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汉学研究，按威尼斯大学汉学家兰侨蒂（LionelloLanciotti）的话来说，“它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之所以说是最古老的，因为它在西方起步最早，可以推溯到明末清初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ieuRicci,1552-1610）和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甚至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至于说它又是最年轻的，是因为在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一直徘徊不前，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又逐步复苏发展起来。
下面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要例举，对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演进、学术分期、代表人物及典型特征作一寻绎和探讨：
一、传教士汉学阶段
卫匡国与利玛窦一样，传教中没有那种以基督文明来拯救东方蛮族的居高临下姿态，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也有种客观平等的意识，这在天主教内部发生的所谓“礼仪之争”得到充分的表现。1650年，天主教内一部分传教士主张用西方礼仪同中国官府打交道，遭到中国官府的拒绝，从而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布道的一大障碍。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按利玛窦的评价是“力效华风”。他代表耶稣会赴罗马去力争按中国的传统礼仪。经过长达五个月的争论，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最后降旨同意采用中国礼仪。卫匡国这种文化包容的豁达胸怀，不仅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排除了障碍，也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这对中意乃至中西文化交流都是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利玛窦和卫匡国，罗明坚、艾儒略、殷铎铎等传教士也为意大利的早期汉学做出较大的贡献：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的《圣教实录》，是欧洲人最早用汉语写成的布道书；殷铎铎致力于将儒家文化典籍介绍给欧洲，1662年，他在江西建昌翻译出版了《大学》和《论语》的一部分，1667年在广州、1669年在印度又翻译出版了《中庸》，1687年与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和儒家文化，同时完整的翻译了《论语》，并附孔子的小传和一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艾儒略则相反，他致力于用中文将西方地理和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民众。
二、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期
利玛窦和卫匡国之后三百年间，从传教士汉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但在这块几近荒芜的土地上，专业汉学则在孕育和萌动。这种征兆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内容上，从为传教服务的中国地理、各地风俗介绍，汉语语法、汉字等工具书的编写，儒家代表人物和礼仪的简介等实用性汉学逐渐转向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在形式上，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逐渐转向学校教育和研究机构，其研究者的身份也由传教士转为世俗的学者。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安得罗齐（AlfonsoAndreozzi,1821–1894）、赛维理尼（AntelmoSeverini,1828–1909）、普意尼（arloPuini,1839–1924）等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汉学教学和研究的形式上，成立于1732年的中国学院标志着意大利的汉学研究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转向学校的正规教育。中国学院是今日有名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他不仅是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发轫者，也是欧洲汉学研究的先驱，他的前身则是马国贤神父于1715年在中国创建的神学院，1724年迁往那不勒斯，1732年4月7日正式定名为中国学院。教学上除开设文法、修辞、希腊文、历史、地理、几何和哲学等相当于高中程度的课程外，另开设中文等外语课以及中国文化常识。在拿破仑当政时期（1806—1815），学院的管理权并不属于罗马教廷而是政府的公共教育管理处。当时在校就读的意大利青年也越来越多，1809年已达40人。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英国大使马嘎尔尼和斯当东在组织出使中[FS:Page]国使团时也要向学院求助。拿破仑还亲自向学院订购该院出版的欧洲第一部《中文拉丁文法文字典》。
中国学院的培养目标在起始阶段主要是为罗马教廷培养正统的中国传教士，但后来逐渐向专业汉学偏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意大利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影响，于1868年将中国学院更名为皇家亚洲学院，发展了许多非宗教部门，并由非神职人员所掌控，增加了商业方面的教学内容，被称为“活的东方语言”。意大利与清政府初建外交时，所雇佣的不少杰出翻译皆曾在该校受训，考入大清海关的两名意籍雇员也皆毕业于该校。1866年，意大利与清政府重建外交关系后，皇家亚洲学院又增加了培养中国外交官的任务，并出现了来自中国的教授郭栋臣和王佐才等人。郭栋臣字松柏，王佐才自化南。他俩和另外三位神学院青年于1861年从中国湖北来到拿波里。当时郭才15岁，王19岁。他们在1872年就被授予了神职，打破了中国人要三十岁才授予神职的规定。郭栋臣在1869年为学院编辑了一本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方面的初学教材，王佐才则致力于用拼音式的教学方法教授汉语言。王的门生EdoardoVitale编辑出版了《中文文法：附范文、阅读、小字典及214部首》，这是用意大利文编写的第一部中文语法教科书。
