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本文作者毛继增（左）在霍康家中与阿爸霍康（中）的合影，右边是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
听霍康爸啦讲囊玛
认识爸啦霍康·索朗边巴，是在1956年的冬天。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有幸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李有义教授任队长的西藏民族考察队，赴藏考察西藏传统音乐。在拉萨，我正采录藏族古典歌舞囊玛时，著名的囊玛民间艺人阿麦日建议把采录地点安排在临近八廓街的霍康家。当我得知霍康是西藏显赫一时的大贵族、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品官、担任过古松如本、粘谢巴、山南多瓦宗宗本、昌都颇本、扎萨等职，昌都解放后，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军需财务处副处长、昌都解放委员会委员、西藏军区藏干校教员时，我犹豫了半天，问道：“能行吗？”阿麦日拍了拍胸脯：“霍康为人豁达大度，喜交文人朋友，一切包在我身上。”
1994年霍康·索朗边巴（后排左二）和老伴在北京阿沛家中与阿沛·阿旺晋美（后排中）一家人合影。
霍康爸啦对我的帮助、支持和教诲，在由我采录并撰稿、爸啦和赵担任顾问、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四张镭射唱片《世界屋脊的音乐》的前言中，他这样写道:“弘扬藏族文化是我毕生的宿愿。我自幼喜爱藏族文化，也喜爱歌舞，而且非常喜欢结交歌舞艺人，尤其尊重研究藏族歌舞的学者，总想为他们的事业出把力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6年，年轻聪颖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毛继增同志特意来藏考察藏族音乐，我们才得以相遇，并结为挚友。他整理、编著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就是在我家同阿麦日老师合作完成的。现在我们又相聚北京，一起参加《世界屋脊的音乐》的编写工作，为继承、发展、弘扬藏族传统音乐文化做一点微薄贡献，我感到十分幸运。”在这里，霍康爸啦的高风亮节、开阔胸襟、提携后进、甘当人梯的风范，跃然纸上。
慷慨与和善的爸啦
旧时的西藏，贫富悬殊，阶级分明，贵族和平民之间，思想感情、生活境遇、甚至语言谈吐无不大相径庭。那时，我认识的许多贵族官员，大多一身霸气，骄奢淫逸。霍康爸啦却不然，嫖赌烟酒他一样不沾，读书学习却是他的所好，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常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经常毅然解囊，资助知识分子朋友和民间艺人。他自己就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文人，深知对方学问的深浅，需要什么样的帮助；那些穷困的书生，也乐于和他交友，得到他的支持，因此，他家各个阶层的朋友经常是宾朋满座，络绎不绝。千里之骓，不逢善驭，居于之乘；千金之璧，不遇玉人，混于块石之间。正是他的善举，才使得根敦群培等学者的著作得以问世。我曾问及他帮助这些文人朋友的本意是什么？他说:人生在世，不能把物质和金钱看得太重。文人朋友著书立说，对他自己、对藏民族、对国家都有好处，我何乐而不为呢？
上世纪50年代，我曾在西藏的一些贵族家做客，这些人家的佣人在我面前，眼不敢正视，腰不敢挺直，总是低着头，垂着手，不敢有半点闪失。霍康爸啦家的佣人，虽有主佣之分，但却和家人有说有笑，气氛融洽。记得有一次，他家佣人在给我敬酥油茶时，不小心将茶杯掉在地上摔碎了。当时，佣人神色慌张，有如大难临头。霍康却和蔼地对他说:没关系，以后不要着急，注意点就行了。像他这样的贵族官员，在旧时的西藏是很少见的。当时他给我印象是:在那样落后的社会里，竟然有这样进步、文明的贵族人士，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文革”后，他曾对我说：因为他平时对人客气，不苛求，在“文革”中，他虽然也和其他贵族一样，被送到基层劳动，但群众对他却比较客气，所以并没有吃什么皮肉之苦。
1987年霍康先生带队在米林县珞巴村考察工作。
我和霍康爸啦也曾发生过一次不小的误会。1959年，我整理、记谱、撰稿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即将出版，准备在后记中对他表达感激之情。我所在的单位认为，西藏刚开始民主改革，涉及贵族人员，必须慎重，为此向西藏发电报了解他的情况。辗转中，把“霍康”搞成“索康”了。西藏方面回电称：“他出了问题。”每忆及此，我总深感内疚。
两句话胜过十封介绍信
粉碎“四人帮”后，爸啦先后出任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顾问、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多次向人打听我的下落。1983年，我再度到西藏考察民族音乐，在一次拉萨召开的学术会议上，西藏社科院的副院长黄文焕急切地来找我：“霍康顾问到处找您！”我问：“哪位霍康？”黄说：“搜集囊玛时，您在他家呆了几个月，忘了？”我感到迷惑不解：“不是说逃到印度去了吗？”黄说：“您说那是索康。这是霍康。”在会上，我和爸啦手拉着手，半天说不出话来。分别26年，我们各自都有一番坎坷的经历：当年春风满面的霍康，现已老矣；那时年轻气盛的我，眼下也双鬓染上了霜雪。要是在路上相逢，我们谁也不会认出谁来。良久，我才喊出一声：“爸啦！”在那以后，我又6次赴藏。每到拉萨，爸啦对我无不关怀备至：为了使我的工作进展顺利，他常常带着我去见他的朋友；怕我在西藏不适应，给我送这送那；没事时，就叫我去他家，给我讲西藏、西藏文化、西藏的历史和现状。
1994年12月27日，霍康爸啦在拉萨家中仙逝，享年76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热爱藏族传统文化、热爱学术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