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为什么要修改立法法？立法法与权利保障、社会治理有什么关系？与人们的生活远近如何？立法法自启动修改到公布实施，各方先后作出多重解读，但囿于立法技术和法言法语的认知困境，社会大众与立法法仍处于直观但不明晰的状态，为此，笔者尝试提供三种切入维度，以便更好理解法律内容。
第一，从国家民主政治的维度理解，关键词是决策权、民主立法、全过程人民民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五个方面，立法权属于决策权的范畴，参与立法就是参与决策。在我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时期，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机会参与政府决策的。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晚期，郑国大夫子产下令“铸刑鼎”，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传统，使公布成文法成为国家治理的必要方式。以此为开端，立法权才一步一步由庙堂专属向民间开放，直到近现代成为国家机关和普通百姓共享的政治权力。
政治体制解决国家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立法体制将立法权在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确认普通人参与立法、行使决策权的资格。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具有可诉性，一旦生效实施，当事人只能服从适用的后果，因此，参与法律的制定是每一名公民对自身利益的预先保护。立法法是“管法的法”，参与其修改即是直接参与了权利保障、间接参与了社会治理，凸显了公民影响国家决策的力度和深度。
近年来，在国际外交战线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其所谓的“规则”违背了国际法和民主立法的原则，未得到我国政府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国内外法治同理，一项好的规则体系应当是“一起制定，共同遵守”，而非“你制定，要求我遵守”。离开立法的民主化，规则将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地，因此，民主立法与法律实施具有同等价值。
第二，从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维度理解，关键词是总抓手、补短板、完善法律体系。
2011年，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十年以后，这种程度的“有法可依”能不能匹配当前的社会生活？古语有云：“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不断对法律体系建设提出新需求，法律体系必须与时俱进实现自我超越。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是总抓手，发挥着纲举目张中“纲”的作用，“目”分五项，包括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其中，法律规范体系是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前提和条件，够用且好用的法律才能实现促发展、保善治的目标。
立法法第五十六条明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立法活动应聚焦法律制度短板弱项，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健全国家治理急需、满足百姓美好生活必备的法律，确保有限的立法资源用在刀刃上。比如，应当加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金融监管等领域立法步伐，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第三，从加强法律体系的适用性、可操作性的维度理解，关键词是科学立法、保障宪法实施。
法律是为实践服务的，立法形式应当因事而定、与时俱进，用科学的方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立法法第五十五条强调，立法活动应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通过制定、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多种形式，增强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时效性。
做到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拍脑袋立法”的倾向，力避立法的随意性。回溯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一个科学的做法，就是立法有目标、按计划、分阶段推进，做到“长远有目标、五年有规划、年度有计划”。立法规划坚持目标导向，解决长远需要；立法计划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现实需求；出现公共卫生等紧迫需求，靠专项计划调节。科学合理编制立法规划计划，确保了各个阶段的立法任务都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立法法明确了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专项立法计划等三种形式，强化了对立法活动的统筹安排。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法典编纂的形式进行的立法活动。法典的条文规定和文字表述通俗明了，易于公众理解掌握，两年多的实施效果为各界赞许。“编纂法典”这一立法形式被正式写入了立法法，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可能将纳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