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国学研究》第四十四卷，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22页
人类社会离不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对中国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的问题。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势西高东低，背靠世界屋脊而面向太平洋。中国的四周有高山、沙漠和大海作为屏障，又远离世界其他地区的古代文明。
相形之下，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较适宜，又有较宽广的平原和肥沃的冲积土壤，因而分别成为粟作旱地农业和稻作水田农业的起源地和中心区域，新石器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可称之为东方的两河流域。
由于这个两河流域位置比较适中，文化发展水平又比较高，所以在全国范围的新石器文化中起了凝聚的核心作用。不过这个地区范围仍然很大，不同地区的文化仍然有较大的差别。根据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谱系，大致可以分为六个地区，即中原区、海岱区、燕辽区、甘青区、湘鄂区和江浙区。推测巴蜀也应自成一区，但至今因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本身的谱系还不甚清楚。每个文化区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有联系的。假如把每个文化区比喻为一个花瓣，全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很像是一个重瓣花朵。这样的格局对于后来文明的起源及进一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殷周之际。20世纪30年代因为殷墟的发掘，知道商代晚期已进入文明时期；50年代因为郑州商城的发现，知道商代早期也已进入文明时期。从60年代起河南偃师二里头的发掘，把文明起源的时期提早到了夏代。夏鼐提出文明的起源还要早些，应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去寻找，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文明起源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从史前跨入文明的门坎。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中国文明的起源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大约公元前4000年前后是文明化起步阶段，少数主要文化区出现了中心聚落。（二）公元前第四千年后期是普遍文明化时期，社会明显开始分化，中心聚落和贵族坟墓出现，牛河梁、大汶口、大地湾等是很好的例子。（三）到公元前第三千年的时期则已进入初级文明或原始文明。这时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部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制造特殊陶器、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等高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贫富分化加剧，战争频仍，出现了许多城堡和都城遗址，例如良渚、石家河、陶寺等便是。这很像是五帝时代天下万国的情形。（四）从夏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商周则是古代文明的兴盛时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10000年开始的，一般可再分为三个发展时期。早期（约公元前10000年至前7000年）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西亚的前陶新石器，但中国各遗址中都已有了少量的陶器。这个时期最重大的成就可能是农业的发现，不过还没有成为重要的食物资源。当时的生业主要还是狩猎和采集经济。
中期（约公元前7000年至前5000年）是原始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并已初步形成了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北方的黄河流域已经普遍种植粟、黍等旱地农作物，单是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一处，便发现了成百的粮食窖穴，其中有大量粟和黍的朽灰，如果换算成新鲜粮食当在十万斤以上。南方的长江流域多种水稻，近年在浙江上山文化的多处遗址中都发现有稻壳痕迹，年代在8000年以前，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也发现了8000年前的稻谷。在湖北省的城背溪文化和湖南省的彭头山文化中，也都发现了稻谷遗迹，年代在7000年以前。位于淮河上游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更发现了近9000年前的炭化稻米。到5000年左右以前，浙江余姚的河姆渡和田螺遗址更发现了以十万斤计的稻谷遗存，并有大量的骨耜等农具。由于农业的发展，形成了较长时期定居的农村，从而为往后向文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
