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女性写作的发生（1895-1925）》《姐妹镜像：21世纪以来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持微火者》《众声独语：七零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等。
调查说明
在上次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我对当代另外三十三位女作家进行了补充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内容与前次三十四位女作家调查问题一致。此次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80后及90后作家，当然，也包括一些70后和60年代末作家。主要基于她们在当下创作中的活跃度。在我的约稿函中，特别提到调查所期待的是真实、诚恳、毫不遮掩的回答，同时，也希望作家们只选自己最想回答的问题，字数最好在五百至八百字。
我的目的在于通过两次问卷，集中对我们时代女性写作者如何理解女性写作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我希望呈现她们对女性写作这一问题的真切认识，希望就此推动当代读者对新一代女性写作者及其性别观的理解。我提出的五个问题是：
一、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二、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
三、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
四、你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什么样子的。伍尔夫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五、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MeToo”运动。
经过初步整理，我对六十七位女作家的选择做了统计。其中二十位作家选择了第一题，即“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非常有意思的是，两次调查都各有十位作家选择第一题，这些作家是：金仁顺、乔叶、盛可以、苏七七、黄咏梅、任晓雯、周嘉宁、孙频、滕肖澜、王小王，戴来、尹学芸、阿袁、周瓒、姚鄂梅、沈书枝、草白、孟小书、吴君、谢络绎。
有十二位作家选择回答“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在写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性别的吗？”她们是付秀莹、张天翼、黄佟佟、水木丁、张怡微、萧耳，马金莲、顾拜妮、董夏青青、王苏辛、周李立、霍艳。有八位作家选择回答“喜欢的女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你认为这位作家是女性写作吗？”，她们是张悦然、周晓枫、崔曼莉、黄昱宁、毛尖，苏瓷瓷、默音、艾玛。
二十四位作家选择回答“伍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你怎样看这一观点”，她们是魏微、鲁敏、张惠雯、笛安、塞壬、朱文颖、计文君、文珍、马小淘、桑格格、蔡东，吕约、蒋方舟、七堇年、周瑄璞、绿妖、薛舒、项静、杜绿绿、朱个、王海雪、杨方、阿微木依萝、庞羽。而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回答第五题关于“MeToo运动”的作家都是人数最少的，共三位，她们是东紫、梁鸿，彭思萌。
当然，我也要特别提及，无论是首次还是后续调查，作为第一读者，在展读诸位作家的回答时，我都非常感慨，我在内心常常与她们交流，或赞同，或无语，或争辩，或反对——她们的回答或真挚，或恳切，或锋利，或躲闪，正代表我们时代女性写作的真实写作样态。
为利于读者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本次调查报告将两次女作家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呈现，不同的是，参与后续调查的三十四位女作家的回答以原貌呈现，参与第一期调查的则以观点摘编的方式呈现。希望这些回答能为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提供有说服力和现场感的数据与样本。
调查实录
戴来（著有《练习生活练习爱》《外面起风了》）：在我的理解中，所有写女性的和女性作家写的都应该算是女性文学，女性文学的涵盖面要比我们原来定义的宽泛得多。我刚开始写作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量书写女性生命体验和生存体验的作品面世。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林白，我在图书馆一口气读完了她发在《花城》上的《一个人的战争》，第二天又去读了一遍。那时候我还没真正开始写东西，与此同时，我清楚自己是不会那样写东西的，因为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去面对自己。
在写作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的生命体验，不过我更喜欢写让我有感触却未曾经验过的。我觉得写作是件创造性的劳动，写已有的个体经验，或者感同身受的故事，在我写作初期，会觉得不够“高级”。我知道这样说本身就不够智慧和高级。然而换个性别视角写东西对二十年前的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遮掩自己的性别的写作，让我觉得是有意思也有意义的，揣摩和书写的过程，真的是一个和自己较劲却乐趣无穷的过程。后来每每遇见别人说，最初读你的小说还以为你是个男人，我是暗自窃喜的。
作为一个女性站在男性的角度写男性，或许这里面既有女性的关照也有假设的男性立场的自我关照。换一个角度来看男性和女性，无形中多了理解和包容，同时这样的写作似乎唤醒了居住在我身体中的另一个自己参与到了写作中来。我认同伍尔夫说的，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尽管我知道这一说法已经是在我写作十年之后了。
女性的视角总归与男人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更注重人的存在本质，有女性特有的味觉和观感，这应该是对感性世界的一种补充。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史中，女性视角的观察和书写其实一直是缺席的。仅就小说而言，除了清代有位女作家肖晶玉，成就了一部《十粒金丹》，其余再无耳闻。而《十粒金丹》写女英雄横刀跃马、出奇制胜、杀敌立功的故事。即使没有阅读体验，也不难想象此书描摹对象的重叠和虚构的无以复加。自我意识中的类别和生活经验的观察和描写，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也几乎是一记警钟。
我的作品没有明显的性别符号。相反，很多年前就有人说我的文风有男性化倾向。这可能与自身性格和工作性质有关，我喜欢把人物放到大的背景下去考量。语言也尽量简洁而少繁复和旖旎，自认为这是文本需要，而不是想刻意为了什么。所以我不觉得女性与男性在创作领域有什么必要的分野，你有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就够了。
女性无疑更感性也更敏感，与之相比，呈现的世界也许更不规则。怎样称呼其实不重要，怎样表现才是根本。
这当然是现代女性的一种忘恩负义，也可以说一种对历史的背叛。想想奥斯汀的起居室写作（不是书房，而是起居室），想想夏洛蒂·勃朗特是以柯勒·贝尔的笔名发表的《简·爱》，想想莎士比亚妹妹的命运，再想想爱丽丝·门罗写短篇小说的理由——她说她只能写这个，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无数个想想之后，还能说写作是一件和性别无关的事情吗？
