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区域贸易协定，“一带一路”的定位更广更深。“一带一路”倡议是更深层次、多方位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区域贸易协定更专注于降低区域内部贸易壁垒，虽然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定位不同，但RCEP对“一带一路”相互裨益，RCEP使用正面引导+负面清单的模式，要求比其他贸易协定更加宽松，这使得RCEP区域内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可以整合，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
2013年9月和10月，我国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简称“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作为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一带一路”更好地促进了国际间合作。今年为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的十周年，我们将从其定位出发，分别从产业和国别角度梳理“一带一路”的发展情况，落脚于未来规模及投资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是更深层次、多方位的国际合作平台，不仅限于贸易领域。2013年3月，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同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2015年，主席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5点主张：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这被看作中国为世界各国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路线图”；2021年，主席在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时强调，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
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框架思路看，它借助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国广大腹地国家，链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贯穿亚欧非大陆。此外，“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其中，“六廊”即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2014年6月，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构建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中阿“1+2+3”合作格局。截至目前，中国已经同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而区域贸易协定更专注于降低区域内部贸易壁垒，虽然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定位不同，但RCEP与“一带一路”相互裨益。区域贸易协定是不同关税地区间，为了消除成员间的贸易壁垒，规范彼此之间贸易合作关系而缔结的国际条约，规模较大的有RCEP、北美贸易协定（NAFTA，2020年被美加墨协定USMCA代替）和欧盟自由贸易区。
RCEP于2020年11月15日签署，于2021年11月2日达到生效门槛，2022年1月1日，RCEP正式生效，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4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开始实施协定；截至目前，RCEP生效的国家有15个亚太国家，包括10个东盟成员国及其五个主要贸易伙伴——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据世界银行统计，RCEP覆盖2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30%，每年为全球GDP贡献约25.8万亿美元，约占全年总量的30%，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25%以上，为目前规模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
2023年1-2月，我国与RCEP合作伙伴间进出口贸易金额达到2776.9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31%，占比维持在较稳定水平。除RCEP外，USMCA和欧盟自由贸易区是两个贸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议。据统计，2020年，USMCA拥有4.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24.8万亿美元，人均年收入5.07万美元；欧盟自由贸易区拥有4.48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17.13万亿美元，人均年收入3.83万美元。
对比来看，总量上，RCEP与USMCA明显大于欧盟；从经济增速看，USMCA和欧盟的过去三年平均GDP基本在2%，USMCA略高于欧盟，但这两个区域要明显低于RCEP的6.5%的三年平均GDP水平；从人均GDP看，USMCA的人均GDP最高，其次为欧盟，RCEP最低也为1.71万美元，且成员国间差距较大（高收入国家新加坡2021年人均GDP为7.28万美元，低收入国家柬埔寨人均GDP为1654美元，相差43倍）。对比下来，RCEP国家在未来增长潜力和财富增长方面空间更大。
协议规则方面，RCEP更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且侧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注重在“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权衡，USMCA重点聚焦墨西哥的汽车跟加拿大的乳制品两大部分；关税方面，RCEP规定其零关税覆盖达到90%以上，使用正面引导+负面清单的模式，要求相比其他两个贸易协定也更加宽松。得益于较为灵活的规则，RCEP内的制造商不局限于在一个国家生产以获得优惠关税地位，这使得RCEP区域内的供应链和生产链可以整合，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用；且“一带一路”国家即使为非RCEP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在其中一个RCEP国家投资制造或建立生产设施，从而获得RCEP同等待遇，RCEP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发展。
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相比，其他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方案。
2011年7月，美国提出“新丝路”跨区域经济计划，目标是通过重建各类基础设施，帮助阿富汗融入中亚地区，并以此为中心打造一个经济圈连接中亚和南亚地区，推动实现“能源南下”与“商品北上”的战略目标，在能源、贸易与交通、海关与边防运作以及商业和人员往来共四大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议。但新丝路计划因资金缺口较大，到目前未实质性启动实施，且新丝路计划更多集中在能源领域，涉及范围不及“一带一路”倡议。
2015年5月，日本提出亚洲基建投资计划，将加大对于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未来5年投资总额将达到约1100亿美元。
2014年1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投资计划（容克计划），通过新设立总额21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在2015至2017年间释放来自私营部门约3150亿欧元的投资，将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宽带、能源、交通网络的改扩建工程，教育、科研和创新领域，新能源以及能源效率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G7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启动新全球基础设施倡议“重建更美好世界”(B3W)，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世界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区域包括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到非洲再到印太地区，投资领域包括气候、健康和健康安全、数字技术以及性别公平和平等四大类。
