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萨瓦托三角”是由拉美人自己提出的科技创新模式，也是世界最早的科技创新模型，类似于西方盛行的国家创新体系和三螺旋理论结构，但比它们早二三十年，是根据拉美国家的国情和特征提出的。萨瓦托三角分别代表科技基础设施、生产结构和政府三大行为体。这三大行为体若按理论构想中闭合式流通的有机内循环运行，则科学技术即可高效融入经济生产，成为发展的内在变量，拉美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得到很大发展，经济竞争力将得到极大提高。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西等国都依据“萨瓦托三角”模式积极践行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试图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制度化。但在拉美部分国家的实践中，由于内动力不足，萨瓦托三角一直处于撕裂状态，跨国公司等外部因素的介入加剧了其不稳定性，导致拉美科技创新体制的脆弱与低效。尽管如此，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的30余年间，作为拉美许多国家科技创新机制和战略构建的依据，萨瓦托三角模式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萨瓦托三角创新模式运行机制历史地位
一萨瓦托三角模式与理论之缘起
几何学中，最稳固的形状是三角形。阿根廷物理学家豪尔赫·萨瓦托在构建拉美科学技术与创新的三角发展模式时也希望这一模式不但能够持久，而且可以稳固。但由于各种原因，萨瓦托三角模式在现实演变中变得并不稳固。萨瓦托三角设想的三大社会行为体——政府、生产结构（相当于“工业部门”）和科技基础设施（相当于“大学”）——在融合过程中实际长期处于断裂状态，而非顺畅流通之闭合式三角。
（一）萨瓦托三角模式的初创
（二）萨瓦托三角模式理论上的运行机制
萨瓦托首先提出将科学技术用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模式，给出了科技融入经济生产的途径与方式，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而不是外在的。他认为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代表科技基础设施、生产结构和政府。科技基础设施包括一组起连接和交互作用的部门、人才、法律、政策、资金，如开发人力资本的教育体系和从事研究的科技人才和机构等。巴西科技部部长瓦加斯（JoséVargas）曾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保证和保持不断改进质量，提高生产力和生产创造性产品和服务的科技基础设施，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丧失竞争力。”9生产结构则被定义为一系列提供特定社会所需物品和服务的生产部门。萨瓦托指出，“该模式不仅仅是一个描述现实的分析工具，还证明了三角关系的存在确保一个社会知道如何创新和在哪些领域进行创新的合理性的能力。”10科技基础设施、生产结构（组织）和政府这三个主要行为体中的每一个都必须形成具体的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战略，三部门应合作确立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加强研究（学术部门）、工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系。技术创新是将科学与工业结合起来的机制，而政府行为又使这三者产生有机联动，形成一种有效循环关系。
萨瓦托三角模式确定了三种层次或三个维度的关系：（1)在每一个顶点内部确立起来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小生境”（niche）和内部生境（“内部联系”），比如某一大学与国内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2)三角的三个顶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大学和工业以及大学和政府间的联系；（3)三角之间的关系或每一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即外部环境或外部关系，比如国内大学与其他国家相应大学之间的联系。这种三角关系内部是稳定的，不容易受外部负面因素影响。萨瓦托三角模式中的三个部门（即三个角）之间如若处于撕裂状态，三角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缺少联系，三角各自为政，即无法创造能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相反，如果三角是连通的，或如奥特伊萨（Oteiza）所解释的，三角是闭合的，能够实现有机的内部循环，那么三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就创造性地发生了，这样有活力的知识就产生了，而且知识也会传播到整个社会中。11三者之间的流动性和强度是三角模式的特征。
在萨瓦托三角构建的具体路径上，萨瓦托更强调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认为政府和科技基础设施之间的交互关系主要通过政府为后者分配资金；政府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基本依靠双方利用现存知识并将其融入生产体系中的能力；科技基础设施和生产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最难确定和确立的，主要通过人员交流即职业变动来维系与强化它们之间的关系。12萨瓦托指出，要制定具体的科学技术战略，就必须将每一个部门的三角关系的特征刻画出来。13拉美传统上只形成过前两种联系，缺乏第三维度的联系，工业亦缺乏与大学和政府间的联系，政府跟工业和大学的联系亦不足。如20世纪90年代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智利只有1/3的企业将科学开发功能转包给其他组织，表明私人部门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水平较低。14
（三）从“三角”变“四方”甚至“多维”——萨瓦托三角模式的现实演变
图1萨瓦托三角从虚拟模式到现实模式的演变
图2拉美科技发展中主要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二萨瓦托三角模式中三个重要行为体的嬗变与连通关系的构建
萨瓦托三角模式并非凭空而造，它有制度和思想基础。萨瓦托在提出三角模式前，拉美许多国家即已设立了相应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同时也有“拉美科技思想学派”的萌芽与崛起。作为该学派的重要人物，萨瓦托根据拉美现实提出了一种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模式，也由此在政府（尤其在军队）和学术机构内部聚集了一批致力于将该模式实践化的技术官僚或技术专家阶层，他们促使政府推行相应政策，推进大学执行“第三使命”的进程，致使两大行为体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但公司（私营的民族企业）部门即生产结构部门却鲜有变化。