老实说，看到这个我着实是吓了一跳的，怎么一个不小心，就成了“女性主义的倒退”呢？不是为自己狡辩，但真的只有写女性的胜利而不是女性的失败——像许多电视剧里那样，中年女人离婚后，总是有更优秀的男人出现，然后支离破碎的生活得以重建，然后前夫痛心疾首——才是女性主义吗？我们难道已经走出了恩格斯的“女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时代？那种东西固然励志，但我深刻地怀疑它的本质——到底是女性的现实还是轻蔑女性的童话？女性难道永远只配穿着粉红的裙子读《灰姑娘》吗？如果以安吉拉·卡特的“对抗性阅读”理论来阐释我小说，或许更能理解我作品中女性的“委曲求全”。
我并不是在暗示自己是个“隐晦曲折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有几个女作家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呢？就连写出了《金色笔记》的莱辛也不愿意被这个标签化呢。就算性别写作不是反文学，也到底是对文学的窄化。而我只是想老实地写出这个时代女性的真实处境，毕竟用波伏娃存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处境才是决定性的。
姚鄂梅（著有《像天一样高》《白话雾落》）：当一个作家在思考和写作时，是完全忽视了自身的性别的，正如我们走路，不会想我是男人，我应该这样把步子迈出去，而我是女人，应该走成这样，但无法遮掩的是，当我们极其自然地走出去时，他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男人，那是个女人。性别是一种自然流露，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标记，不管你以什么方式、什么角度去思考和写作。很多女作家写出了很多经典的男性，同样，也有很多男作家写出了大量女性经典人物，他们永远不会承认，我写出了一个异性，他们只是在写一个人。
我觉得，界定一个女性作家是否是女性写作，似乎应该看她的作品是否暗含了某种倾向、某种主张，如果仅仅写出了一个合乎各种规范、并在各种规范下游刃有余的女性，不管这个人物写得多么成功，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比如《简·爱》。只有当一个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女性的某种困境和反抗，或者张扬了女性的某种特质，才可以称作女性写作。设想一下，如果是个男作家来写《简·爱》会怎么样？我猜他多半会站在罗切斯特的立场上来写。又或者，如果夏洛蒂·勃朗特抽掉了简·爱勇于抗争、追求平等自由的部分，那么《简·爱》也不能称为典型的女性写作。
正好最近我的长篇小说《西门坡》被上海戏剧学院改编为一个新视听作品《她说》，是一群困境中的女人组成了一个女性乌托邦的故事，就这个小说而言，我一点都不介意自己被划归为女性写作。
沈书枝（著有《八九十枝花》《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我想，将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为“女性写作”或“女性文学”，在绝大多数层面上，可能都是没有必要也无法实现的。一个文学作品的产生背后，可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教育、年龄、地域、专业、爱好，甚至是体裁、字数，细微万千，性别也是这影响因素中的一分子，但如果将它单拈出来，作为特别重要乃至唯一注意的一面，就需要尤其的谨慎。我们只要想一想，相对的有没有“男性写作”或“男性文学”这种说法存在，就可以明了为什么我们不必要在广泛意义上的写作中特意凸显“女性”的性别身份。
一些写作特质，比如细腻、繁复、幽微，很多时候可能会被人不假思索地归为“女性化”，而与之相反，粗犷、简练、宽阔，似乎就专属于男性。这是一种习焉不察的惰性与偏见，它将性别归纳为简单的两面，而忽略了其间丰富参差的个人。如果是出于这种刻板印象而划分的“女性写作”，可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还有一些写作，它们出自女性之手，更多涉及女性生活的各种方面，在表层描摹之下，生活的痛感与性别平权的议题凸显出来，这样的写作，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但也不需仅仅用性别写作这一点来框住使之狭隘（例如门罗的小说）。我个人目前所写的散文，大多关于乡村生活与习俗风物，它们或许带有我身为女性的个人性格的特点，但影响更多的还是地域与乡村生活的经历，性别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以后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些关于女性生存的写作。
草白（著有《我是格格巫》《童年不会消失》）：女性写作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其意义的确立不在于是男性写作的对立面，而是作为整个人类写作谱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女性写作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女性写作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人类经验，另一方面是，女性写作对于女性自身成长的意义。后者的意义，同样也适应于男性写作对于男性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或许应该重点讨论前者的意义。但是我越来越觉得，男性写作与女性写作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至少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这种区别与其说是单纯的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如说基于先天禀赋、生活经历、阅读偏好、审美气质等方面的侧重和偏差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女性写作者与男性写作者的差异，并不会比女性写作者之间的差异更显著。相对于差异，其内在的相通之处或许更让人振奋和感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女性写作者在揭示女性生命真相和展示女性主体性生成方面，更具有先天的性别和角色优势。但我认为成熟的女性写作，是不与性别对立，己身不与世界冲突，回到永恒的对人的命运的总体性观照上来。我想，当女性写作者找到独特的、属于个体的观看世界的方式，让写作成为一个生命体“完整”的方式，那便是女性写作最大的意义吧。
或许，我更感兴趣的是女性写作者的文本中所呈现的非女性主义创作倾向。
如果“女性写作”仅仅定义为写作的主体是女性——那么，我当然属于此列。只是这个世界上好像并没有“男性写作”这种说法，当然，我不会认为“女性写作”的提法是一种歧视，更多的应还是出于方便表述的考虑和需要吧。
孟小书（著有《走钢丝的女孩》《满月》）：女性写作显然不只是指作为性别的女性的写作。它是指与女性主义有关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西方女权理论与中国多元文化语境不期而遇，催生出了纯粹的女性主义写作，林白、陈染、徐坤、徐小斌等是其中的代表。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女性写作有了彻底的改变。正如轰动全球的“MeToo”运动一般，使“女权主义”与女性的自我价值和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女性写作有了重要的突破，将女性独特、不可代替的经验以及心灵和身体的压抑真实呈现在了文学作品中。作品中所反映出的现实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深度。
应该说，女性主义文学的提出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它不仅突破了男权中心，使女性被遮蔽的心理、经验得到了彰显，同时也使文学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是女性主义文学的贡献。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女性文学气势如虹地发展的时候，它也不能幸免地被商业消费主义所利用。这不在女性主义文学的预料之中，却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意——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
