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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5江西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在新亚学院
文|彭国翔，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一、引言
唐、牟二人一生的交谊，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二人同在大陆时期；二是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间，唐君毅在香港而牟宗三在台湾；三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由台赴港至1978年2月2日唐君毅去世期间。以下，本文首先尽可能详考两人在此三阶段之内的交往，再探讨关于两人友谊值得特别交代的几个方面，以呈现二位当代儒家哲人一生的交往和友谊。
二、1939年秋冬至1949年6月：共处大陆时期
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先生所受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均在北京。唐君毅1925年报考北京大学失利，暂时转入中俄大学；次年再考，方入北大预科。只不过，唐君毅并未在北大完成其大学学业。1927年春，他转入南京的东南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就读，从此似乎再未回过北京。而1927年秋，牟宗三入学北大预科，两年之后升入北大哲学系本科，1933年毕业。除了1936年秋冬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因主编《再生》杂志而暂住北京之外，牟宗三后来也没有再回过北京。由此来看，两人就读大学虽然均始于北京，但1927年两人擦肩而过，并未在北京谋面。
唐、牟二人的初次相识，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但具体哪一年，似乎难以确定。蔡仁厚在其《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1939年条下中称“是年，始与知友唐君毅先生晤面。”[5]而何仁富所编唐君毅《年谱》则将此事系于1940年第1条下：“是年某日，唐先生与李长之先生相偕拜访牟宗三先生。唐先生在重庆教育部任特约编辑，牟先生则在曾家岩编《再生》杂志。二人神交已久，但相见是这一年才开始，此后即常相往还。”[6]但据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牟宗三1940年1月已经赴云南大理，在张君劢（1887-1969）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担任讲师。如所记此事无误，则唐、牟二人的初次见面，似当在1939年秋季之后与1940年之前。因1939年牟宗三先在昆明，秋季始由昆明至重庆，再度主编《再生》杂志。[7]
1945年秋初，唐君毅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系主任。[10]在他的极力推动之下，牟宗三终于得获聘任，由成都的华西大学转至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开始与唐君毅共事。当时，经唐君毅推举并和牟宗三一道聘任至中央大学哲学系的，还有许思园（1907-1974）。[11]
七月
二日，晴，与林（宰平）、韩（裕文）及钱宾四先生、宗三等赴太湖一游。
三日，阴，至宗三兄处与林、韩先生等谈竟日。
廿四日，晴，与荫渭、宗三二兄谈。
八月
二日，晴，与杨、牟二兄谈。
九日，晴，与宗三、佛观赴苏州，夜宿张家花园夏令营。
十一日，晴，下午与教务组长及宗三、佛观游灵岩天平，与母亲一函。
十四日，晴，与宗三赴杭州，下午访熊十力先生，夜宿环湖饭店。
十五日，晴，上午至熊先生处谈，夜与宗三及谢幼伟泛舟西湖。
十六日，晴，与宗三同至灵隐寺访巨赞法师，夜宿其处。[15]
唐、牟任教江南大学期间，关于应该如何从事中国哲学这一问题，还和熊十力（1885-1968）在太湖之上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谈话。虽然主要的对话发生在熊十力和牟宗三之间，唐君毅却也在场并有插话。这番对话被以“湖上一席谈”的名字记录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到，熊十力和牟宗三各执己见，而唐君毅站在牟宗三的一方。[16]
1949年4月7日，鉴于当时动荡的时局，唐君毅和钱穆（1895-1990）一道由上海乘船赴广州。而就在行前，唐君毅仍专门于5-6日到杭州和牟宗三相聚。对此，唐君毅的《日记》记载如下：
五日，晴，与二妹赴杭，访宗三，同游灵隐寺。
六日，晴，上午与二妹、宗三游西湖滨，午后返沪。
七日，阴，与钱先生同乘金刚轮赴粤。[17]
牟宗三也是4月离开杭州，由上海乘船至广州。但具体哪一天，目前似无确切记载。[18]在广州，牟宗三和熊十力、唐君毅等一大批流亡途中的知识人短暂地汇合一处，然后各奔东西，有的从此天各一方，共同见证了中国社会巨大变迁的历史关头。不过，即便在如此动荡和短暂的日子里，唐、牟两位依然保持了紧密的联系。
根据唐君毅的《日记》，5月4日是他和牟宗三在广州初次见面的日子。这天下午，他们还一起去拜访了朋友。[19]5月4日、5日、7日、19日、23日以及31日这六天，两人均有见面。他俩不仅一道去见了熊十力和其他友人，甚至还互相在对方的栖身之所借宿。无论是白天的聚处，还是晚间的连榻而眠；无论是对于个体自我，还是对于家、国、天下，可想而知，双方必定有过深入的晤谈和交流。
四日，晴，上课二时，宗三忽来甚慰，下午与彼人城访王淑陶后同至稚甫处。
五日，晴，上午寄钱与母亲及廷光，并与宗三见访二友，下午返校上课二时。
七日，晴，上午上课一时乃人城，与黄良庸、宗三、二妹等同至熊先生处，距广州市五十里。
十九日，晴，宗三、稚甫来同至一处吃茶，下午考试。
廿三日，阴，入城访宗三、稚甫宿其处。
廿七日，晴，宗三来宿此。夜钞文二时。
卅一日，晴，入城至稚甫处，以宗三明日赴台。[20]
三、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分处港台时期
牟宗三致唐君毅信
三日，晴，乘机飞台，下午五时到，下榻圆山饭店，迎接者甚多，大皆不相识。宗三、复观亦来，彼等身体尚好。
五日，晴，上午至民评社与复观兄访方东美先生及陈康后至宗三兄处，彼已去民评社，乃又返民评社见宗三，与宗三同来有人文讲会学生十数人，大体上气度尚好。与宗三、复观、朱世龙等同谈后又至碧潭一游，下午归与廷光一函。
十一日，晴，上午至师大为新亚研究所招生口试。赴立法院茶会，午赴报业公会宴，下午参加座谈会，乃总结性质。继赴师范大学人文友会讲演一时半，略讲人自身之学问之重要，心性之学，伦理之学，知人之学及今日之文化政治问题等。归于青年不应只批评破坏为一炸弹，而当为一照明弹，一灯塔。
十三日，晴，上午参观中央研究院并访数研究者，中午应刘季洪、吴兆棠宴后访四川同乡会及内政部，四时赴设计考核委员会座谈会，略说数语，五时赴铁路饭店与数人商大陆救灾会，救济港澳知识分子。晚赴省府主席宴，再赴潮民主社，有宗三、复观及自由中国社之雷震等同在。
廿三日，晴，上午雷震、刘泗英先生、夏涛声、柯树屏来，继与树屏至宗三处午饭，见兆熊自山上下至宗三处，午饭后同赴指南宫一游，归至旅馆闲谈。夜共赴邓文仪约晚饭，九时半归。
廿六日，晴，上午一学生季少龄来，继赴民评社与人文友会学生谈，中午彼等请吃饭，下午与宗三及彼等同至一竹林中论学，夜应方东美先生约晚饭，十时返旅社与范仲元一函。
廿七日，晴，上午台大哲学系学生江炳伦、张尚德、谢文孙来谈，继曾子友来，中午居浩然约午饭，下午睡，夜吴士选约晚饭，十时归，宗三来谈至深夜二时。
廿八日，晴，上午台大学生刘述先、杨汉之来谈并访徐晴岚、陶佩珍及殷海光，下午至佛观、宗三处同至乌来，夜陈建中请吃饭。归来新亚同学九人、王岳峰太太、方先生及陶佩珍与钱先生等分别来谈。王澈为我整理行李，并约新亚九位同学便饭。
