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的家人以及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勇敢的人们，那里是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的最好的地方。
序
这本书是在一次偶然的职业转变期间写成的，用时超过一年。此前，我担任纽约南区检察官达七年半之久，超出了一般的任期。2016年11月30日，我应当选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J.Trump）的个人请求而留任，那时他刚赢得大选不久。然后，2017年3月11日，我突然被特朗普总统解职了。
在我离任之前，危机四伏；在我离任之后，危机频繁发生，甚至成为常态。法治和法治信仰，司法独立性和检察独立性，真相的意义和真相至上的理念——所有这些都受到质疑，并在很多方面遭到抨击。
时下，“法治”“正当程序”和“无罪推定”等短语和概念看起来更像是政治口号而不是基本原则，其他备受推崇的原则似乎也在沦陷。如今，人们好像更愿意妖魔化对手而不是正视对手，更愿意挥舞棍棒威胁批评者而不是赢得批评者的支持。人们对真相和专门知识的蔑视与日俱增。严谨成为一种稀缺品。我们活在谎言里，而谎言从未得到澄清。作为一个概念，正义似乎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它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具体取决于你是政治对手还是政治盟友。
有些原则的确重要。我们的对手不是我们的敌人，法律不是政治武器，客观真相确实存在，公平程序在文明社会中至关重要。
事实证明，法律会教我们了解真相，了解尊严，了解正义。法律会教我们用理由和证据而不是嘲讽和人身攻击来解决分歧与争端。这样一来，时下公共领域内的很多争论会被一笑置之。从政者和电视上的发言人会因歪曲事实和说出赤裸裸的谎言而被剥夺律师资格。正如最近有人所说的那样，联邦法院不是推特。
很多人发现，现在的美国正处于一个危急时刻。保持这样一种紧迫感无疑是对的。但在紧迫之中，深呼一口气，后退一步，并试着理解如何实现正义也至关重要。然后，对比研究“虚夸和愤怒”与“冷静的思维过程”，而教育就在这种对比研究之中。
在担任联邦检察官初期，我曾想过为年轻检察官写一个指南，帮助新入行的理想主义者。用我的前辈亨利·史汀生（HenryStimson）的话来说，他们是拥有“希望和美德”的人，但没有任何经验，亦未接受过训练。这个指南其实并不是关于法律本身，而是关于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它并不是取材于法律文本和法律专著，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类困境。在进一步构思主题时，我意识到这个指南其实也可以写成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指南，既适用于司法从业者，也适用于那些在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为实现公平公正而不懈努力的人。当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写书之事并没有提上日程，但这个想法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停留在我的心里。
多年来，我一直工作在一线，带领的也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公务员队伍。我希望这些年的经历可以为我提供某种视角，帮助人们了解美国所发生的事情。
在写下这些想法和故事的同时，我的思绪被拉回了早前的案件和争议上。更重要的是，我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上。公平和公平思维意味着什么？独立性需要什么？真相是如何被发现的？正义是如何被伸张的？什么是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明智地行使这种权力？我说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世界，而是混乱的、处处受干预的真实世界，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靠着有缺陷的人类去实现那些实实在在的理想。
这就是本书的内容，而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于现在的。有时候，解决当前事件的最佳方法就是回顾基本原则。
自记事起，我就立志推动正义的发展，推动社会对正义的理解。我一直都对正义之使命、事业和理念矢志不渝。无论是从个人角度、学术角度，还是职业角度讲，莫不是如此。正义是什么？正义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正义？正义是如何弘扬的？正义是如何消失的？
在新泽西州读高中时，我参加过公开演讲比赛。其中一个比赛项目是要求演讲者就他人已发表过的演讲稿进行演讲。（在我看来，这称得上是超级呆板的歌曲翻唱大赛。）那年我15岁，碰巧遇到的是“人民诉亨利·斯威特审判”（Peoplev.HenrySweettrial）的辩论总结。这个案件的事实是这样的：奥西恩·斯威特（OssianSweet）医生一家搬到底特律某街区的一处新住宅居住。斯威特医生是一名黑人，他的白人邻居不想让这家黑人住在他们社区。那是1925年。
在搬进新住处的第二个晚上，一群愤怒的暴民突然出现，对斯威特一家进行恐吓。他们朝着这家人大吼大叫，并投掷石块。在随之引发的混乱中，斯威特医生的弟弟亨利为了保护家人朝着人群开了一枪，导致一名白人死亡。
在接受审判时，亨利·斯威特发现他不仅会失去自由，还会失去生命。密歇根州正争取将他处以极刑。但亨利是幸运的，因为他的辩护律师是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Darrow）。在“人民诉亨利·斯威特”一案中，达罗发表了有史以来最出色的辩论总结之一。他当然谈到了该案的事实，并就自卫法进行了辩论。可他也谈到了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并以雄辩的口才陈述了黑人的困境。要知道，他们正式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还是不久前的事情。
在谈到非洲裔美国人时，他说：“法律赋予了他们平等的权利，但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种权利。我们最终要问的是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法律做了什么。”90年后，这个问题依然重要。
达罗还说：“毕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的生命交织在一起，而无论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法律，也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预防措施，除非我们遇上的是友好、正直、有人性和热爱自由的人，否则就不会有自由的存在。自由源于人类，而非产生于法律和制度。”
迄今为止，在对成为一个追求正义的律师的理解上，没有哪一堂课、哪一位教授或哪一本法律著作对我的影响超得过30多年前我牢记的这些话；后者于我而言更有力量，也更具说服力。我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个还在长痘的青少年，那时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些话的意义。但在担任联邦检察官之后，我越来越把它们视为至关重要的真理。虚假指控、错误定罪、过度惩罚和司法不公等通常都是由人性的弱点造成的，而非源于非人性化的司法体制的缺陷。
虽然我们国家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法治国家，但有时候正义也会产生于内心，频率跟产生于大脑的差不多。这是因为法律过于强调抽象意义，使得抽象凌驾于现实之上。体制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而正义则是一个抽象概念，追求正义的是实实在在的人，感受正义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人。
“聪明”的法律并不能保证正义的结果，就好比好的食谱并不能保证可口的佳肴一样。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如果没有人的介入，它就像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一样，失去生机和活力。法律不能强迫我们彼此相爱或彼此尊重。它不能消除仇恨，也不能战胜邪恶；它不能教人优雅，也不能荡涤冷漠。无论何时，法律的最佳目标都是由人来执行的，结果或好或坏。正义是被伸张还是被践踏取决于人，宽恕是被给予还是被拒绝同样取决于人。
我之所以读法学院，是因为我想成为那个致力于推动美国正义事业的法律界的一分子。自法学院毕业后，我从事过很多工作，先是在私人部门做了六年，所涉业务包括白人犯罪的刑事辩护、证券诉讼和国际仲裁等。后来我有幸成为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U.S.SenateJudiciaryCommittee）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Schumer）的首席法律顾问。在此期间，我制定犯罪立法草案，审查司法任命，并负责调查一起涉及联邦检察官的政治解雇案（颇具讽刺意味的警告）。
但我唯一真正想做的是成为纽约南区的一名助理检察官（AUSA）。要知道，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即使不是全世界，也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公共法律办公室。早年在律师事务所做助理时，我父母有时会来纽约看我，我就带他们去唐人街吃广式早茶。中午，当我们从曼哈顿下城的市政厅地铁站出来去吃饭时，我会指着紧邻警察总部的一栋野兽派风格的柱状蹲式混凝土建筑物跟他们说：“那就是我将来想去工作的地方。”圣安德鲁广场1号（OneSt.Andrew’sPlaza），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2000年，我如愿以偿：在玛丽·乔·怀特（MaryJoWhite）的见证下，我宣誓成为一名新人检察官。自此之后，我的生命被彻底改变。
总部设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机构，设立于美国诞生之初，甚至比司法部（DepartmentofJustice）的成立还早了近一个世纪。纽约区的首任检察官是理查德·哈里森（RichardHarrison），而提名他出任这一职务的正是乔治·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华盛顿呈送给参议院的这份手写文件中还有美国国务卿的提名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在哈里森的继任者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了州长、市长、内阁部长和最高法院法官。几个世纪以来，纽约南区一直负责起诉各种联邦刑事案件——从叛国到恐怖主义，从公共腐败到有组织犯罪，不一而足。到了现代，它雇用了超过200名高资质又值得信任的专业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律师，还有一支由同等数量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敬业团队。除了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美国司法部还有其他92个检察官办公室，但纽约南区一向以立案独立而闻名，这一点从它早前所得的绰号——“主权区”（SovereignDistrict）中就可窥一斑。