晚期（约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和下游的马家浜文化等，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时农业聚落遗址分布的密度明显增加，规模也有所扩大。每一个聚落中往往有近百座房屋，按照凝聚式和向心式结构排列，体现集体的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个时期还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墓，即在人死后先对尸体进行暂时处理，等肉体腐烂后再把骨骼收拾起来，同亲近的人一起埋葬。每座墓合葬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最多者可达一百余人。各墓的随葬品很少差别，而且也不强调个人所有，这显然也体现着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
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我们看到无论是在聚落内部还是在聚落之间，都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在聚落内部，个别房子造得特别讲究，规模往往也比较大，而大多数房子仍是简易的窝棚。在多数聚落的规模并无显著变化的同时，少数聚落却发展得特别大，出土遗迹遗物的规格也比较高，说明它们已发展成为当时的中心聚落，是社会分化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墓葬的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少数大墓开始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木椁，随葬品可多达100多件，质地也特别精良。而绝大多数小墓则无棺无椁，随葬品十分简陋，有的甚至一无所有。贫富分化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
在辽宁省西部的凌源牛河梁发现了一处红山文化后期的祭祀中心和贵族墓群。所谓祭祀中心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圜丘等一大群建筑。所谓女神庙是一个半地穴式的房屋，现在仅清理表面的一部分堆积，就发现至少有五六个人体塑像和个别禽、兽的塑像。人体塑像有的和真人一样大，有的还要大两三倍。庙旁有用石头护坡、表面平整的巨大的长方形祭坛。这组建筑的前方数百米，在一处很显眼的山坡上，用石头砌成一个巨大的阶梯式圜丘，推测也是作祭祀用的。
贵族墓葬分布在祭祀遗迹的附近，有三十多处，每处一、二墓或四、五墓不等。每墓中心有石椁，随葬玉器等贵重物品。墓上垫土，四周砌石。有的砌两三层台阶，宛若祭坛。其外围还往往竖置一周筒形陶器。有的墓旁还有若干小墓，也有石椁，有的也随葬玉器。这些小墓的死者当是墓主人的随从或近侍。这样看来，牛河梁所反映的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已经明显地分裂为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贵族有自己单独的墓地，而且由于这个墓地同祭祀中心结合在一起，可见宗教也是由贵族所把持的。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相应的由贵族组成的权力机构，这些贵族的地位是难以维持的。这样的社会，已经同过去那种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有所不同了，这是走向文明社会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的一千年间，生产技术已有较大的发展。除石器制作更加精良外，还能制造一些小件的铜器，种类有刀、削、锥、凿、斧、铃、齿环和指环等，在青海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小型的铜镜。这些铜器的质地不尽相同，有些是红铜作的，也有少数是砷青铜或黄铜做的，后二者可能与矿石成份较杂有关。由于铜器在当时生活中已占有一定地位，过去把这个阶段的文化遗存统统划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法就不尽合适了，有必要列为铜石并用时代，作为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中间的一个过渡时代。又由于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龙山文化及其同时代的诸文化，所以在考古学上又称为龙山时代。