廿九日，晴，晨宗三、方先生及宗三数学生同来旅馆送行，八时半至机场，刘泗英先生、过钟粹、朱世龙、王思曾及人文友会之学生数人亦来送行，九时起飞十一时半抵港。[21]
由此可见，即便唐君毅的行程紧凑、活动繁忙，牟宗三除了3日抵台接机以及29日离台送机之外，还与唐君毅至少有七次见面。并且，11日下午，牟宗三还特意邀请唐君毅至师范大学主讲人文友会，为在台北历时两年整的人文友会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22]27日夜晚，唐君毅在忙碌了一整天、晚上10点返回住处之后，仍与来访的牟宗三相谈至凌晨2点。非交谊深厚，难以如此。
既然分处港、台两地，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书信往来。1949年6月至1960年10月期间，唐君毅给牟宗三的书信至少有76封，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书信也至少有67封。[25]需要指出的，在现行《唐君毅全集》专门收录唐君毅给友人书信的第31卷《书简》中，只收录了唐君毅给牟宗三的18封书信。但是，仅从唐君毅的《日记》来看，他明确提及的给牟宗三的书信，已有57封。如果再算上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书信中提到的唐君毅曾给他的书信，数量更多。这一问题将另文专门考察，此处不赘。
牟宗三曾于1954年8月在台北的台湾师范大学发起人文友会，[38]历时两年，至1956年8月因牟宗三秋季转至台中的东海大学任教而中止。人文友会草创之时，牟宗三曾将草案寄给唐君毅，征求其意见。[39]唐君毅在香港看到人文友会聚会的记录时，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54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得宗三所发起之人文友会数次聚会文记录，觉宗三与其学生之问答已有宋明人讲学之风，甚善事也。”[40]而前文提及，唐君毅1956年8月访台期间，百忙之中曾应牟宗三之邀，于8月11日主讲了最后一次的人文友会。这一行为，更可以说是唐君毅以亲身担任主讲的方式，表示了他对牟宗三创立的人文友会的最大支持。
以文会友，是学人之间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在这一点上，唐、牟两人也不例外。除了书信往来之外，两人还互赠各自出版和发表的著作，甚至包括像人文友会的聚会文记录这样只要是形诸文字的东西。例如，仅在1951年8月和12月，唐君毅便曾有如下阅读牟宗三著作的记录：
一日，晴，阅宗三逻辑典范。[41]
十二月
二日，晴，上午阅宗三书，下午至母亲处。
四日，晴，阅宗三国史精神解析。[42]
事实上，唐君毅对牟宗三出版和发表的几乎所有著作都仔细阅读，甚至出国访问期间也曾携书阅读。这一方面，后文会有专门的考察。
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来说，文化事业与职业生涯是彼此合一的。因此，唐君毅不仅在文化事业上和牟宗三相知相契，在职业生涯方面，也一直对牟宗三多有支持。前文提及，1945年唐君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时，曾尽力排除困难，聘请牟宗三至中央大学哲学系与其共事。而除此之外，两人分处港台两地期间，唐君毅依然一旦有机会便邀请牟宗三与其共事。例如，1959年，新亚书院得到香港政府资助，将与崇基、联合一并组建中文大学。得知消息后，唐君毅立刻去信张君劢，表示希望邀请牟宗三、张君劢和谢幼伟前往任教，以扩展新亚的哲学系。他在11月5日给张君劢的信中写道：
今年以香港政府原则上同意新亚与他校联合设立中文大学，故毅前有计划拟设法扩展此间之哲学系，望先生及幼伟、宗三同来。宗三兄已允明年来此。……私意当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学术，现在新亚略具基础，能聚集若干大体上志同道合之人，及若干书籍，共同讲学，当可为后代留下若干种子。现书籍方面，毅正多方求购买若干绝版之西方哲学书。现有者约六七百册，不在香港大学之下。但尚须充实。如宗三及先生能来此，可成一小局面，亦不必在世界其他大学之下。[46]
嫉贤妒能之辈自然不必论，一般心胸不够宽广的学者，即便彼此的价值观并不冲突，往往也并不愿意水平比自己高或与自己不相伯仲的学者与自己在一个学术单位共事。这种情况，虽长辈对后辈，有时亦不能免；同辈之中，更是常见。而从1944年任职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开始，到1959年主持新亚书院哲学系，只要一有机会，唐君毅便尽力邀请牟宗三到其主事的学术单位任教，与其共事，足见其英雄惜英雄的胸襟，绝非一般心胸促狭、小肚鸡肠之辈可比。
上引唐君毅给张君劢的信中有“宗三兄已允明年来此”的话，而此前牟宗三在1959年6月24日给唐君毅的信中，已有要唐君毅给其发聘书之言，所谓“此间已不可留，弟决定去港，亦不必说研究休假了。望兄即寄一聘书来。”[47]而到了8月4日，新亚书院正式通过了牟宗三的聘任案。在唐君毅的《日记》中，此事有明确记载。[48]至于令牟宗三决意赴港的原因，除了他对当时东海大学中文系的一众人等极其不满之外，[49]作为挚友的唐君毅的邀约，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1960年10月，牟宗三终于离开台湾赴香港任教，能够像1944至1949年之间在大陆那样，再次与唐君毅常相见面了。
四、1960年10月至1978年2月：共处香港时期
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达香港，[50]但并未到新亚书院任教，而是去了香港大学。直到1968年春，他才由港大转至中文大学的新亚书院哲学系任教。不过，既然同在香港，牟宗三与唐君毅的相处，自然就远较之前两人分处台港两地更为直接和密切了。这段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彼此之间的迎来送往。1960年10月16日，牟宗三抵达香港时，唐君毅不仅亲自前往迎接，更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陪同：17日中午约牟宗三午饭；18日上午与牟宗三一道访问同事；19日与牟宗三夜谈；20日与夜校同仁一道宴请牟宗三；24日与牟宗三一道去看房子；28日又为牟宗三租屋事与房东交涉，[51]可谓关怀备至。1964年3月28日夜，牟宗三返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时，唐君毅亲赴机场送行。[52]1968年7月20日下午，牟宗三再次赴台，唐君毅同样亲往机场送行。[53]1974年11月8日，已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唐君毅一道退休的牟宗三受聘返台，唐君毅仍然亲赴机场送行。[54]而两人没有同时在香港的时候，如唐君毅至日本、美国、韩国和欧洲治疗眼疾或者讲学访问，以及牟宗三离港赴台期间，双方均保持通信联系。
第三，是农历新年之际的相互拜年。农历新年是中国传统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唐君毅和牟宗三同在香港的日子里，两人基本上每年农历除夕和元旦都会专门前往对方家中拜年，甚至一起在除夕之夜共进晚餐。例如，1961年是牟宗三来港之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2月14日除夕之夜，唐君毅便约了牟宗三以及几名学生一起度岁。[63]1962年2月4日农历除夕，唐君毅同样和牟宗三以及若干同事、同学一道过除夕。[64]除此之外，1966年1月21日农历元旦，唐君毅中午抽暇到牟宗三及程兆熊处拜年。[65]1969年2月17日农历元旦，唐君毅同样午后至牟宗三和程兆熊处拜年。[66]1970年2月5日农历除夕，唐君毅还专门晚上了约了牟宗三和徐复观等一起晚饭。[67]1972年2月15日农历元旦，唐君毅下午到牟宗三、程兆熊等处拜年。[68]1976年8月11日，唐君毅检查出癌症；而就在当年2月1日，唐君毅仍然到牟宗三及吴士选处拜年。[69]
