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开启新篇章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70周年华诞，召开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70年发展成就与国家治理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阔步前进。
伟大的实践孕育先进的理论,先进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2019年，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交流、交锋，呈现多元多彩的景象。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十个重要论述
1.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2.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4.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5.城市治理要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6.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7.发挥区块链在促进数据共享、优化业务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协同效率、建设可信体系等方面的作用
8.脱贫攻坚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9.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
10.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10个重要观点
11.石仲泉：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
12.许耀桐：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迈向“中国之治”新征程
13.顾海良：“总体目标”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升华
14.施芝鸿：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若干根本制度
15.何毅亭：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地位
16.李君如：在守正创新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7.汪玉凯：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18.周叶中：“中国之治”的核心是“宪法之治”
19.颜晓峰：努力实现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20.曾超群：新时代党员干部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专业必修课
三、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国家治理现代10个重要观点
21.张占斌：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稳定社会秩序和驾驭现代化发展的领导能力，是新中国取得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关键
22.冯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70年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
23.徐永军：新中国70年国家政权建设的伟大成就——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套制度体系、一种政治局面
24.包心鉴：“中国式的现代化”生动彰显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
25.陈杰：新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吸收与超越
26.王炳林：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是70年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形成的科学思维
27.郭广银：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辩证统一
28.张云飞：群众路线是新中国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29.何雪松：寻找新的“合”力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30.王宗礼：现代化目标、民族复兴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的相互叠加是新中国70年现代化历程的基本规定
四、以治理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10个重要观点
31.刘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32.张军扩：完善体制环境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33.王炳权：高质量发展需要优良的制度环境
34.高培勇：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产业体系特征
35.剧锦文：必须按照降低交易成本原则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6.刘元春：以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7.刘尚希：以财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8.马建堂：为实体经济创造优良的发展环境
39.李鹏：发挥市场在消费与产业有效对接中的“显示器”作用
40.迟福林：以开放创新的突破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
五、深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个重要观点
41.房宁：没有条件硬上，怎能不形式主义
42.刘炳香：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出现八种新表现
43.黄宪起：当前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与我们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有关
44.张树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大阻碍
45.张紧跟：警惕“互联网+政务”中的形式主义
46.张亚勇：找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难点、痛点与着力点
47.周少来：基层工作的各项检查考核，更多是“体制内的形式化空转”
48.雷鸣强：为基层减负，要解决“一阵风式考评”过多的问题
49.张俊：基层减负，应注重减负实效
50.赵秀玲：创新为乡镇干部“减负”的思维方法
六、新技术变革与治理现代化趋势10个重要观点
51.邬贺铨：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52.吴朝晖：新时代我国要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
53.肖峰：信息技术助力国家治理高效化
54.赵昌文：新一轮信息革命使生产方式和劳动就业发生突破性变革
55.卞永祖：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56.李铁：科技创新提高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催生了包容性治理理念
58.杨东：区块链技术是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59.蓝江：人类与智能机器将形成共生性的伙伴关系
60.周小川：面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冲击，公共政策要做好准备
七、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10个重要观点
61.金灿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担当重任
62.高祖贵：大国关系重新定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63.许利平：中国有能力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
64.李珍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蕴含着世界价值
65.高洪：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进全球治理
66.王缉思：稳定中美关系的根本保证是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7.马振岗：做公共外交要认清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
68.高飞：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
69.熊光清：新全球化意味着参与更平等、发展更包容、成果更共享
70.何亚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外交的方向
八、推动基层治理创新10个重要观点
71.徐良平：群众满意度是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试金石
72.卢映川：将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核心内容
73.顾强：必须保持基层党组织在小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
74.向德行：推进社区工作者的职业化发展
75.马晓晖：构建以绿色、智慧为导向的创新体系
76.胡晓海：提升干部队伍担当实干、服务群众的能力
77.王彩莲：集成党政民各方力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78.刘绍坚：坚持移动优先，推动县域媒体融合发展
79.梁涛：打造法治为纲、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体系
80.张平阳：把不动的土地变成活资产，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九、民营企业家对治理现代化10个期待与建议
81.胡成中：政府要为民营制造企业创造充足的市场机会
82.章锋：加快建立民企信用评级体系
83.杨元庆：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84.任正非：重视基础教育和基础科研
85.丁磊：用“AI+教育”消除城乡教育鸿沟