这个时期在建筑业中也有巨大的进步。在一些房屋建筑中已经大量地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夯筑技术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有些坟山也用夯土筑成。由于有了夯筑技术，使得营建大规模的城垣成为可能，而各种类型的城堡确实就在这个时候从地平线上冒出来了。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址大约有四十多处，分布于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四川和内蒙古等省区。如果以后加强考古调查，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城址。河南和山东境内现已发现10座城址，其中较大的如河南辉县孟庄和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面积都有20万平方米左右，较小的如河南淮阳平粮台则仅有3500平方米。但后者做得比较讲究，已发现有东、南、北三座城门，南门两边设有门卫房，门道的地面以下还设有通向城外的陶质排水管道。有的城周围设濠沟，有的则由人工修成高坡。湖北和湖南境内发现了6座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近似圆形或椭圆形。浙江省杭州市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区更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周围还有若干祭坛和贵族坟山，组成一个巨大的遗址群。内蒙古的情况有所不同，那里多随山势用大石头砌筑城垣，这种山城往往座落在险要的地方，多数应是军事城堡，少数较大的山城里面也有数量不等的常住居民。
城的出现应当是战争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这是由于生产的发展，加深了贫富分化的程度，人们创造的许多财富为少数贵族所占有。他们贪多无厌，还要觊觎别人的财物，于是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掠夺性战争。这个时期出现了大量制作精致的石钺和石箭头，是军事活动激烈化的直接反映；各地还发现许多乱葬坑，坑中往往丢弃数具乃至十数具尸骨。有的身首异处，有的作挣扎状，有的骨骼上还带有射入的石箭头，显然也是战争激烈化的直接证明。中国古代把城叫做国，城里人叫做国人。国有时也包括部分乡村，即所谓野。包括城乡的政治实体有时也叫做邦。传说黄帝时就有万国，尧舜的时候有万邦。大禹的时候也是“天下万国”。万者言其多也，并不一定就准是一万个国家。总之是一种小国林立的局面。以后因为相互征伐兼并，到商汤时只剩了三千余国，周武王灭商时会于盟津的还有八百诸侯。龙山时代据放射性炭素测定刚好早于夏代，众多城址的发现证明那时已处于小国林立的局面，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正好相合。所以我认为龙山时代可称为中国的古国时代，是真正的英雄时代。
把前面的意见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到了夏代，中国古代文明才基本形成。
让我们逐一考察中原和内圈各主要文化区走向文明的具体情况，以及它们怎样相互影响而结成一个整体的。
首先讲中原文化区。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河南新密的李家沟文化，年代为距今10200年—8450年。之后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李家沟文化开始出现陶器，裴李岗文化有比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仰韶文化是一个强势文化，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已有很规范的环壕聚落，到第二期即庙底沟期则已出现高于其他聚落的中心聚落。势力范围不但涵盖整个中原，影响所及则东到山东，南抵湖北，西达甘青，北及燕辽。最核心的地方在河南灵宝的铸鼎原，传说那里是轩辕黄帝铸鼎的地方，汉唐均建有黄帝庙。那里有多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最大的北阳平有100万平方米，东边的西坡遗址有40多万平方米。现仅在西坡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发现中心部位有5座大房子。都是单间大堂，地面达数十乃至200多平方米。其中的F104地面83平方米，是比较小的。F106地面有240平方米，F105地面有204平方米，后者周围有回廊，总面积则达516平方米。这些房子的地面经过特殊的加工并涂以紫红等彩色。如此高等级的建筑应该属于宫殿或宗庙的性质。周围较小的房子才是住人的地方。
这个聚落的南面有一条小沟，沟南是一片墓地。现已发掘墓葬34座，从布局看似乎还有未挖的墓葬，原来墓地的规模应该更大些。墓葬的规模明显可以分为四级，其中的一级大墓有M8、M17和M27共3座。二级墓有4座，三级13座，四级11座。大小墓葬穿插分布，说明死者应该属于同一个血缘集团。M27长503，宽336，深192厘米。有廓室，上面有木盖板，板上盖麻布。随葬品仅9件陶器，包括一对釜灶以及壶、钵、大口缸和簋形器，火候不高，似为明器。