谢络绎（著有《外省女子》《到歇马河那边去》）：当前的社会环境对女性而言已有巨大进步，伍尔夫所期望的那个独立的象征女性全然自我意识的房间虽然不可能人手一份，但已经为一些女作家所拥有了，比如说我。虽然必然的，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得到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也即得到。——理解不了这一点的话，可能会深陷于一种对外界的讨伐情绪中，而无法有效突破自身原因构架出的困局。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坚持职业写作的女性自身就是女性写作意义构成的一部分，即成为一种可供参照的遵照自我意愿存在的范式。
不仅如此，女性写作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是产生了真实的具有推动力的女性表达。
女性写作是女性作家作为主体的表达，而不是男性作家在他们的局限内想象出的异化了的女性表达，这种直接的笔触对于女性理解自身、男性理解女性、男性和女性各自充分地理解世界以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不能说加拿大女作家门罗擅长写女性日常生活中的隐忍与爆发，她的写作就是女性的，而南非女作家戈迪默一直致力于表现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反映历史进程，她的写作就不是女性的，——尽管她本人一直这样强调，还曾拒绝领取女性文学奖。本质上来讲，戈迪默提供的仍是女性视角下的社会演化经验，文本中的男性视角不过是一种男性化了的女性视角。这也就回答了另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我的想法是，不能不愿意，因为这是一种天生的赐予。
我有一个还在验证的想法：女性的，就必然是女性主义的，写作更是如此。女性角色一旦在言语中有所确立，就是在彰显女性处境，就会激发女性意识觉醒，从而产生对男权体系的合理性进行质疑和抗争的能力。写作对现实具有特殊的解构效果，能够非常好地承载女性主义所包含的女性意识和相应的颠覆性。女性作家对于女性主义写作其实是绕不开的。
以下为观点摘编。
乔叶（著有《最慢的是活着》《认罪书》）：几乎每次接受访谈都会碰到一个老问题：你怎么看待女性写作？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我通常会振振有词地回答：我是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的。……应邀参与一套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我把自己的短篇小说重新浏览了一遍，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三十来个短篇小说里，其中有二十来个的叙述角度是女性……我意识到，号称不从性别来考虑人物，这居然是我试图自欺欺人的谎言。顿时有了认命之感。生而为女人，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写作，也必定在这个命里面。当然，这是我的局限，但也未尝不是我的根基。与其虚弱逃避，不如诚恳面对。
苏七七（著有《声色现场》《雨中百合般的爱情》）：女性写作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塑造，写作其实是一种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将感受、思想与想象融汇在文字之中，在文字中寻找并形成自我。……写作意味着主体的出现与表达，它是女性解放之路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黄咏梅（著有《把梦想喂肥》《父亲的后视镜》）：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敏感、细腻的女质使我们跟文学有着天然的接近，我们应该很好地把握这种天性，握好手中的叙述权力，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上，书写出一切关于人类的、时代的、历史的感受，而不应该在女人的某些褊狭的情感里兜圈。
任晓雯（著有《好人宋没用》《浮生》）：我不太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因为并没有“男性写作”这个概念。就像我经常被介绍为“女作家”，但男作家们不会被特地强调性别，他们被称为“作家”。这听起来像个级别更高的范畴，一下子把“女作家”给囊括了。……依我看，文学最好不要以性别区分，因为只存在两种文学：好的文学和差的文学。
周嘉宁（著有《基本美》《荒芜城》）：我和很多女性写作者一样，最初写作时无畏天真，凭着最原始的本能描述着那片秘密区域的风景，却没有自觉的意识或者能力保护那片区域不被侵犯。也因此而在某种既成的规则笼罩下造成了一些误解或者伤害。而同时，男性的秘密区域却因为被男性主导语境的反复描述而被认为是人类普遍特征的一部分（或者也可能是一种误解）。……我不在乎自己的写作被称为什么写作，命名不太重要。但是我希望当我有能力去书写作为女性的命运时，我能呈现秘密区域的美和力量，并能做一位守望者。
孙频（著有《松林夜宴图》《疼》）：我觉得写作对于女性来说其实意义更大，因为在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对自我的认知更艰难更缓慢也更无所适从，在这个认知的过程中必定是充满了怀疑、犹豫、否定、愤怒还有畏惧。……但是有时候你表达的东西越真实越会被诟病，一个女性作家的写作尤其容易被诟病，你写疼痛会被诟病是狭隘，你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分裂会被诟病为黑化女性，不美不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女作家都不愿意被扣上女性主义的帽子，因为在目前的价值体系中，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代表着可笑与羞耻。……即使在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具有一种自发的女性意识，在后来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也会逐渐变淡，甚至刻意变成了无性别写作，不希望读者看出自己是女性。
滕肖澜（著有《美丽的日子》《城中之城》）：谈及“女性写作”，这概念本身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形容词：细腻、婉约、柔美、精巧……但同时也让女性作家警惕，“这是否在说我的写作，格局不够大，稍欠力量？”而男性作家似乎就没有这种情况。不论他作品的风格如何。就我本人而言，也确实不太习惯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王小王（著有《倒计时》《寻找梅林》）：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前辈女作家们的成就给了我尊严和自信，所以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写作被称为什么——“女性写作”这样一个称法是否合适，是否含有轻视和偏见，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现在我仔细感受了一下，还是没觉得它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才华与学识能否支撑自己持续创作，只是能否写出好的作品。
