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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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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
视角
社会史
女性解放
女子
男性
解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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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方法与视角
（一）1996年至2005年学界对女性史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探索
他进而分析说，近代以来，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西方意识所带来的一切变化，总不免以付出巨大牺牲为代价，到头来常有得不偿失之憾。作为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这种复杂性本身。刻意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框架，在带给人们新的刺激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约束与局限。“以打破男性中心史观为己任的女性学研究，在进入中国社会时，恐怕只有根本摆脱两性对立的狭隘眼界，才能真正找到女性在社会中的适当位置，产生比‘补赎史学’意义更大的学术成就。”[※注]因此，他强调要注意区分今日的女性观与昨日的女性观，男性的女性观与女性的女性观，上流的女性观与下层的女性观，本土的女性观与外来的女性观，尽可能避免研究中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建立中国特色的本土妇女史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这逐渐成为学界自觉的理论探索。杜芳琴提出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妇女史的概念，颇有代表性。她认为女性主义妇女史是以妇女研究为学术背景的妇女史研究，是由一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的妇女史学者进行的。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在用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强调用女性的眼光看历史，发掘历史上被漠视被埋没了的女性活动与经验。这些研究体现出女性主义妇女史的特点。一是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对象，不再作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将女性视为历史的主体创造者，不再看作全然被动或无足轻重。二是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阐释历史时，同时引入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理论，探索、阐释历史上性别关系和性别结构及女性在其中的生存状态、生活、情感、心态等，公正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注]
在《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一文中，杜芳琴进一步诠释如何在本土化与学科化的双重努力中实现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建构的路径与体系。[※注]她认为，面对新世纪妇女学蓬勃发展的全球景观，今天的妇女史应是妇女学和历史学的交叉，而不能只是传统史学甚至社会史中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方法，以实现包括史学知识的重建、历史研究模式的变革和将知识传承纳入机制化的目标。简言之，即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学科化、本土化与主流化。目前，本土化的妇女史学科发展与理论方法困境的突破还面临着四个选择：一是急于超越性别，还是回归中立客观的人的大历史的时期？二是认可天人合一的阴阳和谐，还是接受人为的等级中的合和？三是运用单一的地位分析，还是引入和创造更多的概念范畴？四是继续坚守实证主义，还是运用多种新方法？应当说，杜芳琴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与学科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高世瑜对过去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了分类，特别强调新妇女史的理论建设意义。她说，妇女史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妇女群体生活与活动的历史，二是从女性性别立场与视角去观察和编纂的历史，可以称之“女性主义史”。目前妇女史研究所从事的多半属于上述的第一种妇女史。另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和撰写中国妇女史中都在尝试以新的角度和方法去分析研究问题，并借鉴国外的一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努力建构一门新的学科。这一新学科包含着一种新的史观与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两性平等的历史观，写出以男女两性为主体的更为完整、更为科学的历史，而不是以女性史观取代传统男性史观，撰写以女性偏见代替男性偏见的“女性主义史”。[※注]可以说，这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新女性史。
世纪之交，学界在中国妇女史研究理论上的建构还比较薄弱。刘志琴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妇女史研究存在着三个误区：第一，以革命史代替妇女史的误区虽然有所改变，但未得到真正的清理和调整；第二，以精英史取代妇女的大众史，眼界褊狭，难以把握妇女史的全部信息；第三，以观念史代替妇女的社会史，忽视经济、政治、生活方式和社会时尚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影响。[※注]这一分析切中肯綮，为此后的妇女史研究开拓了视野。
（二）2006年至2015年学界对女性史研究理论、方法与视角的探索
