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民主曾一度被一些人奉為圭臬，當做人類社會最科學、最完美的政治制度。然而，近些年來，以英美等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政治問題頻頻發生，西式民主根深蒂固的局限性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2016年6月，英國通過公投向全世界正式宣布脫離歐盟，此事正在產生連鎖反應，引發其他國家的效仿。2016年作為美國的大選年，兩位競選人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洋相出盡。就連在大選過程中不斷為西式民主打氣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實際上，美國的政治體系一直處於衰弱中，隻有當憤怒的民眾遇到了明智的領導人，這種體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此類事件的集中發生，無不以強烈心理沖擊的方式促使人們對西式民主的局限性問題進行深入反思。
一、西式民主局限性的新特征
從英國“脫歐”到美國大選等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發，正在越來越清晰地暴露出西式民主制度局限性上的許多新特征。
第一，西式民主的非理性。一般情況下，脫離歐盟這種事關國家和國際關系的重大事情必須是慎之又慎的。一旦做出選擇，也應理性承擔所有后果。然而，無論是英國的各政黨還是部分投票公民，都表現出一種對政治和國家的過於隨意的不負責任態度。英國脫歐公投原本是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在2015年大選中為獲得更多選票而做出的承諾。然而最初的政治承諾卻最終變成了政治事實，投票脫歐竟然成為了現實，這是卡梅倫萬萬沒有想到的。卡梅倫主導了這場政治鬧劇，卻在公投第二天就揮手辭職了。據谷歌公司分析，公投結果公布6小時后，英國人搜索的前三大熱門問題竟然是“脫歐意味著什麼”“歐盟是什麼”“歐盟有哪些國家”。由此推測，很大一部分英國民眾是在完全不了解脫歐對英國和歐盟到底意味著什麼的情況下，就稀裡糊涂、匆匆忙忙地投了贊同票。據調查，此次投贊同票的人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受過太多教育的中下層民眾和老人，他們缺乏對整個事件理性和客觀的認識，更容易被一些社會情緒和政客宣傳所誤導。區區不到3.9個百分點的選票結果差距對最終結果起了決定作用，可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這種情緒化的和無所謂的非理性態度使英國脫歐成為了事實。
同樣，在此次美國大選中，兩位總統候選人都秀出了美國政治非理性的相對底線。在大選中，一方從身體健康狀況、政治信用、政治獻金、遵守法律等方面攻擊對方，另一方則從尊重女性、外交軟弱等方面丑化對手﹔一方語言粗俗，滿嘴跑火車，被人戲稱為“瘋子”，另一方則因“郵件門”事件使其經營了多年的形象坍塌，並幾乎成為“騙子”的代名詞，使美國大選變成了一場鬧劇。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所謂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僅靠人均27美元的小額捐贈將預選進行到最后，獲得了約800萬人助選、1300萬人的支持，贏下了全美50個州的23州，但卻並沒有贏得民主黨的青睞，最終敗給了從全世界不同國家資本力量獲取政治獻金的希拉裡。美式民主沒有表現為“選優”的機制，卻體現出嚴重“比爛”的態勢。
與之類似，在美國大選中，兩位競選人為拉選票可以犧牲政黨信念，掀起帶有民粹主義性質的競爭浪潮。他們為了贏得選民可以提出帶有強烈經濟民族主義性質的競選綱領，甚至主張限制中國、墨西哥和貿易保護，反對經濟全球化和大規模移民。為了迎合選民，政策主張和政治立場可以變來變去，充分暴露出西式民主的短視性。
英國民眾出於對就業、安全等利益考慮做出的脫歐決定，以及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不同程度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傾向，貌似在短期內可以保護其經濟利益，但從長遠看，卻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英美等國在經濟全球化中創造新活力、捕捉新機遇的能力，從根本上影響國家經濟的生命力。
第三，西式民主的階級性重浮水面。雖然從客觀上看，留在歐盟有利於英國所有階級和團體的整體利益，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階級和團體在這個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相反，英國民眾在這一問題上表現出比較明顯的階級分歧和對立。據英國倫敦前副市長JohnRoss表示，英國統治階級和資本集團中壓倒性的大多數，包括工商業聯合會、倫敦的金融資本從業者、首相、財政大臣、保守黨內閣的四分之三、議會議員的四分之三、幾乎所有工黨議員等等，都主張留在歐盟。他們甚至獲得了國外政治力量和國際資本的支持，有事后顛覆公投結果的可能。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廣大民眾，考慮到自身目前的生活狀況，則集中表現出脫歐傾向。當然，脫歐的責任不能歸咎於他們，因為挑起和組織公投的正是保守黨議員以及卡梅倫首相本人。面對這種國家矛盾中的階級矛盾，西式民主不僅沒有有力的引導組織能力，反而在處理國家矛盾中誘發和激化了階級矛盾。這一方面告訴人們，階級矛盾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出西式民主制度在遇到此類矛盾時的低效率和破壞性。
多年以來，階級觀念在美國貌似呈現一種淡化態勢，很多美國人都曾經認為自己已經是中產階級的一部分。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美國所謂中產階級出現了大量破產現象，美國社會的階級狀況也因此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第三派政治力量和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則標志著“社會階級固化再次重返美國政治舞台，成為核心焦點”。據蓋洛普調查顯示，2000年有33%的美國人自稱屬於工人階級，這個數據到2015年上升到了48%，將近美國人口的一半。長期以來，精英與民眾的差距越來越大，精英們越過越好，而民眾的生活現狀沒有得到改善，一些最基本的事實也表明，國民財富是由金字塔頂端的1%的人所掌控的。特朗普與桑德斯在競選之初就分別站到了共和黨與民主黨建制派的對立面，他們這種立場恰恰迎合了底層民眾迫切改變被拋棄命運的願望。他們雖然不可能依靠改良手段從根本上改變美國社會的階級分化狀況，但他們至少從形式上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種階級分化的嚴重事實。人們越來越清醒地看到，面對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美國政治制度的有效化解能力越來越薄弱。