马金莲（著有《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我觉得女性身份在写作中，尤其在女性题材的写作中，具备独有的优长，那便是女性天然具备的细腻、善感、体察入微等能力，在感知、认识和领悟世界的时候，在捕获素材和架构作品以及选取呈现角度等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具备男性作家可能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的优势，这让女性作家的作品往往呈现出足够多的柔软、细腻和温润，把女性对世界和他人以及自然等怀有的辽阔而真挚的爱、宽厚、包容等缓缓诉诸笔端，诸如对家庭、婚姻、孩童、弱者等，女性天然具备同情和怜悯，并给予足够多的温情和呵护。同时女性细腻敏锐的感知和捕捉能力，为女性和整个外界的坚硬对抗中提供了温婉又坚韧的立足点。
但是，这优长同时也会成为双刃之剑，在提供足够丰沛、润泽、柔软的同时，也无疑可能限制女性文字的宽度、厚度和高度。更多围绕情感、家庭、生育、衣食等琐事的女性生活，和女性的敏锐以及细腻，限制了女性对更为辽阔外界的想象和感知，女性文字难免缺乏剑气和豪气，恰如绣花功夫足够，却鲜有仗剑天涯的豪气和大开大合的杀伐决断。这也是我自己文字中明显存在的短板。
在我这些年的写作中，从最初依靠单纯的自我感悟能力书写个人生活和经验，到后面逐步拓展，这一过程中明显的感觉是女性天生的固有的缺陷的限定，而且这缺陷或者说不足是存在的，难以避免的，需要克服的。我自己自我克服的办法是走向更广阔的生活，尤其是基层，向基层百姓和人群寻找生活的鲜活素材，使书写对象尽可能地宽泛多样，另一方面加大历史、哲学、社会、宗教等书籍阅读，从整个知识结构层面逐步提高自己的素养，从而提高文学素养，开阔眼界、胸怀和气度，尽量让自己走出小女子的“小”，学习借鉴男性作家普遍拥有的那种“大”，大眼光，大境界，大情怀，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写出大作品。
目前我供职于新疆军区，军事题材一度被看作是男性写作专属领域，也曾以为女性身份会成为我深入边防军人内心的障碍。直到在边防的一个山中大雪之夜，和一位营长在会议室里喝着荞麦茶聊到深夜。末了他说，和你说说话真好啊，要我说，部队的心理医生就应该都安排成女的，谁会对着一个大老爷们说自己在想啥？变态吗？
他的话给了我莫大鼓舞，不再失落于不能与他们一起爬雪山、扣扳机，我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走到他们身边，听见他们的心跳声。
在写作时，我也担心过自己的女性身份是否会让读者对“硬汉”的期待落空，或者对于我眼中的军旅生活表示质疑。好在这样的担心很快就打消了，我在读完一些钟爱的女作家作品后意识到，无论何种性别，在面对文学时的首要问题都是是否能诚实、开放地面对自我感受以及生活经验。沈从文先生在《沫沫集》中讲到，“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我想，甚至不甚在乎他究竟以何种性别或者物种身份自居，从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只要他愿诚实地去做。只要在他的笔下，能看见文字间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以及对美的虔敬态度，就是好的文学。
我最近遇到的写作上最大困难仍然来自“技艺”方面，在于如何创造出一个展现人生根本价值追求的故事载体，而这个故事与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能够紧密咬合。
顾拜妮（著有《请你掀我裙摆》《奇怪的人》）：我不是性别意识很强的人，也不喜欢太把自己性别当回事的人，因为过分看重性别往往带来两种后果，要么时刻有一种不真实的优越感，要么顾影自怜杞人忧天。不能否认男性和女性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一些差别，但差别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平等，毕竟每个人都是有差别的，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如何说哪片树叶更具有优越性？男人和女人身上都有各自挺讨厌的一面，也有其有魅力的一面，所谓雌雄同体，大概是说一个人兼有两种性别的优点，又能克服两种性别的缺陷吧。
开始写作后，这被动接受的心态却很难平和。持续写作其实与全职工作无异，而大部分女作家确实从事着某种全职工作，对这两份工作都不愿懈怠或放弃。如果这位女作家碰巧是能生二胎的独生女，碰巧她的独生子丈夫自小娇惯以至如今也不善家务或挣钱，那么她只能挖掘父母公婆的剩余价值（这又违反自立精神）……粗略算来已是五六份全职的工作量。我想象不出这样的生活中，女性能坦然宣称自己可将多少精力灌注于写作。这让我们确实没法谈性别带来什么写作优势，因为这性别有很难忽视的劣势背景。在大背景上那些微小的所谓优势，真不值一提。与生活相比，写作上的一得一失，都显得重要性不足。
霍艳（著有《无人之境》《离弦之箭》）：女性写作的优点是敏感、细腻，触角伸得很长，能感知所有细枝末节，能幻想各种场面。她们喜欢编织富于戏剧性的场景，喜欢凸显高低起伏的情感落差，喜欢塑造略显偏执的人物性格。她们笔下的人物，是有棱角的，只是这棱角有时会过于相似。越年轻的作家越是如此，因为她们成长经历的相似，接受的文化资源相似，社会舆论环境相似，探索出来的女性意识也相似。
缺点是她们有时深陷于自己的情感状态里，难以自拔。专注于细节，忽视整体。有时会纠结在一个无用的细节里，夸张描摹，或沉湎于一个情境，拼命幻想，或渲染一种气氛达到极致。但较难看到人物与时代的关联和人物在时代中的变化。正因为这些关联，我们才能知道世界是如何被推进的。
我并没有背负女性写作的包袱，也不强调性别，甚至以中性色彩匿名写作。有太多女作家具有比我敏锐的感知和丰富的想象，比如林白。但我更在意的是，如何掌控一个完整的形态，一种自在的叙述节奏。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不再喜欢塑造有棱角的人，而是喜欢一个圆润的人，他会平衡自己与外界的关系。这种平衡，不是那种八面玲珑，而是愿意敞开自己，去接受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同时我觉得女作家是有优势的，因为写作凸显了女性天生细腻的特质，甚至容貌、性格会为女性写作加分。但女学者是没有优势的，她要在学术长跑里和占尽优势的男性比赛，还要被各种阻碍牵绊，这更富挑战性。
付秀莹（著有《陌上》《爱情到处流传》）：女性写作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自恋。这个问题男作家也有，但女作家更明显。女作家总是忍不住把笔下的女主幻想成她自己。可能这也是因为，女作家总是逃不脱被窥视的命运，即便是最专业的读者，也会忍不住好奇心，她笔下的那些故事，是她自己的吗。……我不想信誓旦旦地否认，我小说中的那些人和事与我无关——这怎么可能。我只能说，小说不过是生活的某种可能。那里面一定有我的影子。好像男作家就很少这样的干扰和困惑。
张天翼（著有《性盲症患者的爱情》《吻瘾者》）：优长是，女性的基因要她早点主动进入求偶和待产状态，并准备好被小孩折磨揉搓，因此把她设定为更耐心、更敏感、更早熟、更温柔、更善与人打交道、更善猜测人心中的意思的物种，而这可算是在作家这条跑道上“赢在起跑线”了。……缺陷与不足则是，一是虽然赢在起跑线，跑到人生中段后段，脚底下绊子越来越密，身边掣肘的越来越多，女性就踉踉跄跄越跑越慢了。……二是很多女写作者屈从于天性，沉溺于价值不高的意淫（如后宫文这种以击败同性、获得异性专宠为成功的小说），甚至乐于用带有性别歧视的方式来构建自己笔下的世界。写作中遇到的困难——妻子和母亲，要承担的家庭事务更多。人们对艺术价值的评定是“非女性”的，因此当我描述对世界和情感的感受时，需要挑拣一番，免于被嘲为“矫情”。
黄佟佟（著有《最好的女子》《不由分说爱上这个世界》）：女性写作的意义大概就是让女人说话，让人听到女人在想什么，我当然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女性身份的写作优点是女性本身就是喜欢诉说的，当社会给予女性可以抒发自己的渠道时，女性当然要及时地拿起这种武器……但缺陷也在于此，更容易耽于自身，沉溺于情绪，变成情绪的绑架者，而且最可怕的是，女性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男性架构的世界里长大的，有时思维会被男性社会的文化男性化，这种思维方式的变异往往是不自知的，我个人认为，写作中遇到的困难最难的当然不是性别，而是如何跳脱出女性的身份去看这个世界，不过分沉溺于女性的身份去思考与理解这个世界。
