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1689-1755)最重要的著作，内容涉及广泛，它以法律为中心，又遍涉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道德、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示了一幅广阔的思想画卷。特别是它以独特方式研究和论述了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国际法学等一系列课题，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资产阶级法学百科全书。
《论法的精神》一书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对于政治与经济的愿望。全书在政治理论上极力主张建立相互制衡的三权分立。目的是为了避免独裁者的产生。独裁者们往往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在法律理论方面阐述了法律的定义和种类，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刑法和民法的理论，以及立法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法由事物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规律。由此将法律分为人定法和自然法，提出了立法应与政体相互适应的原则。并且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易、宗教习俗、货币等各种事物的关系。全书在经济理论上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在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孟德斯鸠认为法律应当考虑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们的性格、感情有关的这些因素。
该书首先讲述了政体对立法权的归属有重要影响。孟德斯鸠认为政体的有无与法治有着直接关系。专制政体意味着恐怖、专横和暴力，既无法律又无现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所以在专制政体下，根本就无所谓立法权。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相比虽由也是单独一人执政，却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所以君主政体下，君主和少数贵族握有立法权。至于共和政体，它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但并不等于说就是有法治可言的。但是有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共和国的人民的权力是相对平等的。三种政体对法律的繁简、法律的体系、法律的内容等，也都有着重要意义。
三种政体最突出的表现应当是人民的自由度是完全不同的。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强调了法律与自由的统一。他认为法治国中行政权没有专横垄断的余地，因而只有在法治国才有自由。一个人只有受法律支配才有自由，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法律之下。同时他又强调了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很明显独裁的专制政体是人民所不希望的，人民被极大的奴役着。君主政体也是不太保险的，共和政体则需要防止人民的委托人隐蔽自己的腐化。腐化了的委托人常常口口声声称赞人民的伟大，来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赞赏人民的贪得无厌，来掩盖自己的贪得无厌，最终让人民陷入不幸之中，人民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约束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尽可能的避免独裁，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在他眼中，一个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部分。孟德斯鸠关于三权分立最初的学说的研究是以罗马为背景的。罗马人民掌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一部分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一部分了;元老院掌握大部分的行政权和某一方面的立法权，并且同时掌握一部分的司法权，具有任命部分法官的权力，并以此来对抗人民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被分别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人独裁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三权分立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权分立真正的实践者是美利坚合众国，并且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根据美国1787年联邦宪法，联邦政府由国会、总统和联邦法院分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是最高立法机构，有权弹劾总统和联邦法官;总统是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行政高级官员、执行各项立法，拥有军事统帅权和外交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总统及其所任命的各部部长不对国会负责，在紧急状态下总统可采取宪法以外的非常措施;联邦法院由若干终身任期的大法官组成，是最高的司法部门，对宪法和各项法案有最终解释权，有权裁决涉及国家和各州之间的重要案例。罗斯福新政时期，行政权力全面扩张，打破了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的平衡，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新的三权分立的格局。
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有利于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但是三权的分立和制衡是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跟其他所谓的民主的制度一样，并不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三大国家权力机关相互制衡，有时也容易导致效力低下。事实上，在实践中美国也难以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
我国现代化建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全面改革的今天，需要借鉴并吸收被实践检验证明的他国体制的精髓部分，加强并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而更好的体现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这将对我国的国家建设是大有裨益的。由于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导致政治制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确实需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盲目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不仅误读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将会极大的危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任何的改革，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共和国中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的举措都有可能工程浩大，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毕竟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是建立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且由于三权分立各部门相互制约，在他们的利益、目标各异时，常常难以达成一致，最终将导致工作效率降低，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国家将难以应付。正如汶川大地震，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反应如此快速，就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联合出击，积极应对灾难。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体制度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这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十分佩服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羡慕我们的。我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小心谨慎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进之路，切不可盲目崇拜。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种体制符合中国实际，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
佛教禅师认为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要真正读懂孟德斯鸠大师的《论法的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还是需要多多学习专业知识才能真正有所感悟的。
《论法的精神》读书笔记XX字
佛教界禅师提出参禅有三种境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参禅有所感悟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至参禅彻悟时，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这就是参禅的最高境界。它的哲理意味在于，认识事物的表象是很容易的，但要真正把握其内在本质，也即精髓，不下一番苦功实难达到。然而，如能达到这种最高境界，便无往而不胜。孟德斯鸠就是这样一个努力探寻法律最高境界的人。
孟德斯鸠认为，只有从上述法的精神中才能解决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各种法律分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列举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历史事实和法律文献，论证某一类型法律制度产生的共同原因。同时，他不仅停留在寻找某些共同原因这一层次上，而且还试图建立某些原则。他说：“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寻找某些共同原因到建立某些原则，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发展中是一个不同的阶段。从他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来看，所谓建立的某些原则，就是指的一种理性的法则，这种法则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凡是根据这些理想法律原则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就是正义的;反之，就是不正义的。他强调“我并没有把政治的法律和民事的法律分开，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是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并断言法律是代表整个人类的，是人类正义的表现，法律为整个社会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某一个阶级利益服务，不是为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孟德斯鸠与其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不一样，他力图从法律以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去研究法的精神，从社会的进步去探求这种精神在政治、法律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一般规律，并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也即探求法律的最高境界。实际上，他所努力寻找的法的精神，首先从宏观上讲，应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即人类正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适用于一切法律当中。简言之，在孟德斯鸠看来，法的主要精神就是正义，法律应是正义的化身。他的这种思想，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平、正义作为法律的价值是被普遍接受的。虽然人们对公正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价值，公正应在法律之上，而不是相反。
公正也是司法追求的最终目标。英国著名法学家丹宁勋爵说：他作为法官的“基本信念是，法官的作用就是在他面前的当事人之间实现公正。”
美国大法官卡多佐以著名的里格斯诉帕尔默案说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这个案件是一个衡平法院决定不允许一个遗嘱财产受继人——他谋杀了立遗嘱人——享有遗嘱收益。虽然从法律表面上看，这位谋杀者享有继承权，“但是，在这些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为一般的原则，它深深扎根于普遍的正义情感中，这就是，无人应当从他自己的不公中获利或从他自己的错误中占便宜。”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司法公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与严格依法办案的观念的联系十分密切，司法公正就要求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做到严格依法办案，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法与情的冲突。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头，而只染上了感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下来，和感情、成见混合在一起。”
可见，孟德斯鸠认识到法律经常会和感情发生联系，有时会产生冲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认为，法律不能走过了头，只从感情出发。司法实践中，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的时候，执法者往往感到困惑和棘手，也最容易使其对具体而明确的法律规定视而不见，“制定”一个例外，以情代法做出裁判。这种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实际上否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本就不是一种“衡平”或“正当背离法律”的方法。孟德斯鸠认为，如果对法律制定例外的规定，实际上就破坏了法律的原则的规定，其结果后患无穷。他举例说明：“查理七世说，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诉讼当事人违背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诉;所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诈情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诉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起诉。”因为有例外的规定，结果当事人在30年后还在上诉。
情理因素要不要考虑法官在裁判时肯定要考虑，但是坚持严格依法办案是首要前提，不能为了个别案件裁判合乎情理而损害整个法治的尊严。法官在遇到法与情冲突的时候，并非毫无良策，只有舍弃法律规定的唯一办法，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此类问题办法的。
孟德斯鸠还把法律区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部分，人为法又分为国际法、政治法和民法。他认为，人为法富于普遍性;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国际法则是自然地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这几种法律的渊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