甘肃秦安大地湾是一个扇形山坡上的大型聚落遗址，从山下到山顶有一条中轴线，将遗址划分为对称的两片。中心是处在中轴线底端的901号大房子。这座房子由一个大型殿堂、后室和东西两间厢房组成，总面积约290平方米。这种格局开启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殿堂前面正中的大门外特设一个方形的门垛。大殿中间有一个大型灶台，后面有东西两个对称的大柱。四面有加固墙壁的贴壁柱。殿堂的地基经层层夯筑，地面抹多层三合土，看起来跟水泥一样，十分光滑平整。房前的广场也有两排各六个柱础。在这里立柱更显得十分气派。聚落中轴线的中段还有一座401号的大型房屋。中轴线的两边则有数百座中小型房屋，俨然是一座都城的雏形。
河南中西部的秦王寨类型中较大的聚落有郑州大河村和洛阳王湾。大河村虽然没有发现殿堂式的大型房屋，但有成排的分间式房屋。有一座四间套的房子，两间居室和一间储藏室，中间是一个大客厅，摆放了许多陶器，仅陶鼎就有12件之多。家庭的人自己用不了那么多，可能是宴请宾客之用。另一座套间房F19-F20也有同样的情况。陕西关中高陵的杨官寨有一个史家类型的窑场，在一条小沟的北坡东西并排多座陶窑，每座陶窑旁边有一座窑洞式房子。窑场西边有一座放置陶器的仓库，里面放了许多小口尖底瓶。看来是专门为交换而进行的专业化生产，值得注意。
牛河梁第13地点在遗址东南，是一个巨大的祭坛。呈圆锥形，底座直径超过100米，高约15米，被称为土筑金字塔。坛顶似有祭天的圣火遗迹。
牛河梁遗址西南的第16地点在一座小山丘顶上，上面有夏家店下层的遗存，其下迭压11座红山文化的墓葬。其中的4号墓是迄今所知红山文化中最大的墓葬，周围的小墓可能是陪葬的。该大墓同样开凿在岩石上，墓穴深4.68米。在当时没有任何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只能以石攻石，或者再加上木棒和水火，这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啊！该墓死者为一40—45岁左右的男性，随葬有玉人、玉天鹅、玉箍形器、玉镯、玉环和绿松石坠饰等。是红山文化所有墓葬中随葬品等级最高也最丰富的，死者的身份无疑也是最高的，可否称之为红山王呢？
在以上三个标志性地点的中间有约40处积石坟冢。较早的坟冢仅有几座，都在第2地点，东西排列且都为圆形，每座冢墓随葬一件很大的彩陶罐。
其余坟冢都是晚期的。有单个的，也有排成一列的。第2地点即在早期坟冢北边排成一列，中间有一个圆形祭坛。每个坟冢埋葬前在岩石上开凿一个墓穴，死者放入墓穴底部，用土块和碎石填满后在周围用石块砌成方框，再在上面堆成石冢，有的还要在冢顶放置一个陶制的塔形器。方框每边长约十余米，面积达百余平方米。紧贴方框四周则排列大量彩陶筒形器，数量达数十乃至上百件，蔚为壮观。墓主人往往随葬玉猪龙等玉器，而且只随葬玉器，可谓惟玉为葬。坟冢外围往往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
在红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还有十几个地点发现有跟牛河梁同样的大型积石坟冢。内蒙古敖汉旗四家子就有五六个一排积石冢，其余地方都只有一座。可惜都没有发现相应的聚落。像牛河梁这样高度发达的文化遗址更应该有相应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可惜至今还没有找到。不过就是已发现的这些遗迹，已足以反映出红山文化早期文明的光芒。
在江浙地区，继承崧泽文化的是良渚文化。但崧泽文化的玉器不甚发达，良渚文化高度发达的玉器明显是继承凌家滩文化的。良渚文化的中心在浙江杭州西北的良渚镇。那里发现有良渚古城、贵族坟山和超大型水利工程等。良渚古城由宫城、王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即莫角山，为一正方形的高台，面积达30万平方米，发现有宫殿遗迹。王城达300万平方米，城垣底部为加固铺垫大块石头，上面夯筑黄土。工程浩大。城内有玉器作坊等手工业区，还有水道与城外河道相通。城西南的卞家山有河港和码头，可以通过良渚港通向外河乃至外海。城西的汇观山和城东北的瑶山有王室的祭坛，祭坛上同时有高级贵族的墓地。王室墓地则在宫城西北角的反山。其中的12号大墓随葬玉器即达600多件，包括琮、璧、钺及大量装饰品。最大的玉琮重6.5公斤，被称为琮王。上面刻画了8个神人兽面纹，刻工的精细有如微雕。玉钺上也刻画神人兽面纹，钺柄上则镶嵌大量玉珠。
墓中还随葬大型漆盘和漆杯，上面也镶嵌大量玉饰件。墓主人显然掌握了军权、神权和财权，或许可称为良渚王。
