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和技术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个观点以前得到的重视不够，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法律工作者也是企业财富创造人
王杰认为，企业运用法律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的竞争能力，法律顾问的工作能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他举了建材集团的例子。建材集团一年的诉讼经济案总额约5亿元左右，包括20多场诉讼和仲裁，单按1%的代理费计算，因为聘请的是法律顾问，每年能为企业节约将近500万的代理费。另外，法律顾问日常要审查重大合同，通过法律手段把许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些经济回报更难估量。
建材集团下属一家公司曾与一家世界大公司合作成立合资公司。这家大公司提出要控股，且他们的专利要折合占整个注册资本的40%，约9000多万人民币。当时技术人员先和他们谈，拿回来100多项专利，觉得9000万很值。但这个方案转到法律人员手上后，从法律思维出发，法律顾问提出首先要看这些专利是否在保护期内,并进行了专利检索。结果发现其中一半的专利是过期的，没有法律保护，使用时根本不需要付钱。最后，这些知识产权缩水到2000万，使企业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利益损失。
王杰强调，这样的案例在企业的法律工作中将会越来越多。因此，他说：“法律思维和技术是现代企业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个观点以前得到的重视不够，但我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和改革的不断深化，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
体现法律价值不只在于提高法律人地位
在企业中培养和运用法律顾问队伍,发挥社会律师参与企业法律事务,这方面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很多企业仍停留在将法律顾问作为类似企业
“三总师”这样副总角色的观念。对此,王杰认为,“一方面,企业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当然应该提高,但另一方面,只提高地位而不强调法律本身的价值，我觉得这条路走下去困难会越来越大。”
目在法律上很少有瑕疵，而且即使出了问题，对方可能也不敢告他，因为他的法律文本设计得好，对方如果起诉，败诉的可能性更大。这一点，跟国内的理念有很大差别。
应将法律思维运用于经营管理
通过这几年“依法治企”观念的推行，一些控股公司的老总已经开始注重法律的地位，很多大企业都在企业内部建立了法律部门。但王杰感觉企业的法律顾问在做实务的过程中，如何将他们独特的法律思维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这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什么叫法律思维，我的理解就是法律人通过他掌握的法理和法条去透视他所遇到的客观情况，做出特有的法律判断和法律推理的思维过程。要做出这个法律思维，还必须通过法律技术这个外化手段来达到法律效果。”
王杰认为，法律顾问应该讲三句话：其一，这件事情法律上行不行，如果不行,法律上的根据在哪里;其二,这件事的主要风险在哪里，让老总来做综合性的判断；其三，也是最关键的，这件事情如果不行，那应该怎么做才行。
“有些法律顾问常常只讲前两句话，这是领导最头疼的。法律顾问要在企业占有比较高的地位，往往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他自身的法律素质很高；二是运用律师资源的能力强；三是领导重视。但要让领导重视，首先就是法律顾问能够把原先在法律上不可行的项目做出可行的方案来，而不是总对着领导滔滔不绝地讲法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法律思维和技术，揭示法律的价值。”
法律工作者在国企改制领域大有空间
“现代经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化，法律的领域愈加宽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法律全球化势不可挡。但企业的法律顾问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们要搭建律师顾问团这样一个平台，借助于律师界的力量，为国资国企改革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律师协会是律师最信赖的团体，国资委与律师协会已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这项工作。现在上海注册律师5000多名，我们先选了500多名组成这个团队，以后可能还会有第二批、第三批加入。”
王杰认为，目前，控股公司层面的多元化改制，法律工作者发挥作用的空间很大。如何解决控股公司关联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解决企业对外投资、兼并重组、股份转让等问题，都需要借助法律工作者的介入。
王杰还谈到，新的《公司法》即将出炉，这次修改中有一点就是强化了出资人的法律责任。《国资法》也正紧锣密鼓地起草，如果今年这部法律能出来，就能把十六大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精神完全体现到国家法律层面上。
积极推动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上海市国资委领导已明确表示，法律服务是上海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要通过“律师服务团”等多种手段，积极推动这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此，我们法律人既要练好内功，又要有世界眼光，在考虑法律问题的时候，既要有国内法的思维,又要有国际法的思维。”
王杰透露，去年8月份上海市委市府发了一个文件，主题是推进“上海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法制化的行动纲要”。其中提到上海要形成合理的行业布局结构，形成与国际中心城市相匹配的社会中介组织，要推进社会中介组织的市场化。这个市场化有一个指标，就是职业律师占上海总人口的比例，2002年是0.47%,到2005年要达到0.54%,2007年要达到0.63%，2010年要达到0.82%。90年代美国是70多万律师，2.5亿人口，现在中国大概是11万律师，13亿人口，这个差距非常大。2010年上海如果能达到0.82%，即近100个人里有一个职业律师，那就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法律人的舞台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只有将律师工作提升到现代服务业这一层面，才能为国资国企改革提供更优质的法律服务。”王杰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