在2009年接任该办公室负责人时，我决意拥抱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文化。在那里，有且只有一条恒久不变的戒律：以正确的理由、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都会强调这一点，从而影响了一整代的公务员。在这样一个办公室办公感觉是美好的。尽管刑事工作意味着你会看到人性中最阴暗的一些地方，但我依然认为这是我所待过的最激励人心的地方，也是最充满希望的地方。
我们做不到永远正确，我们也会犯错误。我们会追踪有人认为办过头的案件，也会放弃有人希望我们提起诉讼的案件。但对于任何案件，我们都就如下问题认真思考过：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以及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利于正义。
正义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主题。它是人类已知的最难捉摸和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而源于正义含义的那些分歧则导致了革命，产生了宗教，引发了内战。当然，我不会在这里提出某种宏大而新奇的正义理论。但我要表明的是，如果人们认为得出某一结果的程序是公平的，并认为执行该程序的人是公允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一结果是公正的。常言道，正义不仅必须得到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当下，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多人都看不到公平程序，也不理解这种程序。现代美国存在着信任危机，可这并不总是因为法律的失灵或宪法程序的崩溃。我们拥有的是一个经常被人为损坏的体系，那些男男女女带着封闭的思想、错误的先入之见、偏见和自私自利来到正义面前。在他们看来，这个体系是可以被打败、被绕开的；它不是一条寻找真相的路径。
在本书中，我会详细讲述美国法院是如何解释和执行联邦法律的，同时也会向读者展示成熟、善于思考的人是如何在他们的社区、工作场所和家庭中做决策的。这并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法律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正直、领导力、决策和道德推理的书，而所有这些都对正义的意义和本质至关重要。
比如，并非只有负责审判刑事案件的终身制法官才会面临公平与有效惩罚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很多人都会遇到：必须处罚无赖公司的监管人员，必须处理行为不端的雇员的主管人员，甚或不得不管教不守规矩的孩子的父母。公平和有效惩罚的均衡点在哪里？什么样的惩罚是有效的？什么样的惩罚可以在未来达到震慑当事人以及其他所有人的目的？什么样的起诉虽证据充分但没那么必要？
法律存在漏洞，而自由裁量权的海洋则留给了检察官。想一想每天做出的所有判断。显然，很多这样的判断是在各地法庭上做出的。不过在工作中、家中、学校里和互联网上，那些谈不上完美但发挥着缓和作用的判例、约束性规则、公开诉讼程序和申诉权等，却未被人们纳入考量，进而出现了糟糕且后果严重的判断。在所有这些生活领域，存在着多少不公？有多少是固守成见？有多少是草率判断？有多少是不当惩罚？就此而言，这也是一本关于公平判断的书。
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准确的或确定的答案。然而，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每一天都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而每一天也都有人竭尽所能地迎接这一挑战。
第一部调查引言
真相是正义的核心所在，而发现真相则需要深挖细究式的调查。在刑事司法中，这被称作侦查。侦查不仅是寻求真相的路径，还是追究责任或证明无罪的方式。在对特定案件进行侦查时，公平性、有效性、严密性、完整性和速度自然是决定正义能否得到伸张的关键因素；刑事案件或其他任何案件，无一不是如此。
侦查的过程是艰难的。当人们看到艺术家、作家或企业家倾尽心血创造出来的成品时，他们往往会低估这背后的努力。煞费苦心、艰苦繁重和痛苦不堪的付出未必会体现在笔法的优雅、叙事的明晰以及商业模式的简约上。在通往成品的道路上，他们遭遇了错误的开始、死胡同、各种迂回曲折，以及其他种种挫折；但对所有这一切，位于终端的消费者知之甚少，甚或一无所知。外行看到的只是终点，而不是整个过程。
侦查亦是如此。在描述侦查工作应如何开展方面，流行文化中有一句现成的话，暗示这项工作毫不费力，即人们常说的“无非是把那些圆点连接起来”（justconnectthedots）。这个认为运用我们在幼儿园学到的技巧就能获知真相的想法一向令我困惑。
在连接圆点时，只要你会数数，就可以画出图案。即便是一个小朋友，也可以用蜡笔把标注为1的小圆点同旁边标注为2的小圆点连接起来，然后再把标注为2的小圆点同旁边标注为3的小圆点连接起来，以此类推，直到某个粗糙的图像出现为止，比如牛、谷仓、房子或狗等。但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却没有如此好的运气。在开展侦查工作时，没有万无一失的指南或指令可以确保你能绘制出清晰、准确和可提起诉讼的画面。你要做的并不是握着蜡笔在纸上连接圆点，而是拖着脚步走遍全城——会见目击证人、发送传票和查阅财务文件等。
同连接圆点一样，“追踪资金”（followthemoney）显然也是一种被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这个短语并非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出自水门事件的头条新闻，而是由已故编剧、小说家威廉·戈德曼（WilliamGoldman）在影片《总统班底》（AllthePresident’sMen）中生造出来的。鲍勃·伍德沃德（Bob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Bernstein）从未使用过这一措辞。它出自那位才华横溢的好莱坞编剧，并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习语。但事实上，追踪资金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
回到追踪资金的问题上。人们认为你发现了一张支票之后就会看到是谁签发的以及是谁支走现金的，然后就可以结案了。如此简单的案子实属罕见。老谋深算的人会通过大量账户和众多金融中介来隐匿资金的流向轨迹。他们偏爱现金，他们篡改文件，他们注册空壳公司，他们伪造书面材料。通常而言，他们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或任何可让其获罪的交易痕迹。这就是洗钱的精髓所在，而证明洗钱这种犯罪行为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都很难搞清自己的想法，更何况是探究那些闪现在他人脑海中的非法念头，而几乎所有的白领犯罪案或腐败案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一些构成犯罪的个人行为往往是完全合法的，而这些行为事实上也完全在个人的职权和工作范围之内，比如总统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投资组合经理买卖股票或国会议员进行立法投票等。依据其他事实的真实性，这些行为可能妨碍司法（目的是终止一项调查吗？），可能涉及内幕交易（交易是建立在重大的非公开信息之上的吗？），也可能牵涉政治腐败（这是贿选吗？）。
调查人员的倾向很重要。心态和动机至为关键。你一定想找出真相，也一定想清楚无误地了解真相。太多时候人们只是想赢，事实和真相则不受待见。但在发起一项调查时，若以正义为目标，你就不能执着于任何结果，也不能预设任何论点。保持开放心态意味着你在调查过程中要摒弃假说的干扰。你要从事实中得出论点，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呢？因为你一旦认定了某种假说或某个论点，就很难再放下，心理学家对这种现象是很熟悉的。人们倾向于忽视与其原始论点相悖的事实。他们会刻意忽视相反的证据；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有可能对与其第一信念不符的新事实视而不见。第一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未经证实的第一信念会削弱大脑功能，钝化思维能力，就像发烧会导致身体变虚弱一样。在任何特定的调查中你都应时刻保持警觉，否则那些显而易见的基本原则就会有沦为肤浅流行标语的风险，比如你所熟悉的保持开放心态、不要预判、不要假设、不要急于下结论，以及防范偏见等。
这种开放心态之所以会遭到抵制，是因为它放慢了调查的速度。在可怕的灾难或暴力性犯罪发生后，人们强烈要求问责，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看到坏人被绳之以法。受害者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同情心和同理心自然会被激起。人们想知道作恶者的身份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想看到作案者被缉捕归案，而且越快越好。在犯罪案件发生后，每个人都成为纳斯卡赛车迷。他们想要的是速度、速度、速度。
毋庸置疑，任何调查的成功和质量都取决于办案人员的经验、智慧、智谋、好奇心、创造力、勇气和毅力等，不过还取决于另外一个因素：办案人员的性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性格在所有专业的努力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尽管我也偏爱性格好的烘焙师、飞行员或木匠，但对做蛋糕、驾驶飞机或打造橱柜而言，需要的可能只是专业技能。而对办案人员来说，寻求真相和追究责任则有着更多要求：正直、诚实和独立等。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要讲述的并不是如何调查不端行为，毕竟这不是一本全面的关于调查的入门读物。相反，我将讲述的是一些成功的案例和一些发人深省的故事。你会看到在一些案件中，无辜的人被指控，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真正有罪的一方却长期逍遥法外。你会看到最优秀的调查人员的一些特质，比如极具传奇色彩的黑帮克星肯尼思·麦凯布（KennethMcCabe）；我认为他立下的就是一个黄金标准。你可以深入研究审讯的艺术和伦理，并了解侦查方与污点证人（告密者）之间时不时进行的不甚高尚的交易等。你会读到科学的局限性、人类的犯错倾向、勤奋和专业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在伸张正义或妨碍司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等。
扑朔迷离的真相：兄弟弑亲案
过了一两分钟后，杰茜卡冷静了下来。这个消息是关于她父母的老朋友的。“乔斯和姬蒂死了。”她说。他们死了，还是被谋杀的，是被恶意杀害的。在他们自己家的起居室，被人用霰弹枪近距离射杀，现场惨不忍睹。案发时，他们就坐在沙发上，一边吃草莓和冰激凌，一边看《007之海底城》（TheSpyWhoLovedMe）。我们后来得知，现场极为血腥，乔斯的头几乎从身体上断了。
由于开学的缘故，杰茜卡未能参加在普林斯顿召开的追悼会。她的父母参加了——不得不闭棺举行，并表示在现场，埃里克看起来特别悲伤。他们说，这两个孩子在谈及乔斯和姬蒂时滔滔不绝，言语中充满了爱。
“警察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她问。这并不只是一句反问。那时，我已准备当年秋天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所以我觉得她哀伤地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想让我给她一些法律方面的意见，解释一下为什么警方会犯如此大的错误（以及如何改正这个错误）。
