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上合撒马尔罕峰会圆满落幕，而中吉乌三方在撒马尔罕签署合作协议，推动中吉乌铁路项目实质性启动，成为此次峰会一大重要成果。构成新亚欧大陆桥南部支线的中吉乌铁路倘若通车，将成为中国通往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货运路线，货运路程将较当前途径俄罗斯的北线缩短900公里。然而，这条能联通亚欧大陆、并为中亚带来发展新机遇的铁路，却因种种原因延宕二十年之久。本文从技术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作为“发展工具”的铁路在地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遭遇的困局。
中吉乌铁路的建设阻力早有共识，一是资金，二是轨距标准。而恰恰是这两个因素，引发了本作为“发展工具”的中吉乌铁路产生意义转换。由于资金不足，吉国提出“资源换铁路”方案，引发吉国激进集团反对，并提出针锋相对的“殖民工具”论。这种论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过分解读铁路建设对吉国资源主权的危害，导致反华情绪滋长。吉国领导人对中吉乌铁路左右摇摆、反复变化的态度反映了两种解释框架的斗争。
轨距标准之争则揭示了铁路设计背后深刻的政治动因。受苏联影响，中亚境内的铁路多采取宽轨标准。轨距标准的不一致是导致亚欧大陆桥通道运输效率折损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吉乌铁路建设中，中方希望采取准轨标准。然而，技术标准不是只受到效率、速度、先进性等理性标准决定，中亚采纳宽轨标准，与俄罗斯对1520mm轨距的长期政治建构密不可分。而中亚国家一旦被“锁定”在宽轨的技术标准中，再度进行技术“改写”的余地就十分有限。在中吉乌铁路的例子中，采取准轨意味着铁路无法与吉国内已有铁路网络直接联通，项目回报率因此下降，反过来又影响了对铁路的投资意愿。
▲图源：互联网
从世界地图上看，如果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干线联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新经济圈，正好覆盖了传统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的战略要地，成为大国争夺和博弈的焦点。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各国围绕地缘政治格局在铁路通道方面展开激烈争夺，并牵动着“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建设。
▲中吉乌铁路南北两个修建方案。图源：互联网
铁路意义的转换主要源于吉国的资金不足。吉、乌两个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主要是改造现有线路，而铁路建设几乎为空白的吉尔吉斯斯坦如何推进其境内路段建设则成为关键，但这又非其本国所能承担。中吉双方自2000年开始就该项目进行磋商，中方拿出2000万元人民币做技术论证，确定了吉境内路段全长268.4公里的线路，其中大部分蜿蜒于海拔2000-3600米山地之上。为了解决资金问题，2009年吉总统巴基耶夫向中国提出了“资源换项目”的解决方案，即用该国纳雷恩州境内的一系列金矿来换取中国的资金。这种模式已应用在中吉乌公路上——2011年8月竣工的伊尔克什坦至奥什路段中的约50公里项目采用了“资源换项目”模式。具体的实施方式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项目融资，吉方提供伊斯坦贝尔德金矿供中方开采，利用矿山开采的预期利润修建上述50公里路段。
然而，这一方案却引发了吉国的反华情绪。吉尔吉斯斯坦这个山地小国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拥有丰富的矿藏，作为中亚地区金矿资源主要储量国和产出国之一，其金矿的探明储量、地质储量和预测资源量总潜力十分可观，按照地缘政治的观点，它们是吉国借以实现国家权利、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的物性存在。在吉国一些激进的爱国者看来，“资源换铁路”的方案触动了吉国根植于其的天然物性的权力——矿产资源。反对派称中国出资的方式不能容忍，因为北京可能借此换取吉的银、铝、铜、媒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实际上，对中吉乌铁路意义改写还存在着历史和社会语境。1999年中吉双方签署《国界补充协定》，部分有争议的领土依约由中方接收；两国严重的人口、经济不平衡和中亚国家关于历史上中国入侵的民间传言等，所有这些都被吉国某些政治与经济利益集团进行了地缘政治的过分解读，刺激了吉国反华情绪的滋长与蔓延。
在这种舆论背景下，“资源换铁路”的方案一经传来，吉国内又是一片反对浪潮。时任纳雷恩州州长苏瓦纳利耶夫以辞职表达了不满。2011年吉总统大选，苏瓦纳利耶夫在电视竞选中把中国人形容为“必须消灭的狼”，他攻击的正是近年来以中吉乌铁路为代表的中吉之间的诸多合作项目。当然，最后的结果显示，苏瓦纳利耶夫远远不是大选的有力竞争者。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吉乌铁路将矿产资源与由此而揭开的关于领土纷争的老“伤疤”交织在一起，使得铁路的意义被重新建构。对吉国激进的爱国主义者来说，中吉乌铁路不再是能给国家带来繁荣发展的“轨道交通技术”，而是“危及”吉国地缘特征的“殖民工具”。由此，中吉乌铁路所预设的通过道路联通实现贸易畅通的主张，与吉国内激进集团的观点相碰撞，形成了两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框架，而吉国领导人对中吉乌铁路的左右摇摆、反复变化的态度则深刻反映了两种技术解释的拉锯式斗争。
一方面，吉国领导人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来恢复国内经过多年动荡陷于停滞的经济，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顾及多次导致政治动荡的中吉双边关系被激进反对派所利用。如此，轨道技术作为“发展工具”的解释框架在吉国高层持续发生作用，但“殖民工具”的解释框架也在不断加以对抗。2001年吉颁布了关于“优先支持修建经巴雷克齐-贾拉拉巴德-吐尔尕特通往中国的铁路法”（即中吉乌铁路吉国境内部分），赋予该铁路项目法律优先地位，并为投资者提供最优惠待遇；“郁金香革命”之后，2006年新一届政府很快确认了该条铁路的建设，包括“资源换项目”方案的提出，这些都显示出“发展工具”的技术解释框架在持续发挥作用。但激进反对派所采纳的“殖民工具”解释框架则成为吉领导人决策这条铁路时遭遇的巨大障碍。2011年11月阿塔姆巴耶夫就向民众否认了新政府将建设这条铁路。尽管2012年为了兑现“100天经济稳定计划”，吉政府又将中吉乌铁路项目列入优先建设目录当中，但到2013年底，阿坦巴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又拒绝了中吉乌铁路项目。虽然其中的原因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吉国国内反对派关于铁路技术的“殖民工具”解释框架导致的反华情绪阻碍了项目的推进。
