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李婉莹:《喜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澎湃号·湃客澎湃新闻

《喜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

作者:李婉莹

《喜宴》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引言

李安导演是一位具有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导演。他出生于中国台湾,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父亲曾是他就读的中学校长,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家教严格,这让他在电影中尤其注重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和道德思想。在他的经典作品中,无论是《卧虎藏龙》、《饮食男女》,还是《喜宴》,中华传统文化元素都是其影片的文化基础。同时,他曾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制作,这使他同时具有西方文化的视角,善于将中西方文化结合,创造出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巧视角。

《喜宴》主要讲述了在美华人高伟同在和同性恋人西蒙交往,却由于家庭氛围传统古板,不敢告诉父母。远在中国的父母希望伟同尽早结婚、传宗接代,整日催促。为了应对父母的催婚、满足父母的心愿,高伟同在美国与一位名叫顾威威的女画家假结婚,伟同的父母听说喜讯欣然前往美国操办喜宴。本以为等到高父高母离开,一切就能恢复正常,但婚礼的闹洞房使得威威意外怀孕,引发了伟同、威威和西蒙的冲突。高父受此打击犯病入院,后来接受了西蒙,却也为了高家香火能够延续而逃避事实。高母则因伟同下定决心坦白而得知真相,但决定瞒着高父。最后伟同、威威和西蒙决定留下孩子并一起生活,高父高母则妥协回国。

二、婚姻家庭观念

高伟同的父母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家庭而非爱情,具体来说,一方面为了通过联姻扩大家族势力;一方面为了男方家族传宗接代(孙建军,2007)。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自然会以光宗耀祖,兴家立业,衣锦还乡为最高的荣誉。在高父高母眼中,结婚生子、传宗接代是人生必经之路,也是作为家族的一员必须要承担的责任。

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对于在其中浸润数十年的高父高母来说是根深蒂固的。

电影后期提到,高父过去也不满意家族安排的婚姻,而因此离家从军。甚至在影片中有很多细节暗示高父也是一位同性恋者,和高家的厨师老张曾是恋人关系。然而即使是这样的高父,因为高家爷爷临死前的嘱托,为了为高家传宗接代,他还是回归了“父亲”的位置,奉行着自己父亲一生奉行的家庭观念,并以此要求自己的儿子。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高伟同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他所接受的教育、接触的文化与国内截然不同。在西方人的观念中,结婚的目的是使二人的恋情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并确定长期关系而使得自己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得到满足(孙建军,2007)。伟同选择一位同性恋人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家庭观念最大的挑战,这是一段关乎爱情而与传宗接代背道而驰的亲密关系。

然而高伟同还是生长于中国传统家庭中,仍深受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因此他潜意识中认为追求爱情而逃避传宗接代的“责任”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不敢与父母坦白,且试图通过假结婚骗高父高母。在高伟同身上展现的实际上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家庭观念受到西方思想的渗透和影响的缩影。与其作为对照的,具有完全的西方思想的西蒙可以像自己的父母坦白同性恋的事实,也希望伟同坦白,等等。

三、父子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最大的特色,是以家族为社会活动的中心。而在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中,以父权为中心(王哲,2013)。在父权家庭结构中,家族的男性家长实际上拥有着最高的权威。他享受所有人的尊敬,有权利和义务决定家庭中的各项事务,且没有家庭成员可以忤逆他。

在电影中,高父正是一个在家庭中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父亲角色。在电影的开头,是伟同在健身房听高母寄来的录音带,内容除了对伟同的催婚,还有母亲抱怨父亲脾气不好等等。一方面可以看出高母的地位:虽然是由高母独自和儿子沟通,但实际上主要传达的是父亲的决定,且高母在家里是照顾、服从丈夫的角色。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伟同与高父的关系:伟同也是高父权威下的一部分,在家庭中的重要事务不需要与伟同沟通,只需要父亲拍板,再通知伟同即可。高父高母并不认为儿子的婚事等大事是需要有来有往的商量的、或是应该由儿子自己决定的。

而反过来,伟同则在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作为儿子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实际上,伟同已经是名成功的、有着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的成年人:他是公司的领导,收入颇高,在纽约生活数年,还拥有房产。然而回到家庭中,他仍是仰仗父亲、依附父亲、不敢违逆父亲意愿的形象。例如,在最开始听高母寄来的录音带时,伟同只能通过健身抒发自己的不满和压力,尽可能地逃避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却不敢直截了当地违抗父亲的命令。此外,伟同下意识地讨好高父、希望获得高父的认可的行为也可反映出高父的权威形象:例如决定和威威假结婚讨高父开心、收拾房间的时候挂上高父的字画等。

另一方面,由于伟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他在扮演孝子角色之外,仍希望能保持自己的本我。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希望和真心相爱的同性恋人西蒙一起生活。在对父亲权威的顺从和对自己渴望的追求的这一矛盾中,伟同采取的策略是不断逃避和妥协。逃避向父亲展示与父亲价值观念有所不同的事物、逃避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绪,并且在父母的要求中一再妥协。先是妥协同意填单身俱乐部的申请表,再是妥协和毛小姐约会,接着妥协和威威假结婚,举办盛大的中式婚礼......为了逃避与父亲的冲突,也为了维护家庭,尤其是父亲的面子,伟同在这场闹剧中越走越远。

