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单个生活不堪孤独，天生要过群合的生活，而群合中人们又有诸多纷争，小到争食相夺，争偶相斗，争利相拼；大至争权相戮，争地相战，争霸相逐。为了有效抑制和解决这些纷争，避免陷入无序状态，使人们的生命有安，社会的生产有条，人类的生活有序，各个社会都探索并尝试了治理社会的治道，其中最典型的治道有四种，即神治、人治、德治和法治。治道不同，权威的模式也不同。一般说来，实行神治则神灵至上，实行人治则精英至上，实行德治则道德至上，实行法治则法律至上。
在奉行不同治道的社会中，人会有不同的形象。神治下的人被设定为“宗教人”，基本区分是信徒与异端，前者入天堂，后者下地狱；人治下的人被设定为“政治人”，基本区分是臣民／人民与敌人，前者受善待，后者被镇压；德治下的人被设定为“道德人”，基本区分是君子与小人，前者受褒扬，后者遭贬抑；法治下的人被设定为“法律人”，基本区分是合法者与违法者，前者享自由，后者受制裁。
一个社会奉行哪种治道，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例如，在一个宗教氛围十足的社会，神治显然是一种可行选择；在一个弥漫着道德气氛的社会，德治便顺理成章；在一个崇拜精英的社会，人治往往会受到人们认同。总体说来，在前现代社会，神治、人治或德治往往成为主要治道。然而，人类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大多数社会在理念和制度上，都趋向了世俗化、理性化与民主化。由此，人们放逐了神灵，导致了神治失据；放弃了精英崇拜，导致了人治失信：解构了一统道德，导致了德治失灵。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治道。我们发现，当代不同的族群、国家，纵然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社会制度多种多样，价值观念五花八门，但它们大都选择了法治之路。这种选择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必然。在一个放逐了神圣的时代，不可能再奉行神治；在一个不信任精英的时代，人治自然失信；在一个道德多元的时代，无法实行德治。相比之下，法治倒显得可行、可信和可靠些，它虽不是最佳（也许根本就没有“最佳”）治道，而是弊端较少、风险较小的治道。由此说来，现代社会选择法治之路，并非偶然。
有人会问，法治是指借助法律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但整个过程离不开人，说到底法治还不是一种人治吗？的确，古人就认识到了“徒法不足以自行”的道理，法律是“人造”的规则和制度，并由人加以运用并服务于人。这样，脱离人而谈法治，正如脱离人而谈社会一样，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为，法治等同于人治。用通俗的话讲，法治与人治的主要差异在于，法治是遵照规则治理社会，信法不信人；人治是依照个别人的意志管理社会，信人不信法；法治下所有的人都受规则约束，人治下有少数人（至少是个别人）不受规则约束；法治之法以保障民权为宗旨，人治之法以维护特权为目标；法治之法依循民众意志，人治之法跟着领导感觉。对于法治下的民众来说，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对于人治下的民众来说，凡是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法律允许的行为也会成为禁止的。对于法治下的官员来说，凡是法律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对于人治下的官员来说，凡是法律未禁止的都是允许的，法律禁止的实际上也会变成允许的。这听起来好像绕口令，但只要仔细琢磨，人治与法治的不同意蕴，值得深思。
有人还会提出一个问题，即人是社会的主体，法律是无生命的规则，有生命的人，如何能够匍匐于这种规则之下，甘受法律统治？对于这种疑问，我们不妨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也许都参与过游戏，至少了解这类活动的特性。实际上，进入法治状态如同参与游戏，法律规则如同游戏规则和程序，人们如同游戏参与者。在游戏中，人们一旦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都平等地受游戏规则和程序的约束，庄家也不例外。试想，在游戏中，哪位游戏者能够操纵游戏的过程和结局呢？如果有人操纵游戏过程，就不会有公平的结局，其他游戏者势必会抵制和惩罚这种行为。如果游戏规则不合理，游戏者也许会改变规则，但必须要征得所有参与者的同意，否则游戏活动就无法进行下去。因此，在公平的游戏中，无人能够操纵游戏过程和结局，所有游戏者都受到游戏规则和程序的控制，最终便产生了一个游戏悖论，即游戏者在游戏中丧失了主体性，成为游戏规则和程序的“奴隶”，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游戏者被游戏”。
游戏活动这种“作茧自缚”的悖论，对理解现代法治下的“规则统治”，可能会提供某种启示。在法治状态下，人们要服从法律规则和程序的约束，管理者在法治状态下，如同游戏中的“庄家”，也要受规则和程序的约束。为了防止“庄家”滥用特权，操纵活动过程，规则便规定实行轮流“坐庄”。法治状态下最终出现了一个悖论式图景：法律规则和程序本来是由人所定，但是进入法治这种“游戏过程”之后，这种规则和程序便反客为主，成为约束人的一种超然之物，而人则成了“作茧自缚”的被统治对象，成了法律的臣仆。这多少有些类似古人所说的“非人磨墨墨磨人”之境了。
本文选自《法治漫笔》，高鸿钧／著，译林出版社，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