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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期中西方文化开始激烈碰撞，西方文化大举人侵中国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制度等，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教育都是以西方先进科技教育为主，所教授的思想及理念也多是西方观念，甚至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有全西式的教育，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却不够重视，甚至有时候选择性的忽略，这是不对的，因为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沉淀和底蕴，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贸然否定任何一种都是错误的，应该抓住不同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时俱进，扬长避短，有机结合。
对于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而早期的科学活动往往是和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宗教文化又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科学理念的产生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反过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影响着人文科学、宗教文化的发展。西方的宗教是独神论的宗教，它具有较强的理性、理想化、排他性以及侵略性等阳性特征，是一种刚性(阳性)的文化，这从西方宗教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以及多次的等事件便可看出来。这样一种刚性文化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通常是促使人们去强力改造自然以使之适和人类，这对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它使得近代科技在西方产生并迅速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而随着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高速发展，以及它们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使得宗教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同时，白然科学技术以及数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逻辑性、唯一性等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人们的思想以及世界观，使之更具阳性特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办学主体已经不是为政府一元化的局面而是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政府在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责任依旧很艰巨，政府怎样才能行使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责任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1、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
在经历长时期的计划经济的时期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也收到了极大的影响，政府不但是高校的直接管理者，还是创办人同时还担当者评价人的角色。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总是能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干预，高等教育市场的力量很难进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控的层面上中央政府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利益主体参与的程度很有限并且很难发挥作用。政府过分的权力集中直接危及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使高等学校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力量大大减弱。首先，政府的权力结构失衡，不能适应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政府在权力结构演化中处于最顶端，决定了权力结构调整的方向、幅度和范围。”①其次，削弱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权，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政府转变职能，“从现状看来，虽然除政府一位，高校、社会和市场力量已经逐渐参与到质量保障活动中来，但发挥的力量和力度不够深入，也缺乏足够的积极性”②
2、我国政府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冲突以及质量标准单一
政府权力的运行缺乏合理有效的法律规范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改进及其对策
1、重新构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
2、建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和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
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建立多元化的质量标准。以学术标准作为衡量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的做法明显跟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不相适应，不仅有悖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要求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各高校的办学起点不尽相同，学科特色也不同，所获得的政府支持和社会资金的支持也是不一样的，高等教育层次种类多样，不同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也都不同。因此，用同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就显得不科学和不合理。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中制定评估质量标准的时，可以按照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分层次的制定评估的标准，使各类评估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及其透明性，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教育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