古城的北部有塘山，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运河，其西头直通山下的大小水库。那里在各个山口筑起了一系列水坝以拦蓄洪水，工程之艰巨令人叹为观止，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古城往东的临平茅山有大面积的水稻田，经探测至少有80多亩。而且规划整齐，用田埂区分田块，方方正正，每块面积约一二亩，跟现代水田相似。根据稻田中硅酸体密度测算，稻谷亩产140多公斤，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产了。稻田中发现有大量炭屑，说明当时的耕作方式是所谓“火耕而水耨”。与稻田相配合还有水塘和水渠。水渠中发现有7米多长的木船，以备运送粮草。整个茅山不啻为一个国营农场。2010年在莫角山宫城东边发现有数万斤烧焦的稻谷和稻米，那应当是王室粮库被火烧毁的证据。2017年夏在莫角山宫城西南的池中寺发现万余平方米被烧焦的稻谷堆积，包括成束的稻穗，估计有20多万公斤之巨，那显然是国家的粮仓所在。由此可见当时的稻作农业生产达到了何等的规模！良渚古城内外那些巨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完成，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应当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五讲湘鄂文化区。这个文化区包括湖北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的洞庭湖平原。最早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稻作农业已较发达。之后在湖南有石门皂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此时在澧县城头山出现了最初的环壕城址。之后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不断加固修筑并略有扩大。与此同时，在江汉平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的谭家岭出现了油子岭文化的环壕城址。接着在其外围修建了屈家岭文化的大型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此城一直沿用到石家河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时期。
此时在江汉平原出现了一系列城址，石家河成为其中心，其布局几乎同良渚文化别无二致。石家河城的中心在谭家岭，那里发现的房屋基址，墙壁的厚度即达1米。城内西北的邓家湾是一个墓地兼宗教遗迹所在地。那里发现的两个小浅坑中竟有两百多个陶人和数千个陶塑动物，个体都只有十厘米左右。陶人多着细腰长袍，头戴软帽。大部分盘腿而坐，手捧大鱼。少数手舞足蹈。动物中有家畜猪、羊、牛、狗和鸡，野兽有大象、猴等，还有许多长尾鸟，形象生动。邓家湾两座建筑遗迹的边缘摆放了大量圜底陶缸，相互套接，初看起来以为是陶水管。一些陶缸上有刻画符号，很像大汶口文化的大口尊。但大口尊多单个随葬，而邓家湾的陶缸似乎是一种宗教遗迹，且数量巨大，至少有上千件，除邓家湾外，肖家屋脊和西城垣边的印信台也有。城南的三房湾更发现有数十万粗红陶杯。杯内空间很小，根本不适用。不知道为什么做如此多不适用的杯子。石家河的几处墓葬虽然有大小的明显分化，但大墓只是多随葬一些陶器，没有特别高档的物品，精美的玉器仅见于瓮棺葬。石家河那么大的城，应该与战争的防御有关，但没有发现石钺之类专门的武器。只是在一个灰陶罐上刻画一位高举似乎是石钺的武士。
龙山时代：约公元前2900年至前2000年。龙山时代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悄然消失，继起的小河沿文化似乎并非直接继承红山文化，发展水平也明显下降。江浙地区高度发达的良渚古国更是突然倾覆而没有了下文。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区和海岱文化区则快速发展，长江流域中游的江汉平原进一步发展，上游的川西平原也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不过虽然有很大变动，整体格局还仍然是多元一体。
与陶寺同时，在陕北神木有一个规模宏大的石峁山城。该山城位于一座小山顶上，有内城、外城和皇城三重结构。外城有石砌的墩台、门塾和马面等，东门更在白灰墙上画红、黄、黑色的几何形彩绘。皇城是一座石砌的阶梯型高台，台顶有宫殿和池苑等建筑。宫殿的石砌构件上有雕刻的人、兽面等图形。台上发现有成千上万的羊骨，上万根骨针，成千个用骨片做的口琴。同时还出有大量玉钺、玉牙璋和玉璜等。那里也有一个青铜齿环迭压在玉环上，还有铸造青铜刀的石范。石峁有些陶器也跟陶寺相像，两地很可能存在实际的联系。类似石峁的山城遗址还有许多，只是规模略小一些。那已经是中原的边界地区了。
在中原地区，还有河南登封的阳城，那是一座50万平方米正方形的城址。传说禹居阳城或禹都阳城。那里也发现过青铜容器的残片。禹传子启，从此开启了世袭王权。但启的儿子太康好玩，被东夷的后羿给取代了，即所谓“因夏民以代夏政”。儿子仲康只好逃走，孙子少康逃到有仍当了牧正。后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恢复了夏代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在新密新寨发现了一个环壕城址，年代略晚于王城岗，出土遗物除了本地传统的因素以外，还有少量东夷岳石文化的因素。因此很可能是后羿代夏所建的都城。
