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保险和福利措施有很久的历史了。早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就采取了救济贫民的措施。这一部分支出，正如马克思所说：“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如果从一八三三年德国颁布的疾病保险法算起，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济贫制度，还是德国最初的社会保险，都不标志“福利国家”的形成，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保险福利制度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四十年代后期才形成的。所谓社会保险，就一般的意义上说，是以法律形式保证以劳动为生的人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能使本人及其家属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它是资本主义各国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是由于工人阶级坚持阶级斗争，才使劳动人民在实现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另一方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经济危机打击下，数千万工人失业，美国在一九三三年就有1500万工人失业，约有六分之一的家庭靠领救济金才能度日。
因此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加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依据经济学家凯因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期间刺激个人消费，从国民收入中取出一些费用，用以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给劳动者一定的“实惠”，并以“福利国家”和“收入均等”相标榜，以此抵销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的传播，以“购买”国内的政治安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推行社会改良政策的主要内容。机会主义者宣称：“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弃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这就是“福利国家”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代生产技术愈来愈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一方面增加了工人阶级家庭的教育费用负担，同时也要求国家、企业、公共团体担负发展公共教育的工作，如普及中等教育、广泛开展职工的业余教育、职业教育、电视教育等。这就是说，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化，使支付劳动力价值的形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战前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对子女的教育费用支付在工人工资内，战后则从工资内扣除一部分公共教育费和社会保障供给费，交由国家掌握再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
“福利国家”的出现也与资产阶级对一小部分工人贵族的收买不是一回事。列宁在六十多年以前曾揭露垄断资产阶级会从巨额“利润中拿出一点点给工人贵族——熟练的工厂工人”。列宁的这一论断今天仍然没有过时，只不过在“福利国家,出现以后，作为“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那一部分工人，既以公民的资格从‘福利国家’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利益，又以工人阶级中特殊人物的身份，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受到特殊照顾的一份利益”。但是，由资产阶级国家主持一部分收入的再分配，给公民以“恩赐”，这与单纯的收买工人上层不同，在范围上也比“官办的济贫事业,要广泛得多，因为“福利国家,的受惠者不只限于少数工人贵族和熟练工人，而且，“福利国家”的费用不再只靠垄断利润，而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法，向工人阶级征收大量的所得税和各种社会保险费，使劳动力价值中有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到国家和企业手里。从这一方面说，“福利国家”又是资产阶级玩弄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工具，得到某种“实惠”的人民无非是服了一片“镇静剂”，以达到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这就是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的本质，它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尽管资产阶级各国政府把福利计划鼓吹得十分完善和统一，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也缓和了劳资间的矛盾，但它不能消除阶级对抗，更不会改变资产阶级福利事业的阶级实质，因为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而既不能解决劳动人民的失业问题，也不可能实现什么“收入均等化”，更不会出现“全民福利”的国家。
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福利制度的欺骗性和局限性可以从下列几方面表现出来：
第五，资本主义的经、济福利仍然从属于按资本大小分配的资本主义原则。各国规定的许多福利条文对穷人的补贴则大肆宣扬，而对于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则秘而不宣。事实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机构，除了将职工交纳的让会保险费当作资本来使用以外，资产阶级政府还利用福利分配的权力，实行有利于富人的福利分配。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投保者一般只要在联邦政府供职五年，年满55岁就可退休并领取退休金，而参加“老残保险”的一般职工，却要缴纳十年的社会保险税和要达到65岁才能领取退休费。不仅如此，如果联邦政府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再去私人企业工作至65岁退休，则可以领取双重退休金。一九七八年，在州和地方政府有1200多万工作人员，其中20%的工作人员领取双重的退休金。
当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成为所谓“福利国家”的时候，事情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垄断资本借助国家干预推行福利政策，其目的是宣扬劳资调和，模糊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以便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但是，事与愿违，庞大的福利开支终于变成压在各国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它导致各国财政赤字累累，在业职工交纳的社会保险费与所得税猛增，失业和通货膨胀加剧，生产效率下降，高福利与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发生矛盾。在经济危机的侵袭下，沉重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感到捉襟见肘。“福利国家”的日子更加难过，福利制度在不声不响地拖垮一些国家的经济。
其次，高福利与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发生矛盾。福利制度并没有实现“收入均等”化，却使资本-义社会底层的“贫困合法化”。使人们对生产的热情减退了，因为，低收入者只要工作，纳税后的收入，不及一个按人口领取救济金的家庭。因此，一些国家的福利经费的庞大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致使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瑞典福利计划的费用每年曾以7%的速度增加，而每年的经济增长却不到2%。它的工业生产从一九七五年起连续三年下降，国民生产总值一九七七年下降了2.5%，为应付庞大的福利开支，北欧三国都有数百亿美元的外债，挪威以190万就业人口的税收，去养活75万领年金的人，这有经济上是不负责任的，使职工的生产热情受到损害。北欧三国创造了欧洲最高的旷工纪律，由于患病休息由政府发工资，医疗全部免费，造成泡病号和医药费浪费现象，使工作效率和劳动积极性降低。福利经济学家萨缪尔逊也承认，“当一个让会通过赋税来把私人肖费转移到社会消费时，结果多半会影响积极性和效率。”这无异于“改变分割馅饼的方式可以改变馅饼的大小”。瑞典一位经济学家说：“若干年来，我们一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如今已经过了临界点。我国的迅速增加的福利开支正在冲掉工业发展的成就。”
第三，当经济危机来临，又向穷人的福利开刀。众所周知，一九八O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深，生产下降，财政困难，失业人数剧增，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企图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来摆脱危机，现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竞赛，即猛砍福利预算。里根政府上台以后，从穷人身上撤去了“社会安全网”，大减公益计划的经费，一九八二年联邦政府削减公益计划的经费l13亿美元，其中60%是为穷人而设立的。削减食品券以来使约有200万原有的受益人不能再领受。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上台第一年，就猛砍失业和家庭补贴，削减了20亿美元的开支，一九八〇年又再度削减48亿美元的公共开支。但是，人们不会轻易地眼看着福利补贴的消失，一旦削减正式实施，又相继发生动乱。各国的经济衰退将对经济福利也产生巨大的冲击，福利制度也面临进退维谷的困境。
死灰还会复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重视对三大教条的研究和探讨。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