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价值；效力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者的表述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它是民法的立法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民事活动和处理民事问题的根本准绳；另有一些人认为，它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民法的出发点和依据；还有人认为，它是民法的指导方针，对民法的各项规定及其实施，都有指导的效力和作用；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立法，对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与全部民法规范起统率作用的立法指导方针，但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民法规范起统率或指导作用上，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没有疑异的。笔者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民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它是立法指导思想的直接体现，是国家民事政策的直接反映，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法律效力
民法的基本原则既然是法律规定的,当然也就具有法律约束力,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原则的这一效力表现在:其一,民法的基本原则是解释、理解民事法律的准绳。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对法律的解释、理解,理解是否准确,解释是否合法,都要靠以其是否合乎基本原则来衡量;其二,基本原则是从事民事活动的准则。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不能违反基本原则,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也就是违反民事法规的行为,即民事违法行为;其三,基本原则是裁判民事案件的依据。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不论调解,还是判决,都不能违反基本原则。因此,基本原则的约束力决定了法院可以依基本原则裁判案件。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多处提到”民事活动”,因此它只是公民、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而不能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
三、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为：
（一）从法哲学的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是克服民事法律局限性的有效方法。民事法律规范可以采取严格立法方式和模糊立法方式。前者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效率性等优点，但同时又表现出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后者虽然具有灵活性和周延性等优点，但赋予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极易造成司法腐败，使”法治”变为”人治”，从而被实践所摈弃。由此，法律的价值选择是极为艰难的。顾全了效率与安全，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难免会牺牲；而顾全了别公正和周延性，却又牺牲了效率和安全。这就是民事法律的局限性问题。而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它的引入将法与人两个因素结合了起来，将严格归责与自由裁量结合了起来，将个别公正性与普遍性结合了起来，从而弥补了严格立法的个别不公正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缺陷。因此，它是解决民事法律价值选择的二律背反的有效方法。
（四）从法律的贯通价值层面来看，民法基本原则已经远远超越了民法的范畴，甚至成为其他法律的指导原则或指导原则的变异形式。例如，民法上的平等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平等原则、国际法上的平等互利原则以及刑法上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体现为商法、经济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以及国际法上的善意履行条约义务原则；民法上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为诉讼法上的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原则以及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民法为万法之法，”民法内容已经成为其他类法的前提或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民法基本原则也应渗入其他法律，甚至成为其指导原则。具有现实意义的是，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工作，而民法基本原则在其中具有体现民法文化和民法理念的功能，可以取得高屋建瓴、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微观把握宏观的效果。因此，重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于民法典的起草，乃至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完善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法基本原则关系
中国经济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承担着特别重要的使命,它的理念、基本原则以及具体规则无不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要求相联系。继续创新经济法理论,进一步完善经济法制,应当成为推进中国法治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时代主题之一。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五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央之所以要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立论依据是什么？认识这一背景，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足点与出发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二、我国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构成的理论分歧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存在着很大分歧。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有资源优化配置、国家适度干预、社会本位、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等七大原则。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有经济效益和经济公平两大原则。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论认为有平衡协调、维护公平竞争和责权利效相统一三大原则。而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更提出了有经济法主体利益协调和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法定两项新的原则。
（一）经济效益和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法的最基本原则应该是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即经济效益和经济公平原则。提高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经济工作的重点和归宿，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目标。无论是市场主体规制法、市场秩序规制法、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还是社会分配调控法都要把促进和保障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摆在首位。经济法追求的公平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社会总体公平要求绝大多数个体和团体间必须公平。目前，影响经济公平的因素很多，如行政干预、权力经济、分配不公、价格体制不健全、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要克服这些因素，就需要把实现经济公平作为重要原则。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的，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把它摆在突出位置，这就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认识，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对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不懈的探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共同富裕的社会，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再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现在，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三）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对党的执政能力认识的一个新突破。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实意义：①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现代化建设；②有利于正确处理和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尽可能地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③有利于坚持和落实“以人为本”思想，按照“五个统筹”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④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提高素质，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⑤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⑥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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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依法治国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依宪治国。而宪法是否能被遵守和维护，与公民的宪法意识有直接关系。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接班人，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宪法认知程度不仅影响到宪法的贯彻和实施，也标志着民主政治建设的程度。
