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家遗产区域美国软实力曲阜邹城
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HeritageArea，NHA）是美国构筑的以全方位保护具有国家意义的大尺度文化遗产为目的的一项综合措施，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个由国家议会所指定的，具有多样的自然、文化、历史及风景资源，反映出自然地理条件下人类行为特征的一个整体的、可以代表国家某种独具特色景观特征的区域[1]。这种方法在增强游客的整体旅游体验、增强各利益群体的参与性、促进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民凝聚力等多个方面凸显优势。这些优势与我国针对大尺度文化遗产保护所追求的目标相契合，因此可以借鉴“国家遗产区域”的概念，结合曲阜邹城所在地域实际，以儒家文化为主题，提出在相似遗产资源密集区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的构想。
2．构建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的必要性
2.1有利于从整体上保护儒家文化遗产资源
儒家文化遗产区域北至曲阜以北的泗河，南至邹城的峄山、邾国故城，东至尼山及尼山水库，西至九龙山以西10公里处的塌陷区。在方圆3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遍布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区内分布有相距仅20公里的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和邹城，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3处，同时还有大量待普查的历史文化遗迹，是世界上儒家文化底蕴最为集中的地区。设立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能够把区内丰富的文物古迹与博大精深的孔孟思想和儒家学说融合为一体，把有形的与无形的、自然的和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元素融为一体，从而从整体上更好地保护各类遗产资源。
2.2有利于摆脱遮蔽效应影响，促进区域遗产旅游的整体发展
长期以来，除三孔外，曲阜周边的众多遗产资源如三孟、尼山孔庙等虽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但同三孔世界遗产资源相比，由于其在资源上具有相似性，在距离上间隔较小，加之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导致其受三孔世界遗产的遮蔽效应影响十分明显。构建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通过对遗产区域内所有遗产资源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如旅游解说系统的设计、线路的合理安排、免费景点的开放、快速方便的旅游交通体系的构建等等，将从整体上协调整个区域的遗产旅游发展，使游客对儒家文化有全面综合认识，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2.3有利于强化各利益群体的参与，保护原住民利益
遗产区域的设立必然面临着移居、改变传统资源的利用方式与经济结构、文化延续受阻等困境。美国国家遗产区域规划强调保护原住民利益，鼓励政府、企业、民众、非盈利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及商业机构、教育机构、各级政府部门、历史保护部门等的相互合作。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主要分布于曲阜及邹城两个辖区内，涵盖面积很大，且有数十万人居住在这里，从事着农业或其他生产活动。借鉴美国国家遗产区域理念，鼓励各利益群体的参与,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要惠及原住民的生活，使民众参与国家遗产区域的保护并从中受益。
3.构建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的关键问题
3.1构建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解说系统
（1）网络解说系统：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成熟以及游客旅游经验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出发之前会利用网络去搜集关于旅游目的地的信息，如旅游目的地的区位、交通状况、酒店位置、购物信息等等。
（2）交通网络导引解说系统：包括节点和路径两方面的解说[4]。交通节点是游客的集散地，游客经由节点进入或离开城市，并从中感知到对城市的第一印象；路径是连接各遗产资源的重要的道路线，将所有的资源和解说项目串联起来。儒家国家遗产区域内的重要节点包括汽车站、京福高速公路出入口、京沪高铁出入口、集散中心、停车场等；较重要的路径包括孔孟文化景观大道、静轩路、庙前路、燕京大道、东西104国道等。
（3）向导式解说系统：不仅包括导游人员向游客进行主动的以信息传导为主的表达方式，也包括游客向当地社区居民咨询问路的向导系统。尤其在旅游旺季，自驾车的增多使得很多游客采用问路的形式来获取信息。
（4）语言解说系统：作为世界遗产地，每年都有大量的入境旅游者，客源地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完善的语言解说系统。针对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内部的入境客源市场主要集中在韩国、日本、美国等市场，可在遗产区域内设置中文、韩语、日语、英文四种语言解说系统。
3.2完善立法，建立国家层面的管理体制
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来看，目前主要包括国家、省、县各级文保单位以及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等名目，但无论各级文保单位还是历史地区、历史城镇，实际上都是围绕某一“核心”遗产或者在某一既定的区域范围开展保护工作。与此相对应的管理体制也是如此，大部分保护单位是以“点”为性质的管理机构，缺乏跨越行政界限的保护机制，因此很难完成以“点”带动和覆盖区域的保护能力。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作为一个跨越行政界限的遗产区域，应考打破行政区划，设立国家层面的遗产区域管理委员会，负责区域内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统一保护、管理、协调与监督。同时可以制定诸如《儒家文化国家遗产区域管理实施条例》等遗产区域保护法规条例，为儒家文化遗产区域的整体保护提供重要的法规支撑。
