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织图，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主题的绘画图像。具体来说，耕织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耕织图指所有与“耕”或“织”等有关的图像，如画像石、墓葬壁画中有关农业生产与纺织的图像等；狭义的耕织图则仅指宋代以后呈系统化的耕织图像，即通过系列绘画的形式将耕与织的具体环节完整呈现出来，往往还配以诗歌加以说明，具体如南宋楼璹《耕织图》、清代康熙《御制耕织图》等。耕织图的创绘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采桑纹铜壶，此后历经秦汉、隋唐，到南宋最终形成体系化的耕织图样式，元、明、清代则一直延续下来。从南宋到清代，七百多年间，至少出现过几十套不同版本与内容的系统化耕织图像（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王红谊，2009）。就本文来说，主要是以狭义耕织图为例展开具体论述。
二、重农、劝农传统背景下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绘制
传统中国以农为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浓厚的重农理念与传统，所谓“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①。正是基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促进农业发展的措施。在诸措施中，劝农乃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其目的在于提醒统治者（尤其是地方官员）重视农耕，劝勉民众笃力于农业生产，以保证农事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而农有丰收、民有衣食、官有租赋、国有治安。（宋希庠，1947；黄启昌，2004）“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农业社会中，劝农的伦理政治观，与相应的农耕仪式和实践，始终贯穿于国家管理体系中，通过各种政府管理事务体现出来”（白馥兰，2018：39），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政府的哲学理念和治理技巧的核心所在”（白馥兰，2017：87），成为传统中国“重要的政治文化之一”（曾雄生，2012）。
重农、劝农的具体表现与方式多种多样，创作有关农事的图像即是重要方式之一。如后周世宗柴荣“留心稼穑，命工刻木，为耕夫、织妇、蚕女之状，置于禁中”②，其目的就在于时刻提醒自己重视农耕之事。元代，为体现朝廷重农、劝农之意，仁宗、英宗这两位皇帝曾多次命人创作（或大臣创作后进献给皇帝）《蚕麦图》《豳风图》等。（李杰荣，2015；Weidner，2013）而在各种重农、劝农图像中，最为典型与重要的当属体系化的耕织图。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南宋高宗之话语，可知此类图像最早出现于北宋仁宗时期：“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养蚕织绢甚详”③。对此，王应麟云：“祖宗时于延春阁两壁画农家亲蚕甚详，元符间因改山水”④，“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⑤。王潮生认为，这延春阁耕织图绘，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系列化耕织图。（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33）不过延春阁耕织图绘早已不存，后世知之者亦不多，真正为后人所熟知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南宋楼璹《耕织图》，可被视为我国体系化耕织图的真正开端，遗憾的是，此图之原图今亦不存。
楼璹《耕织图》是重农、劝农传统与政策的产物。对此图的创作，楼璹之侄楼钥曾如是说：
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入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状。⑥
（宋真宗景德三年二月）丙子，权三司使丁谓等言：“唐宇文融置劝农判官，检户口田土伪滥等事，今欲别置，虑益烦扰，而诸州长吏，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合门使已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诸路转运使、副并兼本路劝农使”。诏可。劝农使入衔自此始。⑨
县级主官亦兼劝农衔。（范学辉，2018）楼璹，作为於潜之县令，亦带有“劝农”之衔，故其在《耕织图》诗之《耕图二十一首·耕》中说：“我衔劝农字，杖策东郊行”（中国农业博物馆，1995：187）。楼璹作为县令，既有劝农之衔与劝农之责，自应响应宋高宗的劝农之诏。楼璹《耕织图》创作完成后，“未及，朝廷遣使循行郡邑，以课最闻。寻又有近臣之荐，赐对之日，遂以进呈。即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初除行在审计司，后历广闽舶使，漕湖北、湖南、淮东，摄长沙，帅惟扬，麾节十有余载，所至多著声绩，实基于此”⑩。也就是说，此图后来被进献给宋高宗并受到皇帝的特别嘉奖，楼璹也由此走上了升迁之路。而宋高宗之所以如此重视此图，乃因其符合他重农、劝农之意。
那么，上述耕织图的性质与创作目的是什么呢？传统观点主要将耕织图作为一种农学作品来看待，如楼璹《耕织图》就被称为“我国第一部图文并茂的农学著作”（藏军，1992），《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学史》《中国古代农书评介》《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等现代农学著作，也均将耕织图收录其中。基于此，其创作目的与意义似乎在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图与诗的结合提供农民仿效操作的范例，其目的是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的，是一种社会化、大众化的科普著作”（王潮生，1998），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基于耕织图的一系列特点，比如前后因袭少有变化，存在大量的技术描绘错误，重场景描绘而轻操作流程与技术细节等，使其很难发挥技术推广的作用。（王加华，2016b）那么，耕织图创作的意义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虽然不能说耕织图完全没有技术推广的价值与意义，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应在于教化与劝农，主要体现的是重农、劝农之意。这一点诸耕织图题记反映得非常明显，具体如：
