比增速从超10%（注：2007年为11.4%）到5%左右（注：2024年一季度为5.3%），下这么大一个台阶，跟人口结构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
南方人物周刊：携程创立于1999年，那年你30岁。许多年轻人会认为比起过去，现在创业越来越难，挣钱越来越难。你能感知到这种变化么？
梁建章：现在也不能算“差”。当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年轻群体的数量还相当庞大。中国相对美国的弱项就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弱了些，没有太多对外的深度交流。外国人到中国来的移民网络也不太畅通。这些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要说真正的“难”应该是“20后”出来创业时。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少了太多太多。
08
地缘政治风险很难预测
南方人物周刊：包括携程在内，很多中国企业都在积极地国际化，但阻力也前所未有，比如TikTok就面临“不卖就禁”。国内巨头要成长为世界级企业，如何跨过沟壑？
梁建章：出海的必要性也跟人口有关。国内市场增长放缓，但国外人口还很年轻，部分市场的需求还很旺盛，很有发展前景，所以中国企业不得不走出去。携程的策略还是一步步来。以中国为原点，慢慢往外扩，先从东南亚、东北亚开始，再到整个亚洲，最后是欧美。这样政治风险也会稍微低一些。但总体上，旅游产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政治风险相对低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么？
梁建章：目前还没有，我觉得（携程）大部分商品都还是可以（做国际化的）。美国可能是个极端。无论是旅游，还是新能源，都是互惠互利的，所以除了个别国家外，空间还是很广泛的。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是全球“选举大年”，如何把控不确定性？
梁建章：目前我们还是以中国为核心在逐步推进国际化。出境游主打中国人服务中国人，我们的全球主要目的地已经覆盖了欧洲，但目前还是离中国越近，国人去得越频繁。在亚洲，中国也是个主要目的地，也在推入境游等等。其他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很难预测，也很难控制。当然，中国如果在外交上能跟更多的国家保持好的关系，或者中立的关系，或者更好的关系，对中国企业出海肯定是有帮助的。
09
“人总要留下些什么”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与三四十岁时相比，自己变化大么？很多人会用“多面”来形容你。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企业家以做一个基业长青的百年企业为人生目标，这对你似乎并不够？
梁建章：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创新和传承，二者是一体两面。你还是要留下些东西。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学者，都是为社会留下正面的遗产，我正好两方面都希望能有。
南方人物周刊：未来还会有哪些“面”？
梁建章：可能会从经济层面向哲学层面做些跨越。国际化方面，我希望在业态上有更多的创新。过去，我们有些创新并不成功，但我会继续做一些尝试。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创新的方向，希望对她的教育能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他方面就不知道了。说不定几年后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经常成功的人，你如何看待失败？
梁建章：外界看到的都是成功的，我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的失败。比如同样做五个项目，别人可能成功一个，我作为董事长，可能想法更好一点，或者执行力更强一点，能成功两三个。失败的话，有的成本会比较高，有的成本就没那么高。失败就失败了，失败就把精力放到其他地方去。我对于失败的印象通常不太深，很快就朝着下一个方向去努力了。其实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用太想它，因为过去的事都不是创新，未来才是真正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