唐君毅及夫人谢廷光、女儿唐安仁（1953.8）
1977年4月至1978年7月之间，牟宗三基本上在台湾客座。[86]但他1978年1月28日回港过年，结果适逢2月2日唐君毅在港病逝。两位毕生的老友，在其中一位生命的尽头，终于没有再分处两地。2月12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唐君毅大殓仪式，由牟宗三报告其生平，为两人一生的友谊划下了句号。
五、彼此的肯定、支持和信任
以上，勾勒和交代了唐、牟两人的交往和友谊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表现。接下来，考察两人之间的相互肯定、支持和信任。
首先，是两人之间的相互肯定。相识之初，牟宗三就认为唐君毅是“谈学问与性情最相契的一位朋友”。[87]他对唐君毅的第一印象是“蔼然温和，纯乎学人之象”。[88]第二次见面，牟宗三对唐君毅的印象如下：
第二次相见，提到布拉得赖，我说：“我不懂他，亦不懂辩证法的真实意义究竟在那里，若唯物辩证法实不可通，请你给我讲一讲，简别一下。”他即约略讲了几句，虽然不多，但我感觉到他讲时颇费吞吐之力，我知道这须要有强度的内在心力往外喷。我马上感到他是一个哲学的气质，有玄思的心力。这是我从来所未遇到的。我在北平所接触的那些师友，谈到哲学都是广度的、外在的、不费力的、随便说说的，从未像他这样有思辨上的认真的。我从此马上觉得他所发表的文字并不能代表他。他确有理路，亦有理论的思辨力。我并且因着他，始懂得了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以及其使用的层面。[89]
我知其精于黑格尔哲学。某次，请其略讲大义，他乃纵谈至英国新黑格尔派布拉得莱消融的辩证，觉其玄思深远，郁勃而出，我亦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并知唐先生确有其深度与广度，非浮泛小慧者所可比。读哲学，须有慧解，亦须有真性情。唐先生一生忠于哲学，忠于文化理想，当世无与伦匹，非性情深厚，慧解秀出者，不能至此。[90]
这里牟宗三所谓“我亦因而顿悟辩证之意义与其可能之理据”，是指出自己对于黑格尔的了解受到了唐君毅的影响。而在彼此长期的相互交流中，影响是相互的。例如，唐君毅曾说：
余初读《明儒学案·近溪学案》及《近溪语要》（金陵刻经部刊本），于近溪求道之坚苦，即深致叹服崇仰之意。然觉其言如龙蛇夭矫，抓拿不住。又若解缆放船，顺风张掉，疑其泛无归宿，而加以轻忽。后以友人牟宗三先生，于《盱坛直诠》（复性书院重刊）深加推许。常与余谈论近溪之意。乃一细读《盱坛直诠》，渐略识其旨归所在。[91]
显然，此处唐君毅是说，自己对于罗近溪思想的了解，从觉得“抓拿不住”而“加以轻忽”到“渐略识其旨归”，是受到了牟宗三的影响所致。
1978年2月12日，在九龙世界殡仪馆举行的唐君毅大殓典礼上，牟宗三向参加典礼者报告了唐君毅的生平，并向唐君毅赠送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弘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92]
这副挽联不仅是对唐君毅一生的描述，更是对他的肯定。不过，最能充分体现牟宗三对唐君毅的高度肯定的，应该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这一称呼。
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亦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柏拉图、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吾这里所谓“文化意识宇宙”与普通所谓“文化界”不同，文化意识不同于文化。这一个文化意识宇宙是中国文化传统之所独辟与独显。它是由夏、商、周之文质损益，经过孔、孟内圣外王成德之教，而开辟出。此后中国历史之发展，尽管有许多曲折，无能外此范宇，宋明儒是此宇宙中之巨人，顾、黄、王亦是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此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不是此宇宙之开辟者，乃是此宇宙之继承与弘扬者。没有科学传统，不能有牛顿与爱因斯坦之为科学宇宙中之巨人；没有希腊哲学传统，不能有柏拉图与康德之为哲学宇宙中之巨人。同样，没有中国文化传统，亦不能有唐先生之为此时代所须要弘扬之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唐先生之继承而弘扬此文化意识之内蕴是以其全幅生命之真性情顶上去，而存在地继承而弘扬之。“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吾再重述此数语以为唐先生生命格范之写照。他是尽了此时代之使命。[93]
唐先生可以作事，亦有作事之兴趣。但是他之作事不是政务官之做事，亦不是事务官之作事，亦不是革命家之作事，而乃是立于文化意识之立场来作事。他之参与新亚校政以及承担了新亚后期之痛苦奋斗与悲剧结束，皆是以文化意识之弘扬为背景。参与新亚校政者多矣，不必皆有此文化意识，即或有之，亦不必能如唐先生之真切与充其极。故到后来，几等于只唐先生一人承当了这痛苦的奋斗与悲剧的结束。痛苦之所以为痛苦，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即在一般人之立场与唐先生之文化意识有距离，甚至可以说有冲突。……一般人之立场大抵皆是事便、利便、智巧、恩怨之立场，很少有能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者。唐先生身处此种冲突中，其奋斗之痛苦可想而知，其为悲剧之结束亦可想而知。唐先生可以作事，而其作事竟陷于此种局面，此亦可说在如此之现实中是注定的。盖他本不是事业宇宙中之巨人，而只是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94]
唐先生之文化意识可以表现而为新亚事业，但不等于新亚事业。此一意识可以在新亚表现，亦可以在别处表现，亦可以其他方式表现。他之对新亚一往情深，只是忠于原则，忠于理想。若客观言之，问值得不值得，这不是唐先生所顾及的。他之不考虑此值得不值得，而承当此痛苦与悲剧，正反映其文化意识之强烈。他在痛苦的奋斗中耗损了其有限的生命，然而其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身份却永垂于不朽。[95]
这里，对于“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的含义，以及它“高过科学宇宙、哲学宇宙，乃至任何特定的宗教宇宙”以及“却涵盖而善成并善化了此等等之宇宙”，牟宗三说得非常清楚。不过，为了避免误解，牟宗三在1979年5月又专门写了一篇“'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义”，发表于《鹅湖月刊》，特别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也可以说是重申了他在“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对于“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一词的界定。由其所言，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意识宇宙中之巨人”一语，可谓牟宗三对唐君毅至高无上的评价和肯定。这一点，牟宗三在后来唐君毅逝世十周年所做的讲辞中，[97]以及1991年为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唐君毅全集》所做的“序”中，都有反复的申说。