我刚开始退缩了，然后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杰茜卡，是他们干的吗？”
她给出了坚定的回答：“不是。百分之百不是。”
我说：“你确定吗？”
“我知道不是他们干的，”杰茜卡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了她。
接下来是长达六年的漫长拉锯战，关于精神病医生录音证据的可采性——一场史诗般的官司：关于自卫原则的多回合交锋，上诉至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CaliforniaSupremeCourt），以及多次无效审判；1996年，两兄弟最终被判谋杀罪名成立。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公开上演，举国震惊。后来，这起极具戏剧性的案件还被写成了多本书，并被拍成了电视连续剧。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审判时，杰茜卡甚至出庭做过证。
在他们兄弟招供时，我已经是法学院的学生了。但在杰茜卡第一次听闻真相的那个晚上，我们没有谈论刑法，没有推想法律辩护的可行性，也没有推测若罪名成立，莱尔和埃里克可能面临的判决。杰茜卡讲的是这些年来她自己的轻信，她犯了什么错误，以及她失去了什么。哪些是她没有看到或选择视而不见的，哪些悲伤和痛苦是她未曾注意到的。要知道，这起枪杀案并不是一时冲动。整个犯罪行为都是被精心策划和实施的，并仔细进行了掩盖。在继承遗产之后，莱尔开始疯狂购物。他买了一辆保时捷、一款劳力士腕表，以及普林斯顿的一家餐馆。
杰茜卡忽视了哪些极其反常的迹象呢？那两个男孩的父母被杀令人心痛，那两个男孩在谋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难以忍受。但让杰茜卡深感苦恼的是她错信了人以及她对可能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谈了整整一夜，直到太阳升起。那两个男孩是凶手，杰茜卡认为他们不是，但事实上他们就是。她想搞清楚这件事。我们想一起搞清楚这件事。
很久以后，杰茜卡和她的家人开始回过头来寻找那些看起来怪异，甚至可怕的事情，这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了解隐藏在完美的美国梦之下，这家人不为外人所知的紧张关系。乔斯是一个性情强硬的父亲，轻易不会妥协，对待孩子非常严厉。有一天晚上，他开车把12岁的埃里克拉到了墓地，留他在墓碑间哭泣，以让他坚强起来。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杰茜卡一直在讲与这个故事类似的其他故事。但两个男孩表现得很好，以至于在谋杀发生之前——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他们两兄弟招供之前，所有人都认为那些小插曲已经被遗忘或烟消云散。
我们那次的彻夜长谈并没有产生什么顿悟，但得出了一个结论：你不可能了解一个人的所有。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的内心或想法，你也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了解别人能做什么。我说的是真正了解。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显而易见却也令人沮丧的事实，可对当时尚未踏入社会并开始工作的22岁的兄弟俩来说，这个道理还远不是那么明显。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意识到任何人都有可能犯罪。这一点让我感到震惊，不过震惊的同时也受到了启发。直到今天，每当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知道某个人不会做某件事时，我都会想起莱尔和埃里克。在特定行当中，这是一种悲哀的反应，却也是一种必要的反应，因为有些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与你的信仰、信念和本能相悖，比如那两个生活优渥的百万富翁的儿子就残忍地杀死了自己的父母。
我和杰茜卡的这些对话谈论的是一个成长的故事，一个丧失纯真的故事，但同时，这也对我今后作为调查人员和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不仅对任何嫌疑人的任何潜在的犯罪行为持有一种合理的怀疑态度，还对任何人的清白持有这样一种态度。无罪推定，作为一个与审判有关的重要法律术语，人们在法庭上谈论是正常的，也是正确的。无罪推定这一神圣原则的运用确保了刑事审判的公平性，所以在做出判决前，陪审团可以评估所有证据并保留自己的判断。
调查阶段则不同。无罪推定对调查人员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标准。对于每一个人的潜在罪行，调查人员都必须保持开放心态——无论这个人是受害者的好友还是血亲，乃至生活富裕、家境优渥的儿子也不例外。
夜间赶路时，如果一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看到一个身着连帽衫的年轻非洲裔美国人迎面走来，那么他可能会走到街对面去，但这个白人也可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给一个颇为有名、衣着考究却缺乏诚信的白人投资顾问来打理，而他所有的朋友都给予了这个顾问无限的信任。
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温文尔雅的牛仔”
在你的人生道路上，有多少人是无赖和骗子？有多少人因相貌、衣着或行为举止让你感到了威胁或觉得他们不如你？有多少人因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让你仰慕、效仿或嫉妒？常识和检察经验告诉我，任何极端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是一个疑心过重的人，认为你所交往的每一个人都是假冒者，是骗子，试图伤害你，那么你的生活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但同样，因为外表而盲目地信任一个人也是愚蠢又无知的。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发挥作用的是合理的怀疑主义，是正常交易，是尽职调查，是理智和审慎；对执法人员、企业和个人来说，莫不如此。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善意的、心灵鸡汤式的建议。在识别和控制那些经常不为人所管束的重大恶行方面，这样做是有实际效果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Madoff）案就是一个例子。但更多不那么出名的小麦道夫随处可见。
我出任联邦检察官的第十天恰好是个周日。我穿了牛仔裤和T恤，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各部门负责人定期呈交的每周刑事案汇总报告。其间，我的助理博伊德·约翰逊（BoydJohnson）突然走了进来，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反欺诈部门的主管约翰·希勒布雷希特（JohnHillebrecht）。“约翰要和你谈谈，”博伊德说，“我们遇到问题了。”
博伊德离职后由理查德·扎贝尔（RichardZabel）接任助理检察官，任期四年。理查德可以说是我们办公室里最聪明的人，同时也非常务实，很有学者风范。蓄着山羊胡的他懂法语，写小说，说话时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他是一个严格的主管、严谨的编辑和宝贵的知己，是那种相处一周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仿佛已经认识他一辈子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另外，在理查德的告别晚宴上，我曾为他唱过一曲，而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在公共场合为他人唱歌。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在我担任联邦检察官的最后几年里，金俊贤（JoonKim，音译）担任我的助理。金俊贤先后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ExeterAcademy）、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一路成绩优异。他为人低调、才华横溢，并在我的鼓动下放弃了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Gottlieb）七位数的年薪，加入检察官队伍。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但幽默的背后是浓厚的理想主义。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让我开怀大笑。我被解雇之后，他一直在我身边；而作为代理联邦检察官，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
我讲这些的目的是想说没有哪一位领导者可以凭一己之力把这项工作做好。伙伴关系决定一切，而如果你没有选好自己的队友，那么等待你的将是地狱。
重回正题，情况是这样的：联邦调查局最近刚刚开始调查伊朗裔美国人哈桑·内马齐（HassanNemazee），后者涉嫌大规模银行诈骗案。就在几天前，花旗银行（Citibank）向联邦调查局报告，内马齐以虚构担保物的手段骗取该行7490万美元的贷款。这不涉及国家安全，也不是迫在眉睫的危险。那么，为什么要在周日急着处理呢？
事情的紧迫性就在于，嫌疑人制订了极其反常的旅行计划——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哈桑·内马齐预订了当天晚上从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飞往意大利罗马的机票。当一名犯罪嫌疑人决定离开管辖区域时，我们总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一次合理的短期商务旅行（他还会回来），还是一次规划好的逃亡之旅？或者，他已经有所警惕，选择出境，不再回来，让我们两手空空、颜面尽失？所有这些都是很微妙的。公平地讲，事物都有两面性。被告人逃到境外、逍遥法外的情况的确存在，但受非公开起诉的、毫无戒备的犯罪分子有时一进入美国就会被立即逮捕。比如，受非公开起诉的伊朗黄金交易商礼萨·扎拉布（RezaZarrab）在陪同家人前往迪士尼世界度假时就被逮捕了。从司法的总资产负债表来看，这种旅行“抽奖”的支出和收入可能是持平的，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阻止内马齐搭乘航班出行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立即逮捕他。几周后，我们惊讶于自己又遇到了一个类似的临时出行问题。在得知对冲基金首席执行官拉杰·拉贾拉特南（RajRajaratnam）——涉嫌内幕交易——预订了国际航班的机票之后，我们改变了原本制订好的理想计划，提前将他逮捕。然而，就后一个案例而言，我们已经获取了几个月的窃听证据，有足够的合理根据将他逮捕，只是我们突然于周五上午发起的逮捕行动就需要在后勤和计划方面克服一些障碍。就内马齐案来看，彼时调查行动才刚刚开始。花旗银行只是对他产生了怀疑（该行工作人员最近要求他提供资产证明，这表明他们会直接联系他其他账户所在的银行），但那时，我们已基本采信花旗银行的说法，即这名众所周知的正派人士是一个诈骗犯，可我们连证明文件都还没有。