86.张近东：完善数据安全、合规共享发展高质量数字经济
88.南存辉：加强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89.马化腾：AI时代应加强全球治理与合作
90.马云：开放的中国会赢得更多尊重
十、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10个重要观点
91.傅立民：开放的中国未来会更好
92.埃贡·克伦茨：中国的发展注重考虑人民需求
93.马克林：现行制度将推动中国继续发展进步
95.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人民为导向的
96.德米特里·诺维科夫：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树立睿智楷模
97.黄载皓：中华复兴也意味着世界复兴
98.马克·托森：中国是全球稳定与发展的坚实力量
99.豪尔赫·爱德华多·纳瓦雷特：中国制度具备可塑性和灵活性
100.穆沙希德·侯赛因：制度优势引领中国持续发展
***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要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政治宣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9月25日）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我们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要认真总结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的重大成效和宝贵经验，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继续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2019年7月5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一个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9年9月24日）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生活环境、社会秩序等方面都体现着城市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群众大大小小的事情办好。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在上海考察时强调（2019年11月2日）
古人讲，“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这些风险挑战，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际，有的来自经济社会领域，有的来自自然界。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关于《***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9年11月5日）
要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融资难、银行风控难、部门监管难等问题。要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为打造便捷高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动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各行业供需有效对接提供服务，为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要探索“区块链+”在民生领域的运用，积极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教育、就业、养老、精准脱贫、医疗健康、商品防伪、食品安全、公益、社会救助等领域的应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智能、更加便捷、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要推动区块链底层技术服务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相结合，探索在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要利用区块链技术促进城市间在信息、资金、人才、征信等方面更大规模的互联互通，保障生产要素在区域内有序高效流动。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2019年10月24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历史逻辑一脉相承、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环环相扣，目标指向一以贯之，重大部署接续递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不仅系统集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而且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勾勒出更加清晰的顶层设计。要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排查梳理已经部署各项改革任务的完成情况，又要把四中全会部署的重要举措及时纳入工作日程，抓紧就党中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实现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融会贯通，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2019年11月26日）
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一，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第二，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第三，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26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不仅有利于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而且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了“四梁八柱”的制度支撑。《决定》描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由13个方面制度组成，这些制度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决定》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既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又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7日09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迈向雄伟的“中国之治”新征程的庄重誓言。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之治”。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进步的趋势和发展的方向，但社会主义从理论的提出到现实的实践进程，始终贯穿着怎样创建和治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的重大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视角思考国家治理问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命题。如今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战略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1月第2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总目标”的基础上，以深邃的历史穿透力、深刻的理论感染力和深厚的时代感召力，提出“三步走”的“总体目标”。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总体目标”，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认识的升华。
这一“总体目标”，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方面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构成一个有机的“总体”。这一“总体目标”，在对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改革和发展目标设定中，凸显了实现“总体目标”首要的政治优势就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总体目标”，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和鲜明指向作出新的概括，必将在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和牢固基础。——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1月第1期）