为了使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理论的研究能够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去思考，2012年12月学界在中华女子学院主办的“中国特色妇女解放与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上讨论了海外妇女解放理论成果，并进行本土化的思考。清华大学肖巍教授指出，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而且需要根据现实不断发展它，因此我们应该以开放性的态度去学习和借鉴国外学者的一些研究，要注重交流和对话。她结合美国当代女性主义政治学家南希·弗雷泽的三维公正观展开分析，提出在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框架内构建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与和谐社会的理想及途径。中华女子学院魏开琼副教授从方法论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关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典作品中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批评，以及近15年中女权主义批判再次转向资本主义这一显著特点。广西大学胡玲老师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性别研究的现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关系做了批判性的反思。[※注]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理论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杨端茹认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播到中国，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奠基者；毛泽东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他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开创者；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指导中国妇女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注]
借鉴西方的性别视角讨论近代中国女性问题，特别需要注意在当时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张文灿提出，20世纪初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是由男性主导，建立在两性共谋而不是性别对抗基础上的，把女性解放纳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这一方面为女性借助于男性的启蒙和支持，进入社会公共空间、争取各种权益提供了正当性，从而推动了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等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迅速推进。另一方面，男性正是借助于民族国家话语的优势，压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追求性别平等权利的努力，从而形成了基于权力资源争权的两性冲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借助于民族国家的旗帜，女性才有可能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以国家本位为诉求的女性解放路径，在逻辑和实践上都存在着以国家话语和国家整体利益遮蔽女权话语和女性利益的可能性。实际上，当时的少数女性先觉对上述困境已经有所警惕和反思。她们认识到女权主要由男性提倡，将永远无法摆脱依附于男性的命运。这是有别于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女性解放运动实践，需要在中国情境中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反思。[※注]
可以说，目前大陆学界在近代中国女性史理论的探讨上积极与国际对话，积极建构有助于促进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新的解释框架。即使借鉴了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学界也注意其本土化的改造，避免食洋不化的弊端，由此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史多种面相及其特质的认识。
二妇女运动与女性解放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的实证研究，以妇女运动与妇女参政为首要主题。
（一）1986年至1995年的近代妇女运动与妇女参政研究
1987年9月，河南大学历史系组织召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主要议题是：近代农民运动中的妇女问题，近代资产阶级与妇女解放，近代妇女解放的历史与当代的妇女解放等。与会学者讨论了历史上的妇女问题，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性质、分期和特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异同，历史上的妇女解放运动与现实社会妇女状态的联系等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独立”的女权运动不发达；二是注重义务，忽视权利；三是素质及自我意识较低；四是运动发展不平衡；五是运动不彻底性和反复性。[※注]这次会议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学界讨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主要角度、基本立场与主流观点。
这10年间有数部研究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的著作问世，其中刘巨才著《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下文简称刘著）[※注]与吕美颐、郑永福著《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下文简称吕著）[※注]较为典型。刘著的新意，一是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工农劳动妇女的反抗斗争，二是打破中国近代史传统分期的框架，按照妇女运动本身的特殊规律和实际情况分期。吕著概括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如下特点：其一，始终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其二，具有超前性；其三，历史造成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注]进而预言，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家务劳动、人本身的再生产实现社会化时，也只有社会上人们普遍承认家务劳动和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劳动时，妇女解放的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注]此外，吕著特别提到，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起码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二是在妇女问题方面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注]。如果“把近代妇女问题硬套在通史的框架上去叙述，也很难写出一部好的妇运史”[※注]。应当说，吕著的分析与提示确有其独特的见地。
