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嫌疑人作案手段相当残忍，加之“预谋作案”“两次挖坑”等细节的披露，一次次击穿了人们关于道德良知的认知底线，一次次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于犯罪的仇恨火苗，使得许多人义愤填膺。
我们深知，每一个司法案件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都寄托着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就此案来说，它的结果，事关受害者家属能否重新生活，事关那些正在实施霸凌的人是否会被震慑而收敛，事关那些被霸凌的孩子是否因看到结果而勇敢说不，也事关那些出门在外的父母，是否会因此想起家里还有个孩子需要关爱。
所以，为了不让悲剧再现，我们有必要对这起悲剧进行反思。
反思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在于逻辑。
与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我国将14岁定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限定。这一规定的刑法理论认为，未达到责任年龄的孩子，因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对其予以刑事惩罚没有意义。
但过往的司法实践，已爆出多起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等严重犯罪的案件。而就在近日，广东阳山县还发生了一起性侵案，一名13岁男孩性侵8岁女童后，因其是未成年人，警方不予立案，目前男孩已返回学校上课。
如今，在手机、网络等影响下，许多未成年人愈发成熟，他们的心智水平早已与年龄不符，且不时能听到一些未成年人发出“我是未成年人，你不能拿我怎么样”的声音。在此背景下，是否还应坚持上述刑法理论，是否应对法律进行优化，应成为立法机关的思考重点。
案件发生后，法学专家罗翔表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非逻辑，如果经验事实不断地证明法律逻辑存在问题，那么这种逻辑命题就值得修正。”其实一直以来，我国都在适时修正完善法律法规，以更好护航人民群众生活。
比如，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就以最高检核准为附加条件，将部分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罪名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岁，也正是这一修正，有可能让此案的3名嫌疑人承担刑事责任。在此之前，《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颁布实施，也推动着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者的权益保护。
此次案件中，“严惩不纵容”是许多人的心声，也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渴望。正如电影《第二十条》的台词所说：“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一共452条法、56681个字，从头到尾写的不就是四个字，公平正义吗？”
我们相信司法机关会以法律为准绳，让案件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但同时，面对近年来不断增多的未成年人犯罪——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9.7万人，如何加以惩罚不纵容，进而达到预防效果，值得我们思考。
一是小罪不能“抓了就放”。刑事律师刘超表示，基层司法实践中，基于各种复杂原因，一些部门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重视程度不够，履职意识不强，且部门之间未能形成合力，导致遏制犯罪苗头的效果不佳。
“比如对未成年人盗窃、打架斗殴、赌博、卖淫等问题，一些执法部门往往选择说服教育，或者抓了就放，没有与学校、社区、民政等形成联动，没有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相应约束帮教措施，容易让未成年人认为法律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使他们进一步滑向犯罪深渊。”刘超说。
二是监护人是否应分担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现有法律，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而监护人也只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若遇到特殊情况，一些监护人本身就生活困难，更是连赔偿责任都难履行。
宽容未成年人，体现的是保护和人道主义；不纵容未成年人，体现的则是法治精神。不论何时，年龄都不能成为未成年人的“免罪金牌”，如果不加任何惩罚，就无法达到预防效果，就无法惩前毖后。
反思三：避免校园霸凌要有具体措施。
此次案件中，校园霸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有法学专家分析，正是长期的校园霸凌没有得到制止，才让霸凌一步步演变成了杀人犯罪。
比如改变认识误区。“为什么只欺负你”“孩子间闹着玩”“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正常”……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要改变认识误区，要认识到校园霸凌没有逻辑、随机发生，且危害性巨大，处理时决不能还是老一套的和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
比如建立协调机制。校园霸凌往往牵涉众多部门，在具体执行层面，除了学校、家长唱“二人转”，也要建立起教育、民政、公安、司法、财政、团委、妇联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做好学生的权益保护、志愿帮扶、教育关怀等工作，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