同样，较之牟宗三对唐君毅的高度肯定，唐君毅对牟宗三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且，唐君毅对牟宗三的肯定不仅更为具体，而且在不同的情况下有着不同的表现。
前文提及，唐君毅在1952年12月19日致徐复观的信中称牟宗三为“天才型人”。另外，他在给徐复观的信中，不仅称赞牟宗三和徐复观都是“真人”，所谓“人皆有毛病，但真则病疾皆可见。熊先生欧阳先生之长处在真，兄与宗三兄亦是真也。”[98]更是肯定牟宗三特别擅长传统中国学人所欠缺的概念思考，所谓“中国旧式学人，罕能做概念式之思维。弟之本性，亦不适此，乃勉强学之，以矫其所偏。宗三更长于此。”[99]唐君毅的这一肯定，在他的《日记》中也曾有明确的记载。例如，在1971年1月18日这天的日记中，唐君毅曾对几位亲密友人各自的长处做过如下的描述：
兆熊论花卉草木田园之文可亲，胡兰成论中国民间生活之文可喜，宗三论义理之文能斩截，复观论世风之文能疏通，皆非我所及也。然我之为文无定体，唯依义以为体，亦能知不同文体之各有其用。唯才力不足尽各体之文之用耳。[100]
这里所谓“宗三论义理之文能斩截”的话，是特别指出牟宗三擅长概念性的哲学思考和文字表达。这显然是唐君毅对于牟宗三的肯定。此外，唐君毅在与他人讨论学术问题时，常引牟宗三之见为同道和援军。如与劳思光论宗教，所谓“宗三先生所谓之祭皆所以通神明之道，亦充达吾人之仁心，以澈幽明，而无所不至其极之道也！”[101]再如，1961年11月7日与胡兰成论中国君主制，所谓“中国过去君主制下之罪孽，昔王船山及今之友人牟宗三兄均论之甚痛切。”[102]凡此种种，亦足见其对牟宗三的肯定。
其次，是两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前文提及，就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之后，唐君毅所做的一件重要人事安排，便是克服种种阻力，以高于自己的薪资聘请牟宗三前来任教。[104]而当牟宗三遭受不公正对待，无法续聘时，唐君毅又与其共进退，可谓义薄云天、肝胆相照。事实上，在此之前，牟宗三承担华西大学的教职，作为其“独立教书之始”，也是得自于唐君毅的推荐。对此，牟宗三本人在“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中回忆道：“正好那时唐先生回到中央大学教书，他介绍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当讲师，我便去了，这是我独立教书之始。”[105]牟宗三1968年由香港大学转至中文大学，也是在唐君毅的极力斡旋之下达成的。唐君毅曾为此事专门请陈荣捷（1901-1994）致函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1912-1991），推介牟宗三。[106]这几件事，足见唐君毅对牟宗三的支持。
还有一件事情，也颇能反映唐君毅对牟宗三的支持。唐君毅在世时，和日本与欧美学人多有学术交流，在海外中国哲学界的知名度也相对更大。因此，他常常收到海外学界的邀请。1962年，日本学者和崎博夫代表其主持的学会欲邀请唐君毅、牟宗三两位访日。在1962年10月10日致和崎博夫的信中，唐君毅则建议首先邀请牟宗三。他说：“宗三先生未尝访候贵国，此次如有机缘，弟甚盼彼能前来，藉兹交换意见。弟则来日方长，另图良晤，不必期在今秋也。”[107]无论此事最终结果如何，唐君毅的这一行为，既显示了他为人的君子之风，[108]也是他一贯支持牟宗三的表现。
至于牟宗三对唐君毅的支持，我们仅举三例。1958年1月19日，唐君毅给谢幼伟的信中写道：“弟年来之所用心，则在本天心超越而兼内在于人心之义以论人之宗教性的祭祀之必须，兼以祖宗与圣贤为对象，而主复兴中国之三祭，即祭天地、祖宗与圣贤之礼（此点颇为宗三兄所同意，而世人多以为迁阔者）。”[109]这里，唐君毅特别用括号标出，他复兴“三祭”的主张“世人多以为迁阔”，却得到了牟宗三的赞同。这种在价值、思想上的同道，对于像唐、牟这样的学人来说，显然是最大的支持。
此外，在1969年8月13日这天的《日记》中，唐君毅写道：“十三日，晴，到校中办公，并劝宗三兄任新亚哲系主任。”[110]从这里的“劝”字可见，首先，唐君毅并非此日才有希望牟宗三担任系主任的打算。在此之前，他必定和牟宗三说起过此事。其次，牟宗三最初是未必愿意承担这一工作的。但是，根据《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他1969年起担任了哲学系主任一职，直至1974年7月在任上与唐君毅一道退休。牟宗三平生不像唐君毅那样有承担事务性工作的热忱，所以极少承担行政方面的工作。但是，当唐君毅表示希望他承担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之职时，牟宗三是接受的。这足以视为牟宗三对唐君毅的支持。
第三个例子是，1972年6月，牟宗三赴会夏威夷之后经台北返港。在台北短暂停留期间，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和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幼伟，专程前往牟宗三的下榻处，送上华冈（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的聘书，请其退休后返台任教。[111]因此，1974年7月牟宗三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之后，10月即返回台湾，至文化大学任教，并在台湾各地高校巡回讲学。[112]然而，1975年4月18日，早已独立于中文大学之外的新亚研究所决定聘请牟宗三等担任专任研究教授。[113]在这种情况下，牟宗三旋即返回香港，至新亚研究所任职。[114]这一举动，显然也是对唐君毅的支持。
其三，是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唐君毅对于牟宗三的信任，可举两例。1959年5月23日，唐君毅在给徐复观的信中谈及自己《哲学概论》一书的审查事时，特意举荐牟宗三。他说：“弟之《哲学概论》稿二月前写完，已交孟氏会，闻彼等近已请谢幼伟审查。弟原意是最好由宗三兄为审阅，但亦不便自荐审查人。如宗三兄有暇，可否函幼伟，请其寄与宗三兄一阅。此虽是教课参考性质之书，但牵涉亦广，尤以对西方知识论方面，宗三兄为一阅，可减少谬误。”[115]在此信中，唐君毅认为书稿经牟宗三审阅，可减少错误，足见他对牟宗三的推重和信任。
另一例是唐母在大陆去世的消息传到唐君毅家中时，他们夫妇的反应和应对方式。1964年2月27日晚，唐君毅二妹唐至中自苏州来电报至唐君毅家中，告知其母过世。当时的情况，在唐夫人接下来几日因唐君毅居丧而代笔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
1991.8.25，香港牟宗三先生寓所，牟先生与参加“宋明儒学与佛老学术会议”之港台学者闲话家常。
需要指出，肯定、支持和信任这三个方面的分别，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这三方面是彼此渗透、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截然区分的。换言之，三者不过是深厚且牢固的友谊这一种东西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而已。
六、著作的相互阅读和欣赏
纯粹学人彼此之间的肯定和欣赏，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表现和方式，恐怕莫过于相互深入阅读对方的著作。这当然也是彼此之间友谊的反映。就此而言，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位哲人也并不例外。