此外，内马齐也不是一般的嫌犯。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和受人尊敬的知名企业家，同美国多位知名民主党人保持着政治关系，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过去曾犯过任何罪行。这名伊朗裔美国人是美国梦的标杆，已婚，育有三名子女。他毕业于哈佛学院，为人慷慨大方。他向许多慈善机构和学校捐过款，总额超过100万美元，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布朗大学、斯宾塞学校、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等。他不仅慷慨捐助民主党人，还捐助知名的共和党人，前者包括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乔·拜登（JoeBiden）、艾伯特·戈尔（AlGore）、约翰·克里（JohnKerry）和查尔斯·舒默（ChuckSchumer）等，后者包括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萨姆·布朗巴克（SamBrownback）和阿方斯·达马托（AlfonseD’Amato）等。他是一个衣着考究、举止得体且学识渊博的人。他的寓所位于派克大街，价值2800万美元。
他与哪一个特定党派保持着政治关系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不久前，我们办公室就调查和起诉了民主党的另一名知名筹款人徐咏芫（NormanHsu），并将其定罪。我的职责与政治无关；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重要的是，内马齐有着无可指摘的声誉。虽然名人和富人永远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但在事实尚未搞清之前，调查人员还是应该保持谨慎，避免给怀疑对象带去不必要的声誉损害。这样做很重要，不仅是为维护被调查者的声誉，也是为维护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声誉和信誉。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棘手的：放内马齐走，寄希望于他会回来，还是以某种方式阻止他出境？
最终，我们决定采取一个折中但又不失灵活的策略：派两名优秀的探员前往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拦住内马齐。目的是避免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即内马齐登机离境。放走一个潜在的坏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梦魇。按照计划，探员在这个过程中要客客气气、以礼待人，因为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温和的处理方式通常是最有效的，尤其是在双方都表现克制的情况下。探员会与这名上流社会的嫌疑人进行冷静、礼貌，同时也是立场坚定的谈话。
我们希望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之一，这样就可以避开灾难性的结果：内马齐向联邦调查局说谎，探员逮捕他；内马齐承认自己有罪，探员逮捕他；或者在我们调查期间，内马齐自愿待在美国。
探员提前数小时抵达机场，一直等到内马齐通过安检通道，以确定他没有随身携带武器。当两名举止得体且携带武器的人出其不意地拦住内马齐，向他表明自己联邦调查局特工的身份，并解释说花旗银行指控他以欺诈手段骗取该行近7500万美元的贷款时，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在那个时刻，哈桑·内马齐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绅士，就像处理流失订单的领班一样平静。他耐心地向探员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提交给银行的那些资金证明都是真实的，我绝对有那些钱。这一切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些钱绝对是有的。”内马齐说。探员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但他的话也不是没有说服力。尽管探员的调查让内马齐感到极其震惊，也给他带去了极大的不便，可他还是很痛快地遵从了他们的要求，脸上也看不出任何生气或抱怨的表情。飞机飞走了，他留下了。
在听了探员的简短汇报之后，约翰回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和博伊德说了最新情况。我心想：“好吧，可以松口气了。现在最糟糕的结果就是我们让花旗银行怀疑的这个人略感尴尬，而我们自己也略感尴尬。”这并不是因为我过于注重我们在外的表现，而是因为这次行动过早，对他的指控似乎也很突兀。我已做好准备，接受他或有罪或清白的调查结果。他在机场的表现沉着冷静、泰然自若，从这方面看，我认为我们可能搞错了。但我也想到了梅嫩德斯兄弟——事物的表象和真相并不总是一样。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就明白的一件事：通往逮捕之路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荆棘丛生。这个周末的经历让我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观念。对决策者来说，要不要对一个人发起指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在调查阶段，某种形式的战争迷雾就已经笼罩在决策者的头上了。这个时候，各种情况在迅速变化，事实没有厘清，动机和意图还难以做出解释，而种种行为也才刚刚露出苗头。当所处环境要求人们在“比赛”尚未结束时快速做出决定——早于调查的自然进程，决策者所发挥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想到我们终归是避免了一个可能令人蒙羞的时刻时，慢慢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内马齐仍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之前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有人承诺马上缴纳保释金或其他费用，但最终并没有兑现。时钟的指针还没有指向正午，希勒布雷希特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说：“老大，你肯定想不到，他刚刚真的把那笔钱还上了。”整整7490万美元，就好像这不是钱一样。我坐回椅子上，感叹道：“天哪，真不可思议！”
就在我们庆幸自己处理得当时，我心想：“还好，我们差点就搞砸了。”
但在离开我的办公室前，约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博伊德，然后说：“等着吧，让我们看看还会发生什么。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全部情况。”身材高大、脸庞瘦削的约翰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出庭律师，已经将无数犯了罪的成功人士送入监狱。如果你想知道如何获取可采信的证据，那就去问约翰。他有着敏锐的直觉，他的预感可以作为非正式的合理根据。不过，他这次的预感好像不是很准确。
为确认新提供的担保物，我们查阅了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的文件。至此，谦和、富有的哈桑·内马齐的真正面貌才开始浮现出来。为了免遭花旗银行的欺诈指控，内马齐周一上午走进另一家大型银行的大厅，然后运用同样的欺诈手法，再加上他身上的种种光环，如财富、成功和名望等，瞬间就说服了那家大型金融机构为他提供7490万美元的贷款。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影响力和勇气缺一不可。
这是一个关乎命运的决定。对内马齐先生来说，他的结局是这样的：眨眼之间，他让自己的麻烦翻了一番，因为联邦体制下的刑罚是跟欺诈金额挂钩的。我们不能再等了。约翰与联邦调查局探员达林恩·巴克（DalynnBarker）一起找到了足够的证据，当晚即可逮捕内马齐。
在他被捕后，外界的反应也很有趣。政界人士争先恐后地归还他的捐款。熟人和同事对此表示震惊和意外。在报纸上，一名匿名的金融家朋友声称他非常了解内马齐，不无讽刺地说道：“人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家伙——我的妻子也不例外，她是个嗅觉灵敏的人，连一英里[2]外的耗子都能闻到。要不是这次诈骗，那么他一定是你所希望遇到的那种最体贴、最可敬、最温文尔雅和最博学的人。”这段话包含着很多含义，第一点就是这个先生对自己的妻子以及其他所有人的灵敏嗅觉的信任，这是很有趣的。他话语中的警告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警告：要不是这次诈骗。
在该案中，你可能不会为受害者喊冤。毕竟，它们是三家规模庞大的跨国金融机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其中两家的诈骗案是由我所在的办公室独立起诉的。为什么人们会被哈桑·内马齐的魅力和作风所迷惑？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吸取梅嫩德斯兄弟弑亲案以及其他类似案件给他们带来的教训：事物的表象和真相并不总是一样。比如富家子女会谋杀自己的父母，再比如手法娴熟的骗子会诈骗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银行。
我们还观察到一个事实。哈桑·内马齐这一生做过很多好事。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律师在法官西德尼·H.斯坦（SidneyH.Stein）做出判决前的主要辩论点，即内马齐是一个做了坏事的好人。他是一个向各种慈善机构捐过款的好人。他是一个支持民主进程的好人。他是一个培养了三名优秀子女的好人。他是一个不忘回馈社会、不忘帮助他人的好人。其实，彻头彻尾的坏人是十分罕见的。更多的情况下，你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一方面是大爱和大善，另一方面则是严重的欺诈和深深的恶意。
麦道夫采取了和内马齐一样的欺诈手法。他先是为自己打造名声，当然，这需要一些装点之物：位于曼哈顿上东区价值700万美元的公寓，位于棕榈滩的价值2100万美元的住宅，位于汉普顿斯和法国的住房等，以及必不可少的55英尺长的公牛游艇。所有这些都必须置于人们能够看到的地方。为此，麦道夫开始结交“正确的人”，并与他们建立关系。通过口头推荐，他很快就打入了上流社会。但这个过程不能全靠奉承，有时还是要装装样子，表现一下优越感。众所周知，在投资方面，麦道夫是设有最低投资额门槛的；这种排他性的伪装反而让他更受欢迎。最终，麦道夫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据说有着极佳声誉的投资经理，这意味着跟他一起投资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不加质疑。
在这个世界上，小麦道夫哪里都有，比如肯·斯塔尔（KenStarr）——不是那个检察官，而是我们起诉的一个股票经纪人。被称为“明星经纪人”的斯塔尔是曼哈顿的一个投资顾问，以服务好莱坞名人而闻名，客户包括西尔维斯特·史泰龙（SylvesterStallone）、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Portman）、阿尔·帕西诺（AlPacino）、乌玛·瑟曼（UmaThurman）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Scorsese）等。他从他们手中骗走了很多钱。