三、专业汉学阶段
尽管意大利汉学在19世纪中期已开始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但专业汉学的真正确立却要后延一百多年，直到20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二战以后的意大利汉学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为专业汉学的确立期，其中的标志是1970年中意两国建交；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为繁荣兴盛期。
（一）专业汉学的确立期
意大利专业汉学的奠基人物是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的杜奇（GiuseppeTucci,1894–1984）、罗马大学的白佐良（1923-）和威尼斯大学兰侨蒂（LionelloLanciotti，1925—），他们为意大利专业汉学的确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杜奇是东方学大师，著名的西藏学家、考古学家、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精通中文、藏文、梵文和十多种欧洲语言，曾在印度两所大学教授中文、藏文与意大利文，与甘地、泰戈尔均有交往。1930年起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中文，两年后改往罗马大学教授远东宗教与哲学，并担任意大利东方研究所副所长，1948年至1978年任该所所长，1950年创办知名的英文汉学期刊《东方与西方》，1957年在罗马创办国立东方艺术馆。杜奇的著作主要是藏学和佛教哲学，如《印度与西藏》七册，《西藏画卷》二册，《印度哲学史》等。
白佐良于1923年1月26日出生于罗马，16岁开始学习中文，三年后取得文凭，22岁获国际法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并同时担任罗马大学东亚史地的义务助教。1946年赴南京任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特等翻译，娶了一位中国太太，1950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使馆撤离回国。1952年任驻香港副领事，第二年升为领事。在香港七年，白佐良结识了不少中国学者、文人，搜集了大量中文学术资料，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了意大利首部《中国文学史》，在意大利乃至欧洲产生广泛的影响，为他在国际汉学界赢得了声望，也为后来的汉学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条件。1968年1月，白受聘为那不勒斯大学东方学院，后又转任外交部密使，为促成1970年中意建交作出了贡献。从1981年起以后20年间，他一直在罗马大学东方学院任教，一方面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术骨干，为七十年代后意大利汉学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其中涉及中国古典和白话文学、道家研究、17-18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等诸多方面。白在中国文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国文学史》以及《龙图公案》等明清通俗小说的翻译等。
（二）专业汉学的繁荣期
意大利还有一批在国外（主要在美国）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在汉学研究上也做出重要贡献，是意大利汉学重要的一翼，如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NicolaDiCosmo，其专业方向为满蒙史、中亚史以及亚洲的历史边界关系；任教于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GiovanniVitiello，专门从事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以及近代情色史研究；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历史系的EugenioMenegon，专业方向为中国17——18世纪传教士研究、福建省天主教会研究；任教于麻塞诸塞州学院亚洲语言文明系的PaolaZampenni，专门从事中国女性研究；任教于亚利桑那土桑大学东亚研究系的FabioLanza，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史。
通过对意大利汉学历史发展演进的寻绎，我们不难发现意大利汉学有着不同于西方其它国家的一些典型特征：
第二，意大利汉学在由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过渡一百多年间，中国通俗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成为意大利汉学研究的主体。19世纪意大利唯一出版的汉学读物就是晁德莅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还有他编辑的一部《字典》）。这可能是受当时法国汉学的影响，与德国、英国等同期汉学注重中国历史、老庄哲学和儒家经典有着明显的不同。如这个时段德国汉学的代表人物拜尔、汉斯·嘎伯冷兹(HansCononvonderGabelentz，1807—1874)、帕拉特（JohannHeinrichPlath,1802-1874）、库尔茨(HeinrichKurz,1805-1874)、硕特（WilhelmSchott,1802-1889）等人的代表作俱是如此：硕特的教授资格论文是研究孔子及其学说；嘎伯冷兹是研究《庄子》和《老子》的专家，其博士论文是《太极图说》；帕拉特代表性的论文集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