张怡微（著有《细民盛宴》《樱桃青衣》）：《阁楼上的疯女人》、或者说比较激进的观点，会很仔细地爬梳小说应该是男性的工作，女性一旦现身，就会让一切变得怪怪的。伍尔夫也很尖锐指出，如果是女人写作，那写作的能力就会被埋没，她还想象了莎士比亚的妹妹来做检验。这在中国似乎也是很切实的问题，好像涉及偏见，但归根结底，我觉得是女性是否有意识去建立自己的文学秩序的问题。这个文学秩序当然是和外部生活秩序有关系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女作家，对选择什么样的物质材料应当进入文学作品中这件事还是做出很大贡献的。但这些操作方式依然是碎片的、感受性的。是将男性当作媒介看世界，还是模仿男性看世界，还是支开男性看世界，是可以清晰区分作家与作家的。
萧耳（著有《中产阶级的月亮》《继续向左》）：女性身份在写作上说不上什么优点缺陷，更多是一种客观存在，没必要为了觉得你是女性写作就狭窄了，就刻意要抹杀这个存在。更多的女性写作并不会把时代的表达带入狭窄，而是带入一种未知的，有自己维度的领域。
这些年，经常听到“丧偶式育儿”，这是在家庭中，现代女性对男性缺席的白描。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这句话并不是虚构的，那么作为女性我们也主动承认了——母亲是孩子教育的最重要承担者。如果下一代的女性会更加深刻感受到“丧偶式育儿”，请别忘记在谴责丈夫的时候，想一想他是被谁教育出来的。到这里，作为一名女性对于生活，对于写作，我只有两句话“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和“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默音（著有《甲马》《姨婆的春夏秋冬》）：喜欢的作家很多，其中女作家也很多。仅举二例。厄休拉·勒古恩。她的写作无疑是女性写作。《地海传奇》之壮阔，《黑暗的左手》之奇特设定，都脱离不开对性别关系乃至性别的定义本身的审视。《黑暗的左手》中，冬星人会在克默期短暂变为女性，其他时候则是男性。来自地球的使节所受到的异文化冲击，其后逃亡的使节与冬星人伙伴的长旅，既是科幻概念上最妙的一次创新，也是新时代的叙事长诗。
桐野夏生。仔细一想，这一位也具有女性写作的特质。从描述困境中的主妇杀夫的《OUT》，到写临近退休的男性权势者的《猴子会做梦》，乃至近作《路上的X》，写的是那些堕入街头黑暗的少女。桐野的写作题材偏重社会风格，不拘于女性生活，但男性作家想必不会以类似的角度来写，她对笔下的女人们也有更多的同情和痛切。
周晓枫（著有《巨鲸歌唱》《有如候鸟》）：我喜欢读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她的文字具有丰沛激情和超载力量，具有颠覆感和侵略性。……我之所以迷恋茨维塔耶娃，正因我不知如何概括：不仅是又野又有教养，我觉得把她概括为女性写作，又对，又不对。从某种意义上，这正是我所向往的理想写作。……我对女性写作的概念，从来不是态度坚决，而是始终充满迷惑与动摇。虽然我的作品里许多涉及女性成长，但性别并非我经常思考的话题。我不知道写作里的性别意识，到底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我现在无法对性别写作做出判断，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什么类型……我愿意用自己一生的写作，去探究问题的答案。
黄昱宁（著有《八部半》《一个人的城堡》）：最喜欢的当代女作家，毫无疑问是加拿大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从《可以吃的女人》到《使女的故事》，再到《盲刺客》，阿特伍德走过的道路，以及她的作品里烙下的时代痕迹，在位居世界文坛‘第一集团’的女作家里，具有最鲜明的代表性。这个集团至少还应该包括莱辛、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妮·莫里森等在文学史上早已有定评却仍然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我们往往能通过比较她们的前后期风格，看到一个激进的女子是如何渐渐调整世界观，技巧日臻成熟的同时，她们又是怎样体悟‘生而为女人’的复杂、艰难和幸福。对于作家而言，与周围环境的和解未必能带来创作上的飞跃——如果不是相反的话，但是，阿特伍德和她的作品却是这种和解的受益者。实际上，从中期开始，阿特伍德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她的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
毛尖（著有《非常罪，非常美》《当世界向右的时候》）：喜欢简·奥斯汀和她的《傲慢与偏见》。没有任何其他女作家可以比肩她，没有其他作品像《傲慢与偏见》这样以如此轻松的方式抵达深不可测。她的天地虽然狭小，但是完整，她从不超越自己的经验去写作，但是她的小说覆盖我们的经验。在奥斯汀的世界里，每一件东西都以其全部的精确性把它的主人公传唤到读者面前，这似乎是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能力。在她的文本中，读者可以因而感受到一种奇特的雌雄同体感，我把这个视为最高级的性别状态。就此而言，无论是“傲慢”，还是“偏见”，在奥斯汀这里，并不是缺点，只是需要克服掉的前现代感性，她也由此，通过小说再造了我们的感觉结构。
吕约（著有诗集《回到呼吸》《破坏仪式的女人》）：在迷宫般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援引柯勒律治的话“睿智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竖起一座走出迷宫的路标，目的是激励女性也提醒男性：超越单一性别意识的局限所导致的心智褊狭，唤醒头脑与灵魂中被压抑、忽略和遗忘的另一面，让心智中沉睡的那些功能获得解放，从而达到“创造力”的更高境界。伍尔夫认为莎士比亚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典范，我想到的是我们的曹雪芹。我觉得，“头脑的雌雄同体”，指的是性别对立因素的冲突、交融与互补，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的“对立统一”，道家思想中的“相反相成”，是以哲学智慧来处理社会学所无法解决的性别矛盾。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说，是性别单边主义的解毒剂，喻示一种灵魂和智慧的完满境界，不仅指向女性心智的解放，也预示了人类创造力的总体演进途径，至今仍有启示意义。创造力是心智的解放，如果心智不能摆脱强加于它的束缚，创造力就会萎缩。文学是艺术创造，是感受力、洞察力和语言表现力的三位一体，对于精神自由度和创造力有着很高要求，并不因为作者是男性或女性就降低要求。不管我们在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上存在多少迷误和分歧，它首先是写作，符合写作的普遍规律和根本要求，需要充沛的创造力；作为女性的写作，是觉醒的女性意识对于男权文化及其话语机制的一种反抗和纠正（用更温和的词来说，是提问和对话，平衡与修复），需要反抗的勇气，对话的智慧。
描绘“理想的女性写作”，就像讨论什么是“理想女性”一样困难——虽然“理想女性”往往不是女作家（女娲和维纳斯都不写作）。当我畅想自己所期待的女性写作时，眼前出现的是在卢浮宫看到的《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女神》形象，那是美与力的高度结合，激发人的生命意志，让我们感受到人和生命的美与力。在我心目中，与这一形象相对应的女性写作，对于自我和他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有着同等的感应能力，既有灵敏的感觉，丰富的情感，充沛的诗性，又不因勇气和力气不足而迷失在晦暗的中途（常见的“女性写作”的局限），具有直抵本质的洞察力，直面终极的启示性。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它是美与力高度合一的整体，是女性为“写作”这一人类古老事业所赋予的新生命，增添的新荣耀。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写作，才是好的女性写作？女性写作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的，维多利亚时期，即便是最好的女性写作者——无论是温顺的简·奥斯汀，还是叛逆的乔治桑，都忍不住把自己代入到女主角的性格，通过男主角发掘自己身为女性的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女权的，女性被厌恶看作女性，她们讨厌自己身上的母性，她们在小说里一次又一次地扮演着男性。好像所有的女权主义者只有一个故事可以讲述，就是男性世界的可恶，讲完这个故事她们就精疲力竭了。这就像是《洛丽塔》中，纳博科夫讲过的一个故事：植物园中有一个猴子得到了一副画架和颜料，结果它第一幅画就画了它笼子上的贴条。女权主义作家把自己的视野困在身为女性的困局上。抗争是必要的，可当一切的不公平都被统一地指责为“直男癌”的时候，女性也牺牲了自己的疆域和远见。
