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几年来一步步演进，最终引爆了欧洲二战之后最大的难民危机。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英国脱欧和欧洲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欧盟面临进一步解体的巨大挑战。目前这场危机仍在持续，对欧洲的影响还难下最终的结论，但从危机的发生到欧洲对混乱的应对，使得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显露无遗。
难民潮发生时，欧洲正面临多重危机，处于二战以来最大的困境之中：主权债务危机、大规模恐怖袭击、传统族群出生率下降导致的种族危机以及中产阶级萎缩成为少数、民粹主义抬头，等等。按说危机中的欧洲更应该慎重面对和处置自己参与造成的难民挑战，以免造成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德国非常仓促地决定敞开国门接纳所有难民，一年之内就涌进了100万人。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要拨款60亿欧元用于安置难民，结果仅2015年开支就高达210亿欧元。
更严重的是，德国此举不仅激发了更多的难民涌入，令难民危机的规模迅速膨胀，也使得原有的危机更加恶化：沉重的经济负担、恐怖分子以难民身份渗透进欧洲（仅2016年7月，德国就发生三起难民参与的恐怖袭击）、种族结构更加失衡、民粹主义更加迅速崛起。
而在英国，难民危机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脱欧计划成为事实，开启了欧盟解体的第一步。
西方主导世界500年，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何以进入21世纪后却频频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领导人的决策何以让人瞠目？
其实不仅难民危机是如此，恐怖袭击危机也同样如此。拿法国来说，希拉克主政时，法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恐怖袭击事件。这是因为希拉克的政策充分考量了自己国家的特点。一是国内有700万穆斯林，多数人生活艰苦，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容易在此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是法国疆域广大，四面环海，又是申根国家，在物流层面上很难控制危险品、爆炸品的进入。因此，2003年法国带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既赢得了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也稳定了国内穆斯林的情绪，同时更避免了在法国出现恐怖袭击。
但到了萨科奇时代和奥朗德时代，法国的这些致命弱点被忽视。法国先是参与了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随后在伊斯兰国还未将目标针对法国时，奥朗德政府突然决定向伊斯兰国开战，直接引火烧身。
这些行为看似只是政府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要从西方的政治制度上追根溯源。
西方选举制度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陷入“旋转木马式”的政治怪圈
竞选是这样，当选后要连任也同样如此。2011年，法国积极卷入利比亚内乱，就和萨科奇希望以对外战争的胜利争取连任有关。奥朗德执政期间多次对外动用武力，包括主动向伊斯兰国开战，也和拉抬自己的支持率密不可分，但后果却由整个国家承担。
刚刚结束的法国大选，执政党社会党的候选人阿蒙无视法国长期以来经济缺乏竞争力、处于困境中的现实，仍然提出竞选许诺：通过向使用机器人的公司征收机器人税，向每位成年公民发放每月750欧元的生活津贴。这一许诺乍一看似乎关照到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但收取机器人税将会把法国的先进制造业赶到周边国家，更加削弱法国的竞争力和国力，所有法国人都将为此买单。
西方民主选择人才的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把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选拔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其导致的治理上的种种问题就不足为怪了。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于不顾，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现象：曾经发达的西式民主国家如今经济增长都非常缓慢甚至是零增长或者长期负增长，而且大多债务累累。
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从政，这也是西方难以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原因。一是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而政界则往往难以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二是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却步。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士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且容易都被道德化、完美化；另一个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今年年初，法国共和党刚刚通过党内初选推出前总理菲永为候选人，很快就被媒体曝光其担任议员时雇用自己的太太和两个儿子担任助理的丑闻。虽然此举并不违反法国法律，但菲永却在道德上被重创，形象大损，支持率随之下降。
政治人才一方面资源短缺，另一方面有限的政治人才在使用上还存在巨大的浪费。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原本就是一种稀缺资源，一个政党连任8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将被闲置8年。
西方长期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已经异化成僵硬的教条，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改革能力
西方奉行的许多价值观之间是有张力的，比如自由绝对化，必然是以安全的下降为代价；公平极端化，必然会牺牲效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在各种价值观之间进行平衡。假如恐怖袭击是头号威胁的时候，就要压缩自由。当经济处于危机之时，就要以效率和发展优先。事实上，在如此之多的危机面前，西方并不是没有解决之道。比如当难民危机发生时，西方应当立即想办法恢复叙利亚的和平和利比亚的秩序，并在当地迅速建立起难民营。这既可以更有力打击恐怖分子、防止其渗透欧洲，也可以减少难民长途跋涉的艰辛，其直接成本远低于现在的处理方式。但要做到这一点，西方需要改变敌视叙利亚政府的立场。然而这和西方奉行的价值观相冲突，是政治不正确，所以西方不会选择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
再比如，面对直接决定西方未来的种族结构变化，西方同样有很多牌可以打：强制同化、减少家庭儿童福利等。白人家庭早已自动计划生育，无子化和少子化现象非常普遍，而其他族裔出生率极高，且政府提供的儿童福利就能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但这些措施又和他们的价值观如信仰自由、平等、人权等相冲突，无法实行。
西方受价值观政治正确的影响到了什么荒谬的程度，可由如下一件事窥一斑：2016年，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瑟琳·格伦被3位难民性侵，她报警时先是向警察说谎话，称是三位说德语的人抢劫了她。事件真相曝光后，她在社交媒体发表一封给难民的公开信，声称，“最让我伤心的是我受到性侵的事件，使得你们遭到更多的种族歧视”，“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种族主义分子把你们视作问题”。
因为被强奸者是政治人物，所以向强奸者道歉，并视此为人道情怀，这种咄咄怪事恐怕也只有在西方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下才会发生，由此可以想见西方政坛已经把他们那套价值观推到何种离谱的地步。也正是由于今天西方凡事都要问是否符合抽象的西方价值观，而不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其制定的政策不但难以解决问题，反而往往成为问题产生的根源。
西方的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纠错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应有的作用
西方制度模式弊病百出，运作日益艰难，还和西方民主制度赖以依存的基础——中产阶级日益衰减有关。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第一次处于绝对少数，低于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和。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如此。美国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说：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美国学者福山也认为，当中产阶级消亡之时，西方的民主制度难以存活。一旦中产阶级成为少数，西方社会将很难产生多数共识，政治走向极化，民粹力量抬头，社会的稳定器不复存在。
可以说，难民危机不过是压倒西方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此之多的危机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的根源既在于制度本身，也在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当然，这一切还都需要历史给出最终的答案，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