3.3提升遗产区域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力。[5]作为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儒家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内涵正逐步成为构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如何把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的软实力是亟需思考的问题。2008年以来曲阜的硬件环境得到了快速发展，孔子国际会展中心和曲阜集散中心的相继建成、大沂河环境整治工程、汽车站的搬迁以及城市主要道路沿街立面的整修等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曲阜城市的硬件环境，但与之相对应的区域文化软环境却没有实质上的提升。为创造一个浓厚儒家文化内涵的国家遗产区域，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在不断改善的硬环境的同时应以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为核心来构建区域软环境。
仁，仁爱之心、以人为本。进行区域游线、旅游基础设施（如景区厕所、垃圾桶、无障碍设施等）、区域解说系统等的人性化设计。
义，先义后利、舍利取义。在区域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上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开发；在旅游服务中，要以提高游客的审美体验为核心，积极发展区域旅游经济。
礼，礼貌、礼节、礼仪，外在伦理和制度规范。进行旅游从业人员（尤指导游、售票员、景区服务人员、三轮车司机等）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的培训；制定遗产区域的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奖罚的规章制度。
3.4处理好遗产区域环境保护与城乡规划建设的关系
4．结语
随着日本纪伊山朝圣路线、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香料之路、加拿大的丽多运河等相继成为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保护运动正呈现区域化整体保护的趋势。我国一批重要的大尺度线性遗产如京杭运河、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的遗产保护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相对而言，我们更注重跨区域遗产资源密集区的本体保护，而忽略了遗产区域的系统、整体保护，本文提出的在遗产资源密集区构建儒家文化遗产区域的构想是对遗产保护区域化的一种尝试，同时也是保护整合历史文化价值巨大的重要文化遗产、建设新型文化城市的一种探索。
参考文献：
[1]奚雪松，俞孔坚，李海龙.美国国家遗产区域管理规划评述[J].国际城市规划，2010，24（4）:91-98.
关键词：近代正统士大夫文化心理认识心理社会心理地理环境
一、《儒家文化的困境》思想概述
\这本书主要围绕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正统士大夫，为什么对西方文化持漠然的态度，以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并主要从近代正统士大夫的文化心理、认识心理和社会心理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1.1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当一个国家处于相对开放，与外部世界联系紧密的格局中时，他的主体文化就具有很强的更新能力，这也就容易形成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中国并非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处于相对孤立、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同时单一发展农耕经济也没有对外扩张的需求。一方面，文化传播方式为由内向外的辐射传播，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仅有天下的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与外邦王朝确立的关系在其看来仅是“君臣关系”。秦汉以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和程朱理学的两次蜕变，把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视为衡量天下文明的唯一尺度，从而导致对外文化强烈的排斥倾向。
1.2中国传统士大夫采取了强制性附会的认知心理
1.3整个社会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
二战后，洋务派士大夫观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因素：洋务派的危机意识，并最终导致形成了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面对洋人在术数、技艺方面的不断侵凌和威胁，并有可能危及民族原来的生存环境，洋务派产生了以摆脱危机为目的的避害反应和避害价值尺度。由于这些文化心理因素是他们从现实危机中直接感知而非从圣人格言中引申而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传统文化心理定势和认识心理之间的关系，但是洋务派对西学仅局限于自卫，在感情上又是冷漠鄙视的，这就形成了欲拒还迎的社会心理，进而提出“中体西用”说，将西学仅局限于用的方面，仍然把中国固有的儒家文明视为天下文明的最高形态，将体和用割裂开来，没有意识到功能必须从本根中衍化派生出来。
二、《儒家文化的困境》这本书对我的启示
2.1学会辩证的看待文化的发展，博采众长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值得我们骄傲，但是我们还应要有宽广的眼界，博采众长，辩证地看待事物发展。从纵向来看，在文化方面应坚持辩证地发展观，文化并非一成不变，优秀文化是在不断交流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应随时代和现实环境的变化，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新内容。从横向来看，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一影响并非决定性影响。日本即便作为一个孤岛，依旧可以由外向内地选择性吸收外来文化。“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精神才是日本人的传统性格”。相比较而言，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我们应该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文化自身就包含传承和借鉴两层含义，要善于建构文化立体格局，而非单向思维的对待一国文化。
2.2敢于承认自身不足，采取正确的认识思维方法
