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秦妇吟》校笺;陈寅恪;文史互证
一、“文史互证”的内涵与研究方法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其主要著述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影响深远，“文史互证”就是其一。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1］3。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先生有直接的继承性。
(一)《〈秦妇吟〉校笺》的发表
据汪荣祖先生的《陈寅恪评传》记载:“寅恪早年在清华所撰长篇之诗证为《韦庄〈秦妇吟〉校笺》。初于戊辰(1928)之春，清华中文系同事俞平伯楷写《秦妇吟长卷》，并注明各写本文字之异同，以赠寅恪”［2］134。由此推断，《〈秦妇吟〉校笺》最初发表于戊辰(1928)之春。《〈秦妇吟〉校笺》初名为《读〈秦妇吟〉》，发表于《清华学报》(1936)，后于昆明自印线装本，改名为《〈秦妇吟〉校笺》，再后于广州出油印本，又改名为《〈秦妇吟〉校笺》。因此，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之作应先后应有三个版本:一是民国25年昆明自印本《〈秦妇吟〉校笺》;二是《清华学报》第11卷4期所刊载之《读〈秦妇吟〉》;三是《岭南学报》12卷2期刊载的《〈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此三种稿子内容相同，时有增补订正。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寒柳堂集》收录本又有新的补正，然而，是时陈氏早已遇害，所谓“新的补正”非但微乎其微，且真实度亦不无可疑。
(二)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运用
1.《秦妇吟》词语的校笺与考证
“出门唯见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4］125。
“(元和三年十月)乙未去东都，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二月)乙酉次宋州，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庚申下汴渠入淮，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辛未济大江至润州”［4］127。
又同书同卷《题桄榔亭》云:
“翱与监察御史韦君词皆自东京如岭南，翱以(元和四年)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韦君期以二月策马疾驱，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约自宣州会我于常州以偕行”［4］127－128。
对“大彭小彭”、“野色”等词语的解释，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却能给人以启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诗云:“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4］142。陈寅恪先生提出唐代“奴呼主为郎，主呼奴为邦”，而“彭”与“邦”古音通假，因此“此二句诗意，则只谓主人及奴仆，即举家上下全体忧泣而已，非有所实指也”［4］145。陈氏对此的见解是较为精辟的，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陈氏的“以史证文”、“以文证史”、“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不仅使诗中的疑难词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而且使诗文所体现的意义更加清晰。
2.《秦妇吟》之讳因
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颇显其考据之才，从史诗与地望考证诗中所述“从长安到洛阳”，以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然更主要者，则是揭出韦庄讳言此诗的缘由。
《旧唐书·王重荣传》云:
“重荣知(河中)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犄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4］137。
《旧唐书·杨复光传》云:
“时秦宗权叛(周)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捭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宴弘晋恽李师太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4］137
《新唐书·王重荣传》云:
“即拜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祥于华州，执以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5］138
《新唐书·杨复光传》云:
三、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贡献及方法论意义
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思想的形成和方法的运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元白诗笺证稿》可谓其巅峰之作。“文史互证”的核心即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是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建立在他深厚学识的基础上，建立在他横贯中西的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视野中。“文史互证”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开展研究的正确途径。面对类似的研究对象，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来实现研究目标。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问题，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再阐发和再创造，使这些研究方法更完善、更有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对前辈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人格精神，为人类文学和史学的蓬勃发展开辟出更加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