随着对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推进，尤其是一些曾经亲炙过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等前辈学人的学者的研究，让我们在对前辈学人之间如何相互阅读和欣赏对方著作这一问题能有充分了解之前，先对前辈学人之间的若干差异和相互批评有所认识。不过，在我看来，了解前辈学人之间的差异和相互批评，对于较为完整和深入地认识现代新儒学当然是有益的；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充分了解他们之间毕生志同道合的具体表现，或者说他们之间的友谊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如果对此不能有具体和详实的了解，对于现代新儒学的认识，显然也不能说是充分的。正如本文开篇所说，我之所以要特别对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一生的友谊进行专题研究，正是由于以往对此并无专门的考察。而这一部分对于唐君毅和牟宗三两人相互阅读和欣赏对方著作的探究，自然也是这一专题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唐君毅不止一次表示过对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赏。例如，1958年1月19日，在给谢幼伟的信中，对于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和《历史哲学》，尤其是前者，唐君毅就表达了自己如下的看法。他说：
弟对宗三兄之《认识心批判》一书，认为真足以扭转罗素至逻辑实证论以下之西方哲学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义，亦重开由纯粹理性至实践理性之门。对其《历史哲学》一书所提之主体自由之三态与三种精神，亦甚佩服。[118]
这里，“足以扭转罗素至逻辑实证论以下之西方哲学潮流，而重建康德之重超越理性之义”以及“重开由纯粹理性至实践理性之门”，显然是极高的评价。
而在1968年10月6-8日，唐君毅再次阅读了牟宗三的《认识心之批判》，表达了对该书的极大肯定。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说：“重阅宗三兄之认识心批判一书，以核证吾所写之哲学笔记之思想方向之同异出入。”[119]到了10月8日，一向习惯于只写寥寥数语的唐君毅，却在《日记》中写下了一长段对于《认识心之批判》的评价和感想，认为该书超过了康德和罗素。他说：
此书确为超过康德罗素之大著作，我前读之已忘，今重阅一道，觉于其义皆无阻隔，亦皆可极成，其所据之地位极高，故皆由上而下以陈义，故解人虽不易，然更能自挺立。我之所思所论，则皆由下而上，故绕湾太多，如环山而行，须历长途方至于顶，亦意在使学者之逶迤而上。然语难尽意，亦可使人作歧想，此其所短也。[120]
至于唐君毅对牟宗三《历史哲学》一书的态度，尤其是将其和徐复观对于该书的看法相对照的话，更能体现出唐君毅对于牟宗三著作的肯定和欣赏。前文提及，唐君毅1953年曾在香港试图为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书稿寻求出版社，但未被香港的亚洲出版社接受。事实上，此书最初在台湾也面临无法找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这一问题。对此，徐复观在1953年8月11日给唐君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宗三兄之著作无法发表，一为时代风气问题，一为个人著作之态度问题。古人及近代大哲，一书之成，皆钳锤百炼。宗三兄有关中国历史精神之著作，其中确有精意。然通体看来，只能算是初稿。在台北，彼以此稿示相熟之朋友，无一人赞成为完成之著作者，又何怪书店乎？[121]
1955年7月14日，在《历史哲学》刚刚出版之际，牟宗三曾在给徐复观的信中附带请其为《历史哲学》“作一书评”。[122]但从上引1953年徐复观给唐君毅的这封书信可见，徐复观对该书是不以为然的。因此，徐复观后来也没有为此书撰写书评。与此不同的是，唐君毅不仅一再为书稿介绍出版社，在该书出版后，又撰写长篇书评“中国历史之哲学的省察：读牟宗三先生的《历史哲学》”，对此书予以高度的肯定和推介。唐、徐两人对待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不同态度，也许是由于徐复观原本不喜欢抽象的哲学著作。但无论如何，唐君毅对于牟宗三此书的推重，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此，他才会批评那些没有接受牟宗三著作的出版社为“不识货”、“没出息”。
唐君毅对牟宗三著作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即使到海外访问期间，亦曾携牟宗三的著作阅读。1969年6月14日至7月28日，唐君毅在夏威夷参加东西哲学家会议。会议期间的19至21日，唐君毅阅读完了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一书。在6月21日阅毕该书所写的《日记》中，唐君毅虽然认为牟宗三论宋明儒学与自己的看法“多有所出入”，但首先还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做出了肯定，称其“为一大创作，有极精新处”。[123]
在唐君毅去世时所作的“悼念唐君毅先生”一文中，牟宗三有这样的回忆：
时唐先生与周辅成先生共办《理想与文化》杂志，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在此杂志发表者，此为唐先生在国家之艰困与时风之衰敝中发正大之音的初声。我当时则正完成《逻辑典范》一书，并即著手酝酿《认识心之批判》。我极欣赏唐先生《道德自我之建立》中超拔之劲力与恻怛之襟怀，而唐先生亦谬许我对于逻辑之理解不同于时流。[132]
这里所谓“超拔之劲力与恻怛之襟怀”，显然是对唐君毅《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极高的称赞。
当然，对于对方的著作，两人之间也并不是只有赞同。如1972年10月20日，唐君毅再读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其书乃一家言，与宋明儒者之本旨或不相应。”[133]牟宗三也曾认为，唐君毅后来在新亚书院的事业上耗费过多心力，不免影响他的学术工作。例如，牟宗三1966年3月15日给徐复观的信中说：“君毅兄博学，大体是三四十岁读成的，近来他亦很难再仔细读书了。故多恍惚、不切、亦有未入处。浪费在新亚里面，似亦不甚值得。”[134]
不过，彼此看法不同，[135]在学者之间本是常事，并不能由此否定唐君毅和牟宗三之间对于对方著作的欣赏。从唐君毅一生不断阅读牟宗三的著作来看，他对牟宗三著作的欣赏和肯定显然是主要的。同样，牟宗三也始终认为唐君毅的著作“有会通之识，此不可及”。[136]唐君毅辞世之际，其治丧委员会所撰悼词，经牟宗三润色而成，文中所谓“先生之学，体大思精；长于辨析，善于综摄，驰骋于东西哲学之中，而一归于中国圣贤义理之学。其著作奥衍浩瀚，驰鹜八极”，[137]显然也可以说是牟宗三对唐君毅著作的最终评价。总之，那些在学术观点上彼此看法的不同，较之两人之间一生的友谊而言，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138]
无论如何，唐君毅能够在“全副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牟宗三挽联语）的同时，仍能够写出六册《原论》和两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毕生挚友牟宗三率先出版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恐怕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正是因为两人对于对方的著作都极为欣赏和重视，也都认真阅读，才会形成这样一种相互促进的局面。而这种在著书立说方面值得称道的相互促进，不也正是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两位彼此相知的纯粹学人之间毕生友谊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表现吗？