只有在制度上，法律上还有观念上加以转变和改革，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才能够健康运行，才能在根本上保障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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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涂端午.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变迁中的权力结构演化[J].现代大学教育,2006(1)
中图分类号：G649.2文献标识码：A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增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前进和发展的原动力，是一个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根本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治国方略，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发展的的战略地位。
作为人民教师，我们不仅要教给学生最先进的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最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教育工作做好。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抓好教育工作，当前主要应该注重四个方面的内容：
1教育应该授人以“德”
德为智之首，无德之才便是歪才。作为在校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热情高且辨别是非的能力又不是很强，比较容易被那些腐朽堕落的思想所腐蚀，表现为政治信念不坚，道德观念不强，学习主要是为个人谋生，而不是主要为人民服务，甚至楚才晋用。因此，教师引导学生学会做人，是学校教育中最根本的工作。
教育是道德建设的主要手段。道德教育无非有三个途径：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当中学校教育处于中心位置，是整个道德教育体系的核心和主干。学校不仅应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而且也要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精神支持，成为道德教育的基地。
因此教师不仅要用自己的学识教人，而且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品格去教人，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的头脑，用高尚的道德充实学生的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教育应该授人以“识”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力资本尚待开发。高技能人才的缺乏，已经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效果，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必须提到刻不容缓的紧迫程度。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为教师提供了许多新的传授知识的手段，尤其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教师要学会应用这些教学技术，应成为这些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者和推广者。
授人以“识”，就是要培养学生远大的目光，使他们能够与时俱进地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不断的开展学习，不断的创新、发展。努力学习和掌握最新科技知识，自觉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潮流，大胆进行科技创新，努力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面推进科技进步，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高瞻远瞩，把目光放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教育手段上，立足讲台，胸怀世界；不断地获取最新的知识和信息，用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手段教育学生，教给学生世界上最先进的知识，把科技的至高点引入课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的高素质人才。
3教育应该授人以“志”
“有志者事竟成”。一项事业的成功，必须得有坚定的意志和过硬的心理素质作为后盾。有道是“只要功夫深，铁杵也能磨成针”、“愚公移山”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当代大学生独生子女较多，生长环境较为优越，他们经历的生活磨难不多，承受的艰难困苦又少，缺少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缺少百折不挠的心理素质，这就使他们学习干劲不足，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适应不了成才的需要与生活的变化，以至于有的大学生在压力和挫折面前选择逃避甚至自杀。我们面临的不都是鲜花和笑语，有顺利，也有曲折和困难；有欢笑，也有羞涩，我们只有树立一个拼搏向上和克服困难的精神，才能赢得成功的资本。
授人以“志”，就是要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锐意进取的求学态度和百折不挠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够在酒绿灯红、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中不被世俗所累，能够固守创业的清贫、困苦与劳累，能够学有所成，学有所为。
4教育应该授人以“渔”
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的速度明显的加快，作为个人，稍有懈怠便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这样，就要求人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把学习的范围从在校扩展到离校，从书本扩展到社会，活到老，学到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关键所在，教育与人才培养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根本途径。切实落实好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培养适应时展、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努力做好教育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李杏保先生1961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有18年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从教伊始，他就常常光顾旧书店，搜罗夏D尊、叶圣陶、朱自清、罗常培、胡怀琛、朱光潜等语文教育前辈的著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于1962年就已搜集到时人并不熟知的王森然的著作《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始知其为刘志丹、谢子长的老师，同志则为中国王森然学术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并倾心研读这部论著，萌生了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的诚意。