其事既易知，其言亦易入，用劝于民，则从厥攸好，容有所感发而兴起焉。（［明］邝璠《便民图纂·耕织图》）12
使居上者观之，则知稼穑之艰难，必思节用而不殚其财，时使而不夺其力，清俭寡欲之心油然而生，富贵奢侈之念可以因之而惩创矣。在下者观之，则知农桑为衣食之本，可以裕于身而足于家，必思尽力于所事而不辞其劳，去其放僻邪侈之为而安于仰事俯育之乐矣。（［明］宋宗鲁《耕织图》）13
朕早夜勤毖，研求治理，念生民之本，以衣食为天……爰绘耕织图各二十三幅，朕于每幅制诗一章，以吟咏其勤苦而书之于图。自始事迄终事，农人胼手砥足之劳，蚕女茧丝机杼之瘁，咸备极其情状。复命镂板流传，用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清］康熙《御制耕织图》）14
正因为耕织图主要表达的是重农、劝农之意，故曾雄生认为，耕织图“不过是以绘画和诗歌形式出现的劝农文而已”（曾雄生，1995）。劝农文，即主要由地方官员制定与发布的督促、发展农业生产的文告，主要内容为宣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劝民以时耕作，宣传某种生产技术等，是宋代新出现的一种劝农形式。（王兴刚，2005）
三、耕织图绘制的模式、传播与意义呈现
基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中国古代自很早起就形成了浓厚的重农、劝农传统，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催生了南宋以来系列体系化耕织图的绘制与刊刻。那么，其绘制、刊刻与传播，具有何种模式与路径呢？基于绘制与传播的模式与路径，耕织图又发挥了何种作用与意义呢？
当然，除上述提到的传播方式外，耕织图还曾借助其他媒介与方式被推向民间，如瓷器（［清］康熙五彩耕织图瓶）、《耕获图》的农事图团扇（［宋］杨威，据传）、耕织图扇面（［清］刘彦冲）、耕织图折扇（［清］顾沄）等，还有漆器、鼻烟壶、绣品、墨块等（王红谊，2009：234-251）。晚清出版界也曾印刷出版诸多耕织图印刷品，如由外商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就曾于1879年、1886年发行过两个版本的《御制耕织图》，由中国人创办的三苍书局、鸿宝斋、积山书局等也曾印制与销售过耕织图。（陈翔、刘兵，2019）总之，耕织图曾以多种形式与媒介进行传播。对此一现象，英国著名艺术史家柯律格（CraigClunas）称之为“图像环路”，即某类特定图像在不同媒介之间的流通与传播。（柯律格，2016：48-52）不过，此类样式的耕织图作品，并非体系化地呈现，往往只是截取某套耕织图的某一个或几个画面。更关键的是，此类耕织图主要被作为“艺术”作品来传播，并非出于重农、劝农之目的，由此“依附于文化价值上的重农意识形态以及对技术生产场景的审美旨趣已经从新的传播方式中消失”（陈翔、刘兵，2019）。
总之，作为一种重要的重农、劝农形式，耕织图的创绘与刊刻，不论从其创作刊刻的模式还是社会传播的角度来说，可能并没有产生多少劝导农耕的实际效果，但其创作过程本身就是意义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图绘创本没有任何意义，正因其是行“仁政”的重要表现形式，又具有规范与协调社会分工、社会秩序的意义蕴含其中，才有助于“再造神圣的儒家社会契约——统治者和人民（等于小农）之间的互惠性责任与义务的结合”（白馥兰，2010：25）。因此，不论对帝王、官员还是普通大众来说，包括耕织图绘制在内的各种劝农形式都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
四、讨论
耕织图绘制与刊刻是劝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古代重农传统的一种重要体现。那么既然中国历朝历代“以农为本”，国策重农，为何还要频频行“劝农”之举呢？稼穑艰辛是基础性原因。这一点，在雍正帝为《雍正耕织图》所做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夫养生所亟，莫过于衣食。古者四民，交能易作，终岁所入，不过给于衣食而止，故下士之禄，亦仅比于上农夫，而闾师之法，不耕者祭无盛，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所以宥民于农桑，以厚其本也。后世之民，多弃本而趋末，盖以农夫红女终岁勤动，而或盎无斗储、身无完衣，不若工商百技立致温饱。而不耕而厌膏粱者，转以胼胝为鄙；不织而被绮罗者，咸苦蚕绩之劳。不知使世之人咸舍本而趋末，岂特饱与煖之不可得，更将何从而得食、何从而得衣耶。39
正因为农业辛苦而没有前途，存在“弃本而趋末”之倾向，因此必须要加以督促、劝诫并给以心理上的认同与安慰——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重视并“亲自”参与农业生产，小民还有什么理由不勠力农耕呢？其次，劝农是当政者的职责所在，是他们表达其重农理念的重要方式，也是体现其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象征与途径。因此，无论劝农的实效如何，都是“勤政”“爱民”的表现与“政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ZD21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耕织图研究”（项目编号：18BZS17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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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元世祖敕司农司（撰）：《农桑辑要》，“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②张英：《渊鉴类函》卷54，《帝王部十五·务农》第3册，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第316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445页。
④王应麟：《玉海》卷77，《礼仪·亲蚕·绍兴宫中蚕》，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420页。
⑤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
⑥楼钥（著）、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74，《题跋》，“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4页。