为赢得客户的信任，斯塔尔声称他和私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的联合创始人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等知名人士关系密切。据《纽约时报》后来报道，“他跟好莱坞人士讲自己和华尔街的关系，同时跟华尔街人士讲自己和好莱坞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的欺诈。多年来，斯塔尔积聚起了巨额财富，并在曼哈顿购买了一套价值750万美元的公寓；该公寓带有一个32英尺长的泳池。但同麦道夫一样，斯塔尔经营的是一个庞氏骗局（Ponzischeme），他并没有把客户的钱用于投资，而是用新投资者的钱来偿付先前投资者要求赎回的资金。最终，他被逮捕、起诉和定罪，被判入狱七年半。
携带枪支、佩戴徽章且超负荷工作的探员不可能时时都守在人们身边，单靠他们，并不足以维护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也不足以阻止这个世界上的麦道夫、内马齐和斯塔尔兴风作浪。与这类诈骗犯打交道时，能对他们产生震慑的就是向他们提问题，让他们提供一些证据，而不只是听信他们的一面之词。有时，这种应对之策会引起不快，会冒犯别人，但你必须这样做。方法似乎很简单，可每天还是会有人受骗，其中不乏富有经验的人士，究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
对我来说，内马齐事件考验了一个人的勇气。一方面，你想让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负责；另一方面，你又不想让自己蒙羞，让你所领导的办公室蒙羞，尤其是在你刚上任十天的时候。尽管人们常说，你没有必要在乎别人的想法，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如果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而其他人要么不理解，要么出于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表示反对，那么告诉他们“见鬼去吧”要容易得多——当然，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拥有勇气意味着你不能害怕和犹豫，因为你想把事情做好，但同时，你也不能因为担心引发表面的后果而畏首畏尾，不采取任何行动。关键在于，既不要让审慎的犹豫变为无所行动，也不要让负责任的进取心变为鲁莽行事。在伸张正义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调查阶段还是在其他任何阶段，我们都要采取平衡策略。尽管没有现成的科学，没有数学公式，也没有精确的天平，但我们还是要在方方面面达成平衡。
[1]1英尺合30.48厘米。——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注
[2]1英里约合1.61千米。
金牌调查员：黑帮克星肯尼思·麦凯布的职业道德
在位于圣安德鲁广场1号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总部，当你穿过大厅旋转门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类似于州立机场候机室的区域，戒备森严。径直往前走，看到的是身着蓝色制服的安全官员，站立在两侧的防弹玻璃板后面。警察、辩护律师、信使，以及等候签署保释保证书的被告亲属等访客或来回走动，或坐在成排的黑色皮椅上；地面铺着灰棕色的工业用地毯。唯一亮丽的色彩来自两个颇为奇特的艺术装饰。其中之一是巨幅壁画，占据了左侧的整面墙壁；该壁画是由彩色蜡笔绘制的，画中为五名专业人士的严肃面孔——他们虽然相貌平平，却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风格。另外一个艺术装饰悬挂在大厅挑高的天花板上，名为《风暴中的独木舟》（KayaksintheStorm）；该艺术品中有很多彩绘船，都和实物一般大小，看起来就像是婴儿床上方挂了个风铃。向右经过“通缉令”的海报栏后是一个始终存在的木质讲台，上面固定了司法标志，旁边是美国国旗；只有在就重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该讲台才会被启用。
旋转门入口的右侧竖立着一个小型纪念碑，是这个大厅的道德中心，也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该纪念碑是为纪念调查人员肯尼思·麦凯布而立的，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为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所做的贡献。2006年，肯尼思因患黑色素瘤不幸离世。
在一个云集一流调查人员的办公室，肯尼思·麦凯布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身材高大、声音粗哑的肯尼思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也是深谙如何与美国境内五大黑手党家族——甘比诺（Gambino）、吉诺维斯（Genovese）、博南诺（Bonanno）、卢凯塞（Lucchese），以及科隆博（Colombo）——打交道的传奇专家。肯尼思认识每一名尚未被定罪的黑帮大佬、头目、基层成员，以及合伙人，也认识合伙人的合伙人。一名犯罪题材作家曾经指出，肯尼思“据称可以通过观察黑帮成员的行为来判定他们在犯罪集团中所处的层级和地位”。
肯尼思是一个典型的调查人员。他看起来有些像电影演员约翰·韦恩（JohnWayne），只不过他是现实生活中的扫黑警察。他勇敢无畏，曾带着枪和相机参加黑帮成员的葬礼、婚礼和洗礼仪式，拍下了无数的监控照片，收集了广泛的证据。肯尼思认识所有的黑帮成员，而所有的黑帮成员也都认识他。有时候，面对肯尼思的相机镜头，他们会笑着挥手。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他们会冲他点头，并以一种非敌意的方式向他问好：“嘿，肯尼。”在肯尼思拍摄进出教堂或社交俱乐部的人时，他们时不时就会给他送上三明治或咖啡。
多年来，肯尼思一直在位于圣安德鲁广场1号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的9层办公。他在办公区留了几个柜子，里面满是他早前拍摄的照片，都是未被定罪的和已被判有罪的黑帮成员的互动照片，或者用行话来说，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关联”。他的拍摄计划绝非毫无意义的行动。这些照片是陪审团在无数黑帮案件中看到和听到的证据的一部分。在敲诈勒索案中，定罪的关键证据之一就是黑手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关系。这些年来，在肯尼思拍摄的监控照片中，已有数百张被贴上了黄色的政府证物标签，并成为法庭证据。
肯尼思经常以黑手党研究专家的身份出庭做证，向无数的陪审团解释典型的有组织犯罪家族的指挥结构、加入黑帮组织的方式、缄默法则的宣誓仪式，以及新成员歃血为盟的入会程序等。他还会解释说，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即便黑帮成员之间起了重大冲突，他们也不能狠揍对方。
肯尼思个子很高，有6英尺6英寸[1]，人也非常率直。我曾经请他做过证，但仅有一次。当时，我们指控纽约上州的一名警察暗中为文尼·“屠夫”·科劳（Vinnie"theButch"Corrao）服务，后者是犯罪集团甘比诺家族的成员。我们以妨碍司法和敲诈勒索的罪名对该警察发起指控，但希望他将功补过，站出来揭发“屠夫”文尼。不过我们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我们未能完全打消那起案件里受害者的顾虑，他最后撤回了敲诈勒索的指控（我们坚定地认为，受害者是出于恐惧才这样做的）。第二，我们低估了一名警察在关键时刻孤注一掷的意愿。他没有揭发那名黑帮成员，而是选择了直接接受法庭的审判，这种行为很有挑衅性。由于敲诈勒索罪名被撤销，所以我们后面的指控也就弱了很多。负责该案的法官是迈克尔·B.穆凯西（MichaelB.Mukasey），后来出任美国司法部长。
肯尼思没有丝毫停顿，他平静地回击道：“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呢？”听到这个回答，现场有几名陪审员直接笑出声来。但我们最终输掉了这个案子。在那名警察被宣判无罪时，我觉得我让肯尼思失望了。肯尼思扳倒过很多有名的黑帮成员，但对于我这样的小案子，他的上心程度丝毫不亚于那些改变游戏规则的大案要案。
相比于我们办公室的其他人，我和肯尼思的合作相对较少，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作为联邦检察官，我以他的名字设立了一个荣誉奖项，即麦凯布勋章。在年度聚餐时，我们会颁发该奖项，用以表彰最能体现肯尼思职业道德和品格的执法人员，同时颁发的还有其他两项已经设立数十年之久的大奖。是什么使得肯尼思·麦凯布如此与众不同？为什么我们不仅要给他以荣誉，还要向他学习？
几年前，我在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做过一次演讲，提到了棒球队费城费城人（PhiladelphiaPhillies）的著名投手罗伊·哈勒戴（RoyHalladay）。我向毕业生描述了差不多正好是四年前的一场比赛。哈勒戴在该场比赛中的表现非常出色，战绩之罕见以及难度之大都堪称体育史上的传奇。他完美地投中九局。无安打。无保送。27上27下。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完美的比赛，而他也因此被载入史册。四个多月后的2010年10月6日，在同一赛季的另一场比赛中，哈勒戴又投出了一次无安打比赛（不是很完美，但已非常接近），而且是在季后赛赛场上。在棒球史上，迄今为止只有两人在季后赛上投出过无安打比赛。有且只有两人。
在被记者问及向自己的这名王牌选手传授过什么诀窍时，费城费城人队的投手教练里奇·杜比（RichDubee）表示，他只给过罗伊·哈勒戴一个简单的指导：“上场后，要尽全力打好比赛。唯有如此，你才有机会成就伟大。”
就这么简单。
对雄心勃勃的人来说，他们愿意将自己所付出的每一次努力都看作一场会收获完美比赛的棒球赛。可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应该都想取得非凡的成功，不可否认，肯尼思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警察，但成功是一步步达成的。投球，不断地投球。唯有如此，你才能打出完美的比赛，或者说，你才能成就卓越的事业。在棒球比赛中，即便是取得过完美战绩的人，也不敢说自己能在当天取得同样完美的战绩。这是不现实的，同时也是一种傲慢之举。然而，人们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做到优秀，就想成就伟大。而肯尼思·麦凯布们的世界则不同，他们知道其中的差别。
还有吗？肯尼思是一个专家。在追踪和调查黑帮成员方面，他是百分之百投入的，而且这种投入是近乎强迫的。他对活动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意大利黑手党了如指掌。在这方面，他就是比别人知道得多。要想培养专门的知识或技能，你需要完全沉浸其中，甚至要到着迷的地步。如果你真的想了解鱼，那么你必须生活在水里。这就是肯尼思的做法。他穿梭于黑帮成员之间，牢牢记下他们的面孔、名字、所属帮派，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冲突和争斗等。即便是黑帮中地位最低的成员说的话，他也会铭记在心，因为他知道，有朝一日，这些证据会帮助解开犯罪谜团。
这种工作上的投入可能远超你的想象。一般来说，那些比较优秀的探员或警察会值勤、突击搜查，或从事禁毒、扫黑、打击抢劫犯罪乃至反恐方面的工作。然后他们会被调到另外一个警队或警区（在联邦调查局的案件中，他们甚至会被调到另外一个城市），因而很难在同一个地方久留以获得长期积淀。如此一来，他们也就无法像肯尼思那样获得某一领域的深厚知识。