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根本制度是覆盖我们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覆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一切方面、所有领域的。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决定》把“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单列出来并作出制度安排，这在党的重要文献中还是第一次，标志着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认识达到一个新境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决定》着眼于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学习时报》，2019年11月18日A1版）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空前严峻。坚定制度自信，既要充分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知其来之不易，对之倍加珍惜；又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法。制度创新是在守正前提下的创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方向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和动摇。《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体现的正是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人民日报》，2019年11月18日09版）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为政府走在国家治理的前台，国家主要靠政府治理，所以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整个国家治理的影响非常大。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与中国政府的有效治理有很大关系。1978年到现在，我国经历过8次行政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成效明显，近两年我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在全球范围内大幅提升。从这点上讲，行政体制改革功不可没，但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其中，转变政府职能，是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难点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但实则是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涉及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甚至个人利益被法定化等，需要未来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解决和完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1月第2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开创性地专题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而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集中体现就是宪法。因此，如果说“中国之治”本质上是“制度之治”，那么其核心则是“宪法之治”。
首先，实现“制度之治”的前提和基础，是形成覆盖国家治理各方面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形式，明确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各领域提供了制度基础。其次，国家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形成以宪法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而通过构建和运行国家治理体系，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保障。再次，国家治理能力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核心即制度执行能力，其落脚点是“宪法之治”。——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日报》，2019年12月5日11版）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国家现代化总体进程相协调，旨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实现治理制度化，就是要把制度作为治理之本，依靠制度进行治理。其中最重要的是依法治理，全面依法治国是治理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实现治理规范化，就要突出治理科学化、标准化，遵循治理规律，细化治理标准。实现治理程序化，就要把程序作为解决问题、达到目的、促进发展所必须经过的阶段，把治理风险降至最小，把治理效益提至最大。——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13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党员干部落实好这一重大任务，要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
治理能力是在长期实践锻炼中砥砺而成的。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的关系，把学与做结合起来、知与行统一起来；把治理作为一门科学、一种专业，把握其规律与特点，涵养专业精神、培育专业思维、提高专业素养、掌握专业方法；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加强专业培训、强化自我学习，打造又博又专、推陈出新的知识结构，努力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拓宽视野，加快知识更新，学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治理；切实强化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7日09版）
22.冯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社会生产力——70年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
现代化建设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中国成立7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动摇和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偏离了这个中心就要犯错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不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40年改革开放，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通过改革不适应或者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激发社会活力。——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前线》，2019年第9期）
70年国家政权建设成就辉煌，有目共睹，其中最根本、具有开创性和历史性的成就，可以用“四个一”来概括，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一套制度体系、一种政治局面。
一条道路，就是成功开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个理论，就是形成了加强我国国家政权建设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和积累；一套制度体系，就是形成了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一种政治局面，就是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大网，2019年09月19日）
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是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属性，是对现代化过程的提炼、总结与结晶，又反过来不断影响和刻画新的现代化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既是现代化的本质性特征，又是现代化结果的产物，进而影响未来的现代化。与其他后发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也经历了资本运动逻辑和劳动解放逻辑相互博弈相互运动的过程。中国的崛起需要借鉴全人类的文明精华，包括各国的国家治理经验与启示，但最终需要形成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当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也是最起中枢作用、最重要的“现代化”，既要承担起承接西方舶来的现代性、融合西方现代性的历史重任，更要超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现代性陷阱、找到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自己价值观的现代性的历史重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3期）
一是战略思维。新中国70年能够成功走过来，今天进入新时代继续发展，战略思维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党善于从战略上、从全局上、从整体上来分析和把握问题。二是辩证思维。所谓“辩证思维”，就是运用矛盾分析问题。在普遍联系和发展当中看问题，在复杂的表象背后抓住事物的根本。“辩证思维”既强调“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两点论”就是一分为二、不走极端、不搞形式主义，同时讲“辩证法”而不是诡辩论。重点论就是抓重点，要时刻清楚什么时候是重点、哪些问题是重点。要善于抓重点，分清主次。三是历史思维。古人讲“预知大道，必先唯史”。知道大的发展规律，历史是必修之课。要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好历史的资政育人工作。——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观新闻，2019年10月18日）
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必须辩证统一、协调发展。如果缺乏物的现代化作为支撑，那么人的现代化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如果只重视物的现代化层面，就会出现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种种问题，而且人的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就会成为持续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巨大障碍。70年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告诉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在继续推进物的现代化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人的现代化问题。要确保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创造更好的物质前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为人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为人的现代化提供资源保证，同时以美丽中国建设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可持续的发展空间。持续深入推进物的现代化，在更高水平上推动和实现人的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崇高使命。——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院长（《光明日报》，2019年9月27日11版）