⑦宋濂：《宋学士文集》卷16，《题耕织图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2页。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6，“绍兴三年六月戊子”条，“右承直郎知於潜县楼璹”；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乙卯”条，“右通直郎楼璹与升擢差遣，遂以璹通判邵州”，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130、1590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真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86页。
⑩同注⑥。
11钱陈群：《香树斋诗文集·文集续钞》卷3，清乾隆刻本。
12邝璠：《便民图纂》卷1，《农务之图》，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13王增祐：《耕织图记》，转引自王红谊（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346页。此为日本仿刻宋宗鲁《耕织图》之《耕织图记》。
14《钦定授时通考》卷52，《劝课门·耕织图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第721—722页。
15“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贤大学士臣邦宁、大司徒臣源进呈《农桑图》……此图实臣源建意令臣叔谦因大都风俗，随十有二月，分农桑为廿有四图，因其图像作廿有四诗。”赵孟頫：《〈农桑图〉叙奉敕撰》，载《松雪斋诗文集外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四部丛刊景元本。
16［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宋南渡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8页。
17张庚：《国朝画徵录》卷中，“焦秉贞冷枚沈喻”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18同注⑥。
19程珌：《洺水集》卷2，《奏疏》，“缴进耕织图札子”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98页。
20彭韶：《进盐场图诗疏》，载张瀚：《皇明疏议集略》卷14，《征榷》，明嘉靖三十年大名府刻本。
21邝璠：《便民图纂》卷1，《农务之图》，第1页。
22赵子俊：《〈耕织图〉跋》，载王红谊（主编）：《中国古代耕织图》，第86页。
23《钦定授时通考》卷52，《劝课门·耕织图上》，第722页。
24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九》，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2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0，《七言绝句》，“题楼攻媿织图”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12页。
26正如欧阳铎《〈便民图纂〉序》所言：“今民间传农、圃、医、卜书，未有若《便民图纂》，识本末轻重，言备而指要也。务农、女红，有图有词，以形其具，以作其气。有耕获、蚕织，以尽其事。”邝璠：《便民图纂》，“前言”，第12页。
27吕经：《〈便民图纂〉序》，载邝璠：《便民图纂》，“前言”第14页。
28同注13。
29《圣谕广训》，“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光绪《文水县志》卷9，《人物志》。
31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4，《巡幸志四》。
32转引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古代耕织图》，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69、178页。
3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94页。
34谌佑：《劝农曲》，载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64，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6页。
35李元弼：《作邑自箴》卷1，《处事》，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9页。
36赵时韶：《布穀》，载《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898页。
37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88页。
38宋濂等：《元史》卷153，《高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14页。
39张廷玉等：《皇清文颖》卷首8，《跋·耕织图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钦定授时通考》卷52，《劝课门·耕织图上》，第722页。
41《礼记·乐记十九》。
42《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43《李觏集》卷2，《礼论第七》，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20页。
44程颐、程颢：《二程文集》卷12，《礼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179页。
45《左传·隐公十一年》。
46《李觏集》卷2，《礼论第一》，第5页。
47当然，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治社会，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法治的因素或影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国、秦代），法治主义也曾是非常盛行的治理观念与实践。只是，“法治主义，虽一时偶占势力，摧灭封建制度阶级制度，然以吾国崇古念重，法治主义之学说，终于礼治主义之学说所征服”（梁启超：《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载范中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最终形成一种“礼法并用，礼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传统中国法文化的核心就是“礼”（张晋藩：《论礼——中国法文化的核心》，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