很多雄心勃勃的人都缺乏耐心，所以在通往实质成果的路上，他们的雄心会有所减弱。肯尼思却不是这样，他对工作保持着极大的耐心，他的逮捕行为正表明了这一点。正如《纽约时报》在他的讣告中所写的，肯尼思的职责是“帮助扫除黑帮大佬”。这就是他所做的。在他的帮助下，博南诺家族的老板和卢凯塞家族的代理老板被绳之以法。他本人亲自逮捕了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保罗·卡斯特利亚诺（PaulCastellano），后者后来于1985年在斯帕克斯牛排屋附近被暗杀。再后来，肯尼思逮捕了此次暗杀行动的幕后主使小约翰·戈蒂（JohnGottiJr.）。肯尼思·麦凯布把无数的凶残暴徒、恐怖分子和敲诈勒索者送进了监狱；就抓捕人数而言，他是当代第一人，在美国没有其他人超过他。如果没有铮铮铁骨和钢铁意志，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但除此之外，肯尼思还有其他优秀的品质。他为人坦诚，待人公平。从没有人见他怒吼、殴打或虐待过黑帮成员，即便是最坏的烂人。的确，为抓住罪犯，我们有时也会使用一些计谋，比如设下圈套、派遣卧底和采取监听措施等。但肯尼思在办案中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光明正大的，把一切都摆在台面上。在拍摄照片时，他会出现在目标看得见他的地方。在大街上相遇时，他会和他们打招呼——他把他们当作普通人，而不是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罪犯。相比于任何其他探员，人们可能更愿意向他透露一些事情——一些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信任他、尊敬他。正如我的一名前任戴维·凯利（DavidKelley）所言，黑帮分子之所以尊重肯尼思，是因为“黑帮是按规则出牌的。肯尼思从不撒谎，以公平的方式对待他们，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抓捕他们”。
肯尼思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说服的人，他并不幼稚，不需要用警棍或棒球棒来帮助完成工作。他强大的力量更多是源于他的性格，而不是他健壮的体格。在他看来，强大并不在于表现得强大，而在于真正内心的强大。作为传奇的黑帮克星，在将黑帮成员关入警车时，他不会采取暴力手段去殴打他们。他没有必要采取胁迫或欺凌的手段。与之相比，太多有望成为领导者的人在这方面犯错误。肯尼思明白，那些声称自己强大的人往往是软弱的，而声称自己有所畏惧的人却往往勇往直前。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太多人惯用胁迫和恐吓手段，他们的默认模式就是威胁或贬低他人。施虐者的内心是软弱的，而不是强大的。正如已故美军五星上将、总司令、坚不可摧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所言：“作为领导者，你不能打别人的脑袋——那不叫领导，而叫攻击。”肯尼思对此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真正强大的内心是必不可少的：你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持续推进工作任务；你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内心，敢于承认错误；你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在必要时保持沉默。
肯尼思在家中是备受尊敬的。在开始撰写本书时，我和肯尼思的儿子杜克·麦凯布（DukeMcCabe）见过面，希望从他那里听到更多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告诉了我很多，其中一件是这样的：在9岁左右的时候，杜克每个周日都在皇后购物中心有篮球比赛；该购物中心距离皇后区奥佐恩公园的伯金渔猎俱乐部（BerginHuntandFishClub）并不是很远。该俱乐部正是约翰·戈蒂和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活动场所之一。比赛结束后，驾驶奥兹莫比尔三角洲88（OldsmobileDelta88）——一款美国车而已——的肯尼思会稍稍拐个弯，沿着101大道慢慢驶向伯金渔猎俱乐部，只是为了看看都有哪些人逗留在那里。他会拿出一个便笺本，放在方向盘上，然后匆匆记下他所看到的人的名字。他也会扔给杜克另一个便笺本，让他记下该街区的所有车牌号。年纪小小的杜克尽职尽责，用钢笔或彩色蜡笔在便笺本上记下所有的字母和数字，然后交给父亲——一个大人物，而这也是杜克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年复一年，在圣安德鲁广场1号，已有成千上万人穿过那个机场候机室式的大厅。但大多数人可能从未停下脚步，认真看一看那张不起眼的照片——一张7寸的肯尼思·麦凯布的照片——下面的铭文。内容如下：
纪念肯尼思·J.麦凯布
1946—2006
肯尼思·麦凯布是一个近乎被神话的人物，这是因为他从不在自己负责的事情上妥协。我们需要更多像他一样的人。
[1]1英寸合2.54厘米。
确认偏误：17号潜在指纹
人类是容易犯错的。在不完善的系统中，初始误判注定无可避免。这些一开始就出现的误判可能会导致灾难。然而，在大多数时候，灾难的路径是可逆的——如果尽早重新考虑的话。
让我们来看一下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Mayfield）的案子。
2004年3月11日，欧洲发生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早上通勤惨案。就在上午8点前，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有4列客运列车遭恐怖分子袭击。在此次袭击案中，共有10枚炸弹被引爆。这些装满了压缩炸药和尖钉的炸弹被事先藏在背包里，而尖钉的目的在于进一步造成最大规模的杀伤力。列车被炸毁，人体被炸得血肉模糊。此次连环爆炸案总共造成191人死亡，另有近2000人遭受灾难性损伤。这是自“二战”以来欧洲大陆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主义事件，是欧洲的“9·11”。
有人推测这些恐怖分子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并不是自杀式爆炸袭击者；他们以遥控的方式引爆炸弹，这样就有可能多活几天，发起新一轮的袭击，让更多的无辜者失去生命。此次恐怖袭击不仅引发了广泛的恐慌和愤怒，还留下了一个急需调查且耗时费力的重大犯罪现场，因为作案者仍逍遥法外。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没有什么案子比恐怖袭击更能动员执法部门的力量了。
西班牙专家仔细检查了塑料袋上的指纹，但只采到两枚足够清晰的、可用于识别嫌疑人的指纹。不过在西班牙国家警察的数据库中，这两枚指纹都没有相应的匹配结果。
鉴于事态的紧迫性，西班牙警方一边继续分析所提取的指纹，一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将所提取指纹的数字图像传给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执法机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在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实验室，老练的联邦调查局分析师投入工作。利用一个录有超过4400万枚指纹信息的数据库，他们将这两枚指纹进行了比对，最初的计算机检索结果显示有20个可能的匹配。在进一步分析之后，联邦调查局指纹专家将匹配范围缩小到了一个人。3月19日，一名鉴定人员在对指纹进行并行比对后得出结论，17号潜在指纹（LFP17）匹配成功。另一名富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对此进行了校验并确认了这一结果。作为联邦调查局的精锐部门，指纹部门的一名负责人再次确认了这一结果。
联邦调查局的三位专家确认了17号潜在指纹的匹配结果，但在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该指纹匹配者的姓名、种族、住址和背景。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首次获知此人身份时，他们大吃一惊。从比对结果看，他显然就是西班牙那场十恶不赦的恐怖袭击——导致近200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的策划者，但没有人想到他竟然是一个37岁的美国白人律师；他和妻子以及三个孩子居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过着平静的生活，那里距离马德里的恐怖袭击现场有数千英里之遥。那么，为什么他的指纹会出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里呢？这是因为他在美国陆军服过役，少尉军衔，服役八年后光荣退伍。
让我们细数一下对梅菲尔德不利的因素：他的指纹出现在了那个蓝色塑料袋上，三名专家确认了指纹的匹配结果，他的妻子是一名穆斯林，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与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有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这足以表明他就是幕后策划者。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作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部门的助理检察官开始介入该案。基于纽约南区过去所办理的具有开创性的恐怖主义案件（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我们是全美最富有经验和最专业的检察官。所以，如果是一名美国恐怖主义“圣战分子”造成了西班牙191人死亡的惨案，我们希望由我们来办理此案。但唯一的问题是，布兰登·梅菲尔德生活在俄勒冈州，而俄勒冈的检察官则有不同的想法。我知道，在这个所谓的美国恐怖主义分子的案子上，一场争夺战正在酝酿之中。如果由我们南区来牵头，那么这个案子会由我负责，布兰登·梅菲尔德就会成为我的被告人。我承认我有些激动。
我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看到了所有这些信息。显然，我们已经输掉了那场争夺战。对我来说，那不是一个高兴的日子。
这时候，梅菲尔德的律师提出了一个明智的要求。他请求法院指派一名独立的鉴定人员。无论联邦调查局是心存偏见还是业务不熟练，由法院选定的且为辩护方所认可的第四名指纹专家将会给出正确答案。法院安排的是肯尼思·摩西（KennethMoses）；摩西是一位备受尊敬又资深的指纹专家，拥有数十年的经验，获得过无数的奖项。
但在将17号潜在指纹同布兰登·梅菲尔德左手食指的指纹进行了比较后，摩西表示同意联邦调查局的鉴定结果，并就自己的结论做了证。他同样认为，那个装有雷管的袋子上的指纹就是梅菲尔德的。
5月19日，也就是摩西做证的当天，西班牙国家警察告诉联邦调查局，他们不仅不认同关于梅菲尔德的指纹鉴定结果，现在还得出了明确的结论——17号潜在指纹的主人实际上是一个名为乌纳内·达乌德（OuhnaneDaoud）的阿尔及利亚籍国民，也是警方要追捕的那名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西班牙国家警察还详细指出，17号潜在指纹以及另外一枚指纹同达乌德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纹完全匹配。在联邦调查局同西班牙国家警察进行了一番争论之后，俄勒冈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于5月20日要求法院释放布兰登·梅菲尔德，并将拘押方式改为家中监禁。与此同时，两家机构继续寻求真相。