第四，西式民主的離心力增強。英國脫歐運動和美國大選都被稱為“民粹主義的勝利”。所謂“民粹主義的勝利”，正是“精英主義”影響力衰弱和信任度嚴重下降的集中體現，是平民對精英統治階級政治喪失信任的結果。美國蓋洛普公司2016年9月7日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大多數人對壟斷政壇的民主黨與共和黨越來越不滿，有57%的受調者表示有必要出現第三個大黨派。美國民眾的這種意願已經開始通過民主黨與共和黨中的“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的矛盾體現出來，它表明原有的兩黨壟斷政壇的格局已經在新的階級需要面前開始喪失有效功能了。當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民對於兩個候選人無論誰獲勝都已經完全無所謂，甚至用“更希望我家狗當選”來調侃的時候，人們對這種所謂科學制衡的民主體制的信任已經喪失。
以英美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不僅集中暴露出諸多新的局限性特征，而且正面臨著越來越多從根本上威脅到民主理念能否真正實現的新問題、新挑戰。資本勢力加速操控政治、媒體制造輿論操控民主、黨派之間互相攻訐不遺余力……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埃裡克·朱斯失望地寫到，美國民主已死，誰上台都只是資本的奴仆。
二、認清西式民主局限性，堅持人民民主的優勢
正確認識以英美為代表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局限性，對我們理性而客觀地認識西式民主制度，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優越性，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具有許多重要啟示。
第一，科學處理直接民主與代議民主的關系。民主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在一定社會的一定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的政治制度。從此含義我們不難看出，民主的實現離不開民眾的參與、民意及符合大眾的利益訴求等條件。但是，這只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當今紛繁復雜的國際情況下，在西方敵對勢力不斷通過網絡和民間組織等途徑對發展中大國進行操控和分化的大背景下，民主程序的執行既要考慮部分或整體民意，又要充分考慮國家安全和集體利益的實現，絕不應使民主制度成為外部力量的破壞手段。沒有國家執政效率作為前提的民主，很可能成為一種巨大的破壞性力量，這一點不僅為中東和東亞許多國家的實踐所証明，也得到了以福山為代表的西式民主吹捧者的認同。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時候，以簡單多數選票為基礎的決策並不一定代表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因為，這極有可能是在民眾處於非理性狀態下，某些利益集團打感情牌操縱民眾情緒的結果。英國公投表面上充分體現了民意，看似實現了民主，但是從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考慮，這是不理智的行為，是西式民主局限性的凸顯而不是成功。英國是典型的代議制國家，但做出這種決定的原因恰恰是因為沒有處理好直接民主與代議制度的關系。當然，代議制不等於專制，它既需要以民意為基礎，同時也要處理好不同代議機構的權力制衡。如果這種權力制衡關系處理不好，成為壟斷政壇的少數極端對立的政黨惡斗的手段，那麼它同樣也將無效。當下的美國，民眾隻能在兩個不斷“比爛”的候選人中無奈選擇，隻能任由其控制不同權力部門相互否定而傷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就是上述代議無效情況的最好注釋。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強調黨的領導作用與黨內民主和黨外民主的結合，雖然還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這正是我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優勢的體現。
第二，充分認識民主集中制的優越性，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式民主模式接二連三出現嚴重問題。曾經被吹捧為“自由民主燈塔”的美國，因為兩黨制與三權分立制的簡單重疊，導致不同權力部門的政黨化，共和黨壟斷控制議會，民主黨壟斷控制政府，這些部門成為黨爭的工具和手段，政黨的利益凌駕於國家整體利益之上，所謂的民主制衡體制被黨爭政治代替。這在實踐上直接導致美國政府關門停擺，而在理論上導致了所謂“兩黨制加三權分立”完美論的破產，以至於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都驚叫美式政治制度可能“隻有死路一條”。福山把希望寄托在英國、丹麥等歐洲國家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上，希望從它們那裡獲取新的靈感和生命力。然而這隻不過是美好的希望，他只是從理論上認識到美國民主體制缺乏凝聚力和執行力，卻並不了解英國等國實際上也有類似嚴重情況。英國脫歐可以說是在政客不負責任引導下進行的一次錯誤的民主嘗試，這次嘗試讓人們想起“蘇格拉底之死”的歷史悲劇。
因此，沒有集中引導下的民主同沒有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一樣，同樣可能事與願違，走向民主的對立面。沒有民主基礎的集中，是沒有政治合法性的集中﹔沒有集中指導的民主，是沒有合理性、科學性的民主。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它正確規范了黨內政治生活、處理黨內關系的基本准則，是反映、體現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利益與願望，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制定和執行的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這是我們黨最大的制度優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有機統一。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民主集中制的優越性，不應妄自菲薄，在西式民主的烏托邦幻想中喪失自我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