（一）拉美公司在科技创新中的局限性及大学的“第三使命”
1．拉美本土公司很少进行科技创新
熊彼特认为“技术变革的场所是公司。”政府、公共机构和大学虽在创新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只有公司才能通过产品和程序创新将科学技术成果商业化。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没有企业家，（科学的）知识可能一直都在一两个人的记忆中或书本里长眠。18通常来说，创新型公司的出口一般占总销售额的8%~15%，其中50%与创新有关，公司将销售额的4%用于研究与发展。19如果按这一标准来看，拉美大多数企业都不能算作创新型企业。作为萨瓦托三角中生产结构的主要行为体，拉美公司尤其是本土公司（大型公共企业除外）几乎没有向创新型公司转型。拉美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更少。如巴西生物技术公司中没有专利的占84.5%，有10%的公司只拥有一项专利，2.8%拥有两项，2.8%的公司申请过三项专利。20
整体而言，拉美公司对提高创新能力不感兴趣，大多数公司无任何创新能力。他们依靠的是从国外引进技术。通过对委内瑞拉1988年和1992年113家领先的化学和石化工业公司的销售额和就业情况调查后发现，有40%的公司没有任何关于技术、商业、组织或会计问题的知识，1/4的公司认为这种知识不重要，2/3的公司在1988—1992年除了主要根据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微调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21同时，创新受经济波动影响很大。根据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2013年期间巴西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所减弱。创新的下降在电信方面最为明显，产品生产下降了18.2%，服务下降了16.9%。2008—2011年期间，大型企业减少创新活动的幅度最大。在拥有500名以上雇员的公司中，参与开发新产品的公司所占比重从54.9%下降到43.0%。22
在萨瓦托三角建设过程中，私人部门也试图通过合资经营、联合研究与开发、技术交流协议等合作方式，与研究机构合作推进创新。但在拉美，承担这一功能的私人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包括拉美跨国公司和外国跨国公司）以及它们组建的战略技术联盟。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受外国企业和资本的控制很大，拉美政府也多次试图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对产业进行技术创新。23因此跨国公司是拉美高技术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24
2．拉美国家大学承担“第三使命”的历史过程
历史上，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拉美国家大学主要是独立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象牙塔”和精神家园，如墨西哥的学术团体传统上一直相对孤立，是内向的、与社会脱节的25。但二战后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促使拉美国家大学的角色发生了两次大转变。
首先，拉美国家大学的第一次转型主要解决拉美国家大学过于政治化的问题。拉美国家大学在过去主要由上层精英分子组成，知识为生产和获得国家机构中的政治权力服务，大学日渐科层化、政治化和官僚化，大学不仅逐渐失去自治，还显然不适合新经济发展的需要。早在20世纪初，在寡头政治和教会牧师力量比较强大的科尔多瓦，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生便提出“改革宣言”（ManifiestodeCórdoba）26，开启了最早的大学改革运动进程，希望大学教育和知识生产从过度政治化中解放出来。1930年秘鲁圣马科斯大学也进行了类似改革。二战后，在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边疆》（Science:EndlessFrontier）报告的影响下，作为基础研究部门的大学逐渐从精神家园转变成线性创新的一环。1952年拉美开启了新一轮大学改革，试图改变之前旧的精英大学模式，普遍开设新的院系和学科，在大学内部引进和鼓励学术研究，开设实用型课程，大力培养经济发展急需的实用人才；改革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多层次的私立高校，大力发展地方性大学；建立包括大学、专业学院、技术培训中心三个层次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体制；开展远程教育等。
作为公共研究大学的坎皮纳斯大学（Unicamp）的角色转变即很具代表性。坐落于圣保罗州的坎皮纳斯大学虽1966年才开始有效运作，但它承担了巴西15%左右的科学研究项目。29其专利产量比巴西其他任何研究机构都多，仅次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坎皮纳斯大学几乎一半学生是研究生，在巴西所有大型高校中的比例是最高的。摩托罗拉、IBM、朗讯等高科技公司都以坎皮纳斯大学为中心在该地区建立了研究实验室和生产中心，每年有大量高端人才毕业，推动地区高科技发展。
在推动与工业联系方面，拉美地区最大的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起了领头羊作用。UNAM一家即集中了全国50%的研究资金。早在1984年UNAM即成立“技术创新中心”(CIT)，意图发展大学和工业间关系，将UNAM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市场化，但“技术创新中心”首先是一个学术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以自身学术研究为主，并非以企业需求或市场需求为导向，公司只能从UNAM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寻求对它们有益的研究，但认为企业应好好利用墨西哥技术，因为它们更廉价。31
在推动与政府、工业部门的联系方面，其他科技基础设施也起了积极作用。如2009年末，作为一家向政府提供科技问题咨询的独立机构，墨西哥“科技咨询论坛”（FCCyT）和其他10家机构组建了“联通小组”（vincula）。联通小组也被称为G11，代表“萨瓦托三角”，旨在促进学术界、政府和工业界之间的科学与技术联系。这是不同部门间第一次以此种方式合作。G11启动了一项国家计划，旨在培训公立和私立机构专业人士将研究中心和大学的研究成果和技术转让到工业界。G11负责人佩德罗·拉克莱特（PedroLaclette）乐观地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商业人士为基础研究辩护，研究人员在为创新辩护。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32
（二）政府通过多种途径试图在科技创新中担当“中介”作用