虽然梅菲尔德已被释放，但罪名并未洗脱。联邦调查局官员再次前往马德里，首次认定17号潜在指纹“不再具有鉴定价值”，并于5月24日撤回了他们做出的有关该指纹与布兰登·梅菲尔德的指纹相匹配的结论。一周后，也就是2004年6月1日，西班牙国家警察对达乌德发起指控，控告其谋杀191人。
我承认在那一天我长舒了一口气，庆幸我们在这场争夺战中输给了俄勒冈。
针对联邦调查局的严厉批评立时出现，但并非所有的批评都是中肯的。《纽约时报》于2004年5月26日写道：“就该案而言，它有点像那种急于根据不可靠证据而得出判断的案子。”这并不完全正确。指纹证据不是不可靠证据。如果匹配对了，它就是确凿证据。正如《纽约时报》接下来所说的：“这个方法本身并非万无一失，提供最终鉴定结果的分析师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除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内部调查之外，总监察长办公室（OfficeoftheInspectorGeneral）也就此展开了审查，而它之后公布的长达330页的报告，其措辞就不那么友好了。出了什么问题？指纹分析师是否抱有偏见？是否急于做出判断？面对这样一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案，揪出幕后黑手的压力是否损害了以谨慎著称的专业主义？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是不是无心之过？这是不是一个并无恶意的错误？这可以避免吗？是何种程度的失职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据总监察长表示，联邦调查局内部有一种助长确认偏误的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被认为是可信且专业的，那么在他得出某个结论后，后续的分析人员就会倾向于同意该结论。在联邦调查局的指纹实验室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存在一种不愿意挑战上司和最初结论的文化。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或许就是总监察长在报告中提到的发现，梅菲尔德的背景影响了联邦调查局的指纹鉴定人员，使得他们“未能全面复核”最初的指纹鉴定结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申一遍。由于联邦调查局未能做到全面复核，一名无辜者遭受指控并受到永久的伤害。造成这种不公平结果的并不是第一个错误。最初的错误很少会带来这种问题。当然，单单是第二个和第三个错误也不会造成这种结果。相反，造成这种结果的是对第一个错误——指纹匹配出错，不过并非出于恶意——一贯的、想当然的坚持，以及随后发现的有关梅菲尔德的妻子、工作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迅速被视作确证，而非巧合。种种潜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一步步催生了这种不公平。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重新考虑是很难的，而确认则很容易。这也是梅菲尔德案带给我们的教训。当指挥链上的其他人给出了可信的结论或当你已经就某事做出决定时，再要保持开放的头脑就很难了。改变自己的意见很难，而当这意味着你要走到专家或上司的对立面时，那就更难了。
美国的联邦审判实践中实际上是存在这样一种法律动议的，即“复议动议”（motionforreconsideration）。法院几乎从未批准过该动议，但律师确实可以提出该动议。你完全可以非常正式地对刻意刁难你的庭审法官说：嘿，我知道我们刚刚是在您的法庭上结束了审判，我们对此表示尊敬，但我们认为您搞错了。请问您能改变一下自己的意见吗？祝您好运吧。大多数律师都明白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尤其是在缺乏重要的新事实或法律不会改变的情况下。即便有些诉讼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他们也不愿提这样的动议，因为担心这会刺激仍负责审理他们案件的法官。或许，大多数的复议动议都应依据案件的是非曲直予以否决，但人们禁不住猜想，这种法庭抗辩的失败率之高是不是多少受到了固执心理的影响。
就布兰登·梅菲尔德的案子来说，这里面存在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就是确认偏误。但从另一方面讲，这里面也的确存在一种惊人的巧合。在总监察长的报告中，最先强调的要点之一就是，无辜的布兰登·梅菲尔德和真正的嫌疑人乌纳内·达乌德在指纹上存在显著的相似性。从“指纹特征点”或指纹比对点，即指纹脊线的端点和分叉来看，两人的指纹极为相似。作为法院选派的鉴定专家，肯尼思·摩西在多年后，即2012年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从历史数据看，从来没有两个人能在指纹特征上存在15个共同点。依照我们过去的标准，我是对的。但事实上，我是错的。我犯了一个错误。其他鉴定人员也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当然，西班牙方并没有犯这样的错误。尽管如此，总监察长的报告还是指出，这种程度的相似性“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况”，是“导致四名指纹鉴定人员做出错误结论的关键因素，而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他们忽视了17号潜在指纹和梅菲尔德的指纹之间的其他重要差异”。
再完美的法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同理，即便是万无一失的科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为负责解读科学的人是会犯错误的。
重要的一点在于：最糟糕的错误往往是因充满善意的目的犯下的。聪明的、有能力的良善之人也可能会犯下改变一个人生命的重大错误。就执法责任而言，我认为这是最让人恐惧的方面之一。
人们很自然地会把重点放到那些贪赃枉法和不称职的警察身上。但是，正直的人也会犯一些小错，而这些错误带来的危险可能更大；他们之所以犯错，是因为他们未能保持一贯的卓越水平，是因为他们偏离了最佳实践，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害怕犯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当很多人负责同一项工作时，责任就会变得和晨霜一样稀薄。
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给我们造成不幸的不仅仅是“流氓操作员”。很多小的错误和误判堆积到一起，往往也能导致灾难。发射火箭弹会造成灾难，犯罪调查亦是如此。各种小的错误叠加之后，可能会改变调查的重点（或导弹运行的轨迹），最终让无辜者受难，让有罪者逍遥法外。在战争中，这被称为附带伤害；在执法中，这被称作非法拘捕（更有甚者，还会造成错误定罪）。
在很多时候，给司法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这种现象，因为它潜藏在隐蔽处，且常常不为人们所见，与赤裸裸的腐败和显而易见的不称职形成鲜明的对比。它难以筛选，难以防范，而且事后通常也很难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向感到惶恐的公众做出解释。
那些致力于寻求真相并不遗余力地追求公正和公平的问责制的调查人员，从来都不会放过不断审查和复核针对该案件的方方面面所做出的结论。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参与案件的人都应该因害怕犯错而畏缩不前——工作中犯错误在所难免，而是说即便结论是由那些看起来比我们聪明或比我们有经验的人做出的，我们也不应将其视为最终结论，不应不予质疑。在案件调查阶段是如此，在提出控告之后亦是如此。哪怕已经进入起诉阶段，秉持公允立场的人也要继续考虑，随着自己对事实的进一步发现和理解，是否会有新的证据出现或是否缺乏定罪的证据。最初的决定是对的吗？最初的结论是对的吗？
法律不是完美的。体制不是完美的。而正如我们在布兰登·梅菲尔德一案中所看到的，人也不是完美的。正义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伸张，但如果每一个人在办案过程中都能保持警觉和严谨，并对改变看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固执己见，那么正义至少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勒尼德·汉德（LearnedHand）法官在国会做证时，曾引用过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于1650年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所讲的一句话。对于这句话，汉德法官表示：“我希望把它写在每一座教堂、每一所学校，以及每一个法院乃至美国所有立法机构的门口。”
勒尼德·汉德希望每一名牧师、教师、法官和议员在穿过工作场所门口时记得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就是：“看在基督的面上，我恳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或许是错的。”
在这个清单上，他或许还应该加上所有的检察官办公室和执法机关总部：想一想，我们或许是错的。
不放过任何细节：桑德维尤谋杀案
埃里克·格利森在信中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但也并不少见的诉求：“因为一项我没有犯过的罪行，我已经被关了17年。”
在成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人员之前，约翰·奥马利已经在纽约市警察局（NYPD）工作了20年，主要负责凶杀案。他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眼白常常布满血丝，世间的一切都很难逃过他的法眼。他把无数的毒贩、抢劫犯和杀人犯送进了监狱。如果说肯尼思·麦凯布是打击美国黑手党的专家，那么奥马利和他在暴力犯罪部门的同事则是纽约黑帮的克星——他们对纽约大大小小的黑帮了如指掌，包括拉丁王帮（LatinKings）、性钱杀帮（SexMoneyMurder）、血帮（Bloods）、瘸帮（Crips）、特里尼塔里奥（Trinitarios）、权利法则（PowerRules）、内塔（etas）和威利斯大道私刑暴民（WillisAvenueLynchMob），等等。
巧合的是，奥马利恰恰是在桑德维尤长大的，亲眼见证了这个社区的变化，而且对犯罪现场也非常了解。更加巧合的一点是：约翰·奥马利是扫除性、金钱和谋杀帮的主要调查人员。该帮派是一个暴力团伙，在布朗克斯的桑德维尤以及其他地区犯下累累罪行，包括各种形式的杀戮、枪击和持刀行凶等。