学界集中讨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行龙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妇女运动，其主要包括：“兴女学，派留学”“办女报，结团体”“争女权，谋自立”等内容。他认为，这些活动和范围主要限于一部分女知识分子中。另外，当时的妇女运动主要限于沿江沿海的大城市，尚未波及广大内地尤其是比较偏僻的农村社会。[※注]李兰萍认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的参政斗争是近代中国妇女觉醒的重要表现，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出现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其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缺陷造成的。[※注]赵宗颇与周亚平分别论述了辛亥革命期间的妇女爱国活动与参政运动。[※注]还有一些学者论及该问题，其结论较为相似。在宏观性论述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之外，有学者从女性人物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考察。赵文静讨论了秋瑾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关系[※注]。此外，张莲波考察了20世纪初的妇女团体及其革命活动、社会活动等内容。[※注]这些讨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充分肯定其在中国妇女解放史的积极意义，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存在的局限性。这些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史的叙事框架与话语特色。
（二）1996年至2005年的近代女性解放研究
这一时期对女性解放的讨论集中在心态与意识、女权思想及其实践、性别关系与近代女性观的变迁四个专题。
1.女性解放的心态与意识
2.女权的理论及其实践
学界对近代女权的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何黎萍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男女平等思想还不成熟，存在思想与理论中的自我矛盾。20世纪初，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才出现了“妇女解放思想的重大飞跃”。[※注]熊月之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晚清上海是女权主义理论丰富、女权主义实践相当突出的地方。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报刊就开始运用近代科学知识，批判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宣传男女平等。到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在这方面都有表现。其中，金天翮的名著《女界钟》代表了晚清女权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而五四时期关于女权主义的议题在晚清思想界大多讨论过。因此，深入研究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可以更进一步认识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注]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虽然不是妇女刊物，但曾对妇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张晓丽指出，《新青年》的女权思想集近代妇女解放理论之大成，对中国妇女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表现的锋芒与锐气，不但当时使社会震惊，即使在今日也颇有启发意义”。[※注]
女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财产权。何黎萍梳理了中国妇女争取财产权和继承权的斗争历程。[※注]张佩国考察了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他认为，近代江南乡村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妇女根本就无权获得家产份额。寡妇有一定的家产处置权，但那仅仅是代儿孙监管而已，在寡妇无子的情况下，还要将家产捐给族里。出嫁女获赠“奁田”，娘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因此，妇女的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注]
3.近代性别关系的变迁
女性解放与两性关系的变迁密不可分。侯杰、秦方以吕碧城与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和实践为例，分析了近代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动。他们认为，近代知识女性吕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和女权观念是和谐统一的。在男性社会精英的帮助和支持下，吕碧城在天津兴办女子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教育思想日益成熟，并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可以说“是以男权为统治的近代社会面对时代变化而作出的一种反应”，从中可见近代两性关系的变化。[※注]李细珠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从性别冲突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性别冲突与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他认为，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限制。[※注]