七、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充满着动荡与流离。但是，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和场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却可以说是“天才成群而来”。不过，若就中国哲学这一领域来说，尤其是对融会中西而具备了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来说，如果要选出整个20世纪最为杰出的中国哲人的两位代表人物，恐非唐君毅和牟宗三莫属。而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使得这两颗同年出生且同样颖异过人的心灵，在而立之年相遇相识，此后相知相契，直到超过从心之年，[140]为现代中国哲学铸就了两座相依而立的丰碑。
牟宗三个性率直、高狂，熟悉他的人对此众口一词。即便无缘亲炙，从他存世的文字之中，“知言”者对此也能有深刻的体会。唐君毅曾经称牟宗三为“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142]前文也提及，唐君毅曾在给徐复观的信中称牟宗三为“天才型人，不易为人所了解”。因此，能和牟宗三成为终生的知交，很不容易。譬如对弈的双方，必须子力相当，方能持续成局。事实上，虽然唐君毅为人温厚有容，但就学问和思想而言，他的骨子里也是自视极高的。[143]或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恐怕两人很难相处融洽。事实上，照我看来，这种流俗、未透之见，只适用于庸俗之辈、二流以下人物，完全不适用于唐君毅和牟宗三这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且气性纯粹的学人。[144]如此人物，可以不同，却必定相惜。不能相惜而相忌者，纵有宗师之名，也只能说并无登临绝顶之实。真正登临绝顶者，如独孤求败，四顾无人，能见势均力敌者，必惺惺相惜。
其实，这种“友道”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经验，绝非中国历史独有。验之西方，其文明传统对于“友道”的自觉和重视，甚至更甚于中土。晚明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的《交友论》和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的《逑友篇》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传，固然和当时儒家士人的强烈共鸣有关，更是西方文化传统渊源有自的结果。例如，无论在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等人那里，都有关于“友谊”（friendship）的自觉反省和深入探讨。
当然，知己之间那种心灵的高度契合，如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所展示的，是世间难遇的友谊。惟其难遇，故尤可贵。不过，必须指出：知己之所以为知己，重在彼此的相知，即能够充分了解对方的心灵世界而能感同身受，所谓“同情”与“共鸣”；而不在于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批评，更不在于双方不能有所不同。如果不能相互批评，所谓“友直、友谅”（《论语·季氏》）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不能有所不同，所谓“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的话，也不会从孔子、陆象山以及后来的历代儒家口中说出了。像罗念庵（1504-1564）在其《冬游记》中生动记载的他与王龙溪一方面结伴山林、连榻而卧，另一方面毫无保留地袒露心迹、相互批评的故事，也正是儒家友道的经典案例。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两位现代儒家哲人毕生的交谊，不仅为中国传统的友道，也为人类友谊的历史，增加了一个极佳而鲜活的例证。
本文刊于《南国学术》2023年第4期
注释：
[1]《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第32册，页90。
[2]牟宗三曾在1955年5月27日给徐复观的信中说：“吾等三数人谈论极无隔阂，姚汉源、张遵骝、傅成纶等，惜乎未出。当此时代，能有我们这几个人之相契，亦是一大因缘。”见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3。此中所谓“三数人”，即指唐君毅、徐复观和他自己。但在唐与徐之间，牟宗三又和唐君毅更为亲密。
[4]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在唐君毅去世次年所作“忆先夫唐先生”一文中，称牟宗三为唐君毅的知己，所谓逝世“牟宗三先生报告你生平，情辞真挚，不愧为知己。”《唐君毅全集》，第38卷，《纪念集》（下），页517。
[5]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
[6]《年谱》，《唐君毅全集》，第34卷，页87-88。
[7]牟宗三最初主编《再生》，是1937年在北平。
[8]《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296。
[10]唐君毅正式回到中大任教在1940年，参见其“忆南京中央大学”，《唐君毅全集》，第16卷，《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页177。
[11]关于许思园其人的生平与学术，参见张志宏：“许思园教授和他的学术研究”，《文史哲》，1986年第3期，页2；何中华：“在东西互参中体认中国文化真谛——许思园先生有关学术思想述评”，《文史哲》，2011年第5期，页246-253。
[12]蔡仁厚：“唐君毅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225。
[13]刘雨涛：“我所认识的唐君毅先生”，《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61。
[14]唐君毅赴程兆熊鹅湖书院事，见程兆熊：“唐君毅先生与鹅湖“，《纪念集》（上），页53-58。
[15]《日记》（上），《唐君毅全集》，第32卷，页3-5。
[16]“湖上一席谈”的文本涵义（meaning）分析及其哲学史意义(significance)需另文专论，此处不及。
[17]《日记》（上），页20。
[18]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17。牟宗三自述是和谢幼伟一道从杭州到上海，然后乘船到广州的。见其“熊十力先生追念会讲话”，《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时代与感受》，页287。
[19]“四日，晴，上课二时，宗三忽来甚慰，下午与彼人城访王淑陶后同至稚甫处。”《日记》（上），页21。
[20]《日记》（上），页21-23。
[21]《日记》（上），页170-175。
[22]关于这次人文友会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参见陈修武：“感愧与怀念”，《纪念集》（上），《唐君毅全集》，第37卷，页243-244。
[23]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22。
[24]《书简》，《唐君毅全集》，第31卷，页127。
[25]牟宗三给唐君毅的部分书信没有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但保存在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曾经黎汉基整理并编号。
