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肯（DuncanMurrayCampbell）,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会员，新西兰汉学家和翻译家。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汉学系教授，现任《新西兰亚洲研究杂志》（NewZealandJournalofAsianStudies）副主编和该杂志书评栏目编辑、美国汉庭顿图书馆艺术馆和植物园东亚园林艺术研究所所长、流芳园馆长。邓肯教授研究兴趣广泛，从事古典文学翻译、明清文学文化研究和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研究40余年，著有专著《兰园：远望之园》（LanYuan：AGardenofDistantLonging，2013）等，学术论文有《瑕玉：张岱的家庭传记》（FlawedJade：ZhangDai’sFamilyBiographies，2010）、《流放的教养：祁彪佳及其寓言山》（TheCultivationofExile：QiBiaojiaandHisAllegoryMountain,2004）等，并有多篇翻译佳作。其译作Patchwork：SevenEssaysonArt&LiteraturebyQianZhongshu（英文版《七缀集》）于2014年由荷兰布里尔出版社出版，荣获2016年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访（采访人：肖清）：您很早就有来华学习的经历，并从事汉学研究40余年，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问世，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的研究，涉猎范围相当广泛，令人佩服，而近期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您在汉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请问您当初来中国学习是基于怎样的历史契机和个人选择，能否就此谈谈您的汉学经历以及您近期的主要研究方向？
访：除了在明代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投入的精力与做出的成就之外，您一直以来也对中国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抱有很大的研究兴趣，我想就此先请教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钱钟书的文风以善用典故、譬喻诙谐著称，但在翻译实践中，往往越有文风的作品越难以被翻译，您在翻译《七缀集》时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呢？尤其是钱的一些比喻句，虽然极具幽默戏谑的效果，但是一经翻译，是否就会变得平淡无奇，或者让读者费解？
访：您在《七缀集》的译者序言中说，钱钟书学问的长处在于“打通”（“tostrikeaconnection”）文学、历史和思想史，且能够“打通而拈出新意”。我认为钱钟书能做到“打通”首先基于他广阔的学术视野，而当代日益精细化的学科划分使得像钱钟书那样能够学贯中西的大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出于这种现实，您认为这种“打通”对当今的学术发展有何价值？
访：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里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钱氏解释中西文化具有某种同构论的倾向，针对当下全球化和区域文化大行其道的双重背景，您觉得钱的这句话有何新的启发？
访：可否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钱学”在近期国际汉学领域里的状况，或者说，“钱学”在国际汉学研究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访：下面我们回到您对明代文化与文学的研究。在采访之前，就听黄卓越教授介绍，您似乎更多地还是将精力集中在这一领域，而最近以来也一直都在考虑编辑与翻译晚明几位小品文作家的作品。我想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研究体会，在将来有什么样的研究计划？
访：您计划中的《山阴三友》是一本特别有创意的书，我们很期待这部作品的出版。其中，我们想知道，除了王思任、张岱与祁彪佳三人都是同一地方即绍兴籍的人氏之外，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将他们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看待的？这样一种组合表示出了您怎样的一种对待历史或文本的认识？
访：我注意到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文本，对中国古典园林文化研究也有颇深的造诣。请问，这一课题的选择与您的哪些体会或考虑有关？因中国古典园林研究对域外的影响，也与文本传播不同，那么在您看来，这些园林艺术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时有何特点呢？进而，我们如何理解中西在园林文化方面的差异？
访：不同于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汉学研究，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但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于1970年创立期刊TheChinaJournal（《中国研究》）以来，澳大利亚汉学研究便在国际汉学界渐获影响，并显示出充沛的活力，您能向我们介绍下在澳大利亚的汉学研究状况和已形成的本土特点吗？
访：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过执教经历，就我所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由于地理与文化上的接近，各种往来都十分频繁，您在两国的学术交往中也做出过许多贡献。在您看来，澳大利亚汉学和新西兰汉学在学术发展过程中有什么细微的差别么？
当然还有更多的可以讨论。比如我还没有提到我对杭州西湖文化史长期以来的痴迷，或者我希望能够完成翻译张岱的《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两本名著。我们也可以讨论我对新西兰悠久的华人社区历史的兴趣，我已从澳大利亚回到新西兰，因此这也是我希望能更加积极地展开研究的一方面。最后，我想要说明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40年来，我非常有幸学习和教授中文，并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快乐。无论为何目的，我都希望越来越多的新西兰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与中国和中国人民建立起互相了解、互相尊敬的关系，我相信我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引导了一批人。令我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已非常有幸地拥有一些对中国相当感兴趣的学生，而一个老师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让下一代的学人比他自己具有更好的理解我们这个世界及其多重关联的能力，而不是去考虑他本人做了些什么。非常感谢给我这次访谈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