以上分析说明，中吉乌铁路作为技术人造物，并不具有刚性的不证自明的意义，它总是相对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存在，并在中亚各国不同的历史和现实语境、社会和地理环境中被赋予新的意义。吉国语境下对铁路不同意义的解释时常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斗争，多变的政治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技术解释框架相互冲突和斗争的外在表现。
事实上，上述现象并非个案。科学技术史的大量研究表明，科技的传播并非是线性与单向的过程，而是充满着各种地方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阻抗。科技的传播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协商、博弈与转译（translation——拉图尔语）的过程，是保证现代科技成功实现地方化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的过程。这意味着地方性并非现代技术物的驿站，现代技术物只有融入地方性的政治、地理与文化的语境中才能得到释放。
俄罗斯对1520mm轨距的历史选择可以追溯到沙皇俄国。沙俄在修建自己的铁路时，成本和速度并不是技术设计的核心因素。以西伯利亚铁路为例，俄国并没有遵循欧洲的1435mm模式，而试图通过修建宽轨努力将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打上俄国政权的印记；而一战和二战中的苏联很快发现了宽轨所起到的防御作用，特别是1941年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时，由于在边境换火车转运物资而受到极大阻碍，德国人为此改换了数百英里铁轨的轨距，但人力花费极大，进一步减缓了他们在俄国推进的速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则自然继承了这一技术特征。
然而，俄罗斯对1520mm的历史继承却逐渐演变为在现实中对其的维护、强化甚至拓展。首先，作为技术脚本的1520mm轨距铭写了俄罗斯的期望和政治预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本身具备主导中亚的历史优势，一直视中亚五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虽然近年来俄罗斯国力有所下降，但一直试图恢复传统势力范围，大国意识、大国自信、大国作用日益回归和重塑，特别是当前中亚交通的大国博弈中，中美俄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俄罗斯对外来势力进入中亚抱有戒心，不悦旁人染指。一些俄罗斯专家担心中吉乌铁路项目会危及俄罗斯在中亚的利益：中国与俄罗斯的轨距标准不同，这是中亚新格局正在形成的迹象，可能给俄罗斯在中亚的一体化项目造成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铁路的技术特征被选择和筹划，作为技术脚本的1520mm轨距，铭写了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关切，以保持中亚地区“1520”宽轨铁路的统一空间。2013年国际石油价格下跌，俄罗斯手头拮据，但却仍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签署“俄哈吉塔铁路”协议，是其重建势力范围的一种体现。因而，1520mm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数据，而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宣示存在与扩大影响的政治编码。
▲吉尔吉斯斯坦的旧火车站。吉尔吉斯斯坦一直希望中吉乌铁路采取宽轨标准，因为吉国铁路均采用宽轨标准，这意味着如果中吉乌铁路采取准轨，将无法与吉国内已有铁路网络联通。图源：互联网
进一步探讨可以发现，不论是传统技术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与物、技术与社会的二分，无法看清技术的本质。新近的STS研究摆脱传统二元论，从实践出发，认为技术实践是各种异质性要素的建造过程，包括物质、仪器、概念、社会、技术、政治各种异质性要素，涉及到总统、民众、工程师、轨道、丘陵、矿产、报纸、口岸等众多行动者。这些异质性要素并不是先天的存在，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中交织演化，彼此界定，相互塑造，共同进化，在实践中逐渐获得自身的实在性。这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启示是：
首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中，仅从技术的内在性质来理解和推进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看到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行动者的参与及不同的社会、政治利益的驱动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要求我们超越实证主义的技术观，自觉地把握技术规划和活动中的实践性和异质性特征，以更高智慧推动各种异质性力量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这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五通”的深刻内涵——“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人心相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孤立理解。
最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超越传统的陆权海权思维，引领走向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时代。地缘政治中陆权与海权思维的本质是控制与索取，这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背道而驰。尽管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地缘政治的激烈博弈，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国家间的多渠道交往，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包容发展”与“控制索取”构成了一对具有批判张力的逻辑关系——“是”与“应当”的辩证法，并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此消彼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我们应以全球化发展的新思维，反思和提升国际关系的价值追求，在实践中将互联互通推进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