“一带一路”国家基建水平差距较大，新冠疫情后由于成本原因基建指数不及疫情前水平。《“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中的第四十一章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其中第二节为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具体来看，要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为基本框架，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打造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聚焦关键通道和关键城市，有序推动重大合作项目建设，将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目标融入项目建设全过程；提高中欧班列开行质量，推动国际陆运贸易规则制定；扩大“丝路海运”品牌影响；推进福建、新疆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涉及周边国家多，大多基建指数低，基建发展需求大，尤其以独联体和蒙古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北非地区为主。
东南亚地区以较高的发展需求和热度、较好的发展环境和较低的发展成本继续领跑7个地区，得分连续四年保持首位；葡语国家发展需求和发展热度进一步回升，推动该地区指数得分连续第3年增长，在各地区中排名第二；独联体和蒙古地区受俄乌冲突影响，基础设施发展环境急剧恶化，指数排名由2021年的第二位快速下滑至第五位；中东欧地区受疫情反复和经济复苏缓慢等影响，基础设施发展需求不振、热度不高，以106的指数得分继续垫底，特定国家得分走低（塞浦路斯、立陶宛等）拖累地区得分。在指数得分和排名上涨的国家中，沙特阿拉伯指数得分涨幅最大，由2021年的117升至122；作为资源输出型国家，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促进该国经济复苏加速，基础设施发展得到了稳定的资金支持；但在指数得分和排名下降的国家中，俄罗斯得分降幅较大。
从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数量和金额看，地域主要侧重在亚洲和非洲，行业上以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为主要侧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估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之外的投资需求约为1.4万亿美元。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规模于2000-2009年期间持续较快增长，2010年后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速回落，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提高和金融市场动荡等多因素影响下，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增速在2017年较高基数基础上首次探底，经历2019年短暂修复后，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再次步入下行通道。2022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为1550亿美元，同比略增长0.04%，但较2019年的阶段性高点回落10.35%。
2022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5514份，新签合同额8718.4亿元人民币，增长0.8%（折合1296.2亿美元，以美元计下降3.3%），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2%；完成营业额5713.1亿元人民币，下降1.3%（折合849.4亿美元，以美元计下降5.3%），占同期总额的54.8%。
地域上，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近八成业绩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市场，2022年1-11月，亚洲市场新签合同额958.7亿美元，同比增长5.0%，占当年新签合同总额的49%，其中主要集中在东南亚、西亚北非和南亚地区；非洲市场530.1亿美元，同比下降15.1%，占27.1%；拉丁美洲市场242.3亿美元，同比增长52.0%，占12.4%，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排名前10位的国家（地区）分别是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伊拉克、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
行业上，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涉及交通运输、一般建筑、电力工程、石油化工等领域。交通运输建设、一般建筑、电力工程和石油化工等传统业务依旧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最具优势的行业领域。在受到俄乌冲突和全球疫情的冲击，全球能源、粮食、建材成本不断上涨的背景下，电力工程、水利建设、交通运输等领域的项目面临较大压力，市场业绩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尤其是电力工程和水利建设，新签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增速双双出现两位数的下降。
项目上，铁路方面，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雅万高铁、中泰铁路建造稳步推进；公路方面，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顺利完工并移交通车，中俄黑河大桥建设竣工；航空方面，国际民航运输航线网络不断拓展，截至2021年末，我国与100个国家签订双边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与其中54个国家保持定期客货运通航，与东盟、欧盟签订区域性航空运输协定。截至2021年末，亚投行已批准158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达319.7亿美元；截至2020年末，丝路基金签约以股权投资为主的各类项目49个，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70%的签约资金运用于电力电站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航运、高端制造业等大型国际合作项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次于美国，主要流向亚洲和拉丁美洲，行业以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金融、制造业为主。从总量看，2013年到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2022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2.9%，较上年提升了3.2个百分点，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2013年提升了7.9个百分点；2023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3.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8%，我国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合计进出口3.08万亿元，同比增长7.3%。
2022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10.5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长7.7%（折合209.7亿美元，增长3.3%），占同期总额的17.9%，与上年同期持平，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
分国别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居前的是新加坡，重点在金融和创新等领域。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2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7万亿美元，年末存量41.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10.5%和6.7%，流量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二位，存量列第三位。
2021年，我国流向亚洲的投资12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1.6%；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101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占对亚洲投资的79%；对东盟10国的投资197.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8%，占对亚洲投资的15.4%。流向拉丁美洲的投资2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7%，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4.6%，流向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直接投资流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流向欧洲的有所下滑。