4.近代女性观的变迁
夏晓虹《晚清文人妇女观》一书上编论述了近代妇女生活、思想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出现的诸多新因素，晚清的妇女观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若干倾向；下编讨论了林纾和蔡元培的女性观。该书在勾勒晚清妇女生活之新因素（如不缠足，兴办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等）的同时，指出其背后是平等观念、女权意识等西方观念的东渐与落实。在叙事中，注意到旧势力、旧观念与新因素之间的消长，区分出革新派中的激进派和温和派，从而避免了梳理简单化的倾向。[※注]梁景时、梁景和分析了近代女性陋俗文化观的变革。他们认为，这种变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糟粕在近代的变化主要体现为近代国人对封建社会妇女陋俗文化观的批判与否定，直至部分被抛弃；二是进步文明的女性文化观被传播和高扬，以致在国人心目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确认。他们还指出，“近代女性文化观的变革，其不同内容在近代不同时期的反映并非齐头并进、同步展开的，而是不断地深化，呈现出一种递进的状态”，这也说明了女子解放是由低级向高级的渐次发展过程。[※注]
近代人们对贤妻良母的多次争论深刻反映了当时女性观的嬗变。贤妻良母曾是传统中国女性的理想形象。这种理想女性标准的确立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吕美颐在追溯传统“贤妻良母”观的基础上，分析了戊戌时期、五四时期与抗战时期人们争论“贤妻良母”的长短得失。[※注]
此外，李小江等主编的《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冯尔康、常建华所著《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严昌洪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等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近代妇女生活的一些专题。
（三）2006年至2015年的近代女性解放思想及其运动研究
近代女性解放思想与解放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界在此领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而且发现了诸多过去很少涉及的新问题。
其二，女性解放对于社会的意义。女性解放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杨剑利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展现出一幅社会近代化大潮流中，中国女性生活的多维图景。通过对女性在社会习俗、教育、婚姻家庭、经济生活、法律和政治等方面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变化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女性解放与社会发展、女性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之间互动的辩证关系。[※注]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对于女性解放的作用。[※注]
学界进一步讨论了苏区中共妇女解放与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人物。其一，苏区的妇女运动。张雪英梳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赣南、闽西苏区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投身于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从而赢得社会对女性价值承认和尊重的历程。[※注]该书的局限如张侃所言，“全书缺乏深入的个案分析，难以从细微之处观察妇女群体内部的差异性，进而无法‘深描’妇女生活的丰富面貌，结果无力把握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和谐与冲突”[※注]。民国乡村妇女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存在着不同方向的选择。汤水清注意到，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央苏区乡村妇女存在两种明显差异的选择：一是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积极参与革命，甚至送子送郎当红军；二是躲避“解放”、消极应付革命，阻止亲人参加红军。产生这种差异性选择的原因主要在于战争环境、党在政策上的某些偏差、传统社会心理与社会习俗的影响等因素。[※注]其二，早期中共妇女运动领袖的观念。张素玲指出，在早期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中，一些领导人仍然受到某些陈腐的性别观念的影响。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该妇女运动没有深入触及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也未能进一步有力推动性别文化的进步。[※注]
三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
近代中国女性的活动既有密切关联政治的解放运动与参政斗争，也有不同于政治活动的社会生活。学界对近代女性的社会生活、权利意识与犯罪活动、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以及女性与社会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越来越细致的讨论。
（一）女性生活
2006年至今，学界对近代女性生活中的交往、生育、自杀、生计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
其一，关于近代女性交往。魏中林、花宏艳认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除了以血缘与亲缘为主的家族网络之外，还不断拓展出以报刊为平台的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凭借这些现代交际网络，她们不断地寻求身份认同，应对政治变迁，传播自我形象。[※注]赵凤玲讨论了五四时期社会媒体上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论争，认为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社交权利。但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对女性的日常社交还是形成了一定的限制，能够走到时代前列的女性毕竟还是少数。[※注]