1．政府本身向“科学政府”和“数字政府”转变，为科技创新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便利。
如1997年巴西政府开通了网上交纳所得税服务后的同一年，巴西有70万纳税人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收入情况，1998年即增加到440万人，1999年增加到1100万，增长了62%。巴西地方政府的电子服务效率更高，两年内申请填写在线纳税申报单的人数猛增了1230%。34卢拉总统任职期间“数字政府”推进幅度最大，他不仅推出“人民计算机”计划，选择使用Linux开源系统而不是与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关系密切的微软系统，提供文字处理和互联网浏览等基本功能，他还成立了国家先进电子技术中心——国有CEITEC公司，作为“巴西国家微电子计划”（PNM）的机构之一，该公司专门从事微电子领域项目即集成电路或芯片的开发和制造，研制出首个商业产品芯片“多博伊”（ChipdoBoi）。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等国也积极推行了将政府部门联入因特网的电子政府计划。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拉美多国政府推行了各种电子政府或科学政府计划，但在当前高技术与全球化背景下，拉美国家的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正通过两个进程遭到分化，即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中央政府）的双重运动：一个是所谓的“向下”“分权化”进程，即分散到地方层面，让地方政府维持社会福利的成本；一个是到新兴的跨国空间的“向上分化”过程。这两个进程都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与合法性，使中央政府很难整合和统筹全国范围的科技创新发展。
2．政府成立科技创新机构，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制度化。这一进程可分为如下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设立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基本集中于基础科学研究（主要是物理学）、原子能研究以及农业与工业技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拉美国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基本是国际社会建议与干预的结果，国际组织将“西方科学”作为全球模式强制加以推广，国际组织制定的科学政策成为拉美国家投资科学发展的法律和理论根据。如世界银行建议拉美国家大规模提高科学投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国际科学协会派专家和工程人员前往拉美国家帮助其创建国家科学基础设施，帮助制定国家科技政策规划，派遣顾问团督促拉美科学发展过程。因此拉美二战后推行的现代化和科技发展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外生35的科学政策，“外部对内部的干预+内部对外部的依附”，使拉美长期无法形成内生的科技创新能力。
第二，在萨瓦托三角模式的实践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政府推动科学进入政治化和制度化的发展时期。在“主权国家”的政治身份外，拉美国家又附上“理性或科学国家”之外形36，意图改变科技发展中旁观者的地位，变被动角色为主角角色。37科学制度和机构的建立表明了知识和政治的共同联合，也是创造可行的拉美科学发展模式的尝试。70年代是以1968年作为知识撕裂的大变革年代开始的，也是以激烈的知识运动形式出现的。拉美知识分子和科学家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将科学的作用渗透到整个社会，实现科学对社会的改革，影响国家的整个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拉美部分国家在成立科技研究机构时大多遵循了萨瓦托三角模式，是萨瓦托三角模式的集中实践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从萨瓦托三角转型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尝试。这一时期拉美一些国家在成立科技创新机构时开始从遵循萨瓦托三角模式转变为国家创新体系模式，主要表现为将科技部改为科技创新部、制定“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战略。如2011年巴西迪尔玛·罗塞夫总统执政伊始即将1985年成立的科技部转型为科技创新部；2007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成立了阿根廷第一个科学、技术和生产创新部，并任命分子生物学家、前国家主要研究资助机构负责人莉诺·巴拉尼奥（LinoBaraao）担任第一位科技创新部长；除此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哥斯达黎加、智利、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国也相继成立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门。4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拉美很多国家提出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核心战略，制定了相应的规划与宏观政策，强调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在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如哥伦比亚1994年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认为影响生产力的最主要的负面因素是劳动力缺乏技能、技术落后及科技政策的缺陷等；1996年，阿根廷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也将重点放在推行技术教育改革和劳动力技能培训方面，着重培训特殊或具体职业领域的技术专家等。
3．从科学研究政策到科技创新政策的转变
三萨瓦托三角模式的历史地位探析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萨瓦托三角模式的历史地位。
（一）萨瓦托三角模式实质是从科学技术创新角度对创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探索
（二）萨瓦托三角模式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有其历史局限性
（三）萨瓦托三角模式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自主创新有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