1978年，他支教返沪，调入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在撰写《试论陶行知教育思想》论文时，无意中接触到大量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论文。不久，又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了大量民国时期的上千种教科书。于是，酝酿既久而一气挥就了《编纂〈中国新语文教育大系〉构想》。1984年，他与陈必祥等好友撰著了《语文教育发展史》；1986年，易名《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语文传统教育名家张志公乐为之题签），在云南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实际上，这些已经吹响了我国语文教育史研究的集结号，同时，也擘画了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宏伟蓝图。
在随后的15年，杏保先生等在语文教育史的教育和研究方面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荦荦大者，有著作《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曾获1992年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优胜奖）、《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1999年被中国新闻出版署、中国版协教育图书研究委员会授予第一届全国教育优秀图书奖二等奖）、《语文学科教育参考资料类编》、《20世纪后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等。杏保先生在壮年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当时的语文学科教育界，都可列为翘楚。今年，他年届古稀晋五，依然壮心不已，应语文出版社之诚邀，“新编”了《国文国语教育论典》，实在令人称道。
30多年前，上海师范学院（分院）建立的“民国教育资料库”，在孕育《20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十分注重近代教育资料的搜集和开发，校图书馆在合并了原上海师院分院（现为上海师大奉贤校区）后，进一步建成了具有师范教育特色的“教师教育资源库”，包括“中小学教材资源库”“民国教育期刊电子资源库”等，为语文教育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史料支撑。这些，将为《论典》的再度开发和完善，提供必要的条件。
语文出版社为语文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复兴中华国文国语教育梦，是中华语文教育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梦”“中华文化复兴梦”的必要条件。《论典》这部典范文献，将久远地迸射中华近现代语文教育的灿烂光辉。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中国情境下大学生国际化能力的指标体系构建”（16YB042）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大学教学；研究热点；研究趋势；知识图谱
二、大学教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课程与教学近十五年我国大学教学研究的热点与趋势
三、基于关键词共现的大学教学研究热点
（一）分析“人才培养”节点
五、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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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网络分析概述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主要是用来分析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构成的集合方法，所谓社会网络实则就是有多个点之间的连线所构建的集合体。长期以来在社会学领域一致存在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问题，这些思想成为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定量分析方法的提出和应用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对这些质疑作出回应。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根据数学方法和图论基础发展出来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的建立重构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使研究对象从传统的“个体”变成了“社会结构”，通过运用网络关系分析，实现了个体之间关系以及微观网络和宏观社会结构相结合。
二、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的高等教育研究
目前我国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领域，并且将研究视角局限在了政策提示下的约束性分析，在内容上过分注重于运用系统理论研究高校教学实践和教育服务质量的改善。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不能从宏观上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实时动态和研究热点。
1.研究方案设计
（1）分析对象
（2）分析方法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基础，并运用UCINET分析软件以及文献分析系统BICOMB对按条件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变化规律、发展方向、研究热点方面的分析，进而得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特点。
2.研究结果
（1）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
中心性分析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以及接近中心度。其中点度中心性反映的是一个要素同其他要素的直接关系，如果该要素的点度中心度较大，则表明带点在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或者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在本次研究中点度中心度最大的关键词是宏观管理体制改革，而宏观这个词语在整个网络中处于绝对的核心位置，其标准化中心度达到了72.681%，成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
中间中心度是指社会网络中一个要素如果处于其他要素交往网络的路径上，则认为该要素具有重要意义，究其原因是因为该要素控制了其他要素的交往路径资源，通过对信息进行操作将会对整个群体产生影响。在评价中间中心度时，如果一个要素处于众多要素的最短路径上，则高要素的中心度越高。研究结果显示，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中间中心度最高的两个要素是宏观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和客户层与教学合作研究，表明这两个要素占据着多数的资源，其他的关键词多数是通过这两个要素实现与网络的沟通。
