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实际上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形成于汉宣帝时代,是一个叫戴圣的人将收集到的、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佚名的儒家著作合编而成的。至唐朝之前,人们对它并不重视。自唐代起,由于韩愈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礼记》尤其是其中的《大学》篇不断引用,才使之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及至宋代,著名的学术家程颢、程颐对《大学》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借用朱熹的表述,程氏兄弟“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而朱熹本人更是将《大学》纳入他的《四书集注》之中,将《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并列在首位加以编注、诠释。到了宋理宗时代,真德秀写作了《大学衍义》,向皇帝进讲《大学》,这一著作由此成为了重要的政治读物。
到近代,孙中山先生对于《大学》亦是情有独钟。他说:“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展开的理论,无论是什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
对《大学》究竟是怎样的学问,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于我现在看来:
首先,《大学》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它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提出了著名的人生“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就是要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这是为人之根本；所谓“亲民”,应理解为“新民”,使人不断更新,不断进步,弃旧图新。每个人都应当不断地塑造新我、新人,乃至“作新民”；“止于至善”就是要达至最完善的境界。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至善的境界也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此外,《大学》还提出了人生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我看来,这既是对理想人生的集中概括,也指明了人生八个逐级递进的目标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