文化自身存在缺陷本是情理之事，在心理上要敢于承认自身的不足，采取正确的认识思维方法。近代传统士大夫面对西方的术数，在情感上始终对其保持冷漠态度，认为圣学为万事之本，中国也有术数，不必舍近求远。加之认识思维上的弱点，如：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明确性）、板块性（非可离析性），在认识上，近代正统士大夫没有看到东西方术数上的巨大差异，以及西方先进文明的巨大优势。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近代正统士大夫不勇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和自身的力不从心、技不如西方，错误的认识思维方式只是掩盖这一弊端的手段。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近代正统士大夫在认识思维方式上也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推至当今社会，我们应学会用客观的心态评价自身，勇于承认自身不足，而不是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采取推脱的说辞为自身辩护。同时，在认识过程中，对概念应有明确的界定，知其所以然，增强概念的指定性，尽可能避免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来掩盖自身的不足。
2.3有什么样的心理，就容易形成什么样的认识
关键词：传教士；儒学；基督教；伦理观
一、安保罗对儒学中上帝观的认识
安保罗认为，与基督教的上帝观相比，一方面，儒家文化关于神的观念过于零碎；孔子以含混不清的“天”的概念代替“上帝”的概念，且与鬼神观念含混不清，未明确上帝是唯一真神，导致无神论，或导致多神崇拜和鬼神迷信，祭拜祖先又导致许多的弊端。另一方面，基督教中每人都可以崇拜上帝，接受上帝的恩惠和爱，也把赞美和感谢献给上帝。而儒家的祭天却只是皇帝与官府的特权，使大众与神颇为疏远等等。由于这些缺失，儒学未能发展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普世的、永恒的唯一真神的完整上帝概念。
二、安保罗对儒学中人性观的认识
安保罗依据对《孟子》的考察，认为，“孟子的性本善与基督教论人性之道实在可以相合”。他解释说，孟子的“性本善”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孟子的“性本善”不是今时世人实在所有的心地，即现代人所说的气质之性。孟子的人本性是昊天上帝本来与人所禀赋的意向，这个本来的意向孟子认为是向善的，如水常常要向下一样。安保罗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我们都有天理在心里，这个天理仿佛勉励我们向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且这个本性，并不是人自身发现的某种优秀的品性，而是表明我们按照是非之心所该当具备的标准。人都有而且应该有这个是非之心。因为上帝本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个“形象”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向善的本性。但是由于“本来被造之人”即人类始祖亚当、夏娃，悖逆上帝并累及一切的后裔于罪中，此后至今，虽然上帝的形象在人内暗昧而不显然，但上帝给人的形象的踪迹还存留在人心里。二是孟子的“性本善”也不是说今时的世人实在是善的，而是认为现今之人都是失去了赤子之心。也就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虽人皆有之，但只有人不断的寻求才可以得到，如果人不停的放弃就丢失了。
三、安保罗对儒学中伦理观的认识
安保罗也极力调和基督教与儒教的会通之处。他认为，儒家伦理以人伦之道为首要，称为“五常”和“五伦”，即仁义礼智信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与基督教所言极相吻合，也为传教士所接受和赞赏。他指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基督教倡导的个体之人“守身之金箴”，耶稣教导其门徒“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就怎样待人”，这句东西方文化共喻的金玉箴言，概括为一个字就是“恕”。另外，安保罗还强调指出，善道在“儒书中班班可考”。以上这些在基督教里令人赞美和欣悦的。
安保罗从基督教的文化视野出发提出儒家伦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儒教五伦之道故为善道，但“差谬”之处也为数不少。除了传教士们普遍认为儒家思想中缺乏神与人的伦理关系外，安保罗还指出，就中国和世界范围来说，中国人常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实，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其他各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政令之完善都在中国之上；就家庭关系来说，父母教养孩童要符合上帝的旨意，如若管教不严、懈怠，上帝则向父母问责；就婚姻关系说，丈夫要爱妻子。但儒教中“最大之谬”就是“娶妾”，这不但违背上帝之命令，而且实在对国家和对家庭、子女存有极大的隐患。他举例说，五洲之内凡有准行此例的国家皆是国力衰微，每况愈下。而且中国的妇女格外受歧视，如轻易休妻等；就妇女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来说，他强调妇女应当受教育，一是因为妻子不仅相夫，而且还要教育子女。
安保罗的结论是儒学伦理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如果不发展出对上帝负责的教义，其道德力量就无立足之处，就不能使它的人民获得新生。因此，在基督教伦理前，儒家伦理仍被凸现了劣势。
四、安保罗对儒学中社会观的认识
从安保罗所论及的儒家与基督教之关系，可以看出传教士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是相当精细的、深入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理性意义的伦理、哲学思想，也深受传教士的推崇，并从中考察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包含的与基督文化相连的真理和寻求真理的途径。他们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文化形态中寻找相通之处，其目的就是希望两种文化可以沟通、交流、对话，最终实现“中华归主”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安保罗.孟子本义官话[M].上海：上海美华书馆，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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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卫青.中西人性论的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于孟子性善论[J].复旦大学学报，2000，(03).