接近中心度的测度可以不受其他因素的控制，如果一个要素的接近中心度较高，则该要素必然与其他所有要素的距离最短。经分析得出高校内部管理改革研究的接近中心度高于其他关键词，表明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距离最短，是最有可能与其他关键词共现的因素。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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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发展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人文精神和国家形象。国家不仅要保障每个公民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要保证个人在深造过程中的有效性发展，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双赢效果。在现代化的今天，我国高等教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和人才培养方式的多样化需求，需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借助经济手段，对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及高校投资多元化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和整合，实现高等教育领域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1.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体制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以成本分担理论作为高校财政投入机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由最初的计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过渡，可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1.1政府完全承担全部财政阶段（1949―1979年）
1.2非财政性投入开始出现阶段（1980―1999年）
1980年，中央不再统一高等教育财政，中央所属院校由中央负责，地方院校由各省财政部门负责投入。1985年，高校经费由“基数加发展”改为“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由“结余收回”改为“经费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1997年，在“并轨”试点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全面实行收费制度。高等教育财政从完全由政府拨款过渡到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1.3高校财政投入多元化发展阶段（1999―至今）
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明确高校的法人资格，高校在招生计划、学科专业设置、财产管理等7个方面享有自。”高校开始作为独立法人面向社会招生。同时，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扩招，社会民间资本通过借贷、股份制等资本组合模式进入高校，民办高校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我国高校财政投入形成了多元化筹措教育经费的格局。
2.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面临的现状
2.1政府主导的财政投入模式难以适应高校发展需要
2002年起，财政部对划拨教育经费部门实行“基本支出预算和项目支出预算”的核算方式。要求“部门预算外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收支不挂钩，支出要透明”，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但经费核拨权在财政部门，高教规划和政策制定在教育管理部门，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分离，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调配教育资源缺乏科学性，而教育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调控缺乏话语权，造成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的低效或无效经济管理活动。
2.2高校财政经费投入比例减小，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平衡
2.3高校财务管理机制缺乏科学性
我国政府主导的资金使用机制弱化了教育机构服务市场的定位，而在高校管理中，校领导由上级政府机构任命，学校管理中行政色彩浓厚，管理上因循计划经济体制，容易造成教学质量和效率低下。在资金使用上，高校缺乏科学规划和监督，在本身可控的教育经费使用中，极易造成有限财政资源的浪费。高校财政管理中缺乏合理的规划和利用，资金的投入方式和比重缺乏科学性。
3.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对策分析
3.1实行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中国现行采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方式，主要以学生数作为拨款的单一政策参数，难以有效激励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一些学校为了获取更多的财政拨款而盲目扩招。现行的较好方法是建立多政策参数的拨款方式，这一拨款方式可以较好地反映出各类、各地区高校的实际成本，根据区域布局、财务状况、教育成本等，有侧重点地进行拨款。同时，还可以合理地补偿经济落后地区高等教育，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异。
3.2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我国教育的投入不足公共财政的4％，更逞论高等教育的投入比重。在美国，私立大学自己筹措的经费约占学校经费总收入的90%左右，哈佛、耶鲁等名校跟企业、政府机构有长期的合作关系，硅谷的兴起更是离不开与斯坦福大学的科研合作。参考国外筹措高校经费的经验，合理、科学地推动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对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高校与社会接轨，培养学生创新和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3.3保证教学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率，引入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现行的财政拨款手段难以有效提高办学质量和资金利用效率，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减少固化因素，利用绩效评价标准来增强拨款的科学性和透明度，使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将评估的结果与拨款直接挂钩，可促进高校间的良性竞争，使教育资源得以有效配置。同时，也应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区域高校发展水平的差异，按照增长指数，实行投资的同步增加或减少，保障基本投入，保证高校各项工作能够正常进行。
3.4事权和财权相统一，合理划分责任和分工