在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所有如约翰·奥马利这样最优秀的调查人员都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极其敏锐的头脑。光从黑洞中逃逸的可能性比事实从奥马利的大脑中逃脱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对埃里克·格利森及其共同被告人来说，这样的特性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2002年和2003年，维加在正式转为污点证人之前坦白了自己所有的罪行。放下格利森的信后，奥马利记起了早前的一次庭前会议。在2003年3月的这次会谈中，维加向奥马利以及检察官供述了一个我们此前并不知道的罪行：在1995年的一起案件中，他和乔斯·罗德里格斯（JoseRodriguez）——又名乔伊·格林·艾斯（JoeyGreenEyes）——抢劫并枪杀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出租车司机，地点正是在桑德维尤苏厄德大道和拉斐特大道之间的克罗埃斯大道，位于第43警区。虽然维加并不知道受害者的姓名，但他的供述却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维加说，他和他的朋友罗德里格斯去哈勒姆看望一个女孩；该女孩是罗德里格斯在1994年至1995年的那个冬天认识的。清晨时分，两人搭乘一名非洲裔美国司机开的出租车返回桑德维尤。在这途中，他们两人决定打劫该司机，便让他驶入第107公立学校对面的克罗埃斯大道所在的那个街区。随后，维加和罗德里格斯掏出了手枪，紧接着就是争执和打斗，这期间两人均开枪射向司机。开枪后，维加和罗德里格斯逃离了仍在缓慢行驶的出租车，直到发生碰撞后，车才在街道上停了下来。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奥马利突然去了新新惩教所，出现在了律师会见在押罪犯的私人会见室。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混凝土地面，厚厚的长方形窗户正对着主会见室。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天花板上挂着廉价的灯。奥马利就在这里等着。格利森根本不知道是谁要见他。
走进会见室后，看起来颇显精神的格利森皱起了眉头。他看了一眼奥马利，然后说：“你他妈的是谁？”公允地讲，他的这种语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人因未犯的罪行而被关了17年。
奥马利对此并不恼火。他拿出那封信，然后说：“这是你写的吗？”格利森看到那是他自己写的求助信后，态度立马发生了转变。“是的，是的。”他低声说道。
奥马利说：“我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我知道你不是那起谋杀案的凶手。我知道是谁干的。”然后，奥马利握住格利森的手，并向他道歉。
我后来问奥马利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向他道歉。他说：“你知道那个家伙蒙受了不白之冤，这让我感到很不安。我感到不安，因为我没有在十年前就查清这个案子。”
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没有坐着。如果有人透过窗户看的话，他会发现埃里克·格利森已经跪到地下，好像在祈祷一样，还在哭泣着。奥马利把他扶起来问道：“你有律师吗？”
格利森点了点头。
在奥马利走之前，格利森说：“那其他人呢？”奥马利后来了解到还有其他五个人因拜瑟·迪奥普的谋杀案而被错抓入狱。格利森对奥马利的来访深表感激，一直不停地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是近20年来，他第一次看起来像一个充满了希望的人。
代理该案后，克罗斯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前往桑德维尤查看犯罪现场，很明显，那些把格利森以及其他被告送入监狱的检察官并没有这样做。他来到那栋公寓的窗户前，然后望向案发地。正是在这个位置，该案唯一的目击证人马里亚姆·塔瓦雷斯（MiriamTavares）声称她看到格利森枪杀了拜瑟·迪奥普。但克罗斯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该证人距离案发地太远，根本不可能像她在法庭上描述的那样，可以看到案发现场或听到案发现场的谈话。从浴室窗户到案发地大约有100码[1]的距离。塔瓦雷斯在2002年死于药物过量，因而她的证词已无法再核实。据格利森讲，他和塔瓦雷斯之间有过一次性关系，但结果并不好，因而塔瓦雷斯明显有理由对自己怀恨在心。通过这次快速的实地考察，克罗斯相信格利森是清白的。
2012年，约翰·奥马利也去了案发现场，也是从那栋公寓的窗户处，以最佳角度朝案发现场望去，然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马里亚姆·塔瓦雷斯的证词是不可信的；鉴于两名污点证人的供词，埃里克·格利森并非该案的凶手。
在拜瑟·迪奥普和丹尼丝·雷蒙德（DeniseRaymond）谋杀案中，埃里克·格利森是被错判的六人之一；在迪奥普被谋杀的前一天晚上，雷蒙德在自己家中被杀。纽约市警察局负责雷蒙德案的探员在对迪奥普的案发现场进行了调查之后，认为这两起案件具有关联性，并指控六人犯有两起谋杀案。除埃里克·格利森之外，其他五人分别是德文·艾尔斯（DevonAyers）、迈克尔·科斯梅（MichaelCosme）、卡洛斯·佩雷斯（CarlosPerez）、伊斯雷尔·瓦斯克斯（IsraelVasquez）和凯茜·沃特金斯（CathyWatkins），其中沃特金斯是他们中唯一的女性。2013年1月，“布朗克斯六人组”（TheBronxSix）的谋杀罪名被撤销，后来这些被告从纽约州获得390万美元的赔偿款。2016年，纽约市同意支付总共4000万美元的赔偿。
后来被问及奥马利时，格利森说：“我每天都为约翰·奥马利的帮助而感谢上帝。当我看向他的眼睛时，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正直、真诚的人。”
是哪里出了错呢？我并不认识该案的检察官。我不能说他们偏执或对这六名被错误指控的被告心存偏见，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说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最初的调查团队能够尽心尽力，到公寓的窗户那里看一看他们证人所说的是否属实，或许就不会罔顾这样一个终极事实：塔瓦雷斯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我们对真相——无论是事实的准确性还是一个人的罪行——的理解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把坚定持有的合乎情理的观点想象成坚若磐石的大冰块。当这些观点有理有据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是值得称赞的。但当新的事实浮出水面，或有新的发现被披露时，那么这个大冰块就应该破裂、融化，甚至完全蒸发。
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我们要求甚至强烈要求人们接受陪审团的裁决。我们希望人们尊重法院的判决。我们信任我们的检察官，信任我们的执法人员，相信他们会把事情做好。在迪奥普案中，六名无辜者因不实证词而遭受错误指控并被关入监狱，无论人们对此有什么看法，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参与该案的并不仅仅是检察官，还有法官、辩护律师和陪审团成员。另外，诉讼程序也是畅通的。所以，该案遵循的是一个相对严格、有充分辩论且接受监督的裁判程序。
拜瑟·迪奥普一案有让人极为不安的一面：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这个体系并不是完美的。人们会犯错。接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富有经验的律师和调查人员，即便是在不持偏见的情况下也会犯错；当然，在迪奥普一案中，可能还存在某种偏见。
对一个案子来说，是否实现了正义往往取决于办案人员的素质和性格，他们在办案过程中做出的判断将影响人的一生。第一次，埃里克·格利森以及其他被告遇到的是不称职，甚至比不称职更糟糕的办案人员。第二次，也就是在被关押了17年后，他们遇到了约翰·奥马利和玛格丽特·加尼特。法律还是原来的法律，警察规程还是原来的警察规程，伦理准则还是原来的伦理准则，宪法也还是原来的宪法。
与电影、电视和通俗小说中的描述不同，警察和检察官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把人送入监狱。他们的存在当然是为了让人们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当然是为了保护公众，但就职责而言，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正义，确保正义得到伸张。有时候，这意味着要放弃正在进行的案子或重新开启已经结束的案子。约翰·奥马利不仅在口头上，还在行动上一直坚持这个原则，这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会把他致力于寻求真相的故事讲给我们的助理检察官和警察听。把这些故事不断地讲给现实生活中的同行听并让他们学习很重要。我要说的是，在伸张正义或纠正冤假错案方面，刑事辩护律师没有垄断权；我这样讲绝无冒犯之意。那些最优秀的联邦检察官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有着明智的判断力，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会追究地方检察官的责任。
在从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离职后不久，我受邀前往纽约市警察局举办的凶杀类案件培训会上做讲座。与会人员都是所在领域的精英，是专注于破获凶杀案的警察和法医专家。他们非常勤勉，尽职尽责，而且也都接受过专业训练，精通弹道学、指纹分析和DNA证据等。参加该培训会的学员都是被选拔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同行中的佼佼者。
在讲座中，我没有跟他们讲述理论或法条，而是讲了两个故事——两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是对布兰登·梅菲尔德的错误指控；二是埃里克·格利森的案子，他先是被错误定罪，后又被撤销罪名，无罪释放。在我看来，这是更引人深思的故事，也是更能抓住他们注意力的方式，远比讲一些该做或不该做的公式化内容更有用。
调查案子的方法有千千万，搞错案子的方法也有千千万。你不可能全部教给他们。你能够教给他们、能够灌输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是高度的责任感，是担当，是正义感，是犯错误的可能性，是把事情做对的使命；要知道，他人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他们的任何错误或疏忽都有可能毁掉他人的一生。说到底，主持正义的不是法律，而是人。
当然，工作和生活中也是如此，人们应高度重视责任、细节和使命。这适用于救治病人、教学、修桥、救火、打胜仗，以及其他任何值得的努力。这是最根本的原则，但悲哀的是，人们的重视程度还不够。这个世界呼唤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即便在没有他人旁观的情况下，他们亦是如此；呼唤在工作中不辞劳苦的人；呼唤有责任意识并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依赖于他们。
在格利森的案子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颇为鼓舞人心。
此外，由于沃特金斯的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在2009年，也就是无辜入狱14年后，41岁的她被提名为致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在冰冷、封闭的监狱围墙内，她参加了自己的毕业典礼。她和同一届的毕业生都穿着监狱服，在外面套上了毕业礼服。这名被错误定罪、错误关押、一次次真诚递呈无罪申诉却屡屡被忽视的女性，在演讲中讲的是什么呢？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她演讲的主题是乐观、可能和希望。
她说：“尽管这些围墙可以圈禁我们的身体，但它们无法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也无法阻断我们与外面世界的联系。”
她还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让这种改变从自己开始。”
在监狱围墙内，凯茜·沃特金斯发表了令人难以置信且充满希望的主题演讲。三年后，一个在布朗克斯出生、名叫约翰·奥马利的陌生人证明了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