[26]《日记》上，页74。
[27]《书简》，《唐君毅全集》，第31卷，页59。
[28]《书简》，页75。
[29]《书简》，页124。
[30]《书简》，页87。
[31]《书简》，页91。
[32]《书简》，页93。唐君毅之所以先由徐复观而非牟宗三本人处得知牟宗三的婚事，牟宗三在1958年12月2日给唐君毅的信中有所解释，所谓“佛观兄谓已告兄。弟所以迟迟奉告，因此种事皆多变。若再有变化，亦命也。”牟宗三之前相亲多次，有时他自己觉得会成，但最终均未成功，未免沮丧。故此次没有早早告诉唐君毅。关于牟宗三此前婚事的曲折多变，最终无果，参见彭国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人文学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第一辑，页264-312。
[34]“八日，阴，上午过海送宗三书至亚洲书店”,《日记》（上），页99。
[35]《日记》（上），页101。
[36]《书简》中，唐君毅致徐复观的此信系于1952年8月6日。但《日记》记载唐君毅在香港为牟宗三书稿联系亚洲书店事在1953年6月。而由唐君毅致徐复观的信中所述来看，致徐复观信只能在此之后，不可能在1952年。此信正文有“弟近见俄人Berdyaev所著DestinyofMan”句，而《日记》载唐君毅1953年8月4至7日读完此书。两相印证，可知此信当在1953年8月。但是否写于8月6日，待考。因8月《日记》中仅载8月25日写信给徐复观，故此信有可能写于8月25日，但亦有可能6日有信而《日记》未记。若此信原件落款日期为8月6日，则为1953年8月6日无疑。
[37]此文收于《历史哲学》附录一，《牟宗三先生全集》，第9册。
[38]人文学社始自1951年夏，1954年8月改为“人文友会”。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18；页20。
[39]唐君毅1954年8月14日给牟宗三的复函称“八月十三日示敬悉。人文友会草案中义，弟自无不赞同。”《书简》，页118。牟宗三8月13日给唐君毅的信中也的确言“最近集合若干学生，成立人文友会。……兹有一大纲奉上，盼兄指正。”见牟宗三1954年8月13日致唐君毅信，编号32。
[40]《日记》（上），页124。
[41]《日记》（上），页63。
[42]《日记》（上），页69。
[44]宣言成文的经过，参见黄兆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之草拟及刊行经过编年研究”，李瑞全、杨祖汉编：《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宣言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坜：中央大学儒学研究中心，2009），页65-121。
[45]《书简》，页201。
[46]《书简》，页15。
[47]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编号66。
[48]“八月四日，晴，上午开聘任会，通过聘宗三、幼伟等。”《日记》（上），页277。
[49]牟宗三的不满，与徐复观有相当关系。盖当时徐复观与东海大学中文系的若干人冲突，且愈演愈烈，连带牟宗三亦牵涉其中。所以，牟宗三在6月24日给唐君毅的信中谓“此间事完全坏在复观身上。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弟先去了，他明年即须离开。四年奋斗，全成泡影。而国文小人之卑鄙无耻，师大六年，东海四年，真感之深矣。而今而后，不敢寄希望于读中国书之文人矣。诚可痛哉。”牟宗三致唐君毅函，编号66。
[50]《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仅言牟宗三离台赴港在10月，并无具体日期，见该书页27。但唐君毅在其《日记》10月16日条下，则明确记载其下午“往机场接宗三”，《日记》（上），页282。
[51]这几日事俱见《日记》（上），页282。
[52]“夜送宗三赴台”，《日记》（下），页12-13。《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仅言牟宗三赴台事在3月，未言日期，见该书页31。
[55]例如，唐君毅《日记》中明确记载牟宗三约请晚饭的日子便有十余次，包括：1960年12月23日、1961年2月20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2年10月21日、1963年1月30日、1963年7月25日、1969年1月17日、1969年10月9日、1970年3月6日、1970年12月24日、1972年7月20日、1973年1月2日。
[56]《日记》（上），页316。
[57]《日记》（上），页317。
[58]《日记》（上），页283。
[59]《日记》（上），页313。
[60]《日记》（上），页355。宴请地点在乐宫楼，是一家唐君毅和牟宗三常去的餐馆。
[61]《日记》（下），页208。
[62]仅据唐君毅《日记》记录，牟宗三夜晚至唐君毅处倾谈的日子就包括：1960年12月4日、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8日、1961年2月11日、1961年5月14日、1961年11月4日、1963年1月20日、1963年5月20、1964年11月2日、1965年6月6日、1966年2月20日、1966年9月13日、1972年7月8日、1972年12月21日等；唐君毅夜晚至牟宗三处倾谈的日子则有：1960年10月19日、1961年8月18日、1962年8月30日、1963年1月30日、1964年1月3日、1972年7月14日等。
[63]《日记》（上），页291。
[64]《日记》（上），页316。
[65]《日记》（下），页62。
[66]《日记》（下），页135。
[67]《日记》（下），页158。
[68]《日记》（下），页202。
[69]《日记》（下），页296。
[70]这是余英时先生的亲身观察。参见其“追忆牟宗三先生”一文中的记载和描述。该文收入彭国翔编：《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北京：出版社北京大学，2013），页107-110。
[71]《日记》（上），页309-310。
[72]《日记》（上），页338。按：平常此类活动，想必是唐君毅夫妇一道。但据《日记》，因女儿唐安仁化学实验受伤，唐夫人1962年12月19日飞台北照料，1963年3月9日始返港。故此日出游，唐夫人不在。此外，是日唐君毅尚有一信致唐夫人。
[73]《日记》（上），页345。
[74]《日记》（下），页51。
[75]唐君毅1949年至香港后，除了和钱穆、张丕介一道创办新亚书院，为之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之外，据谢廷光回忆，“还发起过各种讲会，如人学讲会、文化讲座、哲学会、东方人文学会等，愿与师生友好共同努力去发掘宇宙之真理和悟澈人生的意义、价值、与归宿。”谢廷光：“《唐君毅日记》刊行记”，《日记》（下），页359。
[77]1962年6月3日夜，《日记》（上），页328；1962年8月5日上午，《日记》（上），页328；
[78]《日记》（上），页329。
[79]《日记》（上），页356。
[80]《日记》（下），页121。
[81]《日记》（下），页68。
[83]《日记》（下），页78。
[84]《日记》（下），页307。
[86]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44-48。
[87]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
[88]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
[89]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页98-99。