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责任应当根据具体的高等教育事务来划分，使中央拨款能够真正面向所有高校，使中央和地方投入有效配合、相辅相成。同时，政府和高校的权限和责任要明确，政府负责高校政策的制定，高校负责具体事项的执行。美国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和管理财政拨款，该机构相对独立于政府部门和高校，对财政资金使用全面监控，有效地提高财政资源利用率，在高校财政管理中，基金制亦可作为我国高校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借鉴，实现高校有限财政资金的最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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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法】：G71
1高职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1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全国共招收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学生447.34万人，比上年增加65.17万人，增长17.05%，其中本科招生209.92万人，高职（专科）招生237.43万人。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1333.50万人，比上年增加224.93万人，增长20.29%，其中本科在校生737.84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595.65万人。因此，在高职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不仅是高职教育自身的需要，更是全面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质量的需要。
1.2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与普通高等教育一样，课堂教学也是高职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教育思想观念、教育目的转变为具体教学实践的中介，因此要彻底改变课堂教学只是传授知识或主要进行专业教育的旧理念，无论是公共基础课，还是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师都应该树立素质教育的思想和观念，要把课堂教学的目标与整个教育的目的一致起来。教师在讲授一门课时，绝不能仅仅着眼于知识的传授，而要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的高度，把传授知识和文化熏陶、道德修养、社会责任感等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人文精神向科技领域的渗透，综合培养学生的观察力、理解力和丰富的想像力。
2高职教育现状及弊端
长期以来，高职教育过分强调狭窄对口的专业教育，过分提倡干什么，学什么，而忽视人文教育；过分强调知识传授，忽视能力培养和素质养成；注重人才培养的批量生产而忽视教育对象的个性发展，从而导致培养的人才知识面偏窄、技能单一、缺乏足够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人文底蕴薄弱、功能性过重，造成高职学生素质的不完善或综合素质的欠缺。社会上流行的“高等职业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的论点，在学生中形成了高职学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是学科教育的失败者，知识基础薄弱，普遍自卑心理较重，学习动机不强、学习热情不高，缺乏刻苦学习的毅力，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承受挫折的能力，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和自立能力，缺乏竞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高职学生做为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人文关怀，更需要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3探索在教学改革的背景下，高职教育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3.1要加强计算机及网络运用能力和英语能力的培养。要开设以人文、社科、经贸、管理、环境等课程为主的公共选修课。
3.2“以综合素质教育为基础，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中心”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
3.2.2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要采取得力措施，切实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的学时，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课的教学大纲要符合教学计划的要求，与培养目标、规格层次、能力结构相适应。要减少验证性、演示性实验项目，增强工艺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课程设计要强调规范化训练，要积极安排计算机辅助设计训练。实践课要以职业岗位（群）所需要的能力、技能为考核标准，考核要以能力考核为主，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考核，要注重平时考核。要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和职业技能鉴定。毕业设计（论文）要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要尽可能结合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工程及社会生产实际任务进行，要立足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
3.3改革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
积极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案例式、现场教学等先进教学方式，理论教学在讲清概念的基础上强化应用。要逐步提高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要积极开发适合高职学生的上网自学课件，为学生网上自学、网上讨论和答疑创造条件。
3.4改革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
减少记忆性内容，增加理解性、分析性、综合应用性内容，要采取多元化的考试方法，每门课程根据其课程性质、教学内容、水平要求和教学对象不同，可分别采取闭卷、开卷、口试、笔试、论文、读书报告、实验、设计、现场测试、操作、上机等考试方法，要注重平时考核，重要考评基础、考评能力。要坚持教考分离原则，公共基础课、主要课程要建立试卷库或试题库，着重检查学生掌握所学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
3.5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和学分制