[4][英]艾约瑟.孔子生平概述[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关键词：无讼思想；息讼思想；法律文化；现实运用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概述
"讼"，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的解释为：争论，争辩。引申意为诉讼，打官司。与之相对应，"无讼"就是指没有争论，不需要诉讼和打官司。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而不需要法律或有法律而搁置不用。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中国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传统社会近二千年。而"无讼"思想最早也是出现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子曰：'听松，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听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无讼"。但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讼"仅指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而不包括严重威胁统治秩序的重大刑事案件。
中国古代的儒家学派既把无讼作为一种治国的手段，也把它作为治国安邦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世界无时不刻处在矛盾运动中，人们要分配利益，则必然会出现矛盾，而诉讼就是解决矛盾和利益分配的手段之一，儒家想通过的德治来杜绝一切诉讼，其本身与矛盾论是相悖的。
相比于"无讼"这种理想而言，"息讼"应该是较为实际而且可行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矛盾是可以化解的，化解了矛盾，诉讼就可以停止，利用除了诉讼之外的其它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同样可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而且比讼诉对社会的生产力破坏更小，更经济也更和谐。
二、"无讼"思想成因分析
（一）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自然经济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在统一并且集权的社会状态下，统治者首先追求的是统治秩序的稳定。而诉讼将使矛盾扩大甚至激化，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历代统治者们为了确保自身的统治地位得以长久地巩固，普遍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而这必然会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人们世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区域里，社会性要求低，结果就是纠纷发生的概率大大降低，诉讼也随之减少。诉讼减少了，适应解决讼争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也会相应地减缓，"无讼"思想便有了形成的"土壤"。
（二）政治制度根源：司法行政一体化
古代政治法律制度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兼任法官。体现在诉讼程序上，行政长官既履行相当于现代社会中检察官的公诉职能，又履行法官的审判职能，案件证据的取证工作和运用证据来定纷止争的审判工作归于一体。再者，"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也是我国传统法律制度的显著特点。这些从实体到程序一系列的制度构建都会对诉讼的公正裁决造成巨大的障碍，致使社会形成"无讼"思想。
三、"无讼"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
（一）无讼思想导致民众法治意识淡漠
在古人的传统观念中，法律并非是保障他们自由的工具，而只是"皇权"的附属物。他们没有权利义务观念，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更无从谈起。民众会畏惧法律，但不会尊重法律。人们畏讼、厌讼，如果出现了纠纷，多半是私下调解，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会制约法制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法律文化的停滞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无讼思想妨碍法律制度的发展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等级特权，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其统治要求的法律制度，而这些制度却与人民的自由无关，其本身是不完善且不合理的。例如，在诉讼方式上，刑讯逼供合法化；法官片面地追求结案率从而进行主观臆断；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发展极其不平衡等等。无讼思想将会使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无法得到改善，社会法制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不可能。
四、从理想到现实--"无讼"不如"息讼"
理想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如果我们把一个"无讼"的世界比作理想世界的话，那么经验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能达到的。更现实的是达到"息讼"的状态。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矛盾使得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时刻处于冲突当中，而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之一，诉讼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笔者并不赞成完全摈弃诉讼的方法来解决纠纷，"无讼"的境界是无法达到的。但是，诉讼同样也不能有效地解决和干预所有的社会问题，诉讼具有保守性、滞后性，诉讼运作成本巨大等局限性，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依赖一系列的社会条件。