长期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运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将群众路线运用到了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中，创造性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工作，形成了国家治理的中国之道。以经济治理为例，我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贯彻群众路线的经济治理思路：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问题向人民群众讨教，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问策，落实发展任务由人民群众发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这样，随着群众路线介入经济管理，就形成了经济治理的中国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3月第2期）
近代中国就面临人心分散的巨大挑战，这是“分”的现实。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组织体系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组织起来，“合”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分”体现在家庭联产承保责任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化改革，这一时期的“分”给社会带来充分活力的同时遭遇团结的巨大挑战，社会矛盾问题突出。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标志着进而一个更加强调“合”的阶段，强调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组织，以及现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从严治党，通过党领导和组织社会，寻找新的“合”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层面“分”的趋势仍在不断的继续，主要表现在：一是人群分层；二是人户分离；三是身心分隔，这需要系统、制度和心灵层面的整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10月15日）
中国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道路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启的。7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现代化道路的初创期、曲折探索期、形成发展期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四个发展阶段。现代化中国道路既不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对苏联东欧现代化模式的照抄照搬，更不是对东亚现代化道路的简单复制。它的基本规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强有力的国家制度；现代化目标、民族复兴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的相互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优势以及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现代化中国道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二分法的理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关于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因的理论，也是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和突破。——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4期）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对立，在更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克服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对立，在体制上为有效协调微观与宏观经济目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创造了基础。在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从制度上克服了私人利益与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对立，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广阔的空间。这一制度优势具有严密而科学的理论逻辑，并在实践上切实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显著优势，突出表现在：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发展奇迹；具有独立发展国民经济的自主能力，经济保持稳健增长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理事长（《光明日报》，2019年12月13日11版）
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除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外，还存在“制度高墙”现象。该理论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制度的比较分析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是很高，但当其想要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临界范围时，就需要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否则很难翻越这堵高墙而进入现代国家行列。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目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临界点，体制环境的优化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至关重要。
完善体制环境，要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核心，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重大问题集中用力，以求取得实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日报》，2019年10月23日15版）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体系的完善，表现为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完备的制度框架内良性运转，不会因人兴事，也不会因人费事。高质量的发展亟需这样的制度环境。良好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是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生态，使社会成员、各行各业真正做到各得其所。发展主体只有在这样的优良环境下才能有发展的信心、创造的冲动。
在政治层面上，要继续严格确保“政出一门”，从制度设计上，消除政治分歧与政治争斗产生的土壤，打造一支讲政治、听指挥、廉洁高效的执政团队。在经济层面，发展混合所有制，发挥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各自长处，使其互为补充，需要在制度保障上有进一步的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人民论坛》，2019年5月上）
从传统经济体系转型到现代化经济体系，资源配置方式的组合也要经历二维的转向。一是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二是市场和政府干预都要从简单方式转向复杂方式。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直接干预经济发展，可以集中动员全社会资本和劳动力资源，有助于后发国家快速推进工业化，实现起飞；此点既为经典发展理论所认同，也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政府主导+增长型政府+基础性市场机制”的模式推动形成了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但也导致各产业内部效率较低、低端主导的格局。当资源配置方式组合为“市场主导”+“精巧的市场机制”+“公共服务型政府”，则可建立服务业主导且各产业内部结构高级化的产业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经济体制说到底就是一系列约束经济参与主体行为的规则，而衡量一个经济体制的好坏，首先要看它引起的交易成本高低。好的体制是能使交易成本不断降低的经济体制。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而言，尽管大体上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是相符的，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我国的国有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民营经济的活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此，必须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按照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原则，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通过“放管服”改革，为民营经济创造更为良好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主体的潜在能量，让经济体制真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治理》周刊2019年10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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