其二，关于近代女性生育。张晓艳、王俊斌以山西省保德县百人口述调查资料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晋西北妇女的生育状况，认为当时该地区妇女的生育状况极为落后，其主要体现在早婚盛行、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并存、不注重产妇的健康等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保守的生育习俗与当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注]杨剑利从生育观念的角度讨论了民国时期乡土妇女在生育方面存在的种种不幸。[※注]
其四，弱势女性群体的生计与处境。赵赟考察了近代苏北佣妇在上海的规模与处境，认为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备受歧视；江南人为了自身利益或自身认同的确立，突出她们与这个阶层的区别，因而使对苏北佣妇应有的同情与帮助被歧视与偏见所取代，由此强化她们的优越感。[※注]池子华、吕晓玲注意到，近代长三角地区的打工妹群体虽然来自四面八方，籍贯构成复杂而多元，不同行业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但以长三角本区域人为主体，显示出打工妹空间运动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注]郭卫东考察了民国时期广州瞽姬的生活遭遇，分析称20世纪30年代部分盲女退出“瞽姬”行当，但由于官方善后安置举措的失当，她们的生计仍然没有着落，甚至更为艰难。[※注]孙丽萍、宋丽莉、张舒主要依据口述史料，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山西女性的生存状况，认为她们不仅亲历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苦难，而且许多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转变。[※注]艾晶认为，清末民初的一些女性意识到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并进行了一定的抗争；而这一时期女性因为自私、好妒等因素，造成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家庭矛盾较为突出。[※注]
此外，吴小玮注意到，民国时期广州政府则率先掀起了禁革女子束胸的“天乳运动”，有力遏制了束胸之风，促进了“健康美”的审美观念的传播。运动中尚有性别话语、国族精神和政党意图的交织，可见民国时期女性解放的多面性。[※注]
（二）新女性的社会形象与角色
有学者对宋庆龄、康同璧与胡彬夏等近代女性人物的身份建构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刘俊凤通过对宋庆龄“私人书信”的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示“一个更加真实、丰满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宋庆龄”，认为“她的生活历程不仅诠释了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也成为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注]张朋认为，康同璧成年后自觉参与并领导了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当时新女性的代表，从而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不断“生产”自我的社会身份。[※注]此外，张朋还分析了清末民初女报人胡彬夏的办报活动与身份认同，认为其主持的《妇女杂志》前后基调的变化反映出胡彬夏在自我身份塑造与社会舆论认可之间寻求平衡，进而避免社会身份“焦虑感”的努力。[※注]
此外，李颖以三门塘碑刻为中心，讨论了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侗族妇女参与公益事务的范围和方式。[※注]
（三）女性权利与违法犯罪
谢开键、肖耀依据民国时期贵州省天柱县妇女买卖土地的文书，分析妇女在土地买卖过程中扮演的卖主、买主、凭中等角色，认为是当时该地区的女性拥有了较大的财产支配权利，但她们依然缺少争取法律保护的主动权益诉求，其权利和地位仍受到各种或隐或现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注]张启龙、徐哲通过考察清末广州南城高第街房地产交易的契约文书，发现以寡母（寡妻）为主的一些女性参与了买卖过程，她们在家庭大宗交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注]此外，海日古丽·牙合甫探讨了近代维吾尔妇女在喀什贸易事业中的地位。[※注]
小田、张帆认为平民的地位更宜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进行确认，而这种地位可称为“日常地位”。以民国时期苏州轿妇为案例的考察表明，在影响日常地位的诸多变量中，所谓声望是特定共同体中体现“妇道”的村妇名声；所谓财富是村妇兼任多种劳作而获得的家庭收入；所谓特权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村妇决定自身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或称为人格），其决定着村妇的日常地位。[※注]
近代女性犯罪是学界相对陌生的社会现象。艾晶在此问题上用力甚多，揭示了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特点与官方、民间的应对措施。她依据民初司法统计和案例资料，分析认为民国初年女性犯罪的动机多因为经济因素。女性犯罪人多为处在经济底层的人们，在无法解决自身的困难时，只有铤而走险。[※注]艾晶还集中考察了清末民初官方对女犯的宽宥与监禁。她注意到，清末民初，女性犯罪的数量和类型都有所增多，但统治者在加强控制的同时，也对犯罪女性进行了一定的宽宥处理。清末修律之时，更是减轻了对女性犯罪的惩罚。[※注]但在实际执行中，清末监狱对女犯的看管也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便是官媒的虐待、勒索。加之当时大部分监狱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部分女犯因而愤恨自杀。[※注]近代民间的家法族规对女性的性越轨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惩治，这让很多女性苦不堪言。艾晶认为，近代虽有部分家法族规对性越轨女性的惩罚有所减轻，但却未能真正去除女性的性禁锢；在民国时期性解放的思潮中，女性在与传统贞操观念束缚做斗争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明显的表现便是此时期性犯罪女性的数量和类型都出现了一定的增长趋势。[※注]