学分制的优点在于其人才培养规格和类型的多样化，重视学生个体素质上的差异，突破过去学年制“一刀切”式的教学计划。可以根据不同类型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要求，设计合理、富有弹性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外，弹性学制的学科体系、过程管理等内容都是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根本宗旨的，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满足不同类型学制的教学和学习需要，以“理论知识够用为度，专业技能熟练精通”作为高职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按照“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学制机动灵活”以及“宽基础，活模块”等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公共基础文化课程类型模块和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程模块4种课程类型的模块体系。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知识、能力特点，确定不同专业课程模块学分所占比例以及毕业所需总学分，学生必须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和课程体系要求进行选课。这种课程体系是一种水平标准化课程体系，可以使学生在基础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上得到全方位的训练，从而保证毕业生的质量。
中图分类号:G72文献标识码:A
在经历了连续数年的高校扩招后,我们更经常听到大学老师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不好办了。还有一种常见说法是,通识教育把教学质量降低了。要探讨这些看法有无道理以及实际存在的问题,还需要辨析大众教育、通识教育的理论及其发展。
本文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同通识教育的发展观相结合,初步探讨大学教育的一种发展观架构。
一、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学教育不断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高校内部具备了更多的发展条件,但相比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杨黎明等人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明显滞后,规模较小,比例很低的大学生常被视为社会精英。及至1999年,政府基于社会经济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开始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举世空前的大发展阶段,直到2007年国家审计署开始控制招生规模,将重点更多地转向提高质量,才告一段落。
将近10年的扩招带来了很多难得的好处。对高等教育自身而言,实现了跨越式的巨大发展,从精英教育跨入了大众教育阶段。除此之外,其益处可归纳为两大方面:从人的方面,使更多的人有了接受高等教育、提高素质的机会;在社会层面,有利于发展经济、推迟就业等等。
高校规模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的问题在高等教育内部,表现在教师、教学、管理、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和不足。此外,上述的两大方面好处也尚未很好地实现:就人而言,学生的素质不够高;就社会而论,高教对社会经济贡献有限。
有众多观点和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途径和问题做出了各方面的探讨,但至今研究还很有必要深化。在各种理论中,有两个相当突出并对中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它们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和通识教育理论。前者是国外从规模扩张角度研究高等教育的一种发展观;后者则是从教育的功能角度进行研究的一种重要理论。
大众教育理论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马丁特罗(MartinTrow,1926-2007)在归纳了美国以及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刚刚经历的迅速扩张后,于1972年提出的。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其规模等级分为3个阶段:当社会的高校毛入学率很低时可称为精英教育(Eliteeducation)阶段,超过大约15%后就会进入大众教育(Masseducation)阶段,当毛入学率高于50%后就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特罗强调高等教育本身这1个方面的量变,最终必然引发高等教育内部至少10个关键方面的质变(潘懋元、谢作栩做了最早的引介)。此观点很快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发展诸理论中简洁鲜明的一支,并开始对不少高等教育规模不大的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在亚洲,此三阶段论被日本改造发展,推动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潘懋元、胡玉君等人对此有具体的论述。大众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正值1999年政府开始大幅扩招之时,由潘懋元为首的厦门大学高教所把此理论引入。之后,提前实现15%的大众化目标,成为政府力争实现的任务。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因大众教育理论而加速,那么,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有什么贡献,对解决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有何助益和缺欠呢下节对其精华和不足做一小结,以备引出进一步的理论。
二、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1.量变引发质变的观念有多大意义。大众教育理论认为毛入学率突破15%后,这一高校规模的量变就会导致一系列深刻的质变。这一判断十分简明、实用,但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论。这一尺度大体符合马丁特罗所归纳的不少发达国家已走过的历程。但量变同质变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这么简单。
2.大众教育理论应该怎样发挥作用。对于此论题,国内外已有很多讨论。主流的观点认为大众教育理论的核心作用是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必然出现的或此或彼的质变做出预警,而理论的数量指标只不过是一种预警信号,是次要的(杨黎明、胡玉君等多人对此都有论述)。特罗本人在接受邬大光访谈时也澄清道,大众化“是揭示变化的一个信号,它具有一种预警功能”;15%的数量指标“没有任何数学工具的支撑,或者说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是我的一种想象和推断,是一种根据事实而进行的逻辑判断……并不代表一个点,而是一个区间”。邬大光因此提醒人们对大众教育阶段论的作用不要抱过高的期盼,它主要是一种笼统的预警理论而非目标理论。国内应该继续纠正广泛存在的以其为发展目标的较盲目的发展观,以减少高等教育发展的混乱。