而第三个阶段，我向往女性的写作是人性的。她们走出女性性别，也走出性别压迫。既不顾盼生姿，也不为自己的女性气质而抱歉。她们讲述人类的不公，而不是讲述作为女人的不公。她们找到自己的语言，独特的语言，以最真最善最美最严苛的文学标准来要求自己，探索社会的秘密，具备公共的力量。这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
七堇年（著有《平生欢》《无梦之境》）：恰好我本科时期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伍尔夫的“雌雄同体”，所以选择这个问题多说两句。我个人是从根本上对“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感到很困惑的。为什么会有女性写作？为什么没有男性写作？粗暴一点来说，这有点像残疾人奥运会，有点区分开来讲的意思。作家被默认成男作家，写作被默认成男性写作，这其中的偏见根深蒂固，也有无奈。
就我个人看来，理想的写作（而不仅仅是理想的女性写作），就是去性别化的。去性别化，既包括去女性化，也包括去男性化。这里的性别化特指刻板印象中的狭义的性别典型特征。比如女性的敏感，男性的粗犷。
伍尔夫的关于“最优秀的头脑都是雌雄同体”的这一说法，最早其实来自柯勒律治。在我的理解中，这意味着一个写作者，或说一个艺术创作者，超越个体性别，超越小我层面，以更高更慈悲的视角，甚至是非人类的视角，去看待人间事物。你对两种性别同时有怜悯，同时有激赏。不站在受害者角度呐喊，也不站在强者角度俯瞰。他们都是人类，困境有交集，有相似，但仅仅是相似。性别不成为一个视角，甚至根本不成为一个“存在”，因为有更多的问题是在性别之上的。正如女性主义的受益者，至少有一半，应该是男性。
困难的是，性别意识在每个人内心基本固化。生活中，性别带来的种种矛盾是很具体的。从生理体验到社会角色体验，被内化、被形成的性别意识，通过视角、口吻、风格、流露在写作中，需要刻意地训练意识去克服。对于女性来讲，要跨越这种局限恐怕障碍更多，但绝非不可能。这里的“去性别化”写作不只是单单指去“女性化”，更包括“去男性化”，某种精虫上脑式的、荷尔蒙爆棚式的、力比多高于一切的，或者非要围绕家国历史等所谓“正统”议题展开宏大叙事的男性风格。那些性别化的风格都意味着“简单”，而好的作品是多面性的，复杂的。一个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意味着没有偏颇，超越了性别桎梏，目光更慈悲，更透彻，以幽默代替刻薄，以展示代替控诉。一个双性同体的头脑是集敏感与粗犷为一体的，所谓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吧。
周瑄璞（著有《多湾》《夏日残梦》）：女性写作大多由女性的身体写起，这不容回避。女性身体汇聚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没有身体，一切无从谈起。生命只有一次，肉身承载一切，女性写作对这一次性的、唯一性的身体进行描绘，义不容辞。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诚实地写出身心的变化，写出生命之花的绽放与凋零，写出女性的幸福、欢乐、痛苦、梦想、沉沦、救赎……提供女性身心成长和衰落的样本，这是作为女性作家的本能，也是职责。
文学作品不应当忽略人的自然属性，更不该用其他假象和大道理来掩盖和喝退这一属性。文学说到底是探索人性，要写出人性的真实复杂多面。我们当然不能一味强调自然属性，但也不能忽略它。应该怎样和本来怎样是两码事，都有它存在的道理。人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人有时代性，更有永恒性，社会性与时代性使人穿上不同的外衣，说着相应的口号和理念，但内在的恒常性（也就是自然属性）是不变的，文学要试图写出这种人性的恒常。在这一点上，没有男性写作、女性写作之分。
绿妖（著有《少女哪吒》《我在故宫修文物》）：理想的女性写作是有一天不再被问到什么是女性写作，因为可没有什么男性写作啊。写作就是写作，如果你被标为CEO写作、底层写作、美女作家、工友诗歌……那好像成为写作下面的一个副品牌，你的身份大于你的写作，或者大学里的艺考生，因为你的某种身份而降低了录取标准一样；伍尔夫说，优秀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我想起朱迪·福斯特年轻时有次接受采访，她说“女演员最好的特质是智慧，一种由内向外的力量，有时是疯狂；对于男演员最重要的特质是脆弱，你看最优秀的演员几乎都有这一点，透露出‘我能被伤害，我很敏感’”。
她和伍尔夫都是承认了性别自身的生理局限性，而又意识到并超越了这种局限性的优秀的艺术家。当然还可以不超越，将局限变成你的天赋。就像门罗和尤瑟纳尔写得截然不同，但她们都是我钟爱的大师。
薛舒（著有《天亮就走人》《婚纱照》）：“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伍尔夫的这句话，成为我某次讲座中做在PPT上的文学大师名言之一。与此相对照的另一句话是杜拉斯的，“若我不写小说，不是作家，那么我应该是一个妓女”。也许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杜拉斯的话：写作成就使她成为一个光耀文坛的卓越作家，她放弃了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但她用“妓女”来比作人生的可能性，可见杜拉斯的女性视角，自信甚而带着嘲弄般的冒犯。
伍尔夫的“雌雄同体”一说，又如何理解？心理学家荣格好像有过这样的说法，每个男人潜意识中都有一个女性的性格与形象；相应的，每个女人的潜意识中也有一个男性性格和形象。每个人生命里都驻足着一个完整的“人”，只是很多时候，他（她）们总是狭路相逢。
那么伍尔夫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无论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可悲的缺陷”，无论以男人视角还是女人视角来观察世界，都是不完整的，必须超越单一性别的界限，结合两性之长，才能达成完整的自我。
伍尔夫还说过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一个人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也许是时代和环境给她太剧烈的现实压力和心理压制，感觉伍尔夫在写作的时候，时刻处于独立人格与性别意识的挣扎与声张中。她一边声称“雌雄同体”的伟大，一边无可奈何地流露她女性特质的自我提示。相比之下，杜拉斯洒脱得多，她还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写作是一种暗无天日的自杀。她说的是“自杀”，而不是“谋杀”，也就是说，即便暗无天日，那也是自己的选择，她坦然接受。
伍尔夫抑或杜拉斯，无论她们在写作的时候是否时刻记得和强调自己是女性，无论她们以反对还是赞同的态度对待有性别的书写，当我们阅读到她们的作品时，我们依然清晰地感觉到了作品中的性别痕迹。当我们主观上试图去表现性别，或反对性别表现，都可能因诚实的文字而遭到背叛。
当代中国经由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的宏观社会政策和宣传，再到法律法规和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客观上的男女平等，作为1980年出生的女性，在普遍的生活空间并没有遭受多少巨大的性别压力，当然会有地域性和个人性的差异。反而在成年以后，基于工作、事业和对社会了解的加深，才真正感受到女性写作存在的意义，而这个部分并不是公开的，而是潜在的。从文学教育的角度看，经过张洁、林白、陈染，稍后的70后女性写作者的叙事努力之后，留给女性写作探索的空间变小了，也更难以不重复的角度进入了。
