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概括中华文明的起源时，归纳出三种形式，分别是裂变、撞击与融合，他用“满天星斗”来形象地总结中华文明的多元统一，结论便是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了历史。的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能证明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交流与融合，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就法律的起源而言，考古发现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习惯与制度，且这些习惯与制度，会随着人群的迁徙，发生碰撞与交融，乃至成就统一的文化。《尚书》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这是说在上古之时，作为华夏族之外的苗人，就已经创造了墨、劓、刖、宫、大辟这五种刑罚，这应该是传世文献中关于传统法律文化最早的记载。其后华夏部族征服了三苗，却不废其刑，反而将之运用于所辖各地，这便是盛行于先秦时期的“五刑”。
其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帝制法制得以确立的时期。其间，中原王朝自然会制定法典和各项制度，用来治国理政，出现了诸如《秦律》《九章律》等著名法典。与此同时，周边少数民族同样注意用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如一向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匈奴各部，就曾经设范立制，史载：“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何以“北优于南”？究其原因，还是上述陈寅恪所说的“集当日之大成”，就是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取精用宏，择善而从，最终创造统一的制度，而不像南朝固步自封。此期法制总的方向是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这也是一个由两汉“儒法道杂之”的法律体系向儒家化法律体系过渡的时期。上承两汉之遗绪，下开隋唐之辉煌。
至隋唐时期，王朝空前强盛，法制亦达到一个巅峰状态，且流播异域，大放异彩，成就了中华法系的辉煌。中华法律文化的代表——《唐律疏议》，既可视为一个蓄水池，将此前灿烂的法律文化尽数囊括其中；又可视为一个分水岭，其后十二个世纪的传统法制，无一例外都会从中汲取资源。而此期，与唐政权并存的吐蕃、突厥、南诏、契丹等，也各有其完整的法制体系。唐朝政府对这些政权的法制体系，也并不排斥，因为唐法律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统一的，且对于传统的“华夷之辨”，采取弥合之态。统治者在对待民族事务时，表现得非常大气且开明，如唐太宗即曾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有这样一种开明的认识，使得唐代法律制度远远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畴，而成为“天下之法”，深刻影响了各少数民族法制建设，从目前考古发掘到的这些政权的法律文献中，到处可见《唐律疏议》的影子。这便是隋唐法律文化多元统一的真实写照。
明朝法制上承唐宋，下启清朝。在其统治区域内，基本贯彻统一的律例。而同时，处于北方的北元政权乃至后来由其分裂而成的鞑靼、瓦剌政权，依旧沿用蒙古旧制。
总之，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法的起源不限于一地一族，法的发展同样是百川到海，各呈其美。统一和多元，乃理一分殊。多元为法律文化的表现，统一乃法律文化的归宿。多元使得传统法律文化精彩纷呈，而统一使得传统法律文化传承有序。正是有着这样的多元统一，使得中华法律文化生生不息，并能传播异域，流光溢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