（四）女性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近代社会变迁促进了女性的觉醒，而女性觉醒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变迁。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讨论了女性这一性别群体在近代中国文明演进过程中呈现怎样的变化趋向，这种变化作为一个中间环节与近代以前的女性相比有什么不同，对当代中国女性群体的发展产生何种制约，进而寻找女性群体变化与不同区域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女性群体的变化中揭示影响社会变迁的某些动力和机制。其认为，女性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所经历的变化是迈出了从女人到人的第一步。[※注]吕美颐分析了近代妇女运动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认为妇女运动的直接与间接成果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与提高，两性关系的错位逐步得到纠正，性别群体利益不断得到调整。二是妇女运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强大冲击波，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着重大影响，使人们逐步接受某些新事物，产生某种新共识”，推动了“正向”社会变迁。妇女运动的影响，往往从局部展开，由点向面扩散，从量变发展到质变。这是一个社会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注]
相对于前述学者概论女性与社会的关系，夏晓虹从个案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她通过惠兴、胡仿兰与秋瑾之死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三个个案，分层解读晚清女性解放与民间社会力量崛起之间的关系。[※注]马军细致考察了1948年的上海舞潮案，认为这一起女子集体暴力事件是民主意识对抗极权专制的一起政治事件，也是一场无预谋、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行为，并且从头至尾掺杂着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色彩。案件结束后，许多当时的骨干或被动或主动地向进步组织靠拢，因而使该案有了一个最好的结局。[※注]
此外，范若兰考察了近代中国女性人口的国际迁移情况。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国际迁移的总规模应在230万人左右，主要流向东南亚地区，流向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的女性移民很少。这种国际迁移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依附迁移型、主动迁移型和被动迁移型。[※注]
（五）社会传媒与女性生活
四女性教育、职业与就业
近代女性教育、职业与就业是反映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史与女性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在该研究领域收获了丰富的成果。
（一）女性教育研究
1.1986年至199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近代中国女子留学是女性解放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比男子留学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孙石月认为，近代中国女子留学不仅具有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政治意蕴，“还有着中国妇女从封建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世界和近代化的特殊意义”。海外留学的女性是中西文化的过渡人和边际人，也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递嬗过程中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注]宋瑞芝指出，戊戌时期、辛亥时期与“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逐步拓展，从而揭开了中国妇女真正觉醒时代的帷幕。[※注]
2.1996年至200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学界还对近代女性教育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探讨。乔素玲深入剖析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对知识女性觉醒的多元意义。她注意到，知识女性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性别意识，培养了独立人格，但在走向社会之后，却很难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仍然处于艰难的境地。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成的男尊女卑的文化传统。知识女性虽对自己的权利与责任有所认识，但也难免受到传统的影响和限制。“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妇女解放道路的漫长。”[※注]此外，她还注意到中国近代女学的创立与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而且受日本影响很大，“从而使中国近代女学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注]。蔡峰考察了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注]张国艳考察了近代女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教育思想和观点，认为其演变经历了贤妻良母论、女学强国论和独立人格论等几个阶段，这些教育思想观点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同时也为女性解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注]
3.2006年至2015年的近代女性教育研究
近年来学界对于近代女性教育的讨论，既有整体性的概论，也有个案式的考察。
其一，学界对近代女性教育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长期以来，学界侧重于讨论政治、经济因素对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影响。谷忠玉注意到近代中国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存在着互动关系，试图揭示观念变革、制度变革与女子学校教育实施三者之间的多重关联。[※注]黄湘金认为，1904年初颁行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在制度上否定了女学堂的合法存在，给女子教育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它也为女子教育的发展预留了一定的空间。[※注]