从存量看，2021年，我国对亚洲、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分别为63.6%、25%、4.8%、3.6%、1.6%和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九成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2021年末，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存量为24983.8亿美元，占89.7%；从2021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看，2021年我国对其直接投资流量最多的分别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老挝，这几个国家流量超过10亿美元；从存量看，到2021年末，我国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俄罗斯和马来西亚投资存量超过100亿美元。
从行业看，202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上千亿美元的行业有六个，分别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制造业、采矿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六个行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8%。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40%，主要分布在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卢森堡等国家（地区）。所以，从三次产业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集中在第三产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分国别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都居首的是新加坡，2022年，中新双边经贸领域总共签署了四份谅解备忘录，涉及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以及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领域。
从境外经贸合作区看，主要在东南亚地区，此外俄罗斯数量也较多，以其各自占优的资源禀赋为合作重点。2021年4月，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工作的通知，要求优化稳定边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活力。
截至2021年末，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分布在46个国家，累计投资507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6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2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合作区已累计投资3979亿元，为当地创造了42.1万个就业岗位。从确认考核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名录看，我国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的合作区数量较多。
印尼方面，中国与其合作主要在海洋经济、食品加工领域。2018年10月，中国印尼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谅解备忘录；2018年5月，双方签署《关于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0月签署《建立“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合作联委会谅解备忘录》；2021年1月，双方签署《关于中国和印尼“两国双园”项目合作备忘录》。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有限公司是中国在印尼设立的第一个集工业生产、仓储物流、贸易为一体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是广西在境外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窗园区，成立于2008年，处于雅加达东部的工业长廊——雅万经济带的中心地区。
俄罗斯方面，中国与其合作多在能源方面，2021年中俄原油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田湾核电站1至4号机组等重大合作项目；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南段工程、田湾核电站7号和8号机组以及徐大堡核电站3号和4号机组建设等新开工项目进展顺利。此外，2021年11月中俄两国有关部门签署数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备忘录。
从“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看，独联体和蒙古地区基建需求最高，其次是东南亚地区（以印尼为首）。2022年独联体和蒙古地区基建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145，较上年小幅上涨，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居区域排名首位。其中交通、能源和通讯领域发展需求保持高位，分别为188、162和142，是拉动区域发展需求上涨的主要因素。东南亚地区排名稳居第二，其中印度尼西亚得分蝉联榜首（也是71国得分最高的）。2022年，东南亚国家发展需求指数得分为142，得分涨幅超过其他六个区域，排名与上一年持平，稳居第二位。
从细分领域来看，交通、能源、通讯、水务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发展需求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交通领域涨幅最为显著，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对铁路的发展需求成为主要动力因素。此外，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国对电力也有较大需求（能源领域发展需求指数138）。另外，分国别看，俄罗斯的发展需求指数位于第二位（仅次于印尼），埃及、安哥拉、巴基斯坦、蒙古、缅甸、哈萨克斯坦、柬埔寨和巴西分别是第三至第十为。综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发展需求看，印尼、俄罗斯都在前列，侧重以各自优势的领域为主，如俄罗斯的能源、印尼的海洋经济和食品。
根据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发布的2022年度ENR国际承包商250强榜单，中国内地企业上榜数量达79家，进入前10强企业有4家（中国交建第3位、中国电建第6位、中国建筑第7位、中国铁建第10位），近年来上榜数量稳步提升。国际承包商250强2021年海外市场收入3979亿美元，增速为-5.4%，中国上榜企业海外市场收入1130亿美元，同比增长5.1%，中国企业增速显著高于整体增速；占250强海外总收入比例28%，同比增长2.8个百分点。从承包工程公司看，大多属于大型国企央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潜力较大，这不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还包括贸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民生等多个领域。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差距较大，且国家间关系也较为复杂，在操作层面仍存在风险。一是债务风险，根据世界发展中心的策略，“一带一路”或将增加一些借款国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一带一路”融资的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一带一路”项目本身的生产力，也取决于项目国的还本付息能力。根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国际债务数据，2019年末，欠中国债务最多的5个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200亿美元）、安哥拉（150亿美元）、肯尼亚（75亿美元）、埃塞俄比亚（65亿美元）和老挝（50亿美元）。
Wind数据显示，2021年，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中东与北非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国家（不包括高收入）外债存量占GNI的比例分别为45.83%、18.27%、33.68%（2020年）、44.32%，拉美和中亚外债占比较高，一般来说，外债总额占GNI比重不应超过50%，其中安哥拉和老挝的外债存量占GNI的比重分别为100.66%和97.16%；二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在印度湾地区，这其中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汇冲突，也有大国间激烈的资源角逐和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对于国家本身和跨国项目的发展都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