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法援基金会10年来资助办案13万余件，受益农民工占比超过80%，达109393人。故事最多的，要数设在华东地区最大农民工市场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市场的法援工作站。这是全国首家专为农民工维权的法援工作站，也是基金会资助的品牌项目，援助律师一次又一次地帮助农民工打赢官司、讨回公道。
工作站原站长汪晨带着一本相册来到报告会现场。在一张多年前抓拍的合影中，汪晨正拿着一叠白条，肩扛塑料袋的农民工恳求他帮忙讨薪。“这种情况比较普遍，许多农民工文化不高、缺乏法律意识，有些白条基本信息都不全。他们甚至不知道老板叫什么，说不清自己在哪打工，所以维权非常艰难。”
维权有多难？汪晨形容为“历经千辛万苦”。一年冬天，法援律师跟当事人一起去工地蹲守，寒风中从6点等到9点，等来老板一句“这人我不认识”。“有时候连工地大门都进不去，甚至还有包工头专门放狼狗咬人。”但大家还是一趟趟奔波，为民工搜集有力证据，提起仲裁，直至将欠薪单位告上法庭。“像这样的讨薪案件，我们每年都会有100多例，每年帮农民工讨回的工资超过800万元。”
去年初，江苏省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斌为泗洪籍农民工孙泽启讨回了工伤保险待遇30.6万元，这是孙泽启伤后第3年。2013年5月，孙泽启在金湖一工地打工时被倒塌设备砸伤。
维权之路异常艰难。“异地办案，人生地不熟，公司不配合，甚至设置重重障碍。”刘斌回忆，开庭前公司派人在法院门口恐吓他，恐吓不成又想收买他，“你办案拿不到多少钱，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钱。”刘斌答：“你们有钱，你们就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句话赢得全场热烈掌声。
就是这样，刘斌用出色的工作挽救了陷入绝望的孙家。报告会上，孙泽启与刘斌紧紧拥抱：“没有他、没有法援中心，就没有我现在安心的生活。”
和刘斌一样，法援律师们一直在努力扭转孙泽启这样弱势群体的命运。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主任郝秀凤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起法援案件的很多细节。当时，刚满16周岁的小赵到常州打工，却碰上了无故克扣工资的老板，经常挨饿又法制意识淡薄的小赵想用工友的手机去换顿饱饭，想等发了工资后再把手机赎回来还给工友。涉嫌犯罪的他很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
郝秀凤在接到法援中心指派后，得知父母离异的小赵打工是为了赡养相依为命的奶奶，她积极与主审法官沟通，阐述对小赵这个未成年人减轻刑罚可以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教育效果的最大化，法官最终采纳了她的辩护意见。
作为“江苏省优秀律师”，郝秀凤代理费用不低，但她累计办理200余件“不赚钱”的法援案件，有时还为此倒贴钱。她的解释很诚恳：“第一，我的生活是有保证的，不会空着肚子做奉献；第二，我受不了当事人绝望、期待的眼神，更喜欢在经过努力和付出后，真正让当事人得到帮助。”
郝秀凤希望每一个受援人、当事人，都能从法援律师身上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同时也能感受到法律的温度。法援律师孙华春和倪永保也做到了。他们通过3年又两个月的斗智斗勇，奔波4000多公里，为盱眙农民张国权和母亲于雪林的车祸案件讨回了公道。赔偿远超张国权期望，“151万元，想都不敢想”。两位律师还建议左腿截肢的张国权买了残疾人车，每月可以有2000元收入。“我们并不局限于开个庭，而是希望受援人随时都能得到帮助。”孙华春说。
让受助者铭记于心的还有援藏律师朱山。在现场，接续援藏的徐华贤律师为朱山献上哈达，这是藏族小姑娘尼玛和西藏桑日县的乡亲托他带来的。朱山是“无律师县”桑日县首位律师，办的首个法援案件就是小尼玛的案子。小尼玛9岁时被工地钢丝拉线伤害落下残疾，当时虽经调解得到部分赔偿，但伤口两年都未愈合，此时施工单位却已人去楼空。
朱山调查几个月终于找到责任方，既讲民族团结又讲透法理情，终于打动对方给予18万元赔偿。报告会现场，恢复开朗性格的小尼玛发来视频向朱山问好，希望将来考到江苏上大学，可以经常看望朱律师。
朱山援藏第一年就办理法援事项20多件，足迹遍布83个自然村。去年7月援藏到期，他却因还有案件未了申请延期。就在这期间，他突发重疾生命垂危，经138小时全力抢救方才苏醒。
“想想你我萍水相逢，非亲非故，你却无偿地一次次帮我代理，你是个好人，你的大恩，我们一家人都会永记心里。”这是经启东市法援中心4年努力，帮农民工崔中成赢得34万元赔偿后，崔中成给承办律师发来的信息。朴素的一字一句，饱含着受援人深深的感激。这是法援工作者铁肩担道义的职业奉献、援手护贫弱的公益情怀，更是社会各方齐心协力、躬身践行法治中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