回头说海岱地区。那里继大汶口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这时也向西对中原龙山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龙山文化时期又有新的发展。最突出的是是所谓蛋壳黑陶器皿。其中以多种形态的杯、豆为最。其厚度仅一二毫米，漆黑发亮，而且火候高，非常坚硬，敲之有金属声。经过实验，应该是等坯体阴干后放在车床上一遍遍地车削才可能做得那么薄。而且一定要装在匣钵中焙烧才不至于损坏。龙山文化的玉器如钺、圭、牙璧、牙璋和发笄等同样有非常高的工艺水平。龙山文化有多座城址，著名的有城子崖、两城镇、尧王城、桐林—田旺和丁公等。丁公的一块陶片上还刻画了12个文字，可能是一个传递信息的文书，只是无法辨认。龙山文化的墓葬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化。临朐西朱封和泗水尹家城高等级的墓葬有一棺一椁和一棺二椁之分，可见有初步的礼制。
在江汉平原，继石家河文化之后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明显受到中原王湾文化的影响，论者多认为与传说中尧舜禹征三苗的故事有关。这时玉器特别发达，工艺水平很高。在谭家岭即发现有9座瓮棺葬，随葬玉器达200多件。这些玉器基本上是一些小牌饰，但雕刻极为精致。大部分纹饰是浅浮雕，线条圆润。有立鹰纹、侧面人头和虎头等。之前在肖家屋脊的6号瓮棺中也曾出土了56件玉器，也都是小巧的袖珍品。其中有多件神祖的头像。还有虎头、蝉和飞鹰等。可谓独树一帜。
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这时也突然出现了一系列环壕土城，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郫县鱼凫城、双河古城、都江堰芒城、高山古城和三星堆一期古城等将近十座。从出土陶器来看应该是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那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有利于种植水稻。其中宝墩古城最大，外城近圆形，约300万平方米，城内大部分是水稻田，中间的许多小土包当是农家房舍所在。内城为长方形，约60万平方米。城内有宫殿式建筑，可见宝墩古城即是成都平原最初的都城。后来中心移到了广汉三星堆，并发展出了高度的青铜文明。
二里头文化：龙山时代之后出现的第一个青铜文化就是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该遗址规模巨大，有宫城、青铜器作坊、绿松石作坊和祭祀区等。宫城位于遗址的中心区，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包含多座宫殿基址。环绕宫城有规整的道路，上面有双轮车辙印迹。看来奚仲造车的传说还是有根据的。1号宫殿位于宫城内西南角，有一个约1万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面建主体殿堂四周建围墙和廊庑，布局严谨。遗址中出土多件青铜爵，还有青铜鼎、斝、盉、铃等礼乐器，开先秦礼乐器的先河。青铜器作坊中发现有铜矿石、坩埚、陶范等，从残陶范来看，可铸铜器的最大直径达30厘米以上。在宫殿区的一座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绿松石镶嵌的龙形器，长65厘米，中间放置一件铜铃。二里头还发现有多件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上面的图案也略似龙纹。二里头的玉器也很发达，主要有钺、戈、刀等武器和璧、璋等礼器。其中牙璋最具特色。同样的牙璋几乎传遍了全中国，最南甚至到了越南。可见二里头文化影响之大。前面谈到夏代传到少康中兴起来了，此后即再未迁都，这个都城非二里头莫属。中华文明到此即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从此生生不息，持续发展。
我想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第一，中国文明既然从起源到现在连续发展而没有中断，证明她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伟大文明。世界上的原生文明只有三个，一个是古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的西方文明，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东方文明，一个是以玛雅文化为代表的美洲文明。西方文明和美洲文明体量都很小，经不起外力的冲击，很快就湮灭了。只有中国文明生生不息，持续发展而从未中断；第二，中国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多元一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分裂是暂时的，最终总要走向统一；第三，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沿着多元一统的轨迹曲折前进，以至形成现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因此我们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还要注意发挥各民族和各地方的特色，使中华文明丰富多彩，争奇斗艳，生生不息，永远雄居于世界的东方。
作者严文明，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