关于女性赴日本留学。周一川细致梳理了民国女子留学日本的历史线索，重点论证了民国初期女子日本留学状况以及历史形象的变化及其原因。[※注]易惠莉提出，秋瑾1904年入读和退学东京实践女学校的原因在于实践女学校严格的规定和艰苦生活、留学经费的匮乏、积极参与留学生反清宣传活动等因素。[※注]
关于女性教育事件。李净昉以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李超为争取平等教育权而不幸病死的事件为切入点考察了五四时期社会性别关系的复杂面貌。其分析称，李超之死这一悲剧经由追悼会、媒体报道逐渐转化成一起公共事件，引发了有关妇女命运及其解放的热烈讨论，并由此产生多种文本。而文本制造者的不同性别、身份又导致各自论述中存在某些差异。在此情势下，妇女解放在诉诸制度变革之外，仍需要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增强。[※注]
学界还考察了近代各地女性教育的特色与作用。刘欣、侯文韬提出，天津近代女子学校体育具有以下特点：从体操到田径、球类；从表演到竞技；从松散到规范；从普通教育到专业教育；从身体解放到文化诉求。[※注]杨军昌、谢芝认为，近代贵州女子的入学是贵州教育由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对于消除性别歧视、突现男女平权、提高民族人口素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注]吴民祥考察了近代浙江的女子教育史。其认为近代浙江女子教育对浙江女子的启蒙与解放，对浙江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浙江女子也成为推动浙江近代社会变革乃至中国社会变革的一股巨大力量。[※注]
（二）女性职业与就业研究
除了在教育上获得一定程度的权利外，近代中国女性还在经济领域开始显示自身的力量。
1.近代女性实业
赵长征注意到，近代女子开始投资兴办并以妇女为主要劳动者或服务对象的经济实体，旨在帮助女子自立自强，使其从家庭奴役中解脱出来而步入社会舞台。他认为，一方面，近代女子实业作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与具有较强的爱国性，在当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女子实业在浓厚的封建文化氛围中难以蓬勃发展，始终存在着数量少、力量弱、资金不足、规模较小与生产能力低等不足。[※注]
2.近代女性职业
近代女性经济活动的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女性职业与就业方面。李长莉发现，女堂倌是中国近代女子最早的自由职业。作为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商业服务行业的女子，女堂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具有新的意义。虽然这些女工刚出现时也同样受到保守舆论的抨击，但在近代工商业日益发展之下，女工不仅势难禁绝，而且越来越多，从19世纪70年代初的数百人，到90年代初已有近两万人。[※注]姜振逵以《申报》中有关女堂倌的报道为例，分析了晚清上海女性职业角色与传统伦理的冲突，认为当时租借区存在着传统与新生、官府与士民的冲突，泛溢到表层，就表现为尖锐的观念论争。[※注]周巍认为，晚清以来的女弹词经历了书寓女弹词、职业女弹词的前后更迭，身份也由高级妓女转变为职业女性。不过，女弹词只是江南女性的一种身份标识，并非终身的。她们回归家庭、承担起女性传统的性别角色，预示着职业生涯的结束。这种变化体现出晚清以来人对女性性别角色期待的延续性。[※注]杨阳、万妮娜注意到，民国时期上海舞女的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热衷舞蹈的社会风气催生了新的高级妓女群体，而削弱了传统的高级妓女的新引力。[※注]
警察与医生是近代女性得以涉足的新职业。孙静认为，女子警察的出现因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女警正式亮相职业舞台前，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女性自身，仍缺乏足够的先期准备，仓促中不可避免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就女性地位上升而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用。[※注]赵耸婷、韩大全初步考察了清末民初女子西医教育及女医的职业化，认为女性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化发展造就了早期的女医群体，冲击了中国固有的职业观念，促进了近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起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作用。[※注]
小田分析了近代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变动的特点。他提出，近代以来江南乡村社会发生的妇女职业结构分化，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侧面加以透视。职业内部结构的分化，指的是经济报酬、文化资源、社会声望等层级之间的变动，这些参数可反映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不平等程度。职业的外部结构指的是生产方式、空间、行业等类别结构的变动，这些参数表明它与传统职业结构的异质性。近代江南从事特种行业的妇女职业呈水平流动态势，以就地转移为主，比较频繁的转移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完成近代职业转型后的乡村，她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注]
3.近代女性就业
蒋美华考察了清末民初妇女就业的整体状况。她认为，20世纪初期，妇女就业出现职业化的群体，甚至出现知识女性参政。为了引导妇女就业、社会上出现了妇女团体传习所、女子职业学堂，推动了妇女就业。妇女在就业过程中，也逐渐开始了为争取经济、政治权力的斗争。但总的来说，近代妇女就业比重小，领域多集中于体力劳动，文化素质低，就业环境差，经济政治上受歧视，缺乏法律保证。这就使妇女就业步履维艰，障碍重重，体现巨大的历史局限性。[※注]
五女性研究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局限
1986年至今的近代中国女性史研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征。
1.1986年至1995年学界对近代中国女性史的探讨可区分为政治史与社会史两个领域
前者着重讨论革命史意义上的妇女运动，后者从社会史角度讨论女性教育、职业与女性观的变革。二者在内容与研究路数上差异明显，各有长短，又相辅相成，更完整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女性生活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