从我国目前法律教育的实际操作来看，高校一直比较重视宪法教育和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养，但就法律教育的成效来看，宪法的普及程度并不高，宪法的基本价值和理念并未深入人心。因此，充分认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养的重要性，增强大学生法治观念，积极培养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重要性
宪法意识是主体在有关宪法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和。它包括人们对于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于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等。大学生良好的宪法意识对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都非常重要。
(一)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主体，培育有较强法律意识、宪法意识的公民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宪法意识的培养能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理念，从而真正信奉宪法和国家，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骨干，肩负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任，因此要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形成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习惯，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支撑
宪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贯彻落实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保障。首先，宪法确立了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最高地位，宪法教育可以使大学生在法律上确信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最高地位;其次，宪法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平等、自由和法治，而平等、自由、法治、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等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宪法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精神都予以体现、保护并促使其实现;再次，公民意识首先要求公民具有爱国精神，宪法教育通过让学生明确国家的根本制度，明确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培养大学生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最后，我国宪法关于民族政策、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以及根据宪法所调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的几次修正本身就是创新精神的直接体现，因此宪法教育能够激励人们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二、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
(一)宪法认知水平较低
(二)宪法情感比较淡漠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学生往往重视的是宪法的政治性，而忽视了宪法的法律性，对宪法与自身的关联性缺少足够的认识，对宪法缺乏认同感和亲和感等基本感情。在授课过程中，大部分同学认为民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与自己的日常生活联系最密切，认为宪法在保障自身权利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宪法就是学习政治。“对于公民而言，运用宪法能够实现对权利的最后救济;对于国家权力行使者而言，运用宪法关键是明确权力界限，服从宪法的规制，这样，全体公民都能够在对宪法的运用中享受宪法带来的甜蜜和谐。”
(三)宪法知识获取渠道单一
三、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培育路径
(一)加强宪法知识的宣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宪法教育首先就是宪法基本知识的教育，有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要让学生通过了解宪法的特征、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领会宪法的基本精神，使学生形成遵守宪法和尊重宪法的观念。
(二)立足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宪法教育
(三)明确教学内容，改变教育方法
关键词：法治；政府；决策；建设
党的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为贯彻执行党的十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政府的根本要求，有必要对法治政府存在的问题，建设法治政府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等问题进一步厘清。
一、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
二、法治政府建设的必要性
（一）法治政府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应当是法治经济。必须运用法律法规调整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目前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对经济主体的干预过多，有的甚至侵犯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市场扭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履行职责，无论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还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都必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
（二）法治政府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在和平发展时期，我们最大的危险是腐败。而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仅是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防止腐败的重要保障。
（三）法治政府是提高政府形象，取信于民，保护人民群众的重要保证。作为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把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原则，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基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政府形象。
三、法治政府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提出，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的要义之一，即为实现良法之治。一部法要有实效性，要能实现其立法目的，必须要能够相对准确的反映所调整事项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规律，既不能过于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这就需要强调立法与社会现实的契合度、立法的技术水平等立法的科学性因素。同时，要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使所立之法反映不同人群的声音，即实现立法的民主性。
（三）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法治政府建设必须适
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维护统一、公平的竞争秩序，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离不开法制建设，更需要依靠法制去引导、规范、保障。同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推动了立法的进步。
四、法治政府建设的举措
