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牙买加体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历次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序幕。
总的来说，每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要么是自身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加剧，要么自身债务资产质量的急剧恶化。例如，1997年2月，泰国央行承认其国内银行资产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而给了国际投机者可乘之机；2007年，国际多家金融机构因次级信贷资产质量暴露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前者是金融体系危机，后者则为地产行业危机。
就我们自身而言，特征更为突出。当回溯国内金融发展史时，会发现资产质量问题一直贯穿始终，我们曾经因为国有大行的资产质量而成立四大AMC，亦因为城信社和农信社的资产质量暴发而进行地方性银行改组，所谓的金融创新又将积累的资产质量问题暴发不断推后，近年来金融风险的暴露亦明显加剧，地产行业困局与城投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会进一步推动风险的释放和出清。因此，目前摆在国内金融业面前的最重要问题也应是资产质量。
经济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驱动力量是经济金融与安全体系较为脆弱，而外在推动力量是美元周期与地缘政治博弈。例如，拉美债务危机以及2007-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由美元加息周期直接引爆。再比如，三次石油危机在20世纪70-90年代引发了多次经济金融危机等等。
俄乌冲突虽然不是本轮通胀的根源，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通胀压力；而美元加息周期在给其它经济体带来麻烦的同时却美国自身乐此不疲，“美元是我们的、麻烦是你们的”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精英应对地缘博弈及全球通胀压力的基本信息。
应该说，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元周期之间本身没那么独立，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通常会相互配合，以打压地缘对象，如对英镑、欧元的阻击以及对俄罗斯、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打击等等。因此，地缘政治博弈与美元周期已经成为引发经济金融危机的最重要推动力量。
虽然2007-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有15年、欧债危机已过去5年，但目前还很难说我们已经从上述两次危机完全走出来。2007-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低利率且宽松的货币环境持续长达七年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全球很多经济体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很容易放大全球流动性收紧所带来的冲击，也给美元加息周期冲击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埋下了隐患。
2010年左右的欧债危机同样如此，虽然部分经济体的债务压力在欧盟的救助下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但欧盟体系内的分化与不稳定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部分经济体所面临的债务压力也并没有消失。因此，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与2010年欧债危机虽然已经过去，但并没有走远，为应对上述危机所采取一系列政策而带来的后遗症以及由其给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中长期影响仍会时不时发挥作用，引发可能而来的全球或局部经济金融危机。
在美元加息周期、全球流动性收紧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所背负的债务及资金外流压力明显上升，而过去很长时期内已习惯于低利率、高杠杆的诸多发达经济体面临着似乎比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压力（如欧盟、英国以及日本等）。除2007-2008年金融危机与2009年欧债危机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外，存量与地缘政治博弈对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扰动亦明显加剧。2022年10月12日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未来十年对于美国制胜地缘对手至关重要，意味着未来十年地缘博弈将会更为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均有可能重塑，使得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将进入比较严峻的大动荡时期。
如今的俄乌冲突让欧洲地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目前正在进行的印太博弈预示着未来的亚太地区也不会平静，通胀本身也已从所谓的经济现象过渡为地缘博弈的工具，非美经济体货币的普遍疲弱和债务压力的上升、全球供给体系重构、市场预期趋弱以及信心普遍下降在地缘博弈下将会常态化地冲击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使我们总是在经济金融危机边缘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