文学尤其是叙事性文学在今天很难以直接宣示立场的方式存在。我个人理解中的写作是去创造一个话语空间，一个混杂的空间，女性是其中的一个空间，我不希望女性的空间对其他空间的有压倒性优势和政治正确，就像我讨厌直男癌式的任何文学描写一样。女性视角的加入是一个优势加法，能够沉入更深的生活岩层，能够给予生活被遮蔽的部分以光线。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好的女性写作是雌雄同体的，同样男性写作也是如此，尽可能抵达对每一个人的理解。
朱个（著有《南方公园》《火星一号》）：不存在“理想的女性写作”，只有“理想的写作”吧？假如一定是有“女性写作”，我的理解是指带着“女性意识”去写作？不管哪种性别或性取向，都是自然的属性，性别在写作时成为一种意识，应该是作家的性别成为TA写作的问题，对我来讲，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更愿意认为，性别意识可以作为写作的立场或出发点之一，但肯定不是最好的写作立场，也就更不应是唯一的立场了。一种笼统的说法是：男性更重理性，女性偏于感性。那么，女性意识在写作中会带来迥异于男性的感受传达，比如更为敏感、细腻、委婉……这些词汇所形容的品质。当然，感性能够探知的领域，理性不能尽知。
但一个优秀的写作者肯定是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就像“雌雄同体”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更指向一种中性的立场，我倒又很愿意用“过犹不及”“取中为用”来理解——单纯偏向“感性”为态度，单纯偏向“理性”为态度，不是扯着这面旗帜呐喊，就是占住那座山头吆喝，那就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都是某种“恶”，因此要用功达到“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写作首先是有直觉，“存在就是被感知”，直觉是先于观念高于观念的，在直觉中收获一个完全性的生命体验，在这个过程里甚至是可以摈弃“男女有别”这一“对待性”的关系，然后能把体验用有思想力的逻辑清楚、干净、明晰地表达，让作品呈现出一个作家作为“世间人”的面貌——世界是内心化的世界，世界不与己对立，内心是时代中的内心，内心不与时相冲，出于应然，归于本然。这种特质是不分性别，而成为所有写作者的理想标准的。
王海雪（著有《烟火荡漾的告别》《道具灯》）：女性写作差异主要区别于身体构造和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强调与塑造，这种从出生起就被灌输的思想让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认知早于男性，它被强调（而且很可能被集体无意识物化），被隐匿，成为“第二性”。有压制才会有反叛，理想的女性写作必须破除这些壁垒，确立无性别的思想平权意识，不依附，身体的不依附，心理的不依附，才华的不依附。其次，思考与思想的探索与深入是毫无边界的，这种对社会、对生活、对自我的追寻是无止境的，要充分利用这种广阔的、不受限的自由，做到物质独立与思想独立，写所想写的，写所想表达的，而不是隐退或屈从在约定俗成的道德规则、家庭伦理、社会规范之后。同时，我认为，理想是欲望的分泌物，理想的女性写作，是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
不管是写作者还是非写作者，真正完整的人都是雌雄同体的。我所说的完整，更多是指心理与意识上的彻底成熟。当然，走向成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经过不断的试炼，才能打通任督二脉。伍尔夫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我赞同这一观点，最近和朋友探讨关于写作的问题中，我谈论到自己的一些个人看法，或者可以对这个观点做一些回应：我认为写作有三种层次，第一种是视觉性写作，停留在看见的阶段，第二种是思考性写作，它与心灵相距甚远，或者说只是摸到了灵魂的边角。第三种是感官、思想、身体性写作，它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写作，不被拘禁的写作。所有的事件、意外、经历与经验都会鲜活起来，个体的差异性大放异彩，笔下的自由收放自如……当然，第三种写作很难，我所能做的，是无限去接近它。
写小说之后，我对这个问题变得忽略起来。是否是女性作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写出了好作品，是否是个好作家。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再考虑要去性别化，因为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是去不掉的。越掩饰越藏头露尾。我只是自然而然地去写，遇见什么就是什么。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忘记自己的性别，甚至忘记自己的存在，完全进入到作品的需要里面去。伍尔夫说，好的作家拥有雌雄同体的能力。我认为好的作家还应该拥有能够与万事万物通灵的能力。一株植物，一尊青瓷，一个物件，尚不会说话的幼童，或者白发苍苍的老人，写作者都要有能力进入他们的灵魂里去。
也许我的性别会成为我写作的局限，但影响我写作的一定不仅仅是我身体里女性的部分，还有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成长的因素以及后来的种种经历。我生长在新疆，新疆的生活给我的写作带来了一生的影响，它决定了我的思维方向，想象空间，甚至语言用词。正如新疆的荒凉决定了我笔调的荒凉，新疆的开阔决定了我性格的开阔。这些均和性别无关，而和地域有关。
阿微木依萝（著有《出山》《羊角口哨》）：正如伍尔夫所说，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我觉得她说出的正是作为女性身份写作的这一庞大群体的心声。没错，我只能说，我确实是个女性，但这是在写作之外的事实，我是用女性身份从事我热爱的写作，而在写作状态中，我从未考虑性别问题，也无法去考虑，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心思，女性身份并不会对我的写作造成干扰。写作是超越性别的，是抛之脑后的。我很多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男性，写他们的时候从未去琢磨自己会不会拿不准，这个问题不存在。我认为文学是一个磁场，它汲取的是这个人脑海中产生的作为文学的部分，它不会挑剔这个部分是出于女性或者男性，它是精神花朵，是人类文明中珍贵的存在。
庞羽（著有《佛罗伦萨的狗》《我们驰骋的悲伤》）：无论是写作者还是被写者，女性，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女性写作，主要的是姿态问题。姿态太高，那就是“自恋”，姿态太低，那就是“泛女性化”问题。自古以来，女性受到的约束就比男性多。男性可以抛头露面、抽烟喝酒，女性只能裹起小脚、笑不露齿。到了现在了，主流意识下，男性只要养家糊口，女性的任务反而多了起来：工作、家务、生孩子、教育、孝顺长辈。我们既要干女性的活，又要干男性的活。多项任务都肩负在女性身上，如今又多了一项：女性写作。对于我来说，我并不喜欢“女性写作”这个词。都是人类，何必谦虚。所以我心目中的“女性写作”，就是伍尔夫说的“雌雄同体”。既然我们干完了自己的活，就顺带把另一边的也干了。有什么办法，谁让我们女性干得好呢。
在自然界，雌雄同体是件稀缺的事。珊瑚虫、藤壶、海兔等，都实现了生物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不能说生物中雌雄同体有多好，但精神上的自给自足，是每个优秀作家必须具备的。不能因为自己是女性，就不写阳刚。也不能因为自己是男性，就鄙视细腻。人是复杂的，作家要写复杂的人，就不能只有简单的思维。“女性写作”，这个词带来了不少便利，它让我们对作家多了一些宽容、理解，然而，它也有弊端，它限制了作家的格局。一个躲在舒适区的作家，可能是个好作家。然而一个冲破自身局限的作家，才是个值得钦佩的作家。
魏微（著有《一个人的微湖闸》《化妆》）：我同意伍尔夫的说法，写作是雌雄同体的，意思是不强调性别。可是伍尔夫还说过，女人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可能正是因为这句话，她被归为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我想没有哪个女作家愿意自己被这样简单地归类，她更愿意自己的作品是丰富的、复杂的，触及更广大的人类，而不仅仅是女性。……写女性，并不代表是女性主义写作，对于很多女作家而言，写女性多半是为了便宜行事，因为她们对女性更了解，操作层面上，比如心理、性格、行止等方面，写起来会更容易一些。……我拿不准自己对女性主义是不是有偏见，可能压根儿，我对这个词就不大了解。平时无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我脑子里都不大存这个概念的。