大众教育理论的预警作用固然十分简明、重要;但不仅其量变指标是笼统的,而且作为核心的10项质变指标也较为笼统,不能完全适合各国高教发展的历程。不过,人们似乎也不必要为此而否定它。本文认为它作为一个架构,可以部分含纳其它研究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的理论,如通识教育理论,以形成更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3.高等教育的新阶段对于旧阶段如何抛弃或兼容。比较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三阶段所赋予的10种性质,让人感到这三个阶段的性质差异很大,特别是在三个基本性质方面,即平等教育观、教育理念与功能、以及课程设置方面,差异相当悬殊、分明。这似乎表示着不同的阶段是难以相互兼容的。因此特罗教授对邬大光特别提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可以共处于一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甚至共处于一所大学中”,这种可贵的兼容,甚至使美国的精英教育有了实际进一步的发展,也使得大众教育的理论在应用中可以避免简单化一的刻板观念,增加教育的多样性。但也要注意反面的例子:意大利试图在精英教育的体系内发展大众教育甚至普及化教育,造成了“高等教育的悲剧”(见黄悦等文)。
这些反差带来一个似乎不常被问及的问题: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在基本性质上(除了普及程度以外)的差异应该如此巨大吗其实,前面已经提及的特罗对10种性质的表述同真实情况相比是有失简单、偏颇的。高等教育更为本质的属性在各个发展历程中应该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在教育阶段背景下的通识教育理论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回答。
4.大众教育理论的不足及可能的扩展。从上述大众教育发展观的三方面贡献可以看出,它在具有鲜明优势的同时,也有不少缺陷或未能触及的领域。这一理论视角更多地是一种“学术概念”,而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在多种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并存的西方“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邬大光语)。其主要欠缺可归纳为: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上,它缺乏同社会经济的关联分析(方展画的观点);在发展的内部动因上,没有从人自身的发展观方面深入探讨教育的功能。但本文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理论架构,部分包含进其它的高等教育理论,例如下节浅述的通识教育理论,来一同更好地探讨高等教育的发展观。
三、从专业教育到通识教育的发展观浅析
诚然,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大致走过了从自由教育为主宰,到专业教育兴盛,最后到通识教育渐居主流的历程。但这先后三种演化的发展观在西方的进程中,并不是同特罗的三个发展阶段一一对应的,甚至在美国更不对应。考察中国高教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观,恐怕更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里有必要对中国及西方高等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历史和渊源做一简析。
2.西方及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通识教育发展观。虽然专业教育的发展同教育民主化和规模扩张有密切的联系,如潘懋元等提到,美国19世纪下半叶新型的公立“赠地学院”开始向更多大众传授职业技能;但是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及实践没有继续主宰很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逐渐让位给通识教育(见皮凤英论文9-10页)。在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趋势中,黄福涛发现专业教育的发展观往往对应于精英教育的晚期,通识教育往往在此时兴起,并将于大众教育或普及化教育中逐渐上升为本科教育的核心。
正在专业教育于19世纪逐渐兴盛之际,自由教育已经逐渐演变成为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的发展观: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功能等不少方面同自由教育往往可以混用,皆旨在人的更全面发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通识教育倡导非少数人的、民主的教育。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Newman,1801-1890)曾这样论述自由教育的价值,“虽然实用的未必总是好的,好的却总是实用的。好的事物的属性之一是它不仅本身是好的,而且能够再产生出好的”(徐小洲译)。哈佛大学通过1869、1909和1945年的三次教学改革,在美国以至世界率先创立了通识教育的发展观和课程体系(陈向明文),使通识教育在美国刚刚进入大众教育阶段后就迅速扩展,并很快影响到其它一些国家。
通识教育追求不计功利的人的发展,是高等教育自我发展的更高级的动因;而讲求实用的专业教育主要服务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得力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可以结合互补,促进教育及社会的发展。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张,在大众教育阶段,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的培养逐渐从本科教育上移到研究生教育中;而一般的职业人员的教育大多下移到中等职业教育中完成。这使得通识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理论和成功的案例表明,以此高等教育发展观培养的学生能对自我和社会都更为有益。
中国的通识教育发展深受美国的影响。依黄福涛的研究,美国的通识教育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传入日本(译作一般教育),1951年传入香港(译作通识教育),1956年影响中国台湾(先译作通才教育,后改为通识教育)。中国在未进入大众教育阶段的1994年就开始大力推动以“厚基础”、“宽口径”和“高素质”为理念的素质教育,这可视为通识教育的雏形。几乎与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热潮同步,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了通识教育的尝试,并把它迅速推广。
如今中国的通识教育仍在迅速发展之中,仿照美国模式建立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体系已具雏形,并在继续完善。然而观念和现实的不少因素仍然对其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
在中国,通识教育发展观的普及会遇到比西方更大的阻力。在黄福涛(2007)的一项关于本科教学改革的问卷调查中,“美、日、中三国回答‘本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作为一般市民必须具备的知识和素质’的百分比分别是82.5%、62.7%和59.2%,美国的比例显然高于中日两国”。中国推广通识教育发展观的阻力至少有3个方面。(1)若从教育体系内部看,中国的教育机制存在着更多的问题。(2)若从外部的社会经济因素看,市场经济转型期的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难处,使得多数学生的择业挤向城市里较稳定的部门,易于使专业教育的需求过度。(3)若从学生及社会的观念来看,高等教育长期重视专业教育的功利观念难以很快减弱;更为深层的问题还有中国自古流传的“学而优则仕”等功利主义的观念,使人们容易把本科专业教育的减少误解为教育质量的降低。