（一）提高政府机关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增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岗在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教育培训来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增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二）加强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作为政府机关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新性、激发社会活力和竞争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公平正义、规范权力运行的要求，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着力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为出发点，加强政府立法和改进制度建设。在立法工作中，注重提高政府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同时，真正把制度的落实贯彻到实处。
（三）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这就要求一是权力要合理配置，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二是在政府内部，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组成集体、行政首长的决策权力，规定哪些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哪些问题实行分工决策，并严格执行，既防止对重大问题个人说了算和行政首长搞“一言堂”，又防止议而不决，降低效率；三是了解民情、民意，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
关键词：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精神指导
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行政法学研究的面向需要有所改变，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的兴起以及晚近“软法”现象的萌芽，便是理论对现实的呼应。在二者兴起至僵化的变迁中，笔者观察到这一现象：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在“生存背景、本质属性”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且二者是互动的，前者往往在软法运行机制中扮演精神指导的角色，而后者亦可以成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实践应用的缓冲方法。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基础。
（一）研究困境与相互需求。
新世纪的国内行政法，基于秉承大陆法系“确定性”之要求，与正在全面渗透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的矛盾已经日渐明显，早期为缓和这一矛盾而兴起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以及近日倍受质疑的“软法”概念，二者在致力于“弥补”、“进化”的路径上虽然有所成就，但同时亦遇到了自身困境：
1.替代“严格规则主义”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理念，难以摆脱国内法律文化的约束，“法律解释体制上的禁锢？？
以及真正意义上判例制度的缺失”[1]（P310-311），使得现阶段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与实践结合所能做到的最大延伸，仅仅只是从一些经典案例的解读中加以暗示，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而学者基于这一观察提出的“赋予法官解释权”、“建立判例解释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涉及到司法改革这一沉重话题，成为现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于是寻找可以规避司法改革的缓冲方法成为必须。颇有意味的是，这一内在要求与晚近兴起的软法理论品格恰好契合，与司法改革相对的是，软法立法目的、价值取向的实现并不需要司法作为保障，软法机制更多依靠“自愿规则”得以运行，它不需要强制力的介入，它强调的不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倘若利用软法机制诠释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应用之道，可以很好地绕开“司法改革”的藩篱。
而更加为难的是：“软法理性化”并不能依靠其自身，其更多取决于的统摄，但“”这一话语固有的不确定性，却使得于此之下构建“精神指导”存在空洞的可能，于是在公法领域内寻找到一个具体替代机制便是当务之急。在众多理论游说中，笔者观察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应性，正如学者所述：“行政法基本原则承载着人权、民主、法治基本价值和精神”，[3]（P146）如果我们将行政法基本原则作为软法制定、实施的指导精神，一方面可以对软法偏离法治原则、违背法治精神等不利现象予以源头上的治理，实现理性化；另一方面亦可以避免“”话语的不确定，使其更具操作性。
（二）互动的合法性保障。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的既定存在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互动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同时需要注意，这一互动事实并不以本文为起点的，事实上，在过去发生行政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的隐性精神指导。
一般认为，软法渊源主要包括：政法惯例、公共政策、自律规范、专业标准以及弹性法条。[7]（P189-201）笔者认为，在既已存在的软法规范中，“行政法基本原则”时常扮演软法规范制定的精神指导角色：（1）要求软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具备相应程序，如征求意见、召开听证会、草案讨论等等。“卫生部办公厅的征求《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对于“征求意见”本身为硬法制定的必经程序，但在《关于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的指导意见》这一软法制定中亦有相应体现；（2）在软法规范中直接规定基本原则的内容。
如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等。”其分别体现了行政法定、行政均衡以及行政正当原则；（3）作为软法实施的过程指导。
如南通市工商局港闸分局《南通工商局港闸分局二〇〇七年法制工作意见》中就规定：“在执法过程中所有的内部程序、外部程序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软法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参照软法规范执法，要遵守“告知”、“送达”等程序，这实质上是“行政正当原则”对软法实施的渗透。
（二）软法作为“基本原则实践操作”的缓冲方法——以“禁止过度原则”为例。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对软法予以精神指导的限度。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软法缓冲方法的扩展。
必须承认，上文所述的抽样分析仅仅只是对实践的深度解剖，大部分的执法主体并没有主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应当允许软法其在合理范围内延伸，扩大对实践的操作。
2.软法对“行政正当原则”的理念更新。在法律对行政控制模式的选择上，“行政正当原则”以其过程监控为优势而倍受青睐。按照传统理解，行政正当原则主要包括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和程序公开性三项内容，具体表现为听证、避免偏私、告知等程序。笔者认为，在硬法模式下的行政正当原则，由于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分割，实质上是很难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如每年举行的价格听证会以及《行政处罚法》听证制度的僵化等等。
在行政管理理论中，“硬法”调控下的法的程序结构是反应型的、防卫型的、封闭型的，相对人所谓的“参与”，实质是“协作”，而不是“合作”。②协作的实质是相对人配合行政机关的工作，被动地、机械地完成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从而使行政机关避免由此而造成的诉讼事件。但是，“合作”是不能被强制的，合作所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因此，我们需要补充对“行政正当原则”的认识，在传统基础上加入“软法理念”，加入软法实施机制中的“定期交流程序”、“学习和批评程序”、“自我评估程序”等等，从而将治理模式下的程序模式，构建为“前摄型的、事前的、开放的、宽容的”合作结构[13]（P138），变“协作”为“合作”，变“单向度的社会控制”为“合作式控制”，变“僵化程序”为“开放协调”。
3.软法对“行政均衡原则”的实践保障。“行政均衡原则”一般包括平等对待原则、禁止过度原则以及信赖保护原则，基于上文已经将平等对待原则进行抽样分析，故而此处不獒。笔者从软法角度对余下两项子原则的实践路径予以重新探讨：（1）平等对待的原则。在平等对待原则的逻辑框架中，存在着制定法与习惯法界分，从而构成“禁止恣意”和“行政自我拘束”两项内容。笔者选取后者加以分析，所谓行政自我拘束是指行政主体如果曾经在某个案件中做出一定内容的决定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那么，在其后的所有同类案件中，行政主体都要受前面所做出的决定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拘束，对有关行政相对人做出相同的决定或者采取相同的措施。[14]
四、结语。
总之，“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软法”是公法领域内两个不同的理论主题，理论发现仅仅是对既定实践的事后考察。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互动研究具有双重意义，其对于软法而言，可以利用在判例中总结和成长起来的行政基本原则，予以全方位精神指导，提高软法本身的理性精神，扩大软法理论研究的范畴，更好地实施“公共治理”；同时，对于行政法基本原则而言，可以运用软法无须“以司法作为保障”、“充分体现合作精神”、“完善行政主体的主动精神”等优势，拓展基本原则的内涵理解，提高基本原则本身的可操作性。
注释：
①2009年2月25日，无锡市城管局在没有经过听证程序的情况下，以“未经合法审批”为由做出决定，关闭、拆除市区1241个报刊便民亭，引起市民强烈不满。参见“江苏省无锡强拆1241个报刊亭，市民无法买报”[N].现代快报，2009-2-25.
②协作和合作之间存在很大区别：协作是强制性的，但合作不能被强制；合作是建构性的，而协作则是构成性的。合作表明的是对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主动建构，而协作仅仅是发生在这些关系和制度之中的总体上被动的行为。参见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J].社会科学研究，2008，1，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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