鲁敏（著有《奔月》《六人晚餐》）：无论一个写作者，是否“有我”，是否有“女性确认”或“否认”，是否追求“雌雄同体”，这对读者、研究者而言，实际上都必然会贡献与呈现出带有性别意义的写作面貌，就像带有城乡、年代、阶层等指认或分野意义上的写作面貌一样。综上，女性写作特别地具有研究意义，但不太存在写作者的自我认领意义。
张惠雯（著有《两次相遇》《在南方》）：《自己的房间》是我最喜欢的有关女性主义的论著，那种智慧、通透、开明、犀利，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女性价值。当代女作家里，我喜欢门罗和阿特伍德作品里所传递的女性主义。阿特伍德的女性主义更激进些，而在门罗的小说里，你看不到那种政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但她借由小说中女性角色折射出来的是同样饱满、坚韧、就像自然规律本身一样自然而且合理的女性意识。……这些女作家的作品里不可避免地具有女性主义的特质——对自身性别处境的觉醒，寻求在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立自由，以及两性间的平等交流等，但又不仅仅关乎这个。一个真正的作家，她写的作品是关乎人的存在的真相的，而非仅仅关乎某一性别。男作家也一样。所以，我赞同伍尔夫所说的，优秀的写作者是雌雄同体的。
笛安（著有《南方有令秧》《告别天堂》）：我同意伍尔夫说的，优秀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因为好的创作者身上应该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各自的优点。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性别也是大自然设置的壁垒和障碍，而优秀卓越的个体有能力跨越这个障碍的。所以我在提到自己的工作的时候，很少想到我是个女作家。就是说很少想到性别身份。我个人不太相信存在‘女性写作’这个东西。女性和女性之间是存在天壤之别的，既然如此讨论天壤之别的个体之间写作的共性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塞壬（著有《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我其实并没有以女性身份进行写作。在我的写作中，在困境中挣扎，理想、荣光、飞翔、尊严以及人性中那些不太明确的部分。一直在为如何成为一个人，如何活下去而努力，这一直是我的写作母题，而这些跟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它指涉的是一个人。……我眼里没有男人和女人的明显区别。我心目中的女性写作可能只是一个伪问题吧。
朱文颖（著有《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首先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位女作家。……我比较喜欢有层次感的女人，我希望一个作家多少能够做到一点雌雄同体。伍尔夫说得真好。
文珍（著有《柒》《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写作，就是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属性，同时不卑不亢，扬长避短。我从来不觉得性别会是一个应该讳莫如深的话题，这是一个现实。身为女性并且写作，这和身为男性并且写作一样，只是一个职业身份选择，没什么可区别对待的；但同时，不同性别对各种不同事件的差异性感知又的确存在，这又是需要承认的。……身为写作者，我愿意成为性别之间互相理解的桥梁，而不是壁垒分明的站队者。
马小淘（著有《章某某》《慢慢活》）：想了两分钟，竟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大部分都是男的。我之前没有用性别来为作家分类过，第一次意识到喜欢的女作家挺少。……我觉得可能文学更重要的部分不是男作家、女作家这样的标签，女性写作也更像是一个稍显粗暴的归类，当然也可能是我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不够深。
桑格格（著有《小时候》《黑花黄》）：我认同好的写作者都是“雌雄同体”这个观点。或者与其说“雌雄同体”，不如说她们超越了性别。甚至我还觉得写作的开始，是可以忘掉性别的。因为性别是一种不用特别强调的属性，是慢慢在写作中浮现的东西。如果在写作的开始就肩负了性别写作的意义，会给写作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女性写作的优缺点，似乎也是一个伪命题，我个人认为，在写作中没有因为女性而产生所谓的优缺点，只有因为个体不同带来的高下。……我更深的感受是，写作者来到这个世界，无论男女，都是通过痛苦，吐芳华。
蔡东（著有《木兰辞》《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理想的女性写作首先是自信的，不否认女性特质，不避讳，不撇清，不管身边有多少或隐或显但都无比真诚的对女性写作的鄙视，依然深知自己书写的意义何在。其次，明白写作跟性别有关，且不是唯一的、根本的关系……身为女性写作者，当然会对女性的命运、境遇有更敏锐的体察和更深切的思考，同时有能力突破来自性别或来自写作本身的某些困境，比如欧茨、阿特伍德、安吉拉·卡特，她们是具有成长性和丰富性的作家，我喜欢她们作品中天然流露的女性的细腻、聪慧和自我意识，以及在某一个文学领域中，自然而非刻意地完成的对性别差异的超越。”而且，她也不完全同意伍尔夫的观点。在她看来，“雌雄莫辨或可辨，各有各的好。
五、你怎样理解目前席卷全球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MeToo”运动。
彭思萌（著有《野兽拳击》《树之心》）：我觉得这场运动在西方和在中国的意义并不一样。在西方是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再进一步，而在我国却是成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号角。和男性不同，一个女性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向来是冲突的，一个女人越想做一个高飞的酷女孩，受到的那种“别飞了、你会掉下来”的规训就越盛，而这种规训经常来自她那也曾遭遇过荼毒的母亲。罔顾一个人的意志强行将其归为另一个人的从属，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狭隘的世界。
而改变的第一步仅仅是说出来。这也是为何蒋方舟、春树、易小荷、王敖等人对性侵性骚扰的曝光赢得齐声支持的原因。这种发声绝非毫无意义，“MeToo”已变成一个源自文化精英圈的自上而下的公共事件。在男性忌惮反思那些理所应当之事时，女性的生存自由就扩大了一步。所有的权利都无法依靠让渡，而是需要一点点争取的，所以且庆祝这小小的胜利。
东紫（著有《好日子就要来了》《隐形的父亲》）：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运动。在亘古持久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一直处在被侵犯而不得声张的委屈状态。但是，“MeToo”在中国被翻译成“米兔”，一部分人在担心——它可能会像太多的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一样，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短短的喧嚣过后，重归沉默。希望这只是个别人的担忧。希望那些勇敢者能被理解被呵护，能真正筑起一道女性的保护屏障。也希望它不被掺入伤害无辜的邪恶”。
2018年7月16日—2018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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