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传宗接代，繁衍子嗣”。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说过：“没有孩子，家至多是一场有点儿过分认真的爱情游戏。有了孩子，家才有了自身的实质和事业。”亲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
回顾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古人在处理亲子关系的过程中，很多做法是相当高明的。
首先，亲子关系，首倡孝道。
“教者，孝之文也”、“无孝不成教”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孝道一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黄香温席”、“王祥卧冰”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广为传颂。“孝文帝”、“孝武帝”皇帝的谥号中也多有一个孝字。由此可见，“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治国理家的指导思想。
《孝经》是儒家经典中专门讲“孝”的著作，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曾有五个皇帝为它做过注释，古人最初识字也要从《孝经》开始。《孝经》开篇就提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道是道德的源头根本，家风的养成就应该由孝道开始。中国人对孝道的重视在家训、族规中有充分的体现。
如司马光在《居家杂仪》《训子孙文》中有言：“凡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凡事不敢自拟于其父。”“容貌必恭，执事必谨，言语应对必下气怡声，出入起居，必谨抚卫之。”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为子女，外出时先告诉父母亲要到哪里去，回家以后一定面见父母亲，让他们心安。在日常生活中，对待父母要和声细语，态度恭谦，做事谨慎。
诸如此类的规定在《尚书·无逸》《颜氏家训》《朱氏女三字经》（明朝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专为家族女子制定的家规）等族规、家训中都能找到。
孝是一种精神，一种行动。由提倡孝道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伦理观念和老有所养的传统美德，作为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在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山东汉子田世国榜上有名。2004年9月，为了挽救患尿毒症晚期的母亲，38岁的田世国在瞒着母亲的情况下偷偷捐肾救母。他说，父母给了我生命，捐肾救母是做儿子的对母亲的回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允许子女、晚辈纠正长辈失误。
传统社会虽是伦理社会，但古人是相当明智的，并不要求子女对父母惟命是从式的“愚孝”。父母也是平凡人，也会犯错，而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纠正父母的过失。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弟子规》的这几句话说得相当清楚。无视甚至助长父母的错误实为不孝。曾子问孔子：“为人子一切听从父母的，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孝呢？”孔子惊叹地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做父亲的，若有敢于劝谏他的子女，那么他就不会身陷于不义……一切听从于父亲的，又怎么可以称得上孝呢？”（语出《孝经谏诤章第十五》）。
明代典籍《智囊·闺智部》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古时有一位叫乐羊子的人在外求学期间，他的妻子在家中辛勤耕作，照顾婆婆。有一天，邻居家的鸡误入了乐羊子家的园子，婆婆见了逮住这只鸡杀掉并做成了美味佳肴。到吃饭时，乐羊子妻默默地落泪，并不吃它。婆婆感到很奇怪，就问她为什么这样，乐羊子妻说：“我难过的是家里太穷了，没什么吃的，所以饭菜中才有了别人家的肉。”婆婆听后，甚感惭愧。
父母有过错，子女说话不能太直，太直会使父母脸上挂不住，甚至恼怒，达不到预期效果。乐羊子的妻子在婆婆有了过错时，反而难过家里太穷，没能给婆婆吃好的，实在是很高明的做法。
现如今有的人在外面和别人说起话来是和风细雨的，回到家里和父母亲说话则是刮大风下大雨。父母亲一旦有了过错，那就更不得了，简直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毫不顾忌父母的感受，这种做法十分不可取。
第三，高度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爱孩子，是连动物都具有的本能。但对孩子进行系统、优良的教育则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毫无原则地溺爱孩子，既扼杀孩子的前途，又毁灭国家民族的未来。
中国人历来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孟母三迁”“曾子杀猪”“岳母刺字”“诸葛训子”，都是中国古代长期流传的教子典范。
诸葛亮临终前写给八岁儿子诸葛瞻（后任蜀汉军师、将军）的《诫子训》，流传甚广，被奉为教子经典，短短八十六个字，蕴含巨大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可以超越时空，历久常新。”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文字，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仍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太史公司马迁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案例。作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他所具备的史才、史识、史德均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纵观司马迁一生的经历，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其父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培养有一个较为完善的计划。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可见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当时艰涩难懂的古文，后来又跟着董仲舒、孔安国等人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周易》多部古代典籍。司马谈除了自己也把所学倾囊相授之外（当时的史官是家族传承的），所请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当时所能请到的最高级别的经学大师，为司马迁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
我们从后来司马迁的遭遇中可以知道，司马迁的家庭并不富裕，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完成司马迁游历全国的过程，无疑需要相当数量的财富支撑。可见，为了儿子的教育，司马谈是不计成本的。
在现在看来，一个二十岁青年的全国旅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多么艰巨的挑战呀，而这正是司马谈的精心安排。“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正是丰富的游历经历使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也造就了其良好的身体素质，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多方面的准备。游历壮举是司马谈为儿子安排的教育计划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司马迁的成长意义重大。
和谐、温情的亲子关系不仅是家庭的幸福，也是社会稳发展进步的基础。作为子女，在孝敬父母的同时，又要在必要的时候规谏父母的过失；作为父母，既要疼爱孩子又要讲求原则，切实承担起养和育的责任。
（作者简介：徐学进1979年10月，男，汉族，中学一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学历史教育、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