因此，与其追求一个"无讼"的社会，不如构建一个"息讼"的社会，尽可能地运用其它有效的手段相互配合定纷止争，不仅可以减少诉讼的运作成本、解决诉讼保守性、滞后性的特点，还能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做到纠纷停息，矛盾化解，与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也是相统一的。
五、"息讼"思想的现实运用--从调解制度入手
民间纠纷牵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经济生产和人们的生活。用调解的手段来解决纠纷，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自愿达成和履行调解协议，把双方原有的良好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恶化，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调解可以化解矛盾，在利益均衡的过程中体现当事各方的直接沟通。纠纷解决了，就可以形成良好、诚信的社会信用，推动社会秩序良性互动，减少人际交往及社会诸种交易行为的成本，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
当然，我们需要承认：调解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其在实际运用上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对调解制度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调解人员在进行调解时，应当将法治宣传教育作为重点，着力培养双方的法律意识，以此来解决纠纷。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必须明确调解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调解人也可以引入相应的评价机制，淘汰部分只知当"和事佬"的调解人员，使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得以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曾宪义.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7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赵晓耕.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354
中国画山水意境美的根源
1.“天人合一”价值观
中国山水画与西方油画的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区别，从历史传统来看，西方油画受宗教影响深刻，无论是表现宗教思想还是表达对宗教的不满，宗教的价值观始终影响着西方油画。而中国山水画所受的价值观则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表现了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的尊重对于规律的尊重以及对于人本的尊重，在这一价值观下，中国山水画的通过一些意象的糅合表达出来了自身对于世界的思考对于和谐的感悟。
2.儒释道传统文化
儒家从春秋末期开始影响中国文化直到汉朝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随着时展，到东汉时期佛教也逐渐渗透进传统文化，而由老庄思想为主导的道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互相影响，并融合了佛教的思想文化和神仙体系，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儒释道思想积淀，同时这种思想积淀也影响着我国千百年来的审美。
近代著名艺术大师张大千长期临摹创作莫高窟“飞天”、钟馗形象、仕女图等代表不同传统文化的名家名作，其创作的《迎客松图》就应用了莫高窟笔画瑰丽的色彩，道家飘渺的已经以及儒家刻画入微的细致严禁，体现了儒释道文化对艺术家的影响。
3.特殊的艺术手法
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传统书写工具是毛笔，有以柔克刚、柔中带刚的辩证寓意。毛笔的运笔讲究气韵相生、一气呵成，不像西画中的素描、油画需要笔触覆盖重叠才能完成，毛笔所绘的笔触只能一笔落成流畅自然地勾勒出来画家心中所四所想，与毛笔相对应的，需要用浓稠合宜的墨水以及疏密得当的宣纸。这样一套艺术工具所表现出来的传统绘画艺术手法可以将传统山水画的意境完美表现出来：落笔轻重而带来线条粗细的巨大不同、毫底蕴水而笔尖蘸墨带来的渐变柔美、画纸材质不同而晕染出来的不同效果。国画独特的艺术手法具。有着足够艺术魅力，营造出来了独特的意境美。
中国画山水意境美的具体表现
1.形神兼备
孟汉卿《魔合罗》中说画虎：“画虎画皮难画骨”，“画虎”是画大型、“画皮”是画细节、“画骨”是画神韵，画动物如此画山水亦如此，很多古代画家受传统佛家、道家思想影响都认为“万物接皆有灵”，如何能将一花一草一果一木画得灵动自然，形神兼备是画家一生的艺术追求。因此在中国的山水画当中很难看到如西方油画一般只取构图一角细致雕琢绘画的作品，往往是以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作为画面的主体，并着重刻画这山水画主题所要表达的情感，再用其他元素填补需要填补画面结构，如果只有形没有神往往会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后果。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庐山图》作为山水艺术作品庐山的辉煌气势以及独特的似然风貌都通过孟汉卿的笔绘制出来，因此画家需要将绘画对象的“精气神”领悟透彻，达到作品当中的身形兼备，才能够将作品变为艺术珍品，作为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庐山图》以简要的构图和山、数、桥这三种元素，将庐山秀美的气质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将庐山横看成岭的一面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2.直抒胸臆
与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不同，绘画是一种更为直观的表达方式，同时由于绘画的表现手法丰富，也因此，有时候往往可以比文字和音乐更能够表达画家心中的所思所想。人们经过漫长的努力发展，将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和常提到的山川海石赋予了一定的意义，如以“岁寒三友”中所指的织物代表的，就是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和不服输的精神。而“花中四君子”则是人们对于高尚品德的向往和感恩。
与很多南宋有识之士一样，南宋画家郑所南也怀念着故土，与其他人一样用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收复故土的渴望以及对于管理混乱的忧愁。郑所南先生一生致力于画兰花，他所画的兰花叶纤纫而不娇弱，同时所有的兰花都不画根，以明家国复兴之志一如他自己的复国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