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藏网讯1950年，第二野战军第18军奉命踏上了解放西藏的征途。数万名战士身后，望着他们远去的不仅仅是中央领导和军区领导，还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
十八军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亲仇裕民，是原十八军供应科科长，主管部队的物资供应。我的母亲蔡铭章，1944年参加新四军，是一名老战士，入川时担任供应科出纳，随供应科在成都采购物资，也是最早进藏的十八军女兵。
我的父母相识于豫皖苏，相恋于进军大西南的路上，于1950年1月份在四川乐山结婚。父母婚后不久，就去成都采购部队需用办公、生活物资。在成都工作期间，父亲接到张国华司令员派人送给十八兵团周士弟司令员的一封信。送信人告知父亲，部队接到进军西藏的任务，全军正进入进军西藏的准备。你们也要转换任务，由采购正常办公生活物资转为重点采购进藏物资。
从接到命令，到出发进藏，父亲在周士弟司令员的指导下，在成都为采购进藏物资而奔波，上万名战友的吃穿用度，父亲必须尽心尽力。况且，这次是去西藏。
十八军出发后，我母亲也随军前行。1951年，行军到四川甘孜时，我出生在进藏的路上，我一直觉得，这份西藏情怀在我出生时，就注定了。出生不久，父母还要继续前行，我便被送到了十八军进藏的大后方——成都。
小学前，我一直在成都大邑县唐场镇的保育院里生活，这里几乎全部都是像我一样的十八军子弟。为了让战士们安心进藏，军区领导把这些年幼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方便照顾。保育院里的阿姨，就充当起了妈妈的角色，负责我们的吃、穿以及启蒙教育。
因为长期见不到父母，我对父爱母爱的理解有些模糊。记得母亲第一次回成都探亲的时候，我大哭着：“我不跟你走，你不是我妈妈，阿姨才是我的妈妈……”现在想想，母亲当时该有多无奈和无助。
1958年，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需要人来照看，我的奶奶从山东老家来到成都，我的童年里出现了“第一位亲人”。当时，我和保育院的小伙伴们陆续进入了小学，在茶店子八一小学。每到周末放学，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回家，想赶快回去看看奶奶。
我一直还记着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经常停水，每天早上醒来，奶奶总是催促着我：“赶紧去打水，要不来不及了！”我还记得，每次弟弟妹妹们放学，奶奶总是急促地迈着小脚，匆匆叫一辆三轮车，去接她的孙儿们。
当时住在院子里的几乎都是十八军的家属，整个院子里没有青壮年，只有老人和孩子。如此想来，我们算是第一批“留守”儿童和老人了吧。
不幸中的幸运
虽然父母不在身边，但是我很少觉得孤独。和从小就互相陪伴的伙伴儿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从保育院一起长大的十八军子弟们，吃一样的食物，穿一样的衣服，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一起打打闹闹，谁都没有抱怨过。但是，除了欢乐，我们经常要体会其他孩子不会有的悲伤。
当时，川藏公路虽然已经修好，但是地势险峻，山多弯急，经常会有进藏或者回家探亲的十八军战士发生翻车事故。所以，时不时会有父母因翻车去世的消息，传回成都，不少伙伴儿因此成了孤儿。在一次回成都的路上，我的父母乘坐的车差点翻下山，幸亏被一个大树桩挡住了。事后，父亲笑着说：“又捡了一条命！”我一直想，我和弟妹们是真的幸运，我们的父母虽然远在西藏，但是我们还是完完整整的一家啊。
不过，大部分的伙伴儿们饱受分别之苦。虽然我第一次见母亲的时候很陌生，甚至有些排斥，但是一旦感受到了母爱，我就不愿母亲离开了。每次母亲回西藏，我总哭闹着发脾气，母亲只能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从保育院到小学毕业，就是这些伙伴儿们互相陪伴、互相支持，父母不在身边，我们成了一家人。直到现在，每年的四月十九日我们都会在茶店子小学相聚，这一天就是我们的“返校日”。那段时光，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如此温暖和难忘。
一辈子的西藏情
父母因为长期在高原生活，嘴唇早已变成了紫色，手指甲也已经塌陷。1965年，父亲因为身体实在支撑不住，调到了北京工作，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
图为父亲仇裕民（右）和同事站在后勤部的菜地里。西藏开始大规模种菜就是在十八军进藏后。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的父辈尚未完成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又接了过来。很多十八军的子弟，我儿时的伙伴，在成年后，相继去了父辈的部队，为建设西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作为十八军的后代，对于西藏，我们有着一辈子的情怀，因为这是我们的父辈战斗过、奋斗过的地方；是孕育十八军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土壤。虽然我没有去西藏当兵，但这份情怀、这种精神同样在我心里扎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相继参军，投身部队。工作战斗中，也像父母一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家有十八军，战士要坚守党性原则，妻子要支持丈夫，子女要支持父母。我们从小承受痛苦、承受分离、承受责任，父母在潜移默化中教给我们作为一名军人的品质和原则，他们没有说教、没有高谈阔论，只有言传身教。（中国西藏网记者/孙健讲述者/仇边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