[90]牟宗三：“哀悼唐君毅先生”，《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295。此文题目在牟宗三《时代与感受》中作“哀悼唐君毅先生”，但在同书随后的“'文化意识宇宙’一词之释义”一文中，则改为“悼念唐君毅先生”。此文收入《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时，作“悼念唐君毅先生”。
[92]《时代与感受》，页298；《纪念集》（上），页17。
[93]《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298-299。《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7所录此段文字个别字和标点符号微有不同。
[94]《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299-300。
[95]《时代与感受》，《全集》，第23册，页300。
[96]《时代与感受》，《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3册，页300-301。《唐君毅全集》第37卷《纪念集》（上）页18-19所录此段文字个别字和标点符号微有不同。
[97]“'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讲辞”，《时代与感受续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4册，页357-370；“《唐君毅全集》序”，《时代与感受续编》，页441-442。
[98]《书简》，页68。
[99]《书简》，页101。
[100]《日记》（下），页178。
[101]“致劳思光”，《书简》，页271。
[102]“致胡兰成”，《书简》，页203。
[104]“是年，唐先生升为正教授，并被中央大学哲学系推为系主任。唐先生一直认为，自己为人过于敦厚，无能力办事，所以再三推辞。只是哲学系诸先生，多为唐先生大学时的老师，不忍过分拂逆，于是勉强接任。接任后，推举许思园与牟宗三两先生人中央大学哲学系。初时阻力极大，唐先生恐不易通过，以至数夜失眠。最终以月薪四百元聘请许、牟两先生。当时唐先生的月薪只三百二十元，宗白华先生以新旧聘约差距较大，提请文学院增加唐先生薪酬至三百八十元。”《年谱》，页120。
[105]《时代与感受》，页286。
[106]参见唐君毅1967年7月9日致陈荣捷函，《书简》，页37。
[107]《书简》，页229。1970年6月5日，唐君毅曾约和崎博夫与徐复观等一起午饭。可见，和崎博夫亦曾到访过新亚书院。见《日记》（下），页164。对此，和崎博夫本人也有回忆，参见“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纪念集》（上），页89-91。
[108]唐君毅的君子之风还有两事可见：一是在穷困的情况下，将出版社向自己约写书稿而支付稿费的机会让给别人；二是把教育部给予自己著作的一等奖让给原定二等奖的师长，自己接受二等奖。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纪念集》（上），页62；页66。
[109]《书简》，页140-141。
[110]《日记》（下），页147。
[111]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39。
[112]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页40。
[113]《日记》（下），页279。
[114]牟宗三具体何时返回香港，似难确定，但必在7月之前。因唐君毅《日记》1975年7月2日这天，已经有这样的话：“二日，晴，至研究所并访宗三，下午二学生来，吴士选及宗三兄来谈，抄文千字。”可见是日牟宗三已经在新亚研究所开始工作了。见《日记》（下），页284。
[115]《书简》，页95-96。
[116]《日记》（下），页5。
[117]彭国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人文学衡》，页264-312。
[118]《书简》，页141。
[119]《日记》（下），页127
[120]《日记》（下），页127。
[121]此信引自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第13通中的注释，见《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8。
[122]翟志成：“牟宗三致徐复观佚书二十四通校笺”，第13通，《新亚学报》，第38卷，2021，页326-327。
[123]《日记》（下），页144。
[124]《著述年表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总目》，《唐君毅全集》，第39卷，页7。
[125]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4。
[126]《著述年表唐学研究文献索引总目》，页12。
[127]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28。
[128]牟宗三致唐君毅书信，编号51。
[129]《病里乾坤》序，《年谱》，页314。
[130]《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7册，页1。
[131]《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页4。
[132]《时代与感受》，《全集》，页296。
[133]《日记》（下），页219。
[134]《新亚学报》，第38卷，页340。
[135]比较两人思想之间的异同，学界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并非尽善尽美、毫无剩义，仍有相当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不过，对于本文考察两人“交往”和“友谊”的论旨而言，比较两人思想的异同，显然既非本文篇幅所允许，更已非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论域之中的论题了。
[136]《新亚学报》，第38卷，页340。
[137]《年谱》，页343。
[138]余英时也认为“而牟宗三先生与唐先生在思想上更是契合如一。（他们之间在晚年才出现歧见，此处可以不论。）”，《余英时回忆录》（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页114。
[139]《纪念集》，页16。
[140]用牟宗三在“《唐君毅全集》序”一文最后一段开头的话来说，即“吾与唐先生相知于抗战之初期，中间几经患难，几度思维，共相磨砺启发以自反者亦多矣！”《时代与感受续编》，页442。
[141]“日本学者追悼唐君毅先生的谈话”，《纪念集》（上），页86。
[142]“牟宗三先生学行事略”，蔡仁厚、杨祖汉主编：《牟宗三先生纪念集》（台北：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1996），页２。
[143]参见彭国翔：“爱情中的唐君毅：以《致廷光书》为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的实践关怀”工作坊论文，2023年3月24-25日，《中国哲学与文化》，待刊中。
[144]程兆熊曾说唐君毅“他会令人从他的人和书那里，看到真的生命和真的心灵。那是大生命、大心灵！”《纪念集》（上），页48。
[145]这是万历二年（1574）龙溪77岁与友人聚会天柱山房时说的话。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五《天柱山房会语》。当时儒家士人对于友道的重视以及以家室为负累，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页512-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