针对这三方面的阻力,有效的对策恐怕仍有赖于在这三个方面促成更好的变革:在高等教育自身,更为健全的教育大众化和更为正确有效的通识教育会减少对通识教育的抵触和疑惑;在外部环境方面,更合理的经济改革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会扩大学生的就业面;对于人们的观念,希望借着更好的教育和关怀,提高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学习观和就业观进行变革。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作为一个简明的预警器和发展阶段的框架,有其应用上的长处与短处;而在历史中形成并深化的通识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和功能有着深入的洞见,但需要配合相应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应用。本文认为两套发展观有部分的重叠和联合应用的可能。将二者在理论和具体发展历程中联合运用,有可能形成对高等教育发展观更深刻的理解,和对高教发展更好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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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问题根源
近年来，政府和高校加大了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改革力度。教育部启动了“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并在北大、清华等十所顶尖高校进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试点。虽然我国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改善，但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我国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培养思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
1.1教师创新意识薄弱，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核心所在，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则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保障。[2]我国高校在人才的培养上很大程度上沿袭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创新的文化环境得到制约，学生的个性得不到施展，创造力逐渐减退。
1.2科研条件缺乏，拔尖创新人才不能有的放矢
与我国相比，美国更加注重科研的投入力量，在科研条件、科研经费、科研人员数量上，均占主导地位。同时，美国政府十分注重与企业间的密切合作，产学研资源的整合度较高。而我国高校科研工作的开展却迫在眉睫，经费的短缺、设备得不到更新换代、技术的落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等都是导致资源得不到优化的症结。
1.3理论与实践脱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校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专业理论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寻求知识创新，但专业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更好的应用于实践。而在我国的教育模式中，过分的强调了对理论知识的继承和传授，忽视了理论结合实践中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这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2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路径
2.1着眼选拔，引进推荐入学制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华民族是蕴育着丰富文化的民族，中国拥有大量的优秀人才，缺乏的是善于发现人才、让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伯乐。在本科阶段，导师应注重寻找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重点培养，推荐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机制。善于并且能够投身做科学研究的人才往往是专才、奇才，而中国式教育往往希望培养的是全才、通才，无论是搞科研的还是经济管理的，都需要有很强的沟通协调与组织能力，可是许多专心搞研究的人并不擅长沟通与组织，只是专注于科研工作，这样，抹杀了很多投身于科研事业的拔尖创新人才。
2.2以学生为主导，兴趣与学术研究并存
中国式教育过分地强调知识传授的重要性，专家学者在讲台上讲的津津乐道，听者则感觉事不关己，更多的是填鸭式教学，误以为学生学的知识越多，能力就越强，创造力也越大，殊不知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的是自由、宽松的乐土。在高校的教学中，应更多地引进演讲、讨论、试验、辩论等多种各具特色的教学手段，以启发的方式引导学生自由思考，激发讨论激辩的氛围，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2.3淡化对研究生的要求，重视论文质量
2.4高校与研究院交叉培养，加强国际交流
拔尖创新人才一方面需要有独特而新颖的创造力，同时，还需要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洞悉国际学术前沿的敏锐性，这样才能不受知识和思维的禁锢，将创新精神发挥到极致。在夯实学校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高校还应加强与中科院研究所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样学生们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的真伪，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与此同时，开展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也非常必要，开展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可以开拓学生的全球视野，在不断的讨论与实践中碰撞出新的思想的火花。
学校还应该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重点发展领域，围绕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需求，大力加强与国家部委、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加快培养技术紧缺人才，共同推动技术创新及推广应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5提高科研人员待遇，改善教育体系功利性价值观
与各省高考状元争相报考经济、金融类专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潜心投入科研事业的创新人才少之又少，搞研究的人才少，并不代表着有科研能力的人才少。大量擅于科研创新、学术研究的人才，在择业时更多地考虑就业，而不是投身于研究事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科研人员在物质基础上得不到保障，从而放弃自己喜欢的科研事业，投身到毕业就业形势好，薪酬高的行业。这就无形中给科研事业带来的很大的隐患，因此，提高科研人员待遇，改善教育体系功利性价值观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