高父在这段父子关系中其实也是矛盾的。他虽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大家长形象,但一方面,在海边送西蒙红包时,西蒙说他不懂,高父说自己也不懂,他实际上并非完全信服这一套身份,而只是被灌输要承担这样的角色义务,这可以从高父过去逃婚等经历窥见一二。另外,虽然十分隐忍沉默,但是高父还是爱伟同、希望伟同得到幸福的。这种矛盾就导致了影片后期,高父虽已明白真相、接受西蒙,但仍想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以继续保留威威和伟同的孩子,延续高家的香火。高父与西蒙在海边谈话,像给新娘的礼节一样,给西蒙包了红包,并说“伟同是我的儿子,所以你也该是我的儿子”,说明高父已经接受了伟同与西蒙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他告诉西蒙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知道了这件事,说“不瞒着他们,我怎么抱得上孙子”。最后机场分别时,高父以父亲的立场感谢西蒙照顾伟同,又以高家的立场感谢威威,这足以窥见高父的矛盾。

所以,高父在与儿子的相处中也进行了妥协。这体现了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高家的父权家庭结构实际上开始动摇,高父开始对儿子放手,与儿子平等地对话,从独立个体的角度考虑儿子的幸福。电影最后的经典镜头,高父高母回国实际上就是与儿子的妥协。而在经过机场安检时,高父把双手高高举起,更是充满了接受、放下、妥协的意味。

四、女性性别角色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男性和女性有着非常明确的角色分工:丈夫往往在婚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妻子则是处于从属地位(孙建军,2007)。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的发展,中国女性地位不断提高,但是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根深蒂固(胡书芝,雷遥遥,2023)。

电影中,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要求可以分别从高母所扮演的角色和高父高母对威威的评价两方面体现。

一方面,高母扮演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角色。她依附高父,听从高父的安排;在高父读报、赏字画时,她在操持家务;是由她来与儿子沟通,但是并不是由她决定与儿子有关的大事,等等。同高父一样,她对儿子以及儿子的家庭的要求和期望是延续香火、传宗接代。高母所追求的并非自己的幸福,而是家庭的和睦与延续。

另一方面,高父高母对儿媳妇威威的评价可以体现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要求。第一次见面,威威本是双腿分立、叉腰的自信站姿,但在高父高母的注视下改为了双腿并立,双手放在身前的端庄姿态。对于未来儿媳,高父高母首先看重的不是威威的性格、涵养、与伟同的关系等等,而是威威可以生养,可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女性性别角色正在不断变化。女性越来越大程度地脱离了依附家庭的从属者地位,而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拥有更独立自由的个性、并拥有与男性平起平坐的权利。

电影中的威威正是这种女性形象的一个代表,其形象是自信、独立、勇敢的。她没有合法身份和稳定收入,但为了追求梦想独自在美国纽约打拼;她明知道是为了搪塞高父高母的假婚姻,她也愿意配合伟同,并出于爱情在婚礼夜假戏真做。不同于高母内敛、利他,威威是主动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的。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在电影中在不断地冲突与交融。高母最开始对威威的态度是怀疑和不信任,因为她认为女性应该在家中相夫教子,而不是在外抛头露面。在一段高母与威威的谈话中,高母认为女人离开男人不好生存,而威威则认为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发展的很好,这是两种性别角色文化的直接交锋。但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威威从高父高母处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理解了高母抱孙子的执念;而高母也逐渐接受了威威的职业身份和独立个性,在假结婚的事情暴露,威威说不想要孩子时,高母说羡慕威威这样的女孩子,可以独立追求理想,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五、所有人的妥协

在以上谈到、以及没谈到的多个新旧文化冲突的方面中,总是双方各退一步,通过妥协尽力维持着表面的和睦。这种妥协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中庸之道。在婚姻家庭观念中,伟同、西蒙和威威制定假结婚计划讨高父高母欢心,高父高母则默许了伟同和西蒙的爱情;在父子关系上,伟同还是会在很多大小事上依附、顺从父亲,而高父也尝试理解儿子的选择;在伟同、西蒙与威威的关系中,三人最后组成了一个畸形的三口之家也是三人妥协的结果。在这些妥协中,看似问题得到了解决,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意的结局,实际上无论是明面上的伟同的婚姻问题、还是更深层的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都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因此,虽然《喜宴》有一个看似大团圆的结局,其本质上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这与电影整体的表现形式也一致:表面上是一出荒诞的喜剧、闹剧,运用了诸多幽默、讽刺的手法;但其本质上是一出悲剧,述说着五个人各自的矛盾、纠结、悲哀与无奈。每个人把自己的痛苦藏起一点,作出为了大局的一点妥协,才攒出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在结局,每个人都流着泪。

六、结语

《喜宴》不仅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的缩影。这部影片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初期所经历的巨大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如何影响了家庭、婚姻和个人选择。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美国纽约为舞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国。

《喜宴》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精彩的演出和制作,更在于它所提出的,对新旧社会观念冲突的思考。我认为影片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某种针对这一命题的解决方案,更多的是真实而细致地、从十分巧妙的角度,通过一桩不常见的事件折射出非常广泛的一种社会现象。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婚姻和个人选择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的困境与冲突。

总的来说,《喜宴》是一部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复观看并思考的电影。通过《喜宴》,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思考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参考文献】

[1]胡书芝雷遥遥.(2023).已婚人口的性别角色观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和家庭两个视角.江汉学术(05),81-88.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3.05.009.

[2]刘贤.(2022).跨文化交际之中美家庭观对比研究——以电影《喜宴》为例.青春岁月(24),52-54.

[3]任秋子肖洁芳.(2022).《喜宴》中“父与子”的社会结构探析.声屏世界(01),37-38.

[4]孙建军.(2007).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04),152+160.

[5]唐思瑶.(2023).从《喜宴》看女性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冲突与妥协.今古文创(09),88-90.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9.029.

[6]王哲.(2013).传统亲情伦理与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家庭关系(硕士学位论文,青海师范大学).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孙雁